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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在银幕上弘扬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
——孙中山题材影片座谈会发言摘要
在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国电影工作者最近拍摄了一批孙中山题材的影片：珠江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片《孙中山》（上下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片《非常大总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文献纪录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辛亥浪潮》和《北伐始末》。10月25日，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和本报文艺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联合召开座谈会，就这几部影片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程思远、李赣骝、杨玉清、廖晖、司徒慧敏、丁峤、范荣康、王庆淑、徐怀中、陈播、钟惦棐、陆柱国、梁光弟、杨天石、包同之、罗艺军、陈光忠、徐庄以及有关制片厂的编导、演员等三十多位同志。现将他们的发言摘要发表如下：
丁峤（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谢晋同志几年前提出：导演要有一种“巨片意识”。今天座谈的这两部故事片，我想应该是属于巨片范畴的。这不仅因为它场面很大，人物众多，耗资巨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电影艺术家用电影这个手段，塑造了孙中山这样一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形象，反映了他的经历和他的功绩。纪录片也是用很多历史素材剪接起来，真实地反映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业绩。
抚今追昔 意义重大
廖晖（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的艺术家拍摄了这么多部影片，我感到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对于推动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影片《孙中山》主要是沿着两条线索来展开的：一是表现了孙中山先生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革命意志；二是表现他跟随时代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我觉得这样是把握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主要方面。但是二者比较，后者显得弱了一点。
程思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这两部故事片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统一：《非常大总统》中表现的孙中山誓师北伐是为了统一；《孙中山》结尾表现的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他也是希望达到和平统一。这些影片的拍摄和发行，对于激发海峡两岸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励他们在“一国两制”的构想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会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和民众也能看到这些影片。我们应当扩大宣传，扩大发行，让影片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更大的贡献。
杨玉清（民革中山学院院长）：我认为《孙中山》这部影片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时代，其次才属于参加工作的同志们。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甚至更远一点，是拍不成这么一部片子的，它代表了我们伟大的时代。毛主席肯定孙中山：“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句话是很有份量的，我们不应当忘记。
王庆淑（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须有理想教育，其中包括让年轻人了解近代史，懂得今天的新社会是怎样来的，从而坚定信仰，我想这两部片子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宋庆龄的形象，《非常大总统》中表现得较好。在这次事变中，显示出她与孙中山结合这一选择的内涵。这不仅是爱情和伴侣的选择，而且是事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影片中表现的她的性格和经历，令人信服地预示了她的发展方向，这就很有深度。最后我希望能专门为宋庆龄拍一部片子，拍得更好些。
罗艺军（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孙中山》这部影片给我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孙中山先生一生都是在不断奋斗、不断失败又不断地振奋的过程中，他每一次新走的一步并不是重复已有的一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他新跨出的每一步都包含着新的思想内容。象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为什么终其一生都处在一个屡战屡败的过程中，最后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呢？我想，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古老的、落后的、旧传统如此深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要跨进世界真正现代化的行列，这一条道路是太艰巨了。
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我主要研究民国史，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认为两部故事片无论从表现时代精神、人物性格，还是表现历史事件、历史场面来说，都是真实可信的，象历史。看得出来，两片编导是非常认真地花功夫研究了历史。有一些问题的描述，吸收了历史学界最新的成果，没有采用传统的旧说。我举两个例子。《孙中山》上集中，孙中山为什么把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岗位让给袁世凯？过去历史书的回答是：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决定的。这是一个理论的回答，不是一个历史的回答。珠影此片中的回答是：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孙中山试总统装时向宫崎滔天告贷的话是历史上确实有过的。孙中山计划中的北伐所以夭折，让位给袁世凯，原因固然很多，但财政困难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非常大总统》中则回答了另一个问题：陈炯明的叛变为什么不早不晚而在1922年6月16日发生？我们在片中看到，陈炯明曾经犹豫不定，并制止了叶举等的轻举妄动。促使陈炯明下决心的是北方政局的变化。徐世昌被赶下台，黎元洪重当大总统，陈炯明便抓住了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是“非法”的这样一个借口。从黎元洪上台到陈炯明叛变相距仅五天，其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我认为这个回答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还有一些细节，一般观众可能会忽略，体会不到编导的苦心。如在南京政府会议上黄兴吐血是于史有据的；剪辫子的场面设计显然依据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的《大革命写生画》。符合历史真实是历史传记片的生命，否则就没有价值。我还有小小的一点疑问，不知《孙中山》中为什么把惠州起义处理为巨大的失败，尸横遍野？根据我的了解，惠州起义是一次胜利的起义，郑士良所向无敌。后来所以失败，那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影片的处理似乎与史实不太一样。此外，我也认为对孙中山先生的两大功绩的第一个——建立民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对第二个功绩——实现国共合作的表现略感不足。
李赣骝（民革中央副主席）：看《孙中山》这部片子我很受感动，从始至终吸引着我。它给我的印象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以前由于“左”的影响，对于我国的近代史，群众中有着不正确或很模糊的看法，而这部片子可以给我们一个很生动、很深刻的感性认识，认识到辛亥革命确实无愧于胡耀邦同志所说的“第一次腾飞”，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这次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炎黄子孙至今应该学习他们这种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忘我无私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把我们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团结在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贡献。影片中对蒋介石在那一段的表现予以如实反映，我觉得在我们的电影界也算一个突破，这种历史的客观的反映，对海峡两岸的观众都是很有意义的。
司徒慧敏（全国人大常委会侨务委员会副主任）：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巨大的事件应当很好地描写。《孙中山》这部影片的导演勇敢地担当了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确实是用了功的。我觉得影片写孙中山的性格，前面比较好，克服一切困难，但结尾处稍嫌低沉了一点，与我所知道的历史情况不符。我1924年听过孙中山演讲，又听前辈介绍他们所接触的孙中山及读孙中山的书，在我的印象中，孙中山的精神状态似乎还要更昂扬一点。
陈光忠（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纪录片编导）：我觉得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在反映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活动时，都令人遗憾地忽视了表现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贡献和作用。创作和反映孙中山题材的艺术家们，倘能理解和把握海外华侨与港澳同胞的关心点和兴奋点，并在影片中加以充实，岂不是可以有更强烈的共鸣点吗？
风格多样的艺术创造
陈怀皑（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从电影史上看，世界各国利用电影这一艺术形式表现伟大人物的传记或生平中重大事件的故事片很多。我认为，这类影片拍好了，不仅有认识和教育作用，而且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先说纪录片。象我这样不很熟悉历史的观众，确实被吸引了。影片没有停留在“再现”的层次，创作者贯注了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感受，强化了历史的意识。尽管资料是静止的，但经过选择、强化便复活了，具有了很强的表现力。可见纪录片在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束缚后，近年来有了飞跃的进步。但如何把纪录片输送到观众中去，还须研究解决。当然，对比我在外国看到的某些纪录片，我认为我们的纪录片在音响构成、加色和银幕宽度等方面还可以再突破，那样可以更震撼人心。
再说《非常大总统》，我认为这是一部很不容易拍成的片子。创作者选择这一个片断，可以集中而概括地表现孙中山先生全部的精神力量和高尚的内心境界，这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抉择。从艺术构思上看，孙道临同志力图把孙中山和宋庆龄塑造成真正的人。作者充分地去接触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人物起伏变化的感情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危难时刻，一次是总统府被围困，一次是永丰舰被炮轰。
今天我看了《孙中山》，兴奋度又高了。前半部写孙中山屡战屡败，屡败又屡战，这就是孙中山了不起的精神。我也搞过历史片，我知道三十一年的历史很难概括，丁荫楠寻找到情绪的结构，我以为也只能如此。场面、气氛都非常好，造型意识非常强，几次战役都找到了特定的语言来表现。如果拍实的，无法拍也没有意义，现在这样虚写战役，落到某某人的牺牲，再投射到孙中山身上，构成总体上的牺牲精神。拍到这个程度，我认为很难能可贵。
我一向主张拍电影应该各打各的，不能说应该怎么样，某人是好的，某人是不好的，好象有一定的模式。我们吃模式的亏还不够吗？应该百花齐放，风格样式多样化。我学不了丁荫楠，丁荫楠也别学我。我看了丁荫楠的构思，我认为他忠实于自己，有自己的标准。孙道临和刘文治两位演员各有千秋，如果都一样就糟了。各人去强化他的优点，各人去寻找他最合适的路数来表现人物。允许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国电影才有希望。
刘小萍（中央统战部局长）：两部故事片都是写人不写神，相比起来，我觉得《非常大总统》似乎人情味更多一些。希望今后电影界的同志多拍一些这样的片子——既反映历史又有艺术质量的片子出来。
罗艺军：艺术主要是写人，我们是在经历了大的历史转折使神还原为人之后，才有可能在银幕上出现这样真正是人的孙中山。在艺术上，《孙中山》这部影片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这部影片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如此之大，在我们过去的影片中是罕见的。这样的题材过去一般都是采取纪实的手法，而这部影片不同，用一种写意的、情绪结构的方式，在处理大题材的影片中另辟蹊径，在很多方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充分利用音响构成给人以某种情绪的感染，而不是直接展示历史的某些画面。比如影片的开场，对于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状况可以用很多写实的办法来展示，但这部影片开始用孙中山背影的特写，回头凝视，接劳苦大众的肖像，再接“猪仔船”上中国劳工的镜头。选择这个角度就很新颖，很独特，也给人很深的印象。
陈光忠：两部故事片在表现伟人孙中山的观念、视角、构思和艺术手法上各有特色，显示出艺术家不同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我以为，这不仅体现出艺术家们的“巨片意识”，而且存在着“交流意识”、“探索意识”、“竞争意识”。这些意识的基点就是创意和突破。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纪录片以真实的场景和人物关系，使我们回顾和理解孙中山先生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状况。纪录片的创作是艰难的，它不能是资料的堆砌，需要严谨的构思和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组接。纪录片已经从表面纪实的浅层反映发展到事物内蕴的开掘，从平铺直叙的论事拓展到对人物命运的真实表现，从浮光掠影的场面介绍进展到深入人心的细节强调。谁说纪录片没有创意？它每一个画面的取舍都需要对历史的深刻理解、生活的长期积累和艺术上的独特发现和表现。有些虽然是静止的、瞬间的照片，却有着流动的感情和永恒的生命力。
钟惦棐（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可以说，1986年我们的电影是在用两条腿走路。生活当然是多方面的，它有主流、中流和细流，主流始终是重要的，当然我们并不因此排斥其它题材。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在他的领导下经历了一个历史时代。象这样的题材今年我们拍了两部，我以为不多。看了这两部影片以及三部纪录片，我很兴奋。我觉得纪录片在默默地前进着。我认为这几部影片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希望能认真地总结一下经验，包括导演、表演，还应当包括化妆和其它方面。这样可以使我们未来的步子走得更稳健些。
中国电影在发展。尽管我们听到一些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在很多同志的刻苦努力下，电影是会前进的。拍电影第一线的同志很辛苦，这是我一个坚定的信念。因此，我认为电影批评不应当讲“你这样拍不行，那样拍才行”，这样的说法太轻率了。导演有他自己的思路，自己的构想，在某种情况下实现了，某种情况下没有实现，这是不应受到责备的。我们的评论界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梁光弟（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我对刚才钟惦棐同志讲的深有同感，1986年在种种“危机”的说法中，我们的电影在发展。我谈三点意见，即影片的三个结合。
第一点，现在不是讲主体意识吗？我看两部故事片的编导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当然主体意识的发挥，不可能不受它所要表现的客体的制约。两部影片刚才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肯定，认为从史学的角度看也站得住，这就说明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历史客体之间结合起来了，统一得相当好。我看我们的电影（无论历史片还是其它片），都要发挥创作者、艺术家们的主体意识，要按照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风格去创造，但也是建立在生活真实、历史真实基础之上。
第二点，在历史片中，怎样把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表现历史人物相结合，这两部故事片都有创造性。《非常大总统》是在伟大的历史过程中截取了一个横断面，通过一个历史的关节来表现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在一次“爆发”中把人物的性格很深地刻画出来了。《孙中山》则是一幅历史的长卷，用写意的方法对历史作高度的概括，不注重表现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把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着重点是表现人物。
第三点，在塑造伟大的历史人物方面，既表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又表现他是一个性格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既表现他的政治行为，又刻画他的内心世界。两部电影或写实，或写意，都把这二者结合得相当好。
陆柱国（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电影剧作家）：看完影片走出剧场时，我感到振奋、激动和鼓舞。几部影片如此集中地写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在题材的开拓上开了一个好先例。要真正做到题材多样化，就不能只限于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应该对几千年历史中对我们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人物，都下功夫来写。我在纪录片中看到林觉民的遗书时是流了泪的。对于现代青年，它也许比一个共产党员的遗书教育作用还要大。
创作人员的工作精神、创作态度很值得学习。我听说《孙中山》摄制组从成立起到影片完成是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的，孙道临同志的影片也是以突击精神完成的，他们甚至没有生病的权力。在创作态度上，《孙中山》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那样一丝不苟，很值得电影界同行们学习。这包括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如李赣骝先生刚才讲了，蒋介石那时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因我们的政治态度和此人后来如何而改变他的历史面貌。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也是对艺术负责。
创作者的欣慰
何钟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刚才的发言中，有些同志专门对纪录片作了分析，说明我们的一些努力被大家理解了，这使我们感到欣慰。这几部片子得到了史学界的许多指导和帮助，我愿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丁荫楠（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一个创作者最大的兴奋就是他的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我曾经担心，人家看了这部片子说这叫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形式是情绪积累起来的，或者叫不完整的搭砌法。熟悉历史的同志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是不连贯的，有些地方露出了“砌”的痕迹。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这部影片把三十一年放在一起，如果“细说从头”的话，那就一件事都说不清了。所以我们力图以上述手法来概括孙中山这个人物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用他的牺牲来完成民族的新生，用他的死来唤醒民族的生。我们选择这个角度，来达到总体上“牺牲”的情绪。如果是非常熟悉这段历史的，我希望他不要把影片当作历史来看，因为它不是纯粹的历史；不大熟悉这段历史的，我希望他当作历史来看，因为它毕竟是历史。
孙道临（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演员）：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各地近代史学者们以及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斗争的革命老人们非常热情的支持和具体深入的帮助：在拍摄中又得到所到各地政府和军民的帮助。我感到这部影片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各界力量都投入了创作。在影片拍成后，我们到北京、武汉、南京、上海、广州，听到很多鼓励和意见。我感到祖国是一个感情的海洋，其中不仅有对我们电影事业的关怀，更有对在祖国历史上做出过贡献的人不可忘怀的热情。
范荣康（本报副总编辑）：从今天会上的发言，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上影的《非常大总统》、珠影的《孙中山》和新影的几部纪录片，受到首都各界人士一致好评。我们新闻界愿为这几部片子做一点宣传，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尽一点力量，这也是新闻界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应该做的一点工作。
本报记者 李彤整理（附图片）
影片《孙中山》中任海陆军大元帅时的孙中山（刘文治饰）。该片编剧贺梦凡、张磊，导演丁荫楠。
孙中山临终前的这幅照片在纪录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何钟辛编导）中首次披露于银幕。它是经日本神户华侨总会珍藏多年，由史学家刘大年同志提供的。
影片《非常大总统》剧照：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永丰舰上劫后重逢。该片由孙道临、叶丹编剧，孙道临导演并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