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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争鸣
史学研究必须求真致用
方之光
目前，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年青学者，迫切要求改变当前史学脱离现实、方法陈旧、领域狭窄等弊病，提出汲取西方新的自然科学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开展文理各学科交叉研究等建议。这些意见，都具有可贵的开拓创新精神，笔者完全赞成。但是，在讨论中，也有的同志在批评“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和“回到乾嘉学派中去”等片面性口号时，又提出了史学要“现代化”，不断“更新历史科学的历史知识”等建议；为了解决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有的同志主张把它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这就涉及历史与现实、科学性与革命性，以及如何古为今用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仅就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即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略述个人的意见，以求教于史学界同志。
（一）
史学是以研究人类社会已经逝去的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按照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有二：一是“应当整理记录，寻出正确的事实”；二是“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其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求历史之真实，是指史学自身的学术价值，“经世致用”是指它的社会价值。
紧密联系现实，“学必经世”，是我国历代史家的优秀传统。孔子作《春秋》，就把求历史之真的“述而不作”，与“寓褒贬，别善恶”的致用相结合。司马迁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目的也是“自镜也”。刘知几认为治史必须“拔孚华，采贞实”的直笔，反对曲笔，也是为了发挥“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途”的社会作用。
在我国封建社会，正因为史学在维护封建统治中发挥了重大的“资治”“资鉴”作用，所以它成了仅次于经学的显学。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地理环境和英雄史观决定论，对传统的封建旧史学进行尖锐的批判，把我国史学推向一个新阶段。他指出，我国二千多年来的旧史学，只不过是封建帝王臣僚治理人民的“教科书”，具有强烈的“贵族性”。为了“明道”、“经世”，不惜“强史就我”，任意篡改，把历史变成“供吾目的之刍狗”。梁启超认为治史必须“求真”、“求博”、“求通”，把史学从为封建统治“特别阶级服务”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章、第3章）。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虽然提出过“为历史而历史”，即“以史为目的不以史为手段”的纯客观主义的方法，但是，他为资产阶级“资鉴”而研究历史的目的，仍然是很明显的。
我国历代史家，虽然对我国历史的研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把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真正科学地统一起来。因此，中国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又始终是矛盾的。
孔子作《春秋》，刘知几就批评他没有做到“善恶必书”，而是采取“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乾嘉史家尽管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但是，他们
“信而好古”，“以现代事迹实为不足研究”，所以其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也是矛盾的。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资产阶级新史学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不一致的典型例子。梁启超说这本书起了晚清“思想界之一大飓风”的社会作用，而它的学术价值，则是“不惜抹煞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清代学术概论》）。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前，历代史家不可能做到求真务实和创新致用的统一。除了极少数史家敢于秉笔直书，“为治史而治史”外，大多数史家都是片面或歪曲历史去“经世致用”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都没有摆脱“君权神授”和“历史为心力造成”的唯心史观的束缚。因此，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中国史学，始终没有成为一门科学。
（二）
与中国传统的地主、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相反，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存在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的。它的任务是尽可能“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及其运动规律（《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这样，唯物史观不仅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且也给我们指明了把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正确途径。
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沿着唯物史观开辟的科学途径，对中国历史研究作出开拓性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从而使历史学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社会作用。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认真研究历史，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完整、准确地掌握实事求是这个唯物史观的精髓，把科学性与革命性对立起来，在一个时期里，犯了把阶级斗争观点绝对化、简单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从而使我国历史科学遭到严重的挫折。1958年的“史学革命”，就是从背离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开始的，结果把历史研究引向非科学的道路，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并把它推向一个极端，造成了新中国历史科学空前的大破坏。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清算了“四人帮”唯心史观造成的恶劣影响，纠正了教条主义的“两个凡是”，使历史研究重新回到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上来。
但是，也应该指出，有的同志在纠正过去的错误时，不适当地强调了史学的学术价值，重提“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片面性口号，忽视了时代对史学的新需要。“史学无用论”又有所滋长和蔓延。
史学研究当然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要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这是没有分歧的。问题在于：怎样正确处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强调史学“薄致用重求是”时，往往容易忽视它的社会价值；在强调史学“古为今用”的社会价值时，往往容易忽视其求实求真的学术价值。这两种倾向都有，笔者认为以后一种倾向为主。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尽可能把求真与致用辩证地、内在地统一起来，即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去创新致用，在创新致用时不违背求实求真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克服“执古以绳今”，即“颂古非今”的“诬今”的倾向；更要纠正“执今以律古”，即从现实需要出发改铸历史的“诬古”的倾向。为了尽可能做到两者的和谐一致，我们除了批判继承我国历代史家“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等优秀传统，汲取西方一切“黜伪崇真”的科学方法外，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的宝贵传统。
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首先就得尊重史实这个基本出发点，而决不能从原则出发。黑格尔说：“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随意依照一个原则去乱抓材料了”（《哲学史讲演录》）。中国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要任意抓几条材料来证明现实需要的几个观点，那确实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这与科学的研究历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只有先对这些汗牛充栋的史料，认真地作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才能做到史实正确。对史料的训诂、考订、辨伪，乾嘉史家“尊疑”、“重据”的治史方法，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西方计量史学等方法，当然也要汲取。
“一堆知识的聚集，并不能构成科学”（同上）。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高度，对史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从史实联系中去把握史实，进行分析综合，由具体到抽象，作出科学的概括。
强调“真实性一直是历史学的精髓”（《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史译文集》，第261页）这一古今中外史家的共同经验，决非忽视它的社会价值。相反，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因为史学是“一门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以临时卒办”，决不能以“空言淆乱者”（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正如戴震所说的，“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娱亲雅言序》）。可见，以歪曲史实真相去求新致用，不仅与中外史家治史的优秀传统相抵牾，而且更与科学的唯物史观无丝毫共同之处。1962年，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文中指出：“如果能够反映历史矛盾的本质，那末，真实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最好地达成了古为今用。”发挥史学创新致用的社会功能，既不是“以复古为解放”，也不是以追逐时髦为发展，而只能是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去创新致用，即温故而知新。只有这样，史学研究才能真正发挥“鉴往而知来，察古而知今”的社会功能。
历史科学愈是正确地揭示我国历史的真实过程及其运动规律，愈是真实地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和特点，就愈能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帮助，就愈能充分发挥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社会功能。事实证明，“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就愈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历史科学的有用性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即科学性。那种把史学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要不断更新历史科学的历史知识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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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译和误解
沈越在《天津社会科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发表文章指出，按劳分配中体现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在马恩著作的中文版中，一直被误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而按照德文原文，应译为“市民权利”。
作者认为，市民的历史同商品经济的历史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中，市民不仅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前身。从经济身分看，都是商品所有者。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的经济关系。一方面是市民的一般商品经济关系，一切人包括资产者和无产者都是独立的商品所有者，是权利平等的市民；另一方面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产者和无产者存在阶级利益的对立，阶级之间无平等权利可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也存在双重经济关系：一是共产主义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上，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可言；一是市民经济，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能力拥有
“天然特权”，要求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指出，这种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市民的权利，因为它同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没有性质上的差别。马克思设想的这一阶段已不存在商品经济，所以他才把这种市民权利称为“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是站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角度，才对分配领域中市民经济关系的历史局限性进行了批评，指出“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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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应用史学”的提法值得商榷
赵轶峰在《安徽史学》今年第四期上著文认为“应用史学”这个提法本身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一）一门学科内部是否宜于作“应用”与“基础”的划分，与这一学科本身的特性有关。自然科学以实验作为基本的认识方法，并且在基本性质、规律不变的情况下将认识成果付之检验和应用。这种认识——实践过程中客体对象的直接一致性是自然科学分析出“应用”学科的基础。但是历史学则不同，它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为对象，时代不同的人们即使认识了历史，也不等于认识了现实，认识对象和实践对象虽然有联系，但不是同一的，不是直接“应用”的武器。（二）“应用史学”与“基础史学”的划分在史学研究的实际中难以行得通。历史研究者从事一项研究可有自己或“基础”或“应用”的不同目的，但当其交诸社会时，“基础”研究可能产生强“应用”研究的现实社会价值。这在实践中就可能完全打破史学从主观目的角度对“应用”与“基础”的划分。（三）历史学实现现实社会价值的途径应该探讨。历史学的科学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能简单地用“对立统一”来概括。历史学通过其认识功能为最近既定政治任务提供根据和证明即宣传普及的功能，是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认识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应用史学”仅涉及后一种功能，是片面的。总之，历史学科的内部划分，既是一个谋求史学服务于社会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要求内在逻辑严整性的理论问题，因此需要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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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介绍《苏联当代哲学》
何方
五十年代，苏联哲学在我国曾经是一个热门，评介甚多，并且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其中未必都是好影响。当时有一种照搬的倾向，国内一些哲学教科书几乎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翻版，一些哲学争论几乎是苏联哲学界争论的余波。到六十年代，又走到另一极端，全盘否定，评介工作基本上停止了，人们只能从批判文章中读到苏联哲学原著的片言只语。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哲学界思想渐趋活跃，对苏联哲学的兴趣正在增长，苏联的一些哲学新著陆续翻译过来，人们开始改变五十年代的老印象，感觉到三十年来苏联哲学界状况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对于曾经受苏联五十年代哲学传统束缚的中国哲学界来说，这种变化无疑是有借鉴和启发作用的。但是，目前译著的数量毕竟有限，门类也不全。为了吸取苏联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以改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迫切需要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苏联当代哲学的著作。贾泽林等编著的《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恰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苏联战后哲学的著作。全书的重点放在七八十年代，因为这正是苏联哲学发生显著变化、取得较大成就的时期。作者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在掌握较为充足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对当代苏联哲学进行客观的介绍和评价。当然，这并不排除作者在论述中表现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见解。全书主要用材料说话，立足于学术，在注意到苏联哲学发展与政治变动的密切关系的同时，着重剥取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内容。
该书按照哲学的基本门类和重要领域分十章进行论述，但并非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了苏联哲学研究中的重大争论和新动向、新课题、新观点。例如，在辩证唯物主义一章中，着重分析了“本体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两派围绕制定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问题所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又如，以专门的章节介绍了系统理论、社会管理理论、人的问题、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新的研究领域。读后确实令人感到，苏联哲学界对于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中涌现的新课题有相当的敏感性，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现代世界潮流方面作出了某些成功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哲学界在人的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从六十年代末开始，他们把人的问题视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把人道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加强了对人的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各学科综合研究。尽管苏联哲学界在这一领域内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观点分歧，但是，并没有人对人的问题的头等重要意义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职能表示怀疑。他们不在这一入门性质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空耗时间，而是升堂入室，开展深入扎实的研究。例如，对于人性问题，他们从人的活动、社会关系、人的需要、人的个性、人的主体性、人的发展中的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各个方面着手，作全方位的探讨。其中，对于人的发展中的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问题，他们又不是停留在一般议论的水平，而是组织各方面专家作具体的分析研究，涉及的问题包括人类种系发生、个体发展、人的远景、人的心理、人的形态生理学、精神病学、医学、人的犯罪行为等领域中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从目前的势头看，对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方兴未艾。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最近作出决定，成立由各学科专家组成的协调委员会，指导对人学问题的综合研究。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正在酝酿成立人的综合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并准备创办人的博物馆，展开人的问题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
苏联当代哲学是战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我们两国哲学工作者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共同的。同时，由于十年文化（包括哲学）禁锢的遗害，我国的哲学研究中还有不少空白和禁区。因此，读这本书，既有某种似曾相识之感，又不乏某种新鲜感。可以期望，《苏联当代哲学》的出版，将会使我国哲学工作者受到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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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综述
社会史是国际学术界日趋活跃的一门科学。除史学之外，还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是史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的产物。我国虽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和解放初期就开始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解放后基本处于停顿状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以及社会科学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显示出重要性与迫切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瞩目。
与上述形势相适应，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0日14日至18日联合举行了全国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范畴、方法、意义等进行了全面探讨。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或认为社会史突出研究人，以人为主体；或认为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或认为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关系体系；或认为研究历史上生产活动之外的“小概念”的社会生活，等等。尽管表述不同，对社会生活概念的理解不同，但一般都把社会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将目光投向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虽有种种说法，但研究的范畴却基本相同，大致是：家庭、宗族、等级、阶层、阶级、社会流动、社区、人口数量和质量、人口构成、人口蕃衍速度和方式、人口流动、婚丧嫁娶、各种公开与秘密的组织、社交、教育、教养、衣食住行习尚、节令、娱乐、社会控制与调节等。有人认为，还应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规范、风尚、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等等。范畴的一致性，有助于社会史研究的开展。
与会者普遍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曰专门史。由于社会史的综合性，与会者还对社会史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普遍认为，社会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中国社会史研究与我国社会学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有人认为，两个学科的有机结合，才是一种全方位的研究中国社会的系统工程。有的同志也指出：历史学与社会学可以互相借鉴，但在研究重点上有很大不同，前者是社会历史学，后者是历史社会学。大家还认为，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对社会史都有影响，研究社会史，就要吸收、借鉴这些学科的方法，建立新的知识结构。
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也是与会者感兴趣的问题。大家认为，社会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可以促进史学的改革。过去史学偏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大块的描述，这是骨架子，社会史可以使历史有血有肉，丰满起来；社会史具有综合性强的特点，可以补充过去史学研究的空白，使史学整体化，复原历史面貌；社会史研究有助于揭示历史规律，社会史是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结合部，有利于史学研究的突破，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边缘学科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大家还对社会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社会史的研究有助于真正认识社会，认识国情与民情，取得关于社会生活规范的经验，对政府在现实中的决策提供有关资料；社会史可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移风易俗，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有的同志指出，当前社会史的复兴，是以文化史为前导，或者说文化史的发展必须要在社会史领域内深入。目前民族文化心理成为最吸引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课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追溯中国人生活方式、传统观念、思维文化、行为模式的形成和变迁，实际上是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从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方面探索那些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习惯势力，为探索转换民族心理结构和机制，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可行性，正是社会史面向现实的使命。可以预见，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繁荣，必将迎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常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