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汤显祖和他的时代
——“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活动周”感言
徐朔方
汤显祖离开人间三百七十周年了。在他身后，君临天下的旧王朝急速地走向衰亡，然后封建社会又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取代，军阀割据，内忧外患，持续不断。最后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后，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神州大地没有尺土寸壤不承受沧桑巨变，然而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依然千古如新，受人珍视。以汤显祖而论，尽管存在着文言和现代语言的区别，他的二千多篇诗文以当时人们不敢想象的规模在印刷出版；他的杰作
《牡丹亭》的发行量以数十万计，它依然是舞台演出的保留剧目之一，虽然不象当年那样家弦户诵，流传之广却已远屈重洋，那是作者所不曾梦见的一些遥远国度，甚至连曲牌名都不被省略的英语译本也已经问世。今天，他的那些艺术精品又以“纪念活动周”的演出形式，集中地全面地介绍给中国和世界人民。
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并成为可能的呢？没有别的秘密，伟大作家和作品被公认，根本原因在于作家作品同人民、时代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联系。只要正确了解这一点，我想即使在不同思想体系的人们之间也不会有多大的分歧。
人民、时代和人类进步事业有时被理论家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和政治活动。古往今来的确有不少作家本人是政治家，或者虽然不是政治家，却也是当代某种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有不少作家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但他们的作品依然在千百万读者心里引起共鸣。文学史并不缺少这样的情况：有些作品的发表或演出几乎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成为新旧两派矛盾的焦点，然而时过境迁，它的作者却被时间的尘埃所淹没，有的作者虽然历劫而永存，他那曾经风行一时的作品却被遗忘，而他的当时并不那么显赫的作品却拥有越来越多的知音，历久不衰。可见仅仅以政治或政治活动来概括作家作品同人民、时代和人类进步事业之间的联系未免显得狭隘。当然也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唯有远离政治才能造就文学艺术的天才。
汤显祖不是与世无争的作家。《明史》为他立传，把他和不畏权势的一些谏臣排列在同一卷，因为他上过一道《论辅臣科臣疏》。他把上奏前近二十年的朝政加以一笔否定，许多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事实被揭露。朝廷不得不撤换声名狼藉的一些官员，他们都是大臣的亲信。汤显祖被贬官到当时视为蛮荒之地的广东徐闻县。在一般情况下，不久就会重新召还。汤显祖由于得罪大臣太深，尽管有不少推重他的官员为他奔走设法，他在五六年之后仍然被排斥在朝廷之外，直到弃官回家。
当时没有一件国家大事不在他的诗文中得到反映：俺答部落的入扰，青海和西北边境的防御失利；地主豪绅横行不法和“一条鞭”的田赋改革；皇帝倦勤，不问朝政；水旱灾荒和瘟疫，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生活等等。可是这些作品未能引起现代读者的兴趣，除了研究者很少有人问津。由于他勇于批评朝政，以致他的未成作品《紫箫记》也使人议论纷纷，受到上司的干涉。《邯郸记》、《南柯记》中的男主角官居极品，可能是或不是作者对当朝大臣的影射，并未影响人们对它们的评价。这“二梦”在后世舞台上演出最盛的散出都同政治很少有关系，如前者第二出分成《扫花》和《三醉》，第十五出改称《番儿》以及后者第二十九出的《瑶台》。《牡丹亭》愤世嫉俗，热嘲冷讽，人所共睹，然而这些有关片断都算不上《牡丹亭》的精采篇章。汤显祖以及别的作家作品所显示的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说明一点：作家作品同人民、时代以及人类进步事业的联系远不是政治一词所能概括，它比一些浅薄的理论家所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以“诗史”作为对伟大诗人杜甫一生创作的崇高评价。它正确地强调文学和社会的联系，流弊所及则是将文学等同于编年史，忽视文学本身的特点和它的职能。没有如同我们在汤显祖或其他作家身上所看到的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积极参与，他们的文学艺术才能很少机会得到成长和发挥。但是如果在某些特殊场合，作家和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竟然不是凡夫俗子的肉眼所能察觉，那也不妨碍它的存在。在物质世界，物体和物体之间存在着引力，引力大小同两者距离平方成反比，同两者质量乘积成正比；虽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有形的联系。用文学语言来说，这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个有成就有才华的作家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同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
汤显祖的代表作是《牡丹亭》传奇。有关国家大事的讽刺影射都是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背景。这些场景在演出时大都被省略。我想即使演出的话，它们也不会怎么吸引人。上面说一对青年男女，实际上只是一个少女和她的梦中情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多半是女主角比男主角写得成功，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她们受苦最深，得到的同情自然也一样。男主角柳梦梅只可能存在于她的梦中。当然作品也写到他从她的梦中走到现实的人间，但那就逊色得多了。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受摧残，而是封建社会将她禁锢起来，见不到异性青年。《牡丹亭》不象《红楼梦》那样深沉广阔，但就这一点而论，汤显祖无疑比曹雪芹清醒。作者的奇才不限于表现在一个少女竟然在游园之后一梦而亡，然后又起死回生；丈夫中了状元，非法婚姻依然得不到家长认可。请看《冥判》一出戏，花神一连报了三十九种花名，每一种都免不了判官的指斥。判官并非对女性美无动于衷，只是“有天条，擅用囚妇者斩”，使他收起他的非非之想。他若秉公办事，杜丽娘慕色而亡，也该罚她变成莺燕。但一听说她是千金小姐，那就又当别论了。作者的一腔义愤化作他的诙谐和幽默。判官同陈最良一样顽固不化，但却比他多一点世俗的人情味，比他可爱得多了。对一个非人角色的偏爱，是为了表达对另一个现实角色的不满。
用不着对这个剧本作全面评价，我想现在已经可以看清《牡丹亭》并不局限于恋爱婚姻问题。这是它的起点，不是它的终止。归根到底是这样一个问题：人们要求自己的幸福和权利，因为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同样是人。恋爱婚姻可以自主，封建礼法可以被蔑视，依此类推，那就一切都可以自主，封建秩序可以被否定。当然在现实社会中，每一步逻辑推理都充满着牺牲和斗争。
看来汤显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已经不知不觉地临近这思想禁地的边缘了。如果当时有人提醒他这一点，或者请教他《牡丹亭题词》：“第六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是否可以作如上的引申，可能他将感到意外。在他之前，唯心主义的王阳明哲学已在“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封建教条上打开一个缺口，他们坚持人心即七情六欲有好有坏，不应全盘否定。这实际上是对个性的不完全的承认，这恰恰是近代思想意识的起点。作为一个伟大作家，汤显祖和人民、时代以及人类进步事业的联系正是表现在这里，而不是表现在对当代政治的那些直接间接的批评，在深层而不在表面。一种思想不管怎样美妙和先进，如果它没有以完善的艺术形式得到表现，它不会使一个平庸的作者置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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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拳头作品”漫议
高占祥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优秀作品，而是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艺术瑰宝。如今，人们也象需求高档商品一样，需求高档的精神产品。我想用工业方面通常用的一个术语，把那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称之为“拳头作品”。而那些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则是“拳头作品”中的典范。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向文化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把注意力“集中到满足人民的文化和精神需要上来”，“努力提高精神产品质量，以满足群众的广泛需要”。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有关“拳头作品”的学问。
什么是“拳头作品”？拳头者，力之象征也。“拳头作品”就是力作——影响大、流传广、质量高。我想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思想上有独特的建树与发现，开拓了别人未曾涉猎过的生活领域，或在别人涉猎过的领域有更新颖的认识、更深邃的理解。二、艺术上有独创性，即具有独特的艺术发现和艺术风格。三、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为最广大读者或观众所喜爱。四、有好的社会效益。五、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从文艺规律来说，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不是简单地“抓”出来的。但力作的出现，特别是伟大史诗的诞生，需要有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需要有文艺家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促其诞生，促使“拳头作品”大量涌现。
“拳头作品”产生，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作为领导来讲，他们的全部工作只是为“出”拳头作品修路架桥，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谐的气氛和良好的环境。从中外艺术史来看，“拳头作品”的出现，既有作者本人特有的内在因素，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客观条件。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规律。我们要善于分析哪些方面符合和不符合创作规律；在领导者、作家和艺术家身上，有哪些对出“拳头作品”有利和不利因素。只有自觉地发挥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才能为“拳头作品”催生。为此，我想应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一、努力创造尖子人才破土而出的良好气候和土壤。文艺创作中的“拳头作品”与尖子人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无“拳头作品”者，很难说是“尖子人才”；而“尖子人才”，则必须以其“拳头作品”作为标志。有了“尖子人才”就有条件出“拳头作品”。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的精神生产劳动，而且多是个体的创造。所以，我们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创造适合尖子人才破土而出的气候和土壤上。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深刻指出：“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比花木还重要。”只要我们风调雨顺的文艺政策长期稳定，文苑的土壤日趋肥沃，文艺百花园定会万紫千红、美不胜收。要把发现和培养尖子人才放在第一位。建议领导部门对于在培育文学新人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教师、作家、艺术家，应给予精神和物质的奖励。对于那些能够代表我国文学艺术某一阶段最高成就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应给予国家级的奖励，授予荣誉称号。
二、积极提高文艺队伍的思想和艺术素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出：“文化工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担负着光荣艰巨的任务，应当认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素质，就要象胡耀邦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要向上攀登，二要向下深入。”所谓“向上攀登”就是攀登马列主义理论、科学文化知识和创作技巧的高峰。我认为理论基础差、知识面狭窄，是当前一些作家、艺术家出不了“拳头作品”的主要障碍。我们要采取措施，加强作者的理论学习，扩展知识视野，提倡作家、艺术家与理论家、评论家交朋友，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向下深入”就是深入到沸腾的四化建设的现实生活中去，自觉地同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丰富实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听到人民心声，触到时代的脉搏。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能折射出“时代之光”。作家、艺术家的历史使命是要反映时代，歌颂人民，使作品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作品要反映时代，唯一的道路就是作家深入到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中去。浮光掠影，蜻蜓点水，闭门造车是开掘不出生活的宝藏的。
三、作家艺术家要从多方面吸取营养。改革和开放政策给文化艺术事业带来了强大活力，给文艺创作以巨大推动。在新的形势下，广大的作家、艺术家要博采众华，善于从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外国的有益文化中吸取营养。
四、切莫忽视发展文学艺术的基础工作。我们在依靠专业作家的同时，要注意鼓励和发展群众业余创作。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难以涌现更多的尖子人才。提高不能忘记普及。处在生活第一线的广大业余作者是生活的“富翁”，只要我们热情关心业余文学创作队伍的成长，不仅会出“拳头作品”，相信会有一批文学新秀踏上艺术的殿堂。
五、适当组织一些重点题材的写作。我们国家有许许多多特别有意义的重大题材有待作家、艺术家们去开掘。当然，作家、艺术家要去创作自己喜爱的东西，领导不能强迫他们去写自己不想写的题材，但可以“张榜招贤”，设“黄金台”，鼓励他们写重点题材。并要为他们创作多提供一些有利条件，帮助他们解决在创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此外，要加强文艺评论队伍的建设和对文艺管理人员的培训。领导要对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新品种抱爱护态度。对于作家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要持宽容的态度加以引导，切忌打棍子。多讨论，少批评，要让文艺界自己通过讨论去明辨是非。新时期文化工作的领导者，万万不要做行政长官式的裁判员，而要努力做“开明、开放、开拓”的服务员。
繁荣文学艺术的关键在于多出“拳头作品”。人们盼望着更多优秀作品问世，呼唤新的史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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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话剧舞台上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
——浅谈“狗儿爷”的典型意义
顾骧
《狗儿爷涅槃》，这个戏名有点古怪。起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北京人艺”的朋友函邀，曰：“这个戏值得一看”。看了，出我意外，使我击节，竟然是这样一出好戏！何止值得一看，何妨二看，三看！
看了戏，直感是，这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戏呢！人艺的戏又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说不清楚。不过，看多了，观众心中自有一个人艺风格在。有人说，人艺的风格是深厚的生活基础，独特的人物形象，精湛的艺术技巧；也有人说，是洋溢着浓厚民族情调和浪漫主义气息的革命现实主义。果如是，那么，这出戏正是典型的人艺风格。
在剧场里，观众的阵阵笑声（那是苦涩的笑），强烈的共鸣与交流，使我仿佛有一种清风徐来的感觉。记得这感觉在八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观看《丹心谱》时曾出现过。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抒发的是当时人们真实的爱与恨的感情。从生活出发的原则得到了尊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在话剧舞台上，而且在整个文学艺术领域得到了恢复。如今，我看《狗儿爷涅槃》，深感八年时间不算长，然而革命现实主义艺术已远非是原来一种模式了，它已有了发展。使我欣喜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并未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它在深化，在开放，在发展。“狗儿爷”这一艺术典型塑造的成功，就是明显的例证。
我深深钦佩艺术家们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他们没有去“淡化”时代，“超越”生活，他们不是在全国人民为祖国命运而进行的一场新的革命面前无动于衷，置身事外。他们热忱地探索如何表现我们伟大的变革时代。他们观察、体验、思考，艺术地提炼出在当前社会改革过程中，小生产的旧观念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矛盾的主题。戏正是从当前这场社会大变革切入的。对狗儿爷典型的塑造，也正是从这个高度观照的。艺术家们没有认为描写当前改革生活只是表现生活的“浅层次”而不屑一顾，但他们又确实没有去罗列生活现象，图解政策。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这个现实更内在、更本质、更深广。
现实主义重视艺术典型的塑造。但要求所有艺术样式都去塑造典型人物，是不切实际的迂腐之见。不过，作为长篇叙事性作品，艺术审美功能的实现，恐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典型形象的表达。这出戏编、导、演似乎是尽其全力去塑造狗儿爷“这一个”人物形象。这是艺术家们的新创造，也是艺术家们的新发现。狗儿爷一生坎坷，艰辛备尝。狗儿爷的命运，是我们共和国曲折历史的一个投影。土地改革后，雇农陈贺祥——狗儿爷的大号，分得了土地，买了“菊花青”，拴上了大车，住进了地主祁永年的那座高门楼。之后不久，就是大家周知的折腾，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陈贺祥闹得人散财尽。二十多年过去了，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宝葫芦嘴儿”的地，小马“菊花青”，又回到了陈贺祥的手中。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历史的高级阶段常常要重复低级阶段某些特征。但历史又似乎是绕了一个圈子，仿佛回到了它的起点。狗儿爷的艺术典型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开，涵孕着丰富的社会内容。狗儿爷一生遭际所反映的我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世道沧桑，引人深沉的思考！然而，狗儿爷艺术典型的深度并不仅于此。艺术家们追求的是对我们民族特性的深层开掘，追求的是用独特的艺术手段完成这种开掘。艺术家们似乎是使用两种方法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法，再一种是吸收了表现人物意识深层以至潜在意识的某些现代手法。一方面对人物形象哲理深度的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又对人物形象的艺术生动、鲜明刻意求工。二者融合，交溶。这正是当今舞台上不少探索性作品所没有能够完美解决的，这正是狗儿爷这一典型的独特与成功之处。
狗儿爷既是“这一个”，又仿佛是中国二千多年农民的缩影。他具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又具有一定的哲理概括。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视土地如命。“庄稼人地是根本，有地就有根，有地就有指望”。狗儿爷的爹为赢二亩地，跟人打赌，愣是活吃了一条小狗，搭上了自个儿一条命。狗儿爷的诨号就是这么来的。狗儿爷就因为土地“归了大堆堆儿”，想地想疯了。农民对一小块土地的热爱，使他们有时具有非凡的革命性，有时又非常狭隘、保守。狗儿爷身上具有几千年农民传统的特性，吃苦耐劳，淳厚，然而又狭隘、保守、自私、顺从，目光短浅……。新时代到来，这些特性发展为对待象征封建文化形态的门楼拆除问题，爆发了公开的冲突。艺术家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人物，深深的同情，然而又是冷峻的解剖。
导演们勇于创新。林兆华同志和刁光覃同志一起，在锦云同志的剧本基础上，不拘成法，广泛地借鉴吸收了心理分析、意识流、象征、隐喻、内心独白、怪诞等现代手法和形式，这是事实。由此，对典型形象的塑造，就深入到人物意识的不同层次，探及到人物意念的底层。从而，使得人物性格具有更深广的、整体的表现。剧本以心理结构为线索，以狗儿爷的回忆和倒叙为贯串，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狗儿爷在疯癫状态下与地主祁永年鬼魂的对话，是幻觉与回忆等内心活动的外在形象化。至于背景的象征，时空的虚拟，情节的淡化，这些统统是为了腾出手来，增强对审美对象心态的深层开掘。导演的这些形式、手段的运用，是否离开了现实主义了呢？没有。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僵化的模式，更不是如有些人所说，只是照相式的反映生活。现实主义是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探索、革新、丰富、补充的。在狗儿爷典型形象塑造中，有些现代手法与形式的运用，是以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揭示人物真实性格为目的。而不是以荒诞、意识流本身为目的。所以它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审美范畴。这个戏的情节淡化了，但它不是反情节，情节还是清楚的。这个戏多方面运用了象征，但并未抽象化地将人物只当作一种哲学意念的“载体”，象某些探索之作，晦涩难懂，索然费解，缺乏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人物只是某一种民族性的抽象的象征物。狗儿爷的典型形象，既具有比具体形象更丰厚、深广的象征意义，又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这正是狗儿爷典型的成功之处，也是现实主义艺术力量之处。这里是否也包含林兆华同志对过去艺术实践中，个别作品的探索走得过远、重此而失彼的经验的一个总结呢？
说到狗儿爷的艺术形象，无论如何不能不谈演员。戏是成功的。象编剧、导演一样，演员林连昆同志的表演也是成功的。毫不夸张地说，他几乎一人演了一台戏。林连昆这些年来创造了不少角色，但狗儿爷是他艺术的新高度。林连昆的表演松弛、自然、真实、细腻。在那洒脱、自如的表演背后，有着他从生活到心象到自我感觉再到形象的繁复劳动。林连昆师承于是之，倾心于对生活真实的体验。他的表演艺术还溶和着民族传统的表演法则。狗儿爷相亲，假装吸烟，划亮一根火柴，火光照亮他与冯金花的脸。霎那间，表情、动作一个较长的停顿，这种极强的雕塑感，显然是借鉴传统戏曲中亮相的程式。当然，林连昆表演，最难的还是在狗儿爷时醒时疯，半醒半疯等不同的情景中，对人物的心态、语言、动作的把握。应该说，林连昆的表演风格与导演的风格、与剧本的风格是一致的。我欣喜地看到，在人艺群星如林的行列里，又一位表演艺术家真正成熟了。我兴奋地看到，我们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人物画廊中，又增添了一个具有光彩、有厚度的狗儿爷的农民典型形象。它的产生，也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开放、深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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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月》召开城市青年题材座谈会
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作协北京分会和《十月》杂志编辑部邀请在京部分作家、评论家，就城市和青年题材的文学如何深入反映现实生活进行了座谈。
有人提出，当前的改革广泛而深刻地触及到我们民族意识、传统观念、文化心理。青年人已不满足统一的生活方式。城市和青年文学不应再拘泥于一种模式，多样化应是它的主潮。
城市青年的意识具有当代性。对此，一些人认为，现代化都市生活使人们产生了紧迫感、隔膜感、孤独感。寻求理解是城市青年文学的主题。也有人认为，紧迫感、隔膜感、孤独感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作家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体验”出来的。中国城市改革面临传统的障碍，反映这一矛盾才是城市文学的主题。也有人指出，中国的城市意识与农民意识、乡土意识不可分离。目前文学中一些长着中国面孔却用西方方式进行思维的文学形象违背了生活的真实。
会议还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新的价值观念同传统道德观的冲突、中西城市文学的差异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