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绍兴市在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中遇到思想阻力。市委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讨论，克服陈旧观念，发扬开拓精神。这说明——
经济发达地区也要更新观念
本报讯 记者季音报道：著名的江南水乡、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绍兴市，最近开展了一场关于更新观念的群众性讨论，它成为目前正在这里进行的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的推动力。
绍兴市是全国十六个中等城市体制改革的试点之一，近几年来，这里的经济发展相当快，去年全市仅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就达三十八亿元，今年预计可以达到或超过四十亿元，其中绍兴县乡镇企业产值在全国仅次于江苏无锡县。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的迅速增长，使城乡出现了一片未曾有过的繁荣景象，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着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里依然根深蒂固，再加上长期的“左”的影响，各种阻碍发展商品经济的陈旧观念，仍然在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中存在。比如在农村（特别是山区），许多农民依然抱着“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鸭弄些油盐钱”的小农传统观念，不重视商品生产。有的则满足于“缸缸满，瓮瓮满，信用社里有存款，何必再去冒风险”。有的地方在整党中把从事商品生产的党员列为“重点批评对象”，指责从事正当经营致富的人是“不三不四赚大钱”，在工厂里，不少人对改革劳动制度思想抵触，认为还是“端铁饭碗牢靠”；把改革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说成是“富的发财，穷的发呆”；有的企业干部不敢发展横向经济联系，认为是“大鱼吃小鱼”，“不如守住自己的摊子”，等等。
绍兴的同志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进程，觉察到，目前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固然存在着能源紧张、原材料不足、资金短缺等困难，但一个到处碰到的大困难，则是思想上的阻力。要前进，就必须更新各种陈腐观念，这既是改革的需要，也符合群众的愿望。中共绍兴市委提出开展更新观念的讨论，很快得到了各县的响应，人们认为目前开展这样的学习与讨论是适时的。
绍兴市这次更新观念讨论的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商品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对路”，并且坚持双百方针，各抒己见，以理服人，真正形成一种民主、和谐、融洽、宽松的舆论环境。讨论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召开各系统的座谈会，包括党政领导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国营与集体企业、文化教育部门等等。二是在《绍兴日报》上组织讨论。绍兴市和所属各县，都已分别召开了多次讨论会，有的县又在基层单位普遍开展了讨论，会议多数开得生动活泼，思想活跃。上虞县供销社系统的一次讨论会上，人们解剖了沥海供销社这个典型。这个社在六十年代曾三次被评为全国勤俭办社的先进单位，这些年来虽然保持了老传统，但干部缺乏开拓精神，企业连年亏损。社干部说，这些年我们只在点滴节约上花力气，连一个用完的圆珠笔芯上的小铜头也舍不得丢掉，积攒了三年，才收得二两半铜。其实，这不是正确的勤俭观。今天我们发展商品经济，首先要勤于了解市场信息，树立竞争观念，力求最好的经济效益，这才是最大的勤俭。在绍兴市部分乡镇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人们提出要为供销员正名。他们说，有些人把供销员看成全是“搞邪门歪道的”，不懂得发展商品经济，熟悉业务的供销员是企业的重要人才。绍兴县红豆乡红江村党支部书记朱水荣在会上介绍了重视使用有能力的供销员等人才的经验，使村办企业兴旺发达，今年产值可达一千万元，利润一百万元。
《绍兴日报》是这次讨论的重要阵地，报上开辟了“观念更新笔谈”、“观念更新虚实谈”、“观念更新百例征文”三个专栏，已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和读者来信，这些专栏受到读者的欢迎，对社会上的观念更新讨论起了促进作用。绍兴市的观念更新讨论目前还在继续进行。
第1版()
专栏：
党组织要增强自身免疫功能
本报评论员
在端正党风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案例中，看不到他们所在的党组织对他们进行过什么批评和斗争；有些干部、群众与他们进行斗争，非但没有得到当地党组织的支持和保护，反而招致非难，甚至打击报复。问题往往是在上级领导机关乃至中央直接干预后，才得到解决。
面对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是是非不清吗？不，国有国法，党有党规，有依有据，可以判明。是职权不及吗？不，明明是本组织或下级组织中发生的事，完全有权处理。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地方的党组织为什么熟视无睹，它们的战斗堡垒作用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造成某些党组织这种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漠然视之，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行为缺乏敏锐的嗅觉；也有些人，并不是认为没有问题，而是碍于情面，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容忍迁就；还有少数人本身就不干净，牵扯不清，因而官官相护。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和自我批评怎么能够开展，各种监督检查制度怎么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呢？
我们党是拥有十亿人口、九百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国家的执政党，又是拥有四千四百万党员、二百六十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要实现党的领导，必须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依靠上级组织，以至党中央来解决，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各级党组织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开展工作，包括及时纠正和处理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健全自己的机体。如果有人姑息纵容，甚至包庇违法乱纪者，应该受到追究。容忍不正之风，纵容不正之风，包庇不正之风，本身就是严重的不正之风，我们首先必须坚决克服这类不正之风，才能保证党的健康与活力。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都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权限范围内的问题。教育监督自己的党员忠于党的宗旨、模范地遵守法律，遵守党的纪律，抵制纠正组织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腐败现象，更是党的组织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党组织只有切实地负起自己的责任，才能增强党组织机体的免疫和抗疫能力。
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影响重大的问题由上级或中央直接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直接干涉或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因此，有关上级机关即使确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更要注意加强该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建设，着眼于提高他们自身的免疫功能。
第1版()
专栏：
扶贫扶优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我国五百万农户脱贫
乔石要求各地把“双扶”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本报讯 记者曾祥平、李德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乔石十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开幕的全国扶贫扶优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上说，“千方百计地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解决困难，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极重要的职责和任务。”由民政部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总结工作，部署任务，为进一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双扶工作，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做出新的贡献。
乔石在讲话中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把扶贫扶优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去，列为重要议事日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规定的各项扶贫优惠政策，积极地从资金、物资、人才、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持和帮助，按“七五”计划的要求，使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在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扶持下，依靠群众自己的努力奋斗，在三、五年内解决温饱问题。
据了解，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我国扶贫扶优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据统计，我国每年用于这方面的拨款达三十多亿元，目前全国累计扶贫一千万户，其中一半左右摆脱了贫困；扶持优抚对象四百三十六万户，其中一百一十一万户成为专业户或富裕户。全国共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包括联合体）七万多个，产值四十亿元，利润六点一亿元；建立了五万多个双扶服务公司；成立了四千二百多个救灾扶贫基金会，一万七千多个群众互助储金会。这些工作的开展，为把扶贫扶优工作进一步做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会上作了题为《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村扶贫扶优工作，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近几年来的民政工作进行了认真地回顾之后说，扶贫扶优工作之所以能由点到面，普遍深入地开展，其基本经验是：一，充分依靠当地人民群众，辅之以国家的必要扶持；二，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因户因地制宜；三，立足于千家万户，广开治穷致富门路；四，要把技术和智力扶持放在重要地位；五，健全领导班子，推广干部包扶责任制。
崔乃夫最后说，各级民政部门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实行分类指导；要进一步落实优惠政策，大力筹措扶持资金；要协同科技部门，大力加强科技扶持工作；要切实管好用好救灾扶贫资金，发挥其在救灾扶贫中的作用。
召开全国扶贫扶优工作经验交流大会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这次会上，全国将有六百一十六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同时，还将授予辽宁省辽阳县小屯镇民政助理员钟宝其“模范民政助理员”称号和“孺子牛奖”。
余秋里、程子华、杨易辰以及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等共一千二百人出席了昨天的开幕式。
第1版()
专栏：
审计监督逐步经常化制度化
今年已查出违纪金额六十二亿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审计机关已审计了六万零八百个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审计单位数比去年同期增加40％，查出各种违纪金额达六十二亿二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多二十二亿五千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十五亿四千万元。
今年以来，全国各级审计机关重点审计了物资、外贸等行业，以及教育、养路费等专项资金，还审计了六百九十九个财政、税务部门。在审计中查处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的大案要案，1至9月份共查出百万元以上的违纪案四百件，万元以上贪污案一百八十件，有力地配合了有关部门纠正不正之风和打击经济犯罪。
为逐步实现审计监督经常化、制度化，全国有一千八百个县以上审计机关对行政事业单位开展了定期审计，使行政事业单位的违纪现象逐步减少。同时，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试行了对国营企业厂长（经理）离任的经济责任审计，加强了对企业的日常监督，增强了厂长（经理）的责任心。为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有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试行了对自筹基本建设资金审计，配合有关部门改进了自筹基建资金管理，压缩了资金来源不正当的基建项目。为加强审计监督，审计署在沈阳、上海、武汉、广州设立了特派员办事处。
第1版()
专栏：
人大常委分组审议破产法修改草案
许多委员认为条件有了变化颁布破产法已到时候
一些同志认为还有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建议推迟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委员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分组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修改草案。许多委员发言认为，破产法修改草案吸收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比前几稿更加完善：宗旨和目的性更明确了，破产企业职工的生活保障规定得更明确了，企业破产的责任问题也写得更明确了。
周谷城副委员长发言，赞成这次常委会会议通过破产法，理由是：这个法目的、要求非常明确；草案经过了充分酝酿，上次常委会会议上谈到草案不足之处都已作了改进。
楚图南副委员长说，委员们上次提的意见，修改草案都采纳了。这个法律的制定、颁布是很必要的。
韩哲一委员谈到，他经过最近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觉得这次会议可以通过企业破产法，因为有关部门对草案的某些条文已经作了修改，加之几个与破产法配套的条例已经陆续制定出来，实施破产法的条件已有改变。
黄玉昆委员说，原来我觉得企业法尚未出台，先出破产法不合适，破产的外部条件没有解决，特别是厂长没有自主权，破产企业的职工的生活没有很好的保障。我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法律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又对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我赞成这次会议通过这个法，理由是：现在企业法草案已经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破产企业的职工生活保障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叶林委员说，在上次常委会会议上，有些委员指出企业的外部条件和有关的法律、法规还不配套。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所以，制定颁布破产法是时候了。
钱敏委员说，破产法修改草案比上次常委会审议的草案要好，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两个多月来，国务院颁布了劳动制度改革的四个暂行条例和厂长、企业党委、职代会等三个工作条例。这样就使破产法有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具备了实施破产法的基本条件。
王甫委员说，十七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后，有关部门又深入调查，反复研究，下了很大功夫。这体现了人大立法严肃、认真、慎重的精神，各方面反映很好。几个月来，在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公布了四个规定，在企业管理方面公布了三个条例，这次会议又将审议企业法草案，而且准备同步实施破产法和企业法，这样就顺当了，这有利于贯彻执行破产法。
马木托夫·库尔班委员认为，修改后的破产法草案比较成熟，现在实施破产法的条件基本成熟，它将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强有力的法律手段。
许多委员认为，实施破产法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洪丝丝委员说，破产法会促使企业更注意经营管理，使职工更负责任，实施这个法利多弊少，不会使更多的企业破产，而会使更多的企业不破产。刘达委员说，实施破产法对企业、对工人都会有压力，这有好处。我赞成通过破产法。何英委员说，我国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经济存在，企业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竞争，出现优胜劣汰。让那些濒于破产、经过整顿仍不见效的企业破产，只能鞭策更多的企业办得好。苏步青委员说，我同意这次常委会会议通过破产法，造成企业亏损的外部原因如原材料涨价等，破产法并没有考虑进去。又如技术设备落后，厂长、经理缺乏现代化管理的教育和经验，这些问题不是靠破产法所能解决的。希望国务院采取其他措施增强企业活动。
顾大椿委员说，这次修改破产法草案，对职工的生活安置的规定比过去硬梆了，还规定了要追究对企业破产负有主要责任的企业领导人和上级领导人的责任，这很好。企业破产法不要压下不压上，要引起上级主管部门注意。有的工人对我讲，工厂破产了，翻船了，结果直升飞机把干部给接走了，这样不行。现在企业亏损面很大，光靠破产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建议破产法中关于企业破产的保险系数再加强一些，对各种濒临破产的企业都给一定的合法整顿期限，整顿期间在税利上应给予一定优惠，并且成立“营救”机构，领导应该尽力帮助解决问题，使之免于破产。对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规定，希望再具体一些。有不少人全家在一个工厂做工，企业破产即全家破产，有的老工人晚年面临破产，重新就业难。对这些问题应考虑得周到些。
会上，也有些同志建议推迟通过和实施破产法。列席会议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羽说，有的企业，银行和财政部门认为应当破产，但主管部门认为不应破产；有的企业，上级主管部门认为应破产，而地方认为不应破产。遇到这种争论到哪儿打官司？那种从微观上说应破产、而从宏观上说不应破产的企业，官司更难打。另外，现在新旧两种经济体制并存，企业的外部条件还不具备，许多厂长认为应推迟实行破产法。否则，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倒霉的还是企业。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英说，从基层的反映看，许多人不同意破产法现在出台，理由是，破产的原因很多，追究破产责任，可能查来查去毫无结果，无人负责。企业破产后追究领导责任不一定合理，因为企业领导常换，企业亏损很可能是上任领导造成的。追究职工的责任，也不一定合理，职工很可能没有责任，即使追究也行不通。还有，企业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解决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纠纷对社会影响不大，要不要用破产的形式来解决债权债务问题，值得考虑。李文清委员说，有些厂长认为，目前，企业权责不统一，上级干涉太多，价格不合理，企业职工普遍没有参加管理，不应承担破产责任。他建议破产法要更好地解决企业破产后中老年职工的待遇问题。他说，我赞成这次常委会会议通过破产法，先进行一些试点，到明年9月再正式实行。还有些同志对这个法的修改草案的修改和实施，提出了建议。
第1版()
专栏：
赵紫阳李鹏考察鲁布革电站
看望澳挪日三国工程技术人员
新华社昆明11月18日电 （记者周重要）正在云南省鲁布革水电站视察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副总理李鹏今天中午看望了在这个电站工作的澳大利亚、挪威、日本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赞扬他们为中国水电建设作出的贡献。
今天中午，赵紫阳和李鹏视察拦河大坝工程后，顾不上午餐，就来到了生活区，向等候在那里的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表示问候，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当赵总理问一位挪威工程经理有没有带夫人来时，这位工程经理说：“没带。这样可以更好地工作。”一位澳大利亚专家对赵总理说，“中国朋友对我们关照得很好，我比在国内胖多了。”
当赵紫阳和李鹏来到负责电站引水洞开凿和斜井钢管安装的日本专家当中时，许多人都用中国话向这两位领导人问好。赵紫阳对他们说：“你们的施工质量不错，管理经验很好，向你们学习。”赵紫阳和李鹏还分别同这三国专家合影留念。
鲁布革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东部。昨天下午，赵紫阳和李鹏来到这里，视察了这个电站的引水洞和运输洞、压力钢管道、拦河大坝等工程，向电站负责人详细询问了工程的进展情况。他们对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施工质量和管理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
鲁布革水电工程是国家“七五”计划期间在云南的一项重点工程，也是我国第一个引进外国资金和使用外国承包商的水电工程。
第1版()
专栏：
金日成前往机场迎接巴特蒙赫访朝
本报平壤11月18日电（记者徐宝康）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的邀请，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姜巴·巴特蒙赫率领蒙古党和国家代表团，于今日上午十时抵达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金日成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持了隆重仪式，欢迎蒙古贵宾的来访。
当巴特蒙赫走下飞机时，金日成主席迎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拥抱，并陪同检阅了朝鲜人民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今天到机场迎接的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有林春秋、李钟玉、金永南、金焕、吴克列大将、金福信、洪成南和姜希源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宗克文和其它国家驻朝鲜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第1版()
专栏：
经中央爱卫会鉴定
大连成为无鼠害城
本报讯 据大连日报报道：在全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大连率先成为无鼠害城。11月17日由中央爱卫会委派的专家鉴定组在无鼠害城鉴定书上签了字。
大连市从1985年起，在全市城乡开展创无鼠害城活动，采取综合防治，分类指导，立体灭鼠等科学方法，使鼠的密度降到不足为害的水平，有效地预防了鼠传疫病的发生。中央爱卫会委派的专家鉴定组深入到四个区，进行实地考查、测试，结果表明鼠密度达到无鼠害标准，专家组代表中央爱卫会正式授予大连市为无鼠害城的称号。
第1版()
专栏：
出夔门至吴淞一泻千里
长江上下游客运贯通
本报讯 记者罗自苏报道：我国最长的内河直达客运航线在哪里？在长江。重庆至上海直达客运航线全长二千三百九十九公里，据说是世界最长内河直达客运航线。
重庆至上海的直达客运航线过去就有，但因上水返空、经济效益低而被迫中断。随着社会经济活动加剧、东西部交往日益频繁，长江上下游旅客流量大增。为挖掘长江航运潜力，重庆长江轮船公司从今年元旦起恢复了渝沪直达客运航线。到目前为止已运送旅客近十六万人，经济效益居这个公司所经营的七条航线之首。
渝沪航线距离长，如何解决上水营运旅客的吃饭问题？重庆长江轮船公司除加强优质服务以外，增设了零担小百货、杂货运输；与沿线各兄弟公司发展横向联系，增加短途业务。另外还创立了上水会议业务。受到社会欢迎。
第1版()
专栏：
一位县长的反思与反问
本报记者 张振国
安徽省含山县常务副县长祁家金，喜欢反思和反问。最近，他所反思和反问的问题，是他和他的下级从“反感”而引起的。
反感什么呢？
上面的会太多。最近二十二天，一个管农业的副县长就到省里开了七个会，背回十八项工作。有的会还没有人去开，只好请个“会议代理”去。规格低了，还要吃批评。
下面的事太繁。区、乡（镇）应付检查每天少则一二次，多则三四次。有一天，来铜闸镇检查的大员有四五批，镇党委书记奚永武忙过这头忙那头，每次都要出场，不然就要犯“架子大”的嫌疑。这天忙到晚，正好碰到祁副县长，便诉苦说：“我哪是什么书记，简直成了电影院的跑片员了！你‘大军压境’，我实在是‘寡不敌众’啊！”这还不算，含山又是鱼米之乡，检查大员正值金秋时节光临，总得搞只螃蟹慰劳慰劳吧！所以有的老农就说：“上头干部田埂上走，老鳖、螃蟹就在塘里抖！”
俗话说“京官难当”。殊不知，县里的官更难当。祁副县长理由是：上面千条线，针针都到县。就拿报早、中稻产量来说，上级统计部门要，粮食部门要，农业部门也要，而且要的口径也不一样。数字经常在上级部门“打架”，我们夹在中间受气，实在为难。
于是，反感引起了他的反思：
为何众多婆婆管得那么紧，从而迫使基层干部采取“二凭”、“三看”的对策？所谓“二凭”、“三看”，即凭认识高低，凭感情深浅；看紧迫程度，看领导权威，看利害关系。
为何区、乡（镇）干部形容我们管财贸、管农业、管工交电力、管计划生育的几个县级干部是“祁县长的包（要钱），靳县长的锹（要粮），包县长的闸（拉电），江县长的刀（结扎），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你们都重要，我们怎能吃得消”！
为何我们县委、县政府也下了通知，决心加强宏观控制，下去要“齐抓共管”，但“各顾各，各重各”的现象依然存在呢？
一连串的反思，不能不引起他的反问：
是区、乡（镇）的干部素质不高所致吗？显然不能这样笼统地说。
是我们县的干部缺乏领导艺术吗？有关，但也不能全推给我们。为“数字打架”问题，省里那么多科研单位，又有电子计算中心，养那么多人，为何不能搞个科学的统一口径，把数字要去之后，经过综合分析，及时分送各家？！
以他之见：根本的问题，是县以上的政治体制很不科学，很不完善。这种体制不改，政出多门就难以避免，官僚主义就得以滋长蔓延，形式主义就泛滥成灾，商品意识就难以确立，法治就很难取代人治，按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办事就很难做到。
祁副县长认为改变这种忙乱状况的唯一出路，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早日全面成功。
第1版()
专栏：
河北省黄骅县吕桥乡农工商联合公司自1984年建立以来，组织农民利用盐碱荒地种植葵花籽、大豆、黑豆等作物，增加收入。图为吕桥乡农民踊跃向公司交售丰收后的葵花籽和大豆。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