198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到基层锻炼成长 优劣由实践鉴别
衡水地委从第一线考核选拔干部
编者按:衡水地委在第一线考核提拔干部的做法,是个有益的尝试。对干部制度改革,我们要有一种紧迫感,认真实践,认真总结经验,逐步制定和完善关于干部选拔、考核、升降等各项制度,使干部工作实现民主化、科学化。这样,干部工作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及不正之风,才会从根本上得以消除。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河北省衡水地委改革干部的考察任用方法,注意把干部放到基层锻炼培养,并在第一线考核提拔。目前,已从下乡下厂干部中选拔一百零三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
近两年,衡水地区从各级党政机关中选拔了一批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较高文化程度,各方面表现较好的年轻同志,列入后备干部名单。这些同志大部分是从学校进入机关工作的,书本知识多,实践经验少。为了使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地委决定把他们下放到基层去工作。去年10月和今年初,衡水地委根据本地区十分之一的村庄还未脱贫,部分企业面貌落后的实际,分两批组织包括后备干部在内的一千二百名党政机关干部深入工厂、农村,实行一年制蹲点扶贫,帮助改变落后面貌。对下厂下乡干部,地委一视同仁,在第一线工作实践中鉴别优劣,不管是不是列入后备干部名单,只要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就提拔重用。
为了促进下乡下厂干部的成长,地委和各市县切实加强管理,采取了三项管理考核措施:
(一)压担子,实行目标责任制。下去的领导干部都担任所驻乡的党委副书记或副乡长,负责一方面的工作。一般干部均在所驻村的党支部、村委会、农工商联合体中任职。各下乡、下厂干部在目标责任制书上,要写明所进驻村(厂)的经济发展现状,脱贫致富要达到的目标和采取的主要措施。
(二)三方管理,考察重实绩。下去的干部由地方党组织、地县下乡下厂办公室和本人工作单位共同管理,以地方党组织为主,平时交任务、压担子,了解每个干部的工作情况,每半年考察一次。考察坚持走群众路线,不仅向当地党组织了解情况,同时邀请群众进行座谈。
(三)一视同仁,择优提拔。对所有下放干部一律重实绩,任人唯贤。深县一位干部今年下放到西留村,在抓班子建设的同时,根据该村沙碱地多的特点,调整种植业结构,组织群众种植牧草二百多亩,亲自举办了五期养殖培训班,发展了三十多个养兔、养鸡、养猪专业户或重点户,提高了全村人均收入。县委提拔他担任县畜牧局副局长。冀县检察院一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的同志,下到全县最穷的枣园乡东高庄扶贫。他下去之后,指导帮助建立健全了村级领导班子,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刹住了赌博、打架斗殴、偷摸风,帮助村里办起了四摊工副业,发展了二十五个专业户,仅工副业收入一项,这个村人均可增收二百元。最近他被提拔为副官乡党委书记。列入后备干部名单的干部,下乡下厂后成绩不出色,工作打不开局面,则坚持不予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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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日喀则农民的新天地
——雅鲁藏布江见闻之三
新华社记者 汪延 汪青春
封闭状态开始打破,商品生产正猛烈地冲击着西藏农民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这是记者在日喀则县采访时的一个突出印象。
一个阴雨霏霏的上午,我们来到丹增群佩家。今年年初,这个三十六岁的农民决定,修建塑料大棚和玻璃温室,把自己承包的二十四亩地建成雅鲁藏布江边的第一个蔬菜生产基地。现在,丹增群佩的蓝图已初具规模,四个玻璃温室和塑料大棚出现在绿色的田地之中。大棚里蕃茄枝叶挺拔、黄瓜藤丝如萝,在枝丫的关节处,已长出圆圆的小果实。新建的玻璃温室中,破土而出的菜苗绿茵茵的,格外喜人。
和西藏大多数农民一样,丹增群佩是吃糌粑长大的。长到二十岁,除了在田地干活,连拉萨也没有去过。黄瓜、西红柿、辣椒、青菜只听说过,没见过。近几年来,日喀则城里的机关渐渐兴起了用塑料大棚和玻璃温室栽种蔬菜,他决心学习种菜技术。他家附近有个农科所,他整天泡在那里,向农技人员请教。去年,他试种了二个塑料大棚和二亩地的菜,一年收入达一万四千元。试种成功,丹增群佩决心扩大生产。
象丹增群佩这样的农民,在日喀则正成批涌现。他们不再满足自己家里的粮食仓满囤圆,而是开展多种经营,从事运输、建筑、服务、经商、粮油加工等新的产业,向更广阔的生产领域拓进。
“西藏农村也出现了万元户。”一个外国记者有些惊讶地写道。就是在当地工作多年的干部,对西藏农民能够这样快地接受新事物,也有些出乎意外。日喀则县委副书记梁殿成告诉我们:中央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后,日喀则县的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人均占粮已达到一千三百多斤,当县委正考虑引导群众从事多种经营时,农民已经行动起来。1980年以前,全县多种经营收入还几乎是零,1984年就达到一千六百万元,到1985年,多种经营收入已发展到二千一百五十八万元,占全县总收入的47%。今年,日喀则县继续保持着这种迅速发展的好势头。二百多户农民已组织起来,开进了后藏的首府——日喀则镇,他们搞起了建筑等行业,已成为日喀则经济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
在城北乡工村,我们看到一个由五户联合办的奶牛场。三千多平方米的院墙内,饲养着三十多头刚从青海买来不久的优种奶牛,这些奶牛已经产奶,开始供应日喀则镇的一些甜茶馆。五户农民还办起了一个粉条加工厂。其实,巴桑旺堆、坚赞等五户农民分属于四个村庄,过去在一起做过买卖。今年,他们把土地集中到一户有种田专长的农民手里,集资六万元,合办起了奶牛场和粉条加工厂,同时,他们还承包了一个果园,种了两个塑料大棚。这么大的规模,在巴桑和坚赞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十多个劳动力都发挥了各自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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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农村请客送礼成灾 农民负担沉重叫苦不迭
本报讯 湖北农村请客送礼成灾。监利县一百户农村住户中,请客送礼者就有九十九户;潜江县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用于送人情的金额就高达一百二十元;宜昌县今年上半年全县农民送礼支出共达九百万元之多。农民们说,人情大于天,不送难下台;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儿卖。礼金和人情,成了农民的沉重包袱。
在湖北农村,送礼名目日趋繁多,过去只是生、死、嫁、娶才请客,如今发展到升学、参军、做满月、过周岁、过十岁,还有五十、六十、七十大寿,建新房、庆丰收、开铺子、立门面、贺分红……等等,都要摆酒席、宴宾客,少说也有二十余种。与此同时,礼金日渐看涨,出手愈加“豪阔”。在湖北省被抽样调查的三千三百个农户中,1985年用于赠送亲友的现金共三十七万元,每户平均一百一十多元,比1984年增加十七元。今年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又提高了25%。荆州地区1985年每个农户用于赠送亲友的现金高达二百元,人均三十四元多,比1980年增长近三倍。过去农民送礼,两三元钱就可以对付,现在则互相攀比,比阔气、比面子,少则二三十元,多则送自行车、电风扇、沙发、缝纫机、电视机,送礼金额高达几百元,有的一次请客十桌、八桌,甚至几十桌、上百桌。
农村请客送礼之风越刮越大,主要原因是:
一、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有所改善,积累资金和生产资金都从过去集体管理转入农民手中,许多农民不知如何管理运用资金,便大量用在请客送礼上。
二、一些农村党员、村组干部讲排场,摆阔气,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起了带头作用。天门县文墩乡一个村干部的儿子结婚收礼达一千七百多元。
三、互相攀比。“小康户”讲排场,送的礼金高;困难户要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监利县沙岭乡的一个农户,送礼送走了全年劳动成果的37.8%。许多困难户对请客送礼很恼火,但因为大家都在送,不送不好办,只好随波逐流。
请客送礼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直接影响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湖北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表明,1985年人均纯收入比1984年增加7.4%,而人均送礼金额却上升了27.2%。看来,加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大力宣传节约,刹刹农村请客送礼铺张浪费风是非常必要的。
(罗盘 毛建中)
湖北农村请客成风、送礼成灾,农民苦不堪言。看来,根治这种歪风邪气,除了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带头更新观念,破除旧的风俗习惯,并教育和帮助农民群众一起抵制请客送礼之风。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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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年四月一日起进行残疾人抽样调查
民政部最近将举办社会福利企业产品展销会
本报讯 记者张砚报道:经国务院批准,将在1987年4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这一消息,是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组长李正向记者透露的。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在我国是第一次。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非常关心残疾人,使许多残疾人同健全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次调查对象是视力、听力语言、智力、肢体残疾和精神病等五类残疾人;凡有两种或多种残疾的人,另列为综合残疾。通过调查,可以取得全国各类残疾人的人数、地区分布、致残原因以及他们医疗、康复、教育、就业、婚姻、家庭和参与社会等十四个方面的数据和资料,为今后制定我国社会发展和进一步发展残疾人福利事业提供可靠的依据。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希望各地政府重视这一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完成调查任务。
部署和组织这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领导小组,分别由民政部、国家统计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等十个部门联合组成。据了解,全国调查的样本量是一百五十万人。目前各地正在组建调查队,将有一万人参加这次调查活动。
又讯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2日在北京农展馆举办首次全国社会福利企业产品展销会。 (曾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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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讲文明不是单方面的
冯媛
最近,看到不同报纸上几段相似的抱怨之言:郑州某宾馆的“顾客须知”全篇都是在警告别人,不准如何如何;上海某宾馆对有女性来访的男客房“严密监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杭州虎跑茶室的杯子都是敲缺了口的,为的是防止茶客“顺手牵羊”……
类似的事人们多次碰到,“阶级斗争为纲”年月里的过来人对此已见惯不惊。再说利用旅馆等场所进行犯罪活动者的确有之,吃酒品茶后窃走饮具者亦有之。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或服务人员提高警惕,对不文明之举加以防范并无不可。
 转念一想,又觉不然。因为实事求是地看,公共场所已非“无产阶级的前哨阵地”,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们生活和消闲之地。管理人员或服务人员不仅要监督、要求人们遵守社会公德,更主要的是文明待客、礼貌经商,把旅(顾)客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加以尊重,当作服务对象而热诚相待,以自己的文明举止向社会示范。
但是,前述做法,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把人当作“异己”,都只能使得人际关系疏远、冷淡、对立,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要求的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关系是南辕北辙的。应该说,文明、礼貌不是对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对全社会的共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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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平年话和平
首都各界人士集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愿正义压倒邪恶,和平取代战争”,“制止不义战争,保卫人类和平”,“和平需要青年,青年需要和平”,“充满爱的和平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和平万岁!”
这是来自首都的工人、农民、科学家、文艺工作者、教师、学生和宗教界人士今天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举办的“和平年话和平座谈会”上表露的心声。
来自卢沟桥的农民李世明说,我们五十多岁的人至今仍保留着对战争的痛苦回忆。现在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们决不能让战争再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要和世界人民一起争取持久的世界和平。
北京大学学生刘能元希望青年们增强维护和平的意识,培养同情心和正义感,加强同各国青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相处,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研究员朱纯在会上指出,当前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不断发生。世界人民要求苏美两国继续进行认真的军备控制谈判并达成真正有利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与稳定的裁军协定。
著名诗人朱子奇呼吁世界各国不要用大炮、炸弹对话,而应该用诗、用文学来对话。他还朗诵了他的长诗《和平交响曲》中的两个诗章“中国之声”和“和平在哪里”,把中国人民憧憬和平的美好情感和意愿凝聚在诗句里。
画家孙瑛、马德春、朱军山在会上即席合作象征和平和自由的水墨画荷花。和裁会会长周培源在画的左上方题词:人类之光。
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希望由中国百名年轻歌手演唱录制的《让世界充满爱》,能译成各种文字,献给各国人民。最后,大会在东方歌舞团演员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中结束。
座谈会由和裁会副会长、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淑贤主持。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李伟、吴加善、傅铁山、沈元、李燕杰、李立青、孔晓晖、汤铭新。和裁会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近百人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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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成效
本报讯 记者赵相如报道:江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后三年与前三年相比,全省刑事案件下降31.5%,各地公共场所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
在城乡实行经济责任制后,有些地方出现了“人人忙生产,没人管治安”的局面,结果坏人捣乱反而影响了生产。通过“严打”之后,全省开始探索新形势下如何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路子。省粮食局抓住行业特点,实行条块结合,促进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和分工协作的不断完善。现在全省有十多个县的粮食部门实现了无火灾、无盗窃、无重大事故、无职工犯罪的安全单位。
针对青少年犯罪和释放人员重新犯罪问题,清江县举办了失足青少年和违法人员的法制学习班,江西钢厂安置了六十三名劳教、劳改过的人员,做到回来一个认真安置一个,为他们创造重新做人的环境。现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重新犯罪,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的有十五人次,被推选到工段级领导岗位的有三人,到车间领导岗位的有一人,有十人表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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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过试点 采取措施
陕西整顿公安干警作风
本报讯 记者苏宁报道:陕西省公安系统在省委的支持和领导下,从今年3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扎扎实实整顿纪律作风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他们首先在西安、宝鸡、咸阳等六个地区各选了一个公安基层单位进行整顿试点。在总结试点单位经验的基础上,今年5月又在全省九十多个地、县级单位全面铺开,现全省已有88%以上的单位进行了整顿。截至今年10月底,陕西省公安系统共查处违纪案件二百二十余件,受到党纪、政纪、刑事处分的人数占干警总数的1%。还有一些不适宜做公安工作的人调离了公安系统。经过查处、清除、调整工作,端正了公安干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密切了警群关系。
在整顿过程中,各地公安机关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边整边改。为了便民利民,许多派出所建立了“警民联系箱”,主动上门为群众办户口;有的单位积极退还乱摊派收来的财物,清退利用特权占用的住房;还有不少单位收缴的赃物、罚没款、群众交来的拾款、拾物。对收取的各种证件管理费,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并进一步完善了枪支、财物保管、审批等制度,基本上杜绝了管理上的漏洞。
陕西省公安系统整顿纪律作风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目前还有少数地方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或流于形式。10月底省公安厅专门为此召开了全省的电话会议,提出一定要善始善终,取得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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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名退伍军人带领群众致富
据新华社石家庄11月25日电 河北省曲周县五名退伍军人带领群众苦干三年,使贫困的西路庄村脱贫致富。
有二千四百三十口人的西路庄村,过去人均年收入只有一百来元。1984年初,王新波、张兰堂、李佩云、张浩兰、张保友五名在部队经过两用人才培训、懂技术、会管理的退伍军人被选为党支部委员,组成了新的党支部。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决定首先抓农田水利建设,改变生产条件。当地打一眼水井需花费三万元,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他们自己分摊、筹借贷款不足的部分。开工后,他们打着背包,带着水壶、干粮苦战在工地,先后打出三眼机井,修复了二十五眼废井。去年以来又带领群众建厂办店,全村农副业总收入达一百万元,集体存款四十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了六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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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军区后勤部四有教育生动活泼
本报讯 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通过对三十多个基层单位和四百五十多名干部战士的调查研究,总结整理了“四有教育”的新方法,使“四有教育”生动活泼。
后勤部所属某医院把“四有教育”的内容、任务,分到机关各部门,纳入医院建设目标管理轨道,医院医务质量明显提高,在全军医院工作检查中被评为先进单位。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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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主席电贺世界佛联十五届大会召开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今天致电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祝贺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的召开。电文如下:
值此贵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召开之际,特电致贺,并祝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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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向乌兰夫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尤斯廷·尼科·帕帕约尔吉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向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这位大使是11月17日抵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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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事简讯

外事简讯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五次会议11月25日上午开始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本次会议预定于11月28日结束。上次会议是今年7月22日至25日在伦敦举行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图南11月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代表理事、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率领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11月25日晚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以江原道行政经济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景浩为团长的朝鲜友好参观团。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王首道11月25日会见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部长岩岛久夫。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11月25日晚会见并宴请了以众议院议员、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子美津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活动家访华团。
▲应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差猜·春哈旺的邀请,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率领中国轻工业代表团11月25日离开北京前往泰国访问。
访泰结束后,应尼泊尔政府的邀请,杨波部长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我援建的造纸厂竣工典礼仪式。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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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岗位上
——福建省律师参与经济活动纪事
本报记者 张铭清
在一些人眼里,律师就是帮别人打官司的。人们在庄严的法庭上,看到他们与审判员、检察员组成“三堂会审”,凭着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刚正不阿,正气凛然,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可是,在“公堂”之外,律师们受聘为企业的法律顾问,审查、草拟经济合同和法律文书、参加涉外经济谈判、采取非诉讼方法排解经济纠纷等等,人们就未必象在“公堂”上看得那样清楚了。
去年春节前夕,地处闽东的福安县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可福安县外贸公司却笼罩着一片愁云,他们在为一百三十多万元货款无法如期归还银行、影响国家资金周转而急得团团转。
“找律师去”。在县律师事务所,他们向律师老卓叙述了事情的始末:福安县外贸公司于1984年12月与一家外资企业签订了一份六万只电子计算器购销合同,标的一百三十九万二千元,交货期为1985年1月5日。合同规定:供方到期无货,按货物总值付给15%违约金,延期一周交货,按货物5%总值付罚金。
但到了交货时间,供方无货供应,反以“因冒牌计算器被海关查封”为由,推卸违约责任,拒付货款及违约金。外贸公司多次派人交涉,对方都采取回避、应付、推托态度。眼看到了归还银行货款期限,只好求助律师。
卓律师接受代理后,即以县律师事务所名义电告那家外资公司,要求对方根据我国《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负全部贷款利息、违约金及定金双倍返还责任,否则予以起诉。对方第二天回电,希望通过非诉讼解决,要求双方面谈。
在协商中,供方以“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为借口,只愿负贷款利息,不负违约责任。还声称他们的诉讼管辖权不属于我国法院,中国的经济合同法对他们只作参考。
老卓根据事实和法律作了有力驳斥。同时,他还严肃指出:外商在中国投资,其合法权益受我国法律保护,其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我国法律。供方无法推卸责任,终于承认违约并愿承担一切经济责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企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内容也越来越多。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把律师当作决策和管理不可缺少的“高参”。
福州一家公司接受一个日商合营福州饭店的要求。对方提出他可投资一千五百万美元,但要福州这家公司开出以中国银行担保的“期票”,分十年无条件兑现。“期票”是有价证券,可以转让,一千五百万美元加上十厘利息,数目可观,风险很大。同意还是不同意?这家公司请法律顾问参与决策。律师经过调查,发现这个日商注册资本只有两万美元,果断地建议取消谈判。公司接受了律师的建议,避免了上当。
年产值一亿多元的三明钢铁厂,去年签订了四千多件合同,标的总额达一亿五千多万元。但由于企业对合同管理薄弱,厂内不具备法人资格的部门和单位也对外签合同。加之经办人员不熟悉法律,不少合同条款不齐全、内容不具体、经济责任不明确。这些不合格的合同不仅没有约束力,还导致了没完没了的纠纷、扯皮,牵制了领导的精力,甚至贻误时机造成损失。今年,这个厂建立了法律顾问室,起草了合同管理细则,经厂管委会审议通过,颁发实施。厂法律顾问室作为全厂合同统一管理机构,涉外合同均由顾问室参加审查见证。此后,全厂的合同有章可循、依法办事,企业领导尝到了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的甜头。
如今,不仅大中企业,连乡镇企业也纷纷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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