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再对“无欲则刚”的质疑
陈小川
写了文章有不同意见，我打心眼里高兴。假如我会唱戏，在台上唱《长坂坡》，唱得顺脊梁流汗，观众却在打盹，我一定很悲哀，还不如有人喝倒彩呢。读了吴祖荫同志的《“无欲则刚”有何不好》，很为他的商榷态度高兴，但也有些惘然，象唱戏已毕下台来，有一位对声乐很内行的人跑过来说：您的“西皮流水”唱得不好，不如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
明确所讨论问题的概念，是明确意见分歧的前提。我的《也谈欲的正邪之分》一文中所说的人的作官欲、发财欲，是作为两个单独概念提出来的，并不是说作官欲、发财欲就无法分出正邪，而是说把作官欲当成一个概念，从欲的正邪角度去给它定性，难以一言蔽之，或正，或邪。有海瑞的作官欲，有严嵩的作官欲，当然可以分出正邪来。但也正因为有海瑞和严嵩之分，作官欲才不好简单定性。
前些时听人谈起，北京市极缺保姆，以致于外地来京的小保姆们要价日高，要问“有彩电么？”“有双缸洗衣机么？”否则不干。但北京本地人，包括京郊农村姑娘，是绝少愿意当保姆的。这就是古都京城人的观念在起作用，以为当保姆是当仆人，掉价儿。但是另一种仆人北京人不至于坚决不当的，就是公仆——官。这当然并非仅北京人如此。同是“仆”，为什么有的就避之不及，有的又趋之若鹜？无非公仆不是仆而已。假如有一种健全的制度，规定公仆必须看主人（人民）的意志行事，主人一旦不满，便把公仆辞掉，那情况就不同了。假如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些争着当公仆的人的作官欲，就一定是正欲无疑了。靠大力提倡“无欲则刚”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对发财欲也是如此，细分起来，正邪鲜明。但是把它作为一个单独概念，就不好简单以正邪定性，正如吴文所说，有正道发财和邪道发财的不同。但是该文说“如果价格公道，难道不算正欲？”这又无法捉摸了。什么才叫“价格公道？”小贩们多是认为有人买就是价格公道，而买主一般是抱着除物美外越便宜越好的态度的。市场经济承认价值规律，却没有申明什么是“价格公道”。那么对发财欲的道德评价又如何判定呢？恩格斯认为，人们是从自己的经济地位中引伸出道德规范来的。这里所说的道德规范，就是指人的行为（包括支配行为的欲念）的正当与失当的规范。当人们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时，自然对某种欲的正邪判断不同，如顾客说个体商贩卖东西是“宰人”、“一刀宰死”、“砂锅捣蒜”；但小贩说：“谁让您愿意买呢？”小贩这类发财欲的正邪，恰恰不是仅仅道德评价的事（当然各行各业都需讲职业道德），而只能由法规去裁判了。因为什么是“价格公道”，应该交给价值规律去仲裁，而不是交给道德。如果用道德裁判，得出小贩客观上活跃了市场，满足了顾客需要的结论，也就有吹捧“奉献”之嫌了。
我在《大地》副刊上发表的关于“欲”的两篇文章，无非是想说明，把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希望押在“无欲则刚”上，寄托在思想教育、榜样的力量上，寄托在“慎独”、“静思”上，是靠不住的，并非否定道德教育。重要的是要有制度、章法和法制。如同城市交通，在路边矗起一些牌子，醒目地写道“为了您和别人的幸福，请遵守交通规则”之类标语，是很必要的；但根本解决问题的是交通法规和科学的交通管理。不按规矩行事的必受处罚。我们能把维持交通秩序的希望押在路边宣传标语上么？仍就作官欲论，我们缺少的是健全的政治体制，没有一种约束力，保证作官必须是公仆，必须给人民办好事，不得生邪欲，生了邪欲也不敢付诸行动，行动了一定会受主人惩治。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提倡“无欲则刚”不是显得太苍白无力了么？！
至于“无欲则刚”好不好，我也以为极好，而且我还渴盼着人人都无欲变成天使的那一天。问题在于可能不可能。我们今天能看到“人人无欲”“个个慎独”的曙光么？只有健全的法制和政治体制才是靠得住的，因为它儆戒人们不要把邪欲变成行动。而道德引导却没有能力管那些不按阁下引而导之的方向前进的人。假如真如吴文所说：“法律管不着的问题，要靠政治思想工作来管，要靠道德来管。”前提必须是肯定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有实践道德理想的自觉意识，这在目前能成为现实么？否则道德何来外在的制裁力量呢？
制度、法律，不是万能的东西，不可能指望它消灭一切魔鬼；也不可能指望它把一切人变成天使。但法制、纪律毕竟比道德教化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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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银城之忆
——墨西哥纪行
赵丽宏
到塔斯科的时候，已经暮色四合。站在宾馆的阳台上眺望披着落霞的城区，不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映入我眼帘的，分明是一幅中世纪山城的古老油画：山并不峻峭，弧形的轮廓极柔和地投影在深蓝色的天幕下，宽阔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排列着色彩缤纷而式样古朴的楼房，大大小小的屋脊是桔红色的，错落有致的楼墙是灰白色的，楼墙上镶嵌着形状不一的窗户，狭窄的街道在迷宫般的楼房中挤来挤去蜿蜒着。看不到一幢现代化的建筑，只有一座古老的大教堂鹤立鸡群似的从低矮的小楼中冒出来，那两座高高的钟楼和一个宝蓝色的圆顶象是这座古城的君王，正用威严平静的目光俯视着它的臣民们。钟声响了，浑厚悠长的钟声不慌不忙地传遍了山城的每一个角落……
塔斯科是有吸引力的。这座山城完整地保留着十五、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建筑风格。人们又叫它“银城”。它附近有墨西哥最大的银矿，这里的银器制造业极其发达，五六百年前，塔斯科的银匠已经远近驰名。塔斯科的魅力，正是它的中世纪情调和它的银器市场。
当我踏着用不规则的小石块砌成的马路步入市中心时，塔斯科向我铺展开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银色世界。街上的路灯幽暗，古色古香的玻璃灯罩中闪烁着烛火似的白炽灯。店铺也是古老的，没有墨西哥城里的那些缤纷眩目的霓虹灯和广告，只是在商店门楣上用黑色油漆写上自己的店名，这大概也是保存下来的一种古风。然而店铺里却是银光耀眼，数不清的银制品就象一盏盏明亮的灯，把并不宽畅的店堂映照得一片透亮。店铺主人都是热情周到的，他们会不厌其烦地向你一一介绍自己的商品，不管你买还是不买。店铺里究竟有多少种银器，恐怕谁也无法统计，从巨大的挂盘、镜架、烛台、和成套的餐具，到精致细巧的发夹、戒指、项练，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可以用银子来制造，而且式样很少重复。最使我感兴趣的，是银雕，其中有造型准确的人像和动物，也有抽象离奇的现代派作品。光是骑马的唐·吉诃德，我就见到了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十多种，有一尊塑像用薄如纸片的银箔镶接而成，唐·吉诃德的瘦削和修长被夸张得令人瞠目结舌，就象勉强在风中兀立着的一茎细草，然而你一看便能知道这正是那位憨倔天真的侠义骑士……
这些巧夺天工的银制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导游安娜小姐似乎很能体察我们的心思，特意领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制造银器的小作坊。
小作坊很简陋，一个两尺见方的炉子，一张毛糙的工作台上放着几台式样古旧的手摇机械。只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在干活，他熟练地用手摇机器在一根银丝上轧出精细的花纹，然后截成一段段，再一一用一把特制的钳子将银丝变成环状，顷刻间，一些漂亮的银戒指便出现在他的手中。安娜告诉我，塔斯科的银器大多出自这样简陋的作坊。古老的工艺流传了几个世纪，汹涌的现代化浪潮无法冲走或淹没它们，就象无法改变这座情调浓郁的古城一样。我想，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古色古香的塔斯科和银器工艺，将被墨西哥人小心翼翼地保存下去，我似乎窥见了他们的良苦的用心和努力。假如，从古老的建筑中突然崛起几幢充满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或者在那些门面简朴的银铺中嵌进几家灯光辉煌的超级商场，那么，我面前的塔斯科大概就不会有今天这种魅力了。现代人和未来人都乐意欣赏这种古老的情调，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中走进历史，使今天和昨天在时空上保持了距离，因而缩短了距离……
走进圣普利斯塔大教堂前的街心广场时，只听到一阵阵歌声和音乐。广场上人头攒动，原来市民正聚集在这里欢度周末之夜，一些民间音乐家在为人们作即兴表演。我挤进人群，看到了被围在广场中心的音乐家们：一把吉他，一把小提琴，一管排箫，三个小伙子配合默契地演奏着；唱歌的是一个身穿印第安人服装的少女，引人注目的是她胸前那几个大小不等的银项圈，在朦胧的灯光中闪闪烁烁。她唱得很有感情，歌声和音乐自然地交织在一起，轻轻地拨动了听者的心弦。我不懂歌里唱一些什么，那时急时缓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似乎在叙述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这情调和塔斯科的氛围是合拍的。
回到宾馆已是深夜。耳畔还回响着圣普利斯塔大教堂前的歌声，而眼前难以消散的是一片灿然的银光。推窗望去，山的轮廓早已消融在夜幕中，山坡上的灯光就象半天繁星，在黑暗中静静地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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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刚毅的山鹰
——缅怀叶剑英同志
赛福鼎·艾则获东方碧落又一只刚毅的雄鹰垂下了翅膀。但他那睿智的眼睛决不会闭合；他的红色的心脏决不会停止跳动——死亡与他无缘，那昂扬奋发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半个世纪以来，为了翦除狂暴不顾飓风雷霆，振翮穿云，在风雨中与邪恶抗争；无论黑色的鸮鸱，还是披着火红毛皮的狐狸，都逃脱不了锐利的眼睛。他挥动巨翼冲破乌云，痛击一切狡猾的敌人。当阴霾扫尽，艳阳重现，碧空如洗，万里无云，这只刚毅的山鹰，正欣悦地梳整翎羽，准备带领成千上万年轻的鹰隼，飞向更远的征程……多么令人惋惜，无情的死神骤然来临，但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在疾飞的鹰群中，他那奋翮冲天的雄姿，永远激励我们，他将与山河同存。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北京
〔王一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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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小园正是秋光好
李竟发
金秋时节，秋色宜人。天津文联主席李霁野先生住房后院的竹篱小园里，凌霄、藤萝、丝瓜、牵牛拾篱而上，叶茂花繁，生机勃勃，偶尔有一两片红叶映着阳光，煞是好看。
八十三岁高龄的李霁野老人，身手灵活，正在剪枝浇水。地上几株丁香、海棠、米兰，清幽雅静，竞妍吐香。老人的确是位辛勤一生的园丁。作为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他从二十年代参加“未名社”开始，毕生从事文学活动和教育事业，真是桃李满天下呵！
书房里悬挂着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祝贺他八十寿辰的巨幅国画。画面上白色百仙花盛开，象征福寿的天竺结满红色硕果，后面衬着亭亭的翠竹。寓意“百仙祝（竹）寿”。书橱上是他亲笔手书的鲁迅先生集离骚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鹁之先鸣。”书橱侧面一幅醒目的正楷书写的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正是以鲁迅这句话教育学生，教育后辈，自己也身体力行。当年王昌定同志因《创作，需要才能》一文而遭批判围攻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创作难道不需要才能吗？”在“文革”中，当有人陷害冯雪峰同志挑拨党和鲁迅的关系，逼迫他作伪证的时候，他虽身居牛棚却大义凛然地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如今，老人满头银丝，却诙谐地笑着说：“时间不多了，我再干五年还没问题，得抓紧呢。”书桌上摊满资料、文稿，他应百花文艺出版社之约，正在精心编撰十四卷的《李霁野文集》。他还计划写诗、写杂文，翻译诗和小说。答复来信也占去不少时间，他坚持每信必复，不论来信者是知名人士还是无名小辈。对青年他尤加爱护，复信时往往字斟句酌。他虚怀若谷地说：“活到老，要学到老，我仍在剪报，写卡片……”
握别老人，望着他步履稳健的身姿，我情不自禁地涌出几句诗来：鹤发童颜乐而康，八旬撰集诗万行。小园正是秋光好，霜叶如丹映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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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春年华〔中国画〕 刘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