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刘帅，我们怀念您
陈锡联 秦基伟 徐深吉
风乍起，天微寒。金秋十月，传来了刘伯承元帅辞世的噩耗，全党、全军都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我们身为您的老部下、老战士，更是情催泪下，悲痛至极。
敬爱的刘帅，您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您身经百战，深谋远虑，用兵如神，形成了大智大勇、威震敌胆的独特指挥风格。您的军事理论、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朱德总司令赞誉您：“具有古名将风”，“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元帅评价您：“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小平同志称颂您：“手持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们深知，您的才能，您的实践，您的功勋，都是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永垂青史的。
我们从红军长征到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您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工作和战斗。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严格要求，耐心疏导，一言一行都是我们的榜样，使我们在带兵、练兵和用兵等方面，学到了领导方法和指挥艺术。您是我们最崇敬的领导，最严格的良师。
我们不会忘记，您顾全大局，注重团结，主动配合全局的战略眼光和革命胸怀，鼓舞我们为全局利益，甘愿挑重担、啃骨头，甚至牺牲局部也在所不惜。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根据地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又集中兵力对付我抗日军民，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断制造摩擦，发动武装进攻。我们在虎狼夹击之中战斗，根据地的斗争越来越艰苦，越来越残酷。您和小平同志从中央通报中得知，贺龙同志所在的晋西北地区比太行山地区更困难、更艰苦，就主动支援物资和钱。这种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高尚风格，深深地教育着干部和战士，坚定了我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抗战胜利前夕，党中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开赴新区发展人民武装。那时我们一二九师在延安的干部最多，可能有较多的干部不能回一二九师。这个情况反映到您那里，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后明确指示：第一条，中央决定调多少就给多少，要调谁就给谁；第二条，对调动思想不通的同志，各级领导都要做说服工作；第三条，你们熟悉的优秀干部，还要主动输送一批出去。您还强调指出，党的“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全党、全军都要为巩固与发展大好形势出力。这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同志们坚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革命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1948年4月，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关键时刻，您针对有些干部对到大别山啃骨头思想不通的问题，亲自向野战军直属队和第三、第六纵队的干部，作了《关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的报告，深刻指出：“我们要从全局来看大别山，全局的胜利，我们是其中的一份。打仗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就吃肉，这次我们也啃一次骨头。”您和小平同志坚决表示，不向中央叫苦，不向上级伸手，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正是这种坚定的全局观念，使我们十几万大军统一了思想，克服了敌人前堵后追、四面围击和生活上的艰难困苦，赢得了挺进大别山的胜利。
我们不会忘记，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摸索了掌握“五行”、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宝贵经验，创造了卓越的指挥艺术和独特的作战风格。您常常勉励我们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您有一句名言：“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的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象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您把对作战行动最有影响、最起作用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个要素，称之为“五行”，这是指挥作战定下决心的基础。您讲过：“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您用兵如神的决窍。您指挥我们扬我之长，避敌之长；护我之短，击敌之短，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技术，不断消耗与歼灭敌人，使我军在局部的战役、战斗中，夺取主动，制造优势，从而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全局的优势和主动转化，使敌人在局部的战役、战斗中，不断丧失优势和主动，最后达到在战略上、全局上处于劣势和被动。您给我们讲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敌人是“吃屎的狗离不开茅坑”。这就是说现代化的敌人，装备多，车炮多，离不开铁路和公路。我军只有破坏“茅坑”，引出敌人，在有利地形上待机打狗，才能出奇制胜。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您巧用谋略的典型战例。当时，跃进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毛泽东同志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打不进去；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您与小平同志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情况，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小平同志还冒着敌机的封锁到友邻部队了解情况。为了隐蔽企图，给敌人造成错觉，您组织部分部队实施佯动，命令船只在黄河上来回摆动，造成一个部队北渡的态势。就这样，掩护大部队开始了战略进攻。等到蒋介石发现我战略企图时，我军已经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向淮河挺进，象一把尖刀插在了敌人的后背上，从而实现了毛主席估计的第三个即最好的前途，为全国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揭开了序幕。多年来，在您指挥下作战，使我们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指挥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尊重客观实际，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注重调查，认真研究，才能驾驭瞬息万变的作战规律，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形势，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不会忘记，您对待干部象慈父般的温暖。在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更是呕心沥血，诲人不倦。对待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批评是严厉的，但在方式上却十分注意，总是采取启发诱导和现身说法，使得大家心悦诚服。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部队中曾一度出现了松口气的和平麻痹思想，认为八年抗战已经胜利了，该过太平日子了。当时，就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前面热油浇心，后面东吴招亲。”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在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敌人在磨刀，客观形势不允许我们放下枪杆过和平日子。您和小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把纵队和军区的领导干部集中到邯郸办集训班。您年逾半百，却精力充沛，不顾一只眼的伤残，趴在地上打了三枪，并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每个人都打三枪不计成绩，主要是把我们头脑里的和平思想打掉。”集训结束后，我们回到部队抓了整军备战，有效地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邯郸集训，为以后的战斗胜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每当我们回忆起集训的情景时，都为您的言传身教而感动。您还特别重视工农干部学文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你们打过许多胜仗，有不少宝贵经验，但总是茶壶里煮汤圆——肚里有货倒不出来。就是因为没有文化，不会总结经验。在您的关怀督促下，部队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您曾说：一个房子，好比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金银财宝，万物皆有，可是房子的门被锁起来了。文化知识就是开门的钥匙，没有文化就没有钥匙，只有从门缝里窥视，这样看的范围很狭窄，很有限。如果有了文化，掌握了钥匙，把房门打开，走进房子里面去看，那就看得宽广，看得全面了。这个故事对我们启发很大，使大家提高了学习文化的自觉性。我们还记得，为提高学习兴趣，您还亲自编口诀、改错字、讲意义，手把手地教写字。有的同志分不清“己、已、巳”三个字，您说：“己开巳不开，已字半开。”一句话把三个字分清楚了。您十分注意维护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要尊重工农干部，向工农干部学习实践经验；说服工农干部，要尊重知识，爱护知识分子，努力学习文化。在学习方面，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那行军打仗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到处都留下了您孜孜不倦读书的身影。您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也读世界军事学术著作；您读古代兵书，更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您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总结提高，您的著名军事论著，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一贯重视办院校培养干部。长征中，您任红军大学校长，为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指挥员、参谋人员和政工干部。全国解放以后，又是您主动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职务，请求去办院校。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了您的请求。您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治学严谨，治校严格。我们先后在您领导下学习过，使自己的军事、政治、文化知识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您把军事学院办成了全军综合性的最高军事学府，开拓道路，造就人才，为加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秋风阵阵，秋雨绵绵。敬爱的刘帅与我们永别了。您的丰功伟绩，您的谆谆教诲，您的光辉形象，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今天，我们哀悼您，怀念您，就是要以您为榜样，继承您的遗志，学习您的精神，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新长征的征途上，建功立业，奋勇前进！
深深地怀念您啊，我们敬爱的刘帅！
第5版()
专栏：
沉痛悼念我的父亲李明瑞烈士
李秉元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每当我读到这首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就心潮翻滚，感到有很多话要对九泉之下的父亲倾诉。
难忘的时刻
1928年冬，是我父亲戎马生涯中唯一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和我得到父爱的短暂时刻，那时北伐战争结束了，他借请假探亲为名从武汉经香港回北流与俞作柏表伯、俞作豫表叔商讨“倒桂反蒋”事宜，我得以亲眼看见父亲在家庭中的表现及其思想言行品德。一些小时和他一起看牛的伙伴，大家畅谈往事，有时对他说：“那时我们一边看牛一边煨红茹食，你煨的一条大红茹，先要我们一人一口，差不多都吃光了，你最后只吃一丁点红茹头。”有的说：“那时，我们去钓鱼，你钓得的大鱼，都分给我们，你自己只要一条小鱼……”说得大家开怀大笑。有一次，我随父亲去访邻居李晚爹，看见他正在患疟疾，蜷缩在厨房的禾秆堆里取暖，父亲长长叹息了一声，马上回家取出自己盖的红绸棉被送去给李晚爹，我妈妈不大乐意地说：“那我们盖什么？”父亲说：“晚爹辛苦了一世，连一床棉被也没有，我们现在上盖下垫怎样过得意？！”说得母亲也感动了，还送十元东毫给晚爹买汤茶。事后，父亲对来访的叔伯说：“我国农民问题如此严重，非根本改革社会制度不成。”
一天晚上，我从朦胧中醒来，听见父亲和母亲低声谈话：“我这次回来，准备带你和孩子去上海居住，免得我出事时连累亚公亚婆（明瑞的父母）。”母亲顾虑祖母不让去，父亲说：“待我向她说，带芬女去上海医牙疾便可。”
果然，不久，父亲就带着我们母子三人来到上海，我们以为从此可以和父亲长聚，享享荣华富贵了。谁料他匆匆忙忙把我们安置好后，就说要回武汉去述职，临行前再三叮嘱：“你们在上海处处要谨慎，对外人不可说是李明瑞的家属，孩子入学填父亲姓名，不要写李明瑞，可写李越生。并替我们三人都改了名，妈妈改为罗昭仪，我改为李秉元，弟弟改为李培元。”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完全不理解父亲的话，后来听说就在我们途经梧州时，他机智地躲过了新桂系的暗害，觉得又怕又喜。现在才体会到父亲为“倒桂反蒋”，真是有胆有识，把预后的事安排得多么周密啊！
最后的一封家书
1929年5月的一天，父亲突然从武汉回到上海，只和母亲见了一面，交待一些事，连住也没住上一晚，就戎马倥偬地回广西了。这年冬天我们突然收到父亲从龙州托人带来给母亲的一封信和三百元光洋。信里说：“现在时局很不安定，我未能接你和两个孩子回广西来，我现在不是做官，而是替人民打工。你们以后要独立生活，不要依赖我，见字后，立即搬到租界住，如有人送财物来，千万不要收纳。（注：李明瑞原为北伐第七军师长、副军长，“倒桂”成功后，就任军事特派员、广西编遣区主任、绥靖公署司令，蒋介石为拉拢他，叫宋子文、唐海安每月照顾他家属在上海的生活费用）望你带好子女，让他们长大了孝顺你，我不能抚养他们了……以后，不要再寄信给我。”同时在日本留学的一个叔叔李毅生也收到他的一封诀别信说：“革命未必自我而成，惟尽吾力之所能致。”此后我们所有的家属亲朋故旧，再没有收到他的片纸只字。我们陷入对他深切的思念，在惶惑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
初明真相又遭反复
1949年11月，我正在家乡北流县和地下党的同志忙着搞迎军接管工作。第一次遇见和我父亲参加革命后在一起的同志正是率领人民解放军解放北流县的原红七军老战士谢扶民同志，他知道我是李明瑞的女儿后，激动得紧紧握着我的手，告诉我关于李明瑞参加革命后的事迹，还指点我赶快写信给正在查找李明瑞家属的广西党政军领导人张云逸，不久我应省党政领导同志的电邀来到南宁，省副主席雷经天同志详细地向我介绍了父亲参加革命后的事迹、牺牲的传说，和党中央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的情况。特别是省主席张云逸一到南宁后，就接见了我，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对我们一家关怀备至。
万万想不到，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全推翻了！父亲大有被鞭尸扬灰之势，再版了王明“左”倾错误：诬陷父亲是“军阀”，“走投无路才逼上梁山”、“企图率队逃跑”，甚至变本加厉的编造说他：“逃到了白区才被打死”……七八十岁的老母亲被斗得服毒自杀（经洗肠抢救才未致死）；弟弟全家被遣散回乡劳动改造；我也被审查批斗了三四年，家散人亡。在那茫茫的黑夜里，我们几乎失去重见光明的希望。
柳暗花明处，春风重拂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二十周年暨百色起义四十九周年大庆带来的欢乐声，犹如一声春雷，枯枝发芽，惊醒了我的一场恶梦，我和我母亲都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我们会见了分布在全国各地被邀请回来的红七军、红八军的老干部、老战士，真是意想不到的幸事！他们见到我们，亲如一家，纷纷告诉我们父亲参加革命后的事迹，一桩桩一件件说得那么生动具体。例如：1929年冬他机智果断的指挥平息蒙志仁在龙州的叛乱，1930年夏他指挥勇攻贵州榕江县城，回师右江他用仅有的三发山炮亲自瞄准，三发三中，最后收复百色，成为流传的佳话；1930年秋，红七军北上远征江西，他和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指挥和维护部队，四次脱险，奋战梅花村，强渡乐昌河和崇义突围等无数次惊险的战役，摆脱了强大的敌军不断围、追、堵、截，忍受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胜利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实现了与“朱、毛红军汇合”的殷切期望；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党中央任命他为江西河西总指挥，统率红七军、红二十军、独立一师，攻安福，连克莲花、茶陵等五城，威震湘赣；第三次反“围剿”时，他担任红七军军长，率部配合兄弟部队迅猛插入敌后，全歼韩德勤整师，取得了著名的方石岭大捷。他为革命立下的功劳，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和奖励等等。特别使我们振奋的是：受邓小平委托，中央代表团团长韦国清、副团长卓琳分别接见了我们。韦国清团长对我们说：“李明瑞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是位好同志，他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卓琳副团长对我们说：“小平同志很惦念广西的红七、红八军的老同志，在‘自述’中多次提到李明瑞，也和在京的有关同志提起他，叫我代向你们问好。”他们和我们热烈的握手，亲切的谈话倾注着对父亲的敬重和深情厚谊。
1981年百色起义五十二周年时，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1984年12月1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南宁建成了有李明瑞、韦拔群塑像的纪念碑和陈列馆，以邓小平同志的题词为碑文。纪念馆里挂着红七、红八军老同志和现在党政领导献给父亲的题词：“北伐指挥歼劲敌，投身革命显奇绩”，“能当革命苦，不做高官荣，征途破险阻，指挥胜敌兵”，“北伐中原称虎将，揭竿百色大英雄”，“两次腾飞功显赫，树碑永世志忠怀”。
父亲呵！您的一生是随着时代潮流前进而战斗的一生，北伐战争以前，您站在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一边，参加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您积极参加讨伐南路军阀邓本殷；北伐战争时，您从始至终在前线浴血奋战，战功彪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您在白色恐怖中，不畏强暴，保护、重用共产党人；北伐战争结束后，您“倒桂反蒋”，志在打倒新军阀。1929年您和俞作柏回广西主政时，主动联合共产党，大力支持革命；您参加起义入党后，勇挑红七、红八军总指挥的重担，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人民为革命战斗不息；当您横遭诬陷时，您忍辱负重，严守纪律，努力工作，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父亲呵！我怀着极沉痛而又欣慰的心情写下这点纪实，告慰您在天之灵。历史事实最公正，共产党最伟大。
安息吧，敬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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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
齐志文
孙中山先生早年曾说过：“我的革命思想是在香港得来的。”他青年时期在香港读大学、筹建兴中会总部时就准备广州起义。
为了掌握学习西方的语言工具，孙中山到香港，考进了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最早的拔萃书室专攻英文。
在香港孙中山结识了翠亨村老乡杨鹤龄先生。当年，孙中山团结了那些在港久居的乡友，或在港滞留、徘徊的同志，交流民情，议论民情，议论国事。中山先生同至交尤列、陈少白等，每遇假日到杨家的小楼上促膝而谈。中法战争爆发后，香港工人拒绝给法国货船卸货，孙中山足涉九龙、香港的码头，第一次看到工人的力量。
年青的孙中山富于幻想，更多于理想。1886年夏在中央书院毕业后，考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过了一年，1887年1月又转到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读五年制医科学校。这座学府招考懂中英文的学生，那年中山先生才二十一岁。
在校期间，他涉猎群书，知识较广，同学们给他取名“通天晓”。
西医书院五年，他常常夜半起床披衣而读，翻卷忘食，刻苦钻研医学本科知识，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地理以及农业科学。
中山在校认真读书，同时为革命作准备。在故乡他曾作炸药试验，在西医书院又暗地自制炸药。
在校学习时，好友关景良邀孙中山到家里玩。关的母亲黎氏对中山有所耳闻，见了中山问他：“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中山先生答：“不是。”“想做钦差吗？”中山先生又答：“不是”。“然则想做皇帝吗？”中山先生还是答：“不是”。“那你到底想做什么？”中山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只想推翻清朝政府，那比当皇上还高、还大”。
1892年秋，二十六岁的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
1895年1月中山由广州来到香港，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兴中会初筹建于1894年1月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这年11月24日又在檀香山火奴鲁鲁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家里正式成立，通过了孙中山动笔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拯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第一批成员约有二十人参加，这是在华侨中最早创建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总部成立之际，修订兴中会章程，起草了宣言，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
5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孙中山先生集结同志，在当时香港开市最早的西营盘杏花楼密商进攻广州大计。还起草了兴中会英文对外宣言。兴中会到1895年已有三千多会员，计划重阳节（10月26日）乔装扫墓人，奇袭广州，炸毁两广总督府，口号是“除暴安民”，红布缠臂作标志，首举红旗，揭开广州起义第一仗。还精心设计缝制好青天白日中华民国的国旗，代替清政府的封建主义的黄龙旗。起义前一天，由于叛徒告密，从日本运进的六百支新式手枪，在海关检查时被搜出没收，由香港去的后续起义队伍，途中受阻推迟到达时间。种种复杂原因，广州起义失败。
先生在民众的掩护下，机智地隔天乘小轮船，由广州经顺德，又从香山县的唐家湾转道澳门，后抵香港，避过清兵的追捕，但港英当局讨好清政府，不容许中山先生在港长居，只短短的停了一天，又辗转到日本，从此开始了他十六年在国外的流亡生活。
1896年9月30日，中山先生从美国抵达英国的伦敦。10月11日上午，孙先生离开葛兰旅馆，去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康德黎教授家，途中被绑架到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囚禁在二楼上。
伦敦脱险，中山先生仍未气馁，挺起他坚强的翅膀，继续向昏暗的中国封建统治冲刺。他的足迹留在新加坡、曼谷、马来亚华侨之中，他的革命声音响遍东南亚的城市。1900年先生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建立总部，发动了惠州起义。继而又同黄兴组织黄冈之役。尽管清政府将起义之火一次又一次扑灭，但凶凶烈焰到处燃烧，广西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云南河口之役，广州黄花岗之役。起义多告失败，但不断唤醒人们反清的觉悟。
1911年黄花岗之役，起义前的准备，在香港李纪堂先生的青山农场进行，有军械库、射击靶场。就是现在的青山湾西侧的蝴蝶湾的红楼圣地工艺品中心。红砖古屋，门坊飞檐，古朴典雅，中山和黄兴曾在此紧张的商讨过革命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