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无欲则刚”有何不好
吴祖荫
读了8月27日《大地》副刊《也谈欲的正邪之分》一文，有些不同的看法。不揣冒昧，也来插几句嘴。
小川同志的文章认为，欲是有正邪之分的。但又说：“有许多欲是不能用正邪的标准来划分的”，并以作官欲、发财欲为例。笔者以为，这两种欲是有正邪之分的。
作官欲的正邪分起来并不难。杜甫，是很有点作官欲的，他把自己比作稷契，作官是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虽然作了几任小官，并未达到这一目的，但总不能说他的作官欲不是正欲。抱着“有权就有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的作官欲，难道不是邪欲？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个人的私利服务，可以看成作官欲的正邪的分水岭。至于在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中，夹杂着一点权力待遇的想法，甚至夹杂着几分邪欲的事情是有的。但作官欲的正邪，自会有个量度。是正为主，抑或是邪为主，大约也是分得出来的。要求正欲是纯而又纯，一尘不染的，这在天底下大约很难找到。因为不纯，就分不出和勿须分欲的正邪，似乎是不妥的。
发财欲要分正邪其实也不难。在过去极左的观点下，只要一谈发财，就被看成邪欲。“要发家，种棉花”，曾经被狠批一通。但这种是非不分的情况，毕竟不是永久的事。发财欲的正邪究竟如何分？就看发财之道，或曰想怎么发财。靠劳动致富，这是正道。靠投机倒把、坑蒙拐骗、贪污盗窃、偷税漏税……发财，这是邪道。至于长途贩运，人家经过劳动，把商品从迢迢万里的广州运到北京，如果价格公道（没有蒙骗等在内），难道不算正欲？说与“愿留清白在人间”，“人的价值在于奉献”不是一类么？人家凭价值规律赚钱，搞活了流通渠道，为国营商业作了补充，满足了某些消费者的需要，难道没有任何奉献？
划定欲的正邪的标准，自然因社会、时代、阶级的不同而有异，并没有通天下古今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阶级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法是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岂能因为有异，就干脆废弃的道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欲的正邪的标准，我们不必全盘照搬。我们自有自己的标准。合法的、合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道德的、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欲，都是正欲。反之，就是邪欲。
划定欲的正邪，正是道德评价的事，而不是法律领域的事。法律是以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为判定是非、判定犯法及犯罪与否的标准的，当然也要涉及动机（欲望），但没有行为的动机、欲望是不能由法律来判决的。人有欲望，即使是杀人放火的欲望，如果没有任何行动，法律如何判他罪？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行为不只是本能的表现，而是有意识的。人的犯罪，常常是欲望、动机在先，行为在后。法有惩一儆百的作用，但光靠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封建社会并非完全无法。秦始皇搞严刑峻法，结果如何呢？国外资本主义的法多如牛毛，但他们的社会问题，他们的种种犯罪行为解决了吗？他们的偷盗、杀人、吸毒、卖淫……解决了吗？何况他们并不只依靠法，也讲道德，而且还要借助上帝。诚然，我们吃过“道德治国论”的亏，但不能因此就把德道弃若敝屣。在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的同时，提倡甚至大力提倡“无欲则刚”、“慎独”之类，我看没有什么坏处。认为靠提倡“无欲则刚”、“慎独”等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是天真幼稚甚至带几分愚蠢的幻想。但是提倡“无欲则刚”“慎独”等，让道德在我们的社会里发挥作用，让道德对人们的欲望起引导作用、净化作用，扬正祛邪，使人们不至于邪念横生，使一些人的邪念不至于发展为犯法犯罪行为，有什么不好呢？要解决社会问题，要调整好社会关系，光靠法是不行的，要靠综合治理。不只是法的作用不是无限的，而且法所管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有许多法管不着的问题，要靠政治思想工作来管，要靠道德来管。管什么？就是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而这些，就包括净化人的欲念在内。
因此，精神文明的圈必然要大于法律的圈。把精神文明的圈缩小到等于法律的圈，我们的社会就要出更多的问题。如果人欲不靠道德来引导，势必会闹到人欲横流、犯罪率增高的境地。人们犯了法，才靠法来收拾，即使收拾得了，已经给社会造成损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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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鳞隐石林
刘登翰
为一份静静的相思所燃烧
默默相视里
每一缕鳞鳞石纹
都有深深隐痛
和泣血的泪痕
为一片轰然而至的愤怒所汹涌
呼天呛地的声音
突然凝固 凝固成
大地崛起的
千百双罗丹的手臂
就这样——就这样咬住岁月
走进永恒
以生命最妩媚的姿态
最峥嵘的姿态
最飘洒潇洒
又最忍辱负重的姿态
静静的石林 静成
一座喧哗的世界
且来这里
侧耳
听
灵魂震悚的雷鸣
注：鳞隐石林，在福建省永安市大湖乡，潜藏山中无数世纪，少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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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沂蒙一山村
张岐 王颖奋
一条狭窄、崎岖的山路。吉普车爬上一座高坡，乡党委书记朱永田指了指前方说：“那就是！”循着老朱手指的方向，只见远方山头现出几幢房屋，房屋上空飘着淡淡的烟雾。
哦，老虎窝到了。我们心里顿时涌起一阵酸楚。
1982年春天，县委书记刘兴武来到这座错落在山头的六十一户的小山村，党支书张家义孩子见娘似的扑了过来，抓着老刘的两只手，颤声说：“刘书记，我，我没干好工作，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说着，泪水扑簌簌地从深陷的眼窝流出来。老刘也动了感情：“这些年，你能坚持着干就好；老虎窝没有变，我们有责任。”眼里噙着泪花。
听说县委书记进村，家家户户的门响了，探出头来，要看看县里的“官”是什么模样。这个昔日的抗日根据地，解放三十多年来，不仅没见过“县官”，连“乡社官”也极少见过。
老虎窝离山东省莒县县城五十公里。《重修莒志·民社志》载：“四区万家山万氏，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初，兄弟四人来莒之万家山，至五世分居老虎窝。据传，建村时村前多洞穴，故有老虎窝之称。”
这里山地瘠薄，交通闭塞，用水得爬三十多度的陡坡，或是人挑，或是两人驾着小毛驴拖拉。没有水，土地常年干渴，连续几天不下雨，庄稼放把火就能燃烧。没有水，不能种菜，买菜得跑十几里。衣裳不能洗，澡不能洗，洗过脸的水再喂猪饮羊。因为缺水，外村姑娘敬而远之，男人多打光棍，人们被逼背井离乡出山谋生路……
就是这样荒僻穷困的小山村，现在变了，变得二百多口子齐声呼喊改换村名。
吉普车嘎然停在村头。
一阵阵笑声从村口溢出。在一个个自来水龙头前，流动着那么些身影：小伙、姑娘（或许是新娘）担水浇瓜秧；梳理得干净利落的老妪，一边聊天一边搓洗衣裳；孩子们围着水龙头用小手捧水饮，时不时把水撩泼在小伙伴的脸上。一群肥大的鹅鸭，一边叫着，一边扑打着翅膀，撩起的水珠，溅在我们的脸上。
一个戴着褪色黄军帽的青年迎上来。老朱介绍说，他叫张甲科，退伍不久的坦克兵，现任党支部书记。我们问：“老支书张家义呢？”老朱沉声说：“得了肝癌，去世了！”
于是一阵静默。
张甲科把我们让进屋，忙着沏茶，我们想着村名，便问：“你们的村名改了没有？”
“改了！”他提高嗓音，“现在有了龙，赶走了旱老虎，就改名叫‘龙泉峪’！”
好名字！贴切、生动而又形象！
原来是这样：县委书记刘兴武来老虎窝的当天，给县委挂了电话。转天，县水利局就带着抽水机赶来筑扬水站。消息一传开，小山村顿时沸腾起来。老老小小齐动手，不几天，就铺下一条三百七十五米长的水管，修起了扬水房、贮水囤，安上了自来水龙头。
水声哗哗，围观的人们先是发怔，随即雀跃欢呼。有的青年扒下褂子把头伸在水流中左右摇摆；老人们颤抖着用手捧水大口大口地喝，一边喝一边哭，有的甚至放了声……
水和泪一同流淌，在干渴的眼窝，在干渴的心底，在干渴的土地……
庄稼有了血气。薄地种上了蔬菜。户户养了鹅鸭。山上放牧着猪羊群。媳妇自动找上门来。人均收入由1980年的六十八元提高到二百五十多元。
生产、生活条件的初步改善，激励了人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小山村迈开了坚实的步伐。从干部和群众的眼睛里，清晰地看到点燃起的希望的光。
吉普车沿着来路摇摆起来。从车窗回顾渐渐远去的烟雾飘逸的小山村，多么象是一条龙啊，一条青鳞闪闪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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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桑椹
郭秋良
承德人几乎人人知道“棒槌山上老桑树”的传说。那传说是美丽的，其中关于老桑树所结桑椹的说法，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愿望——说是那桑树上结的桑椹“个儿大”，味道“沁甜沁甜”的。古老的传说影响了现实生活。承德的市民们，甚至在文化部门工作的同志，虽然谁也没有，也不能尝到那桑椹，但有时说起那桑椹来，也跟着说是“个大味甜”。
郦道元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曾踏上这块后来被称为“热河”的宝地，亲眼观察了他叫做“石挺”的棒槌山。然而他在《水经注》中，也仅仅记下了它“孤石云举，临崖危峻，可高百余仞”的雄姿及估计高度，并没有提到棒槌山上的老桑树，更不用说桑椹了。但这用不着去埋怨这位古代地理学家，因为那时石挺上尚无此桑。
精确地测量出棒槌山高度，是1972年间的事。经过科学的测量，我们知道了它的高度是五一点六米，老桑树所处位置的高度是一七点三米。
孤零零立于山峰之顶，高度为五一点六米的棒槌似的“石挺”，它的腰际生长的一株老桑树，究竟属于何属何种？它的果实是大是小？是甜是酸？确是不容易弄得清的事。现代科学如此之发达，可以使宇宙飞船在太空中对接，可以把地球人送到月球上，然后再接回地球；然而你无法接近那棒槌山上的老桑树。用梯子？底下没立脚之处。用直升飞机？螺旋桨飞旋起来有碰上山壁的危险。
那么，就没有人、没有办法能弄清棒槌山上老桑树的究竟了么？不。
有一位聪明的蚕桑专家，机智地用“立竿接竖变换绳索”之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就是位于武列河畔的河北省蚕桑研究所所长刘廷印。他和所里的几个同志一道，获得了棒槌山上老桑树的枝、叶、果实——桑椹。他经过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株古老的崖桑，出生在康熙年间。原是在此栖居的鸟儿，无意地传播了种籽，适逢当时多雨湿润的环境，得以顺利地萌芽、生长。历经三百余春秋，才长成这主干虬劲、枝条纵横的奇树，从而给那耸入云天的锤峰，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它属于蒙桑系的崖桑种，其椹个小，汁少，味酸。成熟期参差不齐，青、红、黑椹混生，晚者延续到秋季成熟。感谢这位蚕桑专家使我们明瞭了一宗早就渴望了解的知识。我想，科学告诉我们的事实——桑椹个小，汁少、味酸——不会使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同志感到失去了诗意。它无碍于在美丽的传说中继续渲染老桑树的桑椹“个大”、“沁甜沁甜”的，同样无碍于在其他的民间传说中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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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谈片
《捧马谡》余文
谢狱
传说谭鑫培当年在北京文明茶园演《失空斩》，饰马谡的是麻穆子。这天《斩谡》一场中，诸葛亮念最后一番“斩”以后，麻穆子在下场前，回头来了一番三笑，笑毕一跺脚说：“走”！刚要下场时，谭鑫培用扇子一招，又来了一句：“招回来！”麻穆子心里奇怪：叫我回来干吗？但不得不又走到诸葛亮帐前。只听谭问道：“马将军为何发笑？”麻穆子发了怔，人急智生，赶紧答道：“我笑我该死！”说了这一句，才下场了。
这是名演员的临场即兴之作，对刻画人物是否有助，还很难说。不过我只是想说，演员称马谡自知该死，倒是符合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单就这一点来说，马幼常作为败军之将，也应当捧。
罗贯中总结马谡之失，曰：“失守街亭罪不轻，堪嗟马谡枉谈兵。”但，战败之后，马谡没有率兵投敌。他如果跨过火线，举起双手，定会受到司马懿的欢迎，而他不为。此可捧，一也。
逃回来以后，他未曾隐姓埋名，浪迹天涯，以图苟活于人世。此可捧，二也。
他没有把自己的罪过上推下卸，副将王平也因他说了实话，未曾受到株连。此可捧，三也。
诸葛亮下决心叱左右将他推出斩首之时，他泣曰：“某之死罪，实已难逃。”死得也不那么窝囊。此可捧，四也。
至于诸葛亮斩谡之后，上奏章“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并号令部属“勤攻吾之缺，责吾之短”，形成蜀国一时不讳饰、不诿过的风气。这与主帅号令严明、部将甘当军令是有关的。
由于老是想起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之流，犯了大罪，矢口抵赖，还干了那么多的逃避罪责的“善后”勾当，我更觉得马谡是可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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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准噶尔抒情〔木刻〕
熊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