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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怕风怕雨、患得患失、小富即安，这些意识曾长期禁锢中国农民的进取精神。在温州，一个赚了十多万元的农民，不吃利息却冒险投资，办成一个又一个厂。他就是——
农民企业家叶文贵
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事业颇为显赫：在已办的几个厂中，其中一个厂的产品属全国独有，一个厂的年产值达一百八十七万元，正在办的一个厂年产值可超一千万元。
他，就是浙江省苍南县金乡镇的农民企业家叶文贵。
一
叶文贵，现年三十六岁，回金乡不过七年，先后已在当地办了五个厂，办一个成功一个，产品也一个比一个新。
起初，他和十六个人合股经营，经过一年奋斗，办起了轧铝厂，给当地提供了相当一部分铝制品的原料。
正在“春风得意”时，合股者要把积累分光。叶文贵坚决不同意，主张把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他说服不了合股者，便毅然退出股份，辞去负责人职务，另创事业去了。看到当地生产薄膜制品工具落后，不能生产大规格的产品，于是，他就带上一个徒弟，独家兴办高频机厂，率先试验成功大功率高频机，使专业户可接受大规格制品的订货，解决了生产中的一大难题。1983年，他在镇党委书记的帮助下，又决定拿出几年积蓄的十多万元找人合股办厂，利用边角废料生产各种薄膜和塑片。
这样做既能解决金乡缺少原材料的问题，又使大量的边角料变废为宝。原先全家曾商议用这笔钱造一幢别墅式的新房，如今要拿来冒险投资，除妻子陈星初，别人都不支持。
亲戚朋友也好心相劝。叶文贵对此无法作更多的解释，只是说，“为了办事业，我对钱不在乎。我相信党的政策，不想把钱带进棺材，也不想把钱留给后代，留给儿子的只能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精神。”
有人算了一笔帐：十多万元存信用社，每月可得一千五百元利息，一辈子吃用不愁，何必再去冒风险！
但是，没有拦得住叶文贵。他先后拿出十四万元，和十二个人合股投资，共凑了三十万元，办起了压膜厂。
二
不懂技术，不懂工艺，他就自费到上海、杭州、常州学习，足足转了一百天，花了三千元，吃了种种苦，终于看到了压延薄膜生产线，弄清了设备和工艺等情况。
叶文贵虽然心里有了底，但合股的几十万元，远够不上买一套设备。于是，他在杭州一家工厂买了两台旧设备，请人帮助改造。钱不够，他就向亲朋借。为使别人能放心借钱，他和爱人总是说上一句：“万一还不了，我家里还有几间旧屋，都可以用来抵账。”
经过八九个月的努力，到了1984年5月，工厂开机试产了，却想不到薄膜厚薄不匀，质量不过关。接着内部又起“火”：合股办厂的十四个股东，见一年多只投入没收入，接连退出六股。压膜厂犹如一座大厦面临倾覆之危。
幸亏叶文贵是豁出去了。对于闲言，他置之不顾，对于退股的部分，他悄悄把钱补进去。没有钱，他咬咬牙向民间借贷，一共借了十多万元。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终于使工厂闯过了急流险滩。到了当年的11月，从外地请来的一位工程师终于从一个设备上找到了原因，很快解决了产品的质量问题。第二年下来，生产薄膜五百六十一吨，全年产值达一百八十七万元，利润十七万元，缴税八万元。今年头八个月，产值已有一百六十万元。
三
压膜厂刚走上轨道，叶文贵又在追求新的事业了。虽然他一人占了全厂一半以上的股金，但他却和股东们约定：三年不分红。他把本来可以用于生活消费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去。他拿出五万元，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办了微机仪器厂，生产纤维蛋白原凝血仪。他又和几十人合股，投资一百二十三万元，贷款四十五万元，购置了国内最新一代设备，兴办包装材料厂，生产无毒透明片。如今已经试产成功，即将正式投产。对这个厂，叶文贵的目标是：年产量二千五百吨，年产值一千万元。
这就够了吗？还远远没有。正当包装材料厂上马的时候，叶文贵又在考虑办新的厂了，已提上议事日程的有：铝箔厂、花岗岩厂……
叶文贵办厂入了迷，不仅把自己的腰包掏尽了，还向人借了一笔笔款。结果，他的事业大得令人惊叹，家庭也简陋得令人吃惊。正如他自己所说：“金乡算我最富，金乡也数我最穷。赚不完的钱，办不完的厂，还不完的债。”
四
他从中外成功的企业管理经验中获知：上下同欲者胜。他不摆严肃的面孔，少订强行的制度，多做培养感情的工作。
他把职工吃饭当作头等大事。全厂不过百来人，食堂人员就配备了十一名。他们变着法儿让大家吃好。
职工的住宿，也安排得舒舒畅畅。两人一间或一人一间，每间二十平方米。
职工尽管目前平均年龄还只二十二岁，但叶文贵已在考虑退休养老问题，去年已建立了福利基金。
叶文贵还动员职工想企业、管企业。他以制度的形式规定：凡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或提出批评意见的，一律发给奖金。
他不惜代价对职工进行培训。仅去年一年，厂里就先后选送了十一人去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及有关研究所培训。今年还在继续送。为了让更多的职工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他在厂里开办了一个电大班。还开办各种专业培训班，开办了阅览室。
叶文贵，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
（茂烈 寿杰 张玫 公木）（原载温州日报，本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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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需要更多的叶文贵
中共温州市委书记 董朝才
叶文贵是新时代的企业家。他的“赚不完的钱，办不完的厂，还不完的债”的创业精神是可贵的。叶文贵的包装材料厂，年产值可超过一千万元，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苍南县至今还没有别的年产值超千万元的工厂。温州市农村经营大户至少有数百户，如果都能象叶文贵那样，不断扩大再生产，扩大生产规模，年产值个个超千万元，加起来一年就是几十亿元，即使只有十分之
一的经营大户达到叶文贵的水平，也有好几个亿。事实证明，农村的经营大户已经成了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叶文贵这样的企业家、经营家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排头兵”。“排头兵”带头，许许多多能人就会跟上来，这个作用是决不能小看的。
这些年，温州市家庭工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它毕竟还处于一个较低的生产层次。叶文贵所办的股份企业，是在家庭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他比较注重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这对于改善农村产业基础，发展规模经济，提高温州市的农村生产力是十分有利的。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战略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早在六十年前，实业家吴百亨先生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倾轧之中，为温州以至全国开创了乳品业。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经营家，在事业上一定会比吴百亨先生干得更出色！
温州市已经有一批大户，他们有能力有资金也有技术扩大再生产，问题是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放开，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和担心。我们更有必要象苍南县委、县府所做的那样，通过学习叶文贵，使人们头脑中的一些老观念、老思想受到更大的冲击。使大家明确，当前，我们不仅要允许私人经济存在，而且要从政治上、法律上保障私人企业的合法权益，要努力创造有利于私人企业健康发展的经济环境和舆论环境；要大胆鼓励叶文贵式的企业家、经营家去探索，去试验，去开拓。充分发挥农村中一大批能人的作用，这正是我们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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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柑桔熟时会议多
据报道，目前在长沙开会的有七万之众……
桔红柑香时，
“会客”八方来。
城里交通挤，
车站满是牌。
宾馆愁床少，
到处忙接待。
几多叫苦人，
长沙一场灾！
新华社记者 陈小鹰11月16日摄于长沙火车站
丁山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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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北对话”带来“南鱼北移”
我国高产地区养鱼技术向中低产区转移快
本报讯 记者黄彩忠综述：高产地区和高产单位的先进养殖技术，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低产地区转移，这一被我国水产系统称之为“南北对话”的活动，近两三年来不断深入，其范围、内容一再扩大，单位、面积逐年增加，办法、形式日益完善。
开展“南北对话”活动比较早的是江苏省，那里有六百万亩可养水面，养鱼业一直发展极不平衡。苏州、无锡等太湖地区有着两千四百多年的养鱼历史，说得上是我国养鱼业的发祥之地，亩产千公斤的鱼塘为数不少。而占全省总水面60％以上的苏北地区，长期处于缺技术、缺苗种、缺资金的状况，大量水面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单产只有五十公斤左右。1984年，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战略方针。配合商品鱼基地建设，水产系统内部“南北对话”活动蓬勃开展起来。时间不到三年，参加“对话”的县区已有二十五个，高产地区、高产单位派出的技工已有三千多人，收效惊人。过去，新建鱼池亩产要想达到两三百公斤，在江苏一般要四到五年。现在，通过“对话”，推广高产技术，当年亩产就可达四百公斤，高的超过五百公斤。
高起点——养鱼技术爆发式地达到先进水平；快受益——不是两三年，而是一年之内就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这一加快技术转移速度的经验，引起了我国整个水产系统的重视。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都从苏北地区看到了自己发展淡水养殖的希望，他们积极主动地寻找“对话”对象。每年开春，成群结队来自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地的养鱼技工，身背行李、鱼具，奔赴华北、东北、西北的一些省区，或传授养鱼技术，或搞技术承包，冬天返回家乡。
北京市这几年养鱼持续发展，市场上淡水鱼价格开始出现了稳中有降的势头。他们除了每年请人来指导外，还坚持年年派人去南方登门求教。过去，北京郊区农民只知道肥水养大白鲢，如今传统的养鱼方法改变了，优质鱼种大大增加了，养鱼周期从三年缩短到一年。他们的经验又引起邻近一些省区的重视。去年，由北京牵头成立了“三北”地区水产技术协作小组，新的“对话”又在他们之间展开。实践证明，“南北对话”利在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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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赞“南北对话”
水产系统通过“南北对话”，使先进的养殖技术从高产地区流向中低产地区。象苏北、三北等过去很少产鱼的地方，也借助“对话”使养鱼业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这充分说明技术流动对提高生产效益的重大作用。
在传统的自然经济格局中，一切都是封闭的，技术也不例外。今天，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这种局面逐步被打破了。商品生产是开放式生产。没有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商品生产。水产系统打破地域屏障，促使先进的养鱼技术北流，随之带来北方养鱼业的兴盛，这种“南北对话”是值得称赞的。形成这种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动遵循了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南北都能从中得到好处。在适宜的市场需求土壤中，必然会生长出艳丽的技术之花。如果没有市场放开的条件，技术的流动是不可设想的。鼓励技术的合理流动，就要实行保护“对话”双方利益的政策。
“南北对话”不完全是自发形成的。水产系统在开展这一活动中，有关部门和科技人员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这是一条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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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千余县推广种子机械加工 六年间节种增产四十多亿元
新华社武汉11月22日电 （记者杜华举）我国传统的田间手工选种法正逐步被机械加工选种法所替代，目前，全国已在一千多个县市开始推广，收到了用种少、产量高的好效果。
据19日在武汉结束的全国种子机械加工工作会议提供的材料表明，近六年全国各地农村使用烘干、加工精选的农作物种子达六十亿公斤，与手工选种、用种相比，节种、增产的价值达四十多亿元。
种子机械加工是对大田生产用种进行加工精选，以提高种子的净度、千粒重、发芽率等质量指标，达到节种、增产的目的。种子机械加工业在我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兴办，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从引进国外样机到自行研制成套加工设备，选种能力逐年增加，加工质量逐步提高，加工精选范围也由小麦、水稻、棉花、玉米等作物种子，扩大到麻类、中药材、绿肥、油菜等十几个作物品种。目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千多个县市已拥有种子精选单机九千五百多台，建立种子加工厂一百三十多个，烘干室三百多个，安装烘干机三百多台。预计今年可烘干、加工精选各种农作物种子十亿多公斤，比去年增加一亿多公斤。
全国各地几年的实践表明，使用经过机械加工精选的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种子，与人工自然选种相比，每亩可减少用种量五公斤左右，单产一般可增加5％。棉花每亩用种量可由原来的十公斤，减少到三公斤。如果我国棉产区全部采用加工后的棉种，一年节省的棉籽榨油，可供我国三个直辖市居民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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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襄樊三十五万亩田亩产吨粮
本报讯 湖北省襄樊市今年开展了大面积亩产吨粮的技术攻关活动，经过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的努力，全市已有三十五万亩农田亩产吨粮。
这个市采取的是综合性技术措施。主要内容是采用良种、两段育秧、配方施肥、叶面喷肥、化学促控、科学防治病虫害等新技术，走技术密集之路。
（丁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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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南有两万多热作家庭农场
本报讯 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各族农民，利用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兴办家庭小农场发展热带作物种植业，取得了显著效果。
这个自治州地处热带，土地资源丰富，适宜发展橡胶、南药、水果等热作生产。目前，全州已办起二万一千七百多个家庭小农场，种植橡胶、南药、水果等作物五十二万多亩，占全州热作总面积的70％。
（卓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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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供销社赶场会受欢迎
成都市供销社每月十五日定期举办基层供销社“赶场会”，批零皆营，使各基层社互通有无，交流信息，促进了工业品下乡。一些个体户也来赶会，每会人山人海，直接成交，不收费用，一天有时成交额多达一百六十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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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岷江下游航道疏浚工程开工
岷江下游航道疏浚工程最近动工。全部工程完工后将使岷江下游航道年通过能力达到六百八十万吨，比整治前提高二倍多。这将对发展四川经济和长江航运事业都产生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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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委强调
控制机电设备进口 避免盲目重复引进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记者王葵）国家经委副主任朱熔基强调，要采取措施严格控制机电设备的进口，避免盲目进口和不必要的重复引进。
他今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由于重复引进，盲目进口，把关不严，去年进口机电设备一百七十八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42％，今年上半年进口额达八十八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又提高了。一些机电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市场的需要，加剧了原材料供应紧张，造成产品积压。
朱熔基指出，机电设备进口主要应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一些关键设备。凡是国内能够生产，同国际同类产品质量、性能基本相同的设备，不允许再进口。
朱熔基要求进口设备审查部门认真改善管理工作，既要照章办事，又要研究改革；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简化手续；既要严格把关，又要热情服务。审查办法要更多地采取联合办公，会审会商，信息发布会等形式，实行分级管理，减少层次，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机电设备的进口审查要与招标工作相结合。需要进口的产品先进行国内招标，这样可以简化审批手续，促进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又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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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政策 调动各方积极性
盐城开发四十五万亩滩涂
本报讯 江苏省盐城市在开发沿海滩涂自然资源中，充分发挥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积极性，实行多层次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效果。目前，已开挖对虾养殖池四万八千亩，鱼池十一万五千亩，建成盐场十六万亩，芦苇地十三万亩，果林三万亩。
近年来，这个市各级政府制订了开发滩涂的政策，实行县规划、乡施工、集体和个人承包的方针，明确了“立足民办、集资开发、招标承包、按股分红，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原则，鼓励多渠道集资，多层次联合，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各县把所有滩涂划为海、淡水养殖、芦苇、畜牧和果品四个开发基地，对直接服务生产经营的土方工程和配套建筑物，由各方集资，联合施工；筑堤、挖鱼池等规模较大的工程项目，由乡村统筹组织施工，所有权归村，由联合体或个人承包。射阳县近两年挖土一千万立方米，开挖了二十条配套河道，建起了节制闸、挡潮闸、桥梁、公路等配套工程。响水县多方集资一千五百万元，开发滩涂二万多亩，建成一万二千亩对虾养殖池。今年，全市滩涂对虾养殖面积扩大到五万三千亩，收获对虾一千八百多吨。
盐城各级政府为鼓励和支持群众开发滩涂，对开发农户给予政策上优惠：延长承包期，当年免缴农业税和公共积累；优先提供贷款、物资、设备、技术、饵料，帮助承包人提高经济效益。 （赵荣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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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草养畜 实现生态良性循环
农民韩国宝包治沙化草场一万多亩
本报讯 内蒙古敖汉旗长胜乡齐家窝铺村农民韩国宝，自1984年以来，承包治理沙化草场一万六千五百亩，进行种草养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遐迩闻名的种草养畜专业户。十一月初，旗人民政府表彰了他的事迹。
由于多年来强度放牧利用，使齐家窝铺村的近两万亩天然草牧场严重退化，呈半流失状态。草场只长一些稀疏可见的甘草、狗尾草等，本村农民韩国宝早看在眼里。1984年初，乡村进一步落实了“对有经营能力者可以多包，数量不限，谁种谁有”的政策。他立即找到乡村干部，要求承包离村七公里外的一万六千五百亩退化草场，并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当年他就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在承包地块种植紫花苜蓿、沙打旺优良牧草五千亩。去年，韩国宝又在草场四围造林一千五百亩，草场基本实现了林网化。
种草种树恢复了草场生态良性循环。韩国宝承包的草场覆盖率由承包前的不足30％上升到85％，亩产草量由过去的二十公斤达到二百公斤。在今年旱灾之年，牧草仍获丰收，产优良牧草六十多万公斤，收获草籽二万多公斤。人工种草不但改良了草场，而且增加了养畜禽饲草饲料来源，三年来，韩国宝家由承包前的二十头（只）畜，增加到三百二十一头（只），还存栏生猪二十头，鸡鸭四百五十只，养兔二百只。今年，他家出售大小畜五十头（只），加上牧草、草籽收入产值达十三万元。（刘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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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幸运的小店
本报记者 钱湜辛 李德民
深圳有条汇食街，不长也不宽，两边一家挨一家开着小饭店，从昼到夜，食客不断，夜晚灯光通明，分外热闹。店门前的小姐（当地对服务员的尊称）看见行人就热情相邀：“我们这儿好！”使常看冷脸的一些内地人领略到一点“顾客就是上帝”的滋味。
我们来到一家小店。一间门面，门里门外摆七张餐桌，门外招牌上写着“水饺”、“米粉”、“葱花饼”、“涮羊肉”等，迎面墙上贴的条幅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横批是“南米北面”。店主姓方，妻子姓赵，两人都是三十多岁。他们原籍黑龙江省某县。老方是家乡小有名气的厨师，人称“方面包”。1984年，他们来到深圳，先是在一家饺子店帮工，后来，找亲戚借了六千多元，办起自家的小店，干了一年多，发了。现在，他们除了每月交三千一百元租金，支付店里雇的四位小姐每人每月一百七十到二百五十元的工资，每月净赚一千五百多元。
他们从北国到南疆，自然是为了多赚些钱，但也有点“惹不起，躲着走”的原因。老方前些年在家乡开店，受了不少气。工商、税务、防疫、公安等部门的一些人，动不动就敲他们的“竹杠”，小店忍气吞声进不完“贡”。
没想到，在深圳，人生地不熟，竟没人来吃“白食”。防疫站也是常来检查卫生的，主要看碗筷是否消毒，要求也很严格。可是，没有在小店吃过一顿饭。工商所离小店只有十步远，倒是有人来吃过饭，可人家照价付钱，不少一个。派出所从来不在他们做生意时来查户口，怕扫了食客的兴，影响小店生意。往往是在街口碰见了，有礼貌地喊一声：“同志，看看您的证件。”两相比较，老方、小赵感到在这里做买卖顺心多了。他们说：“这地方的干部讲规矩，只要照规矩办事，就好。”
幸运的小店，也不是没有烦恼。有次公安局通知个体户去开会，他们派了个小姐去，开会地址不详，找来找去没找到，等找到了，会也散了。为这事，公安局叫写检查，还关门停业几个小时。
烦恼不多。他们对深圳，总的来说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