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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村级整党令人振奋
商品经济洪流冲击闭锁山寨 土家党员更新观念广辟富路
本报讯 记者王楚报道：商品经济的巨大洪流，猛烈地冲击着沉睡的土家山寨。去冬今春以来，涌进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土家山寨做买卖的客户，每天有一千多人，诸多山外来客，使土家人感到新奇。对此，成千上万农民党员则感到突然。
县境内八座雄关，能挡住探险者的足迹，保护住十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但“汉（人）不入内，土（人）不出关”的传统锁寨意识，却使高山深岭的土家人，长期仍停留在“三斤包谷换一斤老酒”的原始交换阶段。有的农民入党四十年，却未下过山、进过城。
今年6月，在长阳县委召开的“听听来自大山深处的呼声”碰头会上，常委们坐不住了。黄柏山乡政府为一名进山投资的个体户提供一间房屋，以发展本地缝纫、棕床加工业，几名农民党员闻讯后，联名张贴出小字报，指责“乡政府不务正业！忘掉宗旨！想干什么？！”柏杉坪村的二十五名党员，在县委书记面前，只有一名党员表态，敢去一里外的集镇上，提篮吆喝卖菜。三百六十行，做买卖、搞流通，在土家人眼里，可是摆在最后一位。
“面对商品经济的巨大洪流，与其被动受冲击，不如让党员带头去撞击”。县委常委们思索着。
依照上级统一部署，村级整党一开始，长阳县委结合本地实际，抽调五百五十四名干部，奔赴全县每一个乡村山寨，帮助农民党员增强商品经济意识，排难解忧。一位有四十多年党龄的农民对记者说，“这次整党，我这个老先进承受的压力，是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
记者来到黄家岭乡，三十岁出头的党委书记姚祥鑫说的一席话，令人深思：“当年，闹武装，打土司，他们是带头人；眼下，搞商品经济，却落伍了。有个村共有三百八十一户人家，有三十名党员。去年只有一名党员卖了五头商品猪，而全村六十八个贫困户，党员占了二十二个。”
“增强党员们的商品经济意识，这是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关键。”县委提出的这一任务，迅速传遍了山山寨寨。
全县各乡纷纷用本地典型，活跃党员们的思想。汪家棚乡的一百四十七名党员，到柑桔专业户邓守忠家参观。邓守忠靠山吃山，今年仅出售的柑桔、桔苗、洋芋，商品额高达七千七百四十六元。真是穷进深山，富奔口岸，一出寨就开窍。这一百四十七名党员纷纷盘算着从穷窝里爬出的第一步。截至10月底，全县各乡已请四百一十四名党内外各种劳动致富典型，给农民党员上辅导课。土家农民党员从这些事例中受到启发，不再把梁上挂千斤烟熏肉作为显富的象征，而是要比谁背商品下山多了。
老雾冲村的十九名党员，个个带头订发展商品生产的具体计划；舞溪村的小煤窑多，过去，山外人来挖煤，党员们反感，设卡刁难，现在，在党员们的提议下，党支部作出了敞开寨门，谁有钱、谁有技术，就欢迎他进山寨开矿的决定。长阳县是七山二水一分田；过去，商品意识淡薄，整党大开窍，方知过去守着宝山不识宝，山上香菌、木耳、山里的铁矿、煤、水晶石……，只要运出山，变成商品，都是财富。
找市场不找乡长，这对葛家湾村来说，是整党的一大收获。过去，全村年年有十几万斤包白菜、洋芋，白白扔在地里，乡政府让村支部出外找销路，但从支书到党员，谁都不愿当生意人。通过整党，支部书记葛三五带领党员出寨下宜昌，到江陵，帮助农民找客户，跑销路。青树丫村支书秦尚朴，已两下羊城，运销香菌三百斤，获利三千三百元。在他的带领下，全村已有二十一人下羊城，贩香菌四千多斤，获利许多。活钱多了，眼界开阔，响石乡的党员主动为山寨修小路一百多里，加固桥梁，改善了土家人“出门就爬山，遇水就趟河”的交通不便状况。
陪同采访的县委副书记邹水清对记者说了一席意味深长的话：“通过整党，成千上万的农民党员更新观念，增强商品意识，迎头赶上，成为致富的带头人；长阳的经济建设，也将会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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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外商赞我开放工作运转加快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四日电 （记者于有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最近发现，在我国投资办企业比过去便当多了。他们把中国对外开放的工作比作一部大机器，感到这部大机器的运转速度正在加快。
福建有关方面同日本厂家合资经营的中国福万玩具有限公司，已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产品出口，生产经营情况良好，但通水、增装电话机、借贷流动资金等问题却拖了将近一年迟迟得不到解决。前些日子福州市政府召集各主管部门现场办公，只几个小时就确定了为福万公司解忧的方案。现在供水管道已经铺到新厂区，公司所需的电话机、流动资金等也陆续得到满足。这个公司的日方董事长元府俊幸先生认为，中方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这种加速度，给中外合资办企业“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说他“增强了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在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地的外商，不少人也都谈到最近几个月他们同中国合作者打交道节奏变快了。在这些地方，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有的实行简政放权，有的简化办事环节，有的主动上门解决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问题，还有的带着图章深入基层从速批办有关的进出口手续。一些外商原来就称赞天津市负责对外开放工作的人员“灵活和开明”，如今又为市政府抓紧筹建外国投资行政服务中心的新决策所吸引。因为这个服务中心建成以后，外商来津洽谈投资办厂事项在这一个地方，就可以办成以前要跑很多部门才能办妥的事情。
注意研究我国情况的人都知道，我国正在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绝不是偶然的。今年七月和十月相继发出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条件的通知》、《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等文件，就是我国政府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更积极地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的新步骤。
为了有效地解决引进外资的有关问题，以国务委员谷牧为组长的国务院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记者日前列席这个领导小组的会议时看到，作为领导小组成员的有关部门的领导齐集一堂，当面磋商拟定鼓励外商投资的实施细则。这些问题过去分散在有关部门解决一时很难协调，现在集中商讨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由各部门负责干部组成的这个领导小组，前些时间还邀集上海、广东、福建的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汇报情况，帮助他们尽快解决了一些久拖不决的问题。
国务院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指出，在鼓励外商投资办企业的工作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都很重视，为此发了不少文件，现在需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落实。他希望各地领导同志都要深入实际，亲自抓几个外商投资企业，帮助他们把自己的企业办好，使我国对外开放的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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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时说
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
中美双方都要有勇气有远见发展合作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虞家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时说，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近八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他说，为了实现在本世纪内的发展目标以及在下个世纪的更大目标，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对外开放，而且对内也要开放；不仅本世纪要开放，下个世纪仍要继续开放。
代表团团长、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表示，美国的企业界和金融界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愿同中国的金融界加强合作。
邓小平对此表示欢迎。他说，外国商人在中国投资风险最小。中国欢迎美国金融界在增进对中国了解的基础上，在这方面多作努力。他说，“美国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的知识，但还要看是否有勇气。为了发展合作，中美双方都要有勇气、有远见。我们希望美国朋友到中国投资，胆子要大一点，勇气要足一点。”
范尔霖说，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是富有远见和勇气的。他把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送给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有机会到那里去看看。佩戴这枚证章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通行无阻。
范尔霖告诉邓小平，昨天结束的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开得很成功。他说，他高兴地看到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很爱学习，很有才干。
邓小平说，我们有些年轻人还不够成熟，但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我们的总目标是各级领导人逐步年轻化。没有一批年轻人，活力保持不了，创新也不容易。但是要实现干部年轻化也不容易，要从教育入手。
为期四天的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纽约证券交易所联合举办的。
美国前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一些金融界知名人士参加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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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村级整党的路子
本报评论员
村级整党，正在全国农村逐步展开。
怎样搞好村级整党，是全国农村成百万个党支部和两千多万党员关心的问题，也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有些同志甚至还有些担心，担心村级整党重搞过去“左”的那一套，把农村党员刚刚萌发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整掉了，从而也就把农村的大好形势整掉了。
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之忧。前一段，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些带头发展商品经济的党员，听说要整党了，就躲在外边，不敢回村了。这说明，村级整党怎么搞，新时期党对农村党员的要求是什么，有些农村党组织和党员还不是很清楚的。
长阳县的村级整党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在这个封闭的土家族山区里，整党不是整掉了而是增强了农村党员的商品意识，不是整掉了而是增强了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整党，给这个偏僻的山区县带来了新的活力。象长阳的这种做法，在其他地区也有，也都象长阳一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称为“新式整党”。其特点是指导思想明确：村级整党不仅要解决少数干部严重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问题，更重要的紧紧围绕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带领群众致富这个中心，研究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克服小生产观念、增强商品经济观念的教育贯穿于整党全过程。这完全符合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要求。
村级整党，沿着这条路子走，紧紧抓住发展商品经济这个中心，提高农村党员的思想认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于农村党组织的建设，对于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相信，指导思想明确了，方法对头了，村级整党是一定可以搞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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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报纸批评 丢掉“棍子”讲民主
邵阳县委书记当面向人大代表道歉
本报讯 记者吴兴华报道：湖南省邵阳市委重视本报的批评，邵阳县委书记罗安荣，对自己的错误已作了检查。
本报11月7日发表了《邵阳县发生一起粗暴干涉人大工作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同志，放下你的棍子》后，在湖南省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这件事。为此，记者走访了邵阳市委、市人大和邵阳县委、县人大及有关的当事人。
邵阳市委的负责同志告诉记者，邵阳县这件违法事件见报的当天，市委召开了常委会议，市人大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专门讨论了邵阳县的这件事，作了三条决定：一，市委常委要从这件事中认识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要尊重人民的意见，倾听人民的呼声，接受人民的监督。二，邵阳县委书记罗安荣在这件事中从指导思想到行动都是错误的，市委要对罗安荣同志进行批评教育。三，市委要运用邵阳县发生的这件事在全市进行民主与法制的教育，帮助党员、干部增强民主与法制观念。
邵阳县委书记罗安荣7日在市里召开的县区负责人会议上，先后在小组会和大会上作了检查。他对记者说：我接受人民日报对我的批评。我的错误主要是，人大代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在人大会上提意见，受到法律保护，我却派人去追查，抓人家讲话中的毛病，这是“抓辫子”、“打棍子”，这是搞“左”的那一套。通过这件事，我有两条教训：一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我去年4月担任县委书记，法律知识本来就少，自己又没有认真学法，连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的发言受到法律保护这样应有的法律知识也不知道，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观念也没有树立起来，所以，干出了压制民主的违法事情。第二是要继续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我认为自己是近几年提拔起来的干部，总认为自己不会搞“左”的那一套。事实不是这么回事。人家在人大会上提意见，言辞尖锐一些，就认为有问题，就派纪委的干部去追查，这不是过去“左”的那一套是什么？今后，我也要注意清理、克服“左”的影响。
本月11日，罗安荣同志专程到长乐乡，向肖调国同志赔礼道歉。罗安荣对肖调国说：你在人大会上敢于反映群众的困难，敢于批评上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工作中的问题，做得对，应该支持，值得学习。我压制了民主，对你造成精神压力。事情已有好几个月了，也没有找你谈心，这是不对的，现在向你道歉。希望你今后仍然敢于坚持真理，大胆地讲真话。肖调国同志很感动，说：“要是这样，我今后更敢讲话，更敢反映群众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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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会见乌尔班一行
中捷共同努力发展友好合作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部长博胡米尔·乌尔班。双方就继续发展中捷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
赵紫阳说，中国很重视发展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友好关系。我们双方要共同努力，使双边合作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上。双方还要多来往、多交换意见、多互相考察，为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合作开拓新的领域，寻找新的方式。赵紫阳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同中国的省、市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
乌尔班兼任中捷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捷方主席。他是应邀前来出席该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于11月10日到达北京的。乌尔班在会见时对捷中经济贸易关系近两年发展很快表示高兴。
他说，捷中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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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昭君雕像最近运到兴山县
内蒙古雕塑工作者张恒创作的王昭君雕像，最近运到湖北省兴山县昭君纪念馆。
雕像用汉白玉雕刻，高二点九米，形象庄重大方、潇洒乐观。人们认为，这尊雕像一扫封建文人笔下王昭君凄悲、哀伤的情调，体现了董必武同志的题诗“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的思想境界。
王昭君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一直受到塞外各族人民的敬仰。近年来，内蒙古各族人民对昭君的敬仰之情犹为浓烈，以昭君为题材的戏曲、音乐、舞蹈、雕塑等文艺作品，以昭君命名的“昭君酒”纷纷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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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退耕还林五十二万亩
今年，山西省退耕还林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据统计，全省共退耕还林五十二万亩，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三十。退耕后的土地都种植了以红枣、核桃、山楂、苹果等为主的经济林，或以油松、落叶松等为主的用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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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涌现大批养鱼专业户
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正由单一的畜牧业生产向多种经营迈进，如今涌现出五千五百多个养鱼专业户。据统计，内蒙古养鱼专业户共经营水面达二十多万亩，今年可向市场提供三百万公斤商品鱼。（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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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被处决的厦门市长”子虚乌有
杨钟濂
最近到厦门采访，当地一位离休的老同志拿出几份文摘小报，大发感慨。
那几份小报都报道了1959年陈毅同志不徇私情，同意处决曾经做过他的警卫员的厦门市市长包湘之。这位老同志说，他从一解放就参加厦门市的领导工作，历届市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叫包湘之，没有一个当过陈毅同志的警卫员，更没有一个被处决。一位市长被处决，是件大新闻，为什么当时未传播，也未见诸内部文件？
原来，那是某文艺刊物的一篇“传奇”。写真名真姓的革命领袖人物的历史活动，却置基本的历史真实于不顾，一味以“奇”来刺激读者的胃口，这不是郑重的态度。人们对写领袖人物的文章，一般是爱看的。但读者感兴趣的是真实的历史情况，而不是胡编乱造。
本来，只要打个电话查询一下，并不难弄清事实真相，可是有的文摘报却没有这样做，或者以整版篇幅予以刊登，或者把它登在记述真人真事的“老一辈革命家”专栏，以讹传讹，使更多的读者误以为这是一条湮没了二十七年的大新闻。造成这种情况，杜撰者自然难辞其咎，但那些文摘小报的编者，就没有责任了吗？
这种把虚构当事实，传奇当信史的做法，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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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鱼市的喜与忧
本报记者 石德连
往年秋末冬初，天津水产市场就日趋萧条。今年却格外兴旺：数百个农贸市场、水产商店从早到晚，热闹非凡，摊位上依然摆满欢蹦乱跳的鲤鱼、鲫鱼、新鲜的鲢鱼、肥大的河蟹和各种海鱼。
在幸福道农贸市场，记者访问了几位买鱼的顾客。有的说：“过去凭本本，每人每月几两鱼。现在鱼多，随吃随买，便当了。”也有的说：“放开前，买鱼活象半夜下饭馆——有嘛算嘛，要挑选，没门。如今呢？摊点多，看中哪条称哪条。”当记者问到鱼的价格时，反映不一。有人说：“价格比去年低了，但还是高。”也有的说：“你真不知足，八九两重的白花鲢鱼、马口鱼，每斤不过一斤水果钱，斤半青辣椒钱，吃鱼合得来。”
在鲜鱼价格放开之前可不是这样。那时，统购统销，越是鱼少，统得越死，越统越少，每月半斤鱼，节日一斤鱼，还时常断档。因此，“吃鱼难”成为天津人生活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鲜鱼价格放开，天津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解决吃鱼难问题。今年，不仅海洋捕捞大幅度增产，淡水鱼也比去年增产一万多吨，相当于1983年没有放开时的五倍。由于鱼源比较充足，天津市从开春到现在，市场上的鲜鱼一直很丰富，平均售价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一成左右。
改革使天津市出现了“养鱼热”的好势头，但也出现了“卖鱼难”的新苗头。西郊区小孙庄已有养鱼水面一万亩，从两个塘的实际产量看，今年全村鲜鱼总产可达一百七十五万公斤。去年这个时候，出塘鱼已占养殖量的80％，而今年只卖出三十万公斤，不到总产的20％。因为鱼塘都不深，如果结冻前售不出去，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所以，他们再三呼吁“卖鱼难”。象小孙庄一样年产五十万公斤鱼以上的大泊北、小南河等十来个村，都不同程度存在“卖鱼难”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吴振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指出：“要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销售工作，降低成本，薄利多销都要跟上，使养鱼者增收，吃鱼者合算。”
天津市海洋捕捞、淡水养殖和外地调入的鲜鱼，今年人均占有量只有十一二公斤，照理说，一月一斤多鱼并不显多。“卖鱼难”的主要原因是鲜鱼出塘时间比较集中。有些渔民建议，在即将入冬的情况下，采取保护价格，或者恢复停止售鱼的上百个蔬菜门市部的水产柜台，食品厂扩大加工能力，以及有关部门帮助疏通通往外省、市的渠道，解决眼下的“卖鱼难”并不难。如果今年解决得好，明年加强指导，推行轮放轮养，提高单产，降低成本，有节奏上市，养鱼的好势头还会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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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崇山峻岭间架设新线路
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湖北省邮电工程公司今年开始在鄂西山区架设新的通讯线路。他们在崇山峻岭之间要架起二千七百多根水泥电线杆，这项工程预计明年7月竣工。图为架线工人在兴山县城架线。 本报记者 许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