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陈慕华
当前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先后恢复和设立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保险公司,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发展了城市信用合作社,恢复了农村信用社的群众性、民主性和灵活性,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银行业务范围有所扩大。信贷业务从流动资金领域进入到固定资产贷款领域;大力开拓农村金融业务;保险业务从城市到农村、从集中到分散迅速发展;不断地调整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初步改革了统收统支、全国吃一锅“大锅饭”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发展了国际金融业务,扩大了我国对外金融业务往来。通过外资银行代表处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侨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增加了对外金融联系渠道。通过在境外发行债券和同业借款,进入了国际筹资市场,发展了国际保险业务,积极为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服务。加强了银行内部工作,发展了经济金融信息调查、传递和理论研究工作,实行了利润留成制度和奖金制度;改革了银行干部管理制度,实行银行干部管理“条块”结合,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通过这些改革,在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使银行筹集和分配使用的信贷资金大幅度增加。到1985年底,信贷资金来源总额为五千六百多亿元,比1978年底增加三点四倍;信贷资金运用总额为六千六百多亿元,比1978年底增加三点五倍。整个金融事业呈现出更加活跃的局面。但是也必须看到,金融体制改革的步子还迈得不够大,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银行在思想认识、机构体制、规章制度、技术手段和队伍素质几个方面都还很不适应新的形势,迫切需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对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逐步完善市场体系。这就不仅要有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还要相应地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资金市场。资金市场形成以后,用钱单位通过资金市场去筹集资金,这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办法对经济进行管理和调节。目前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而实际上用钱单位要银行一家包流动资金,造成流动资金供应上的紧张。由于信贷资金的管理是以各个专业银行的系统为主的纵向体制,形成“条条”分割,而以行政区划管理经济,又形成资金上的“画地为牢”,造成钱到地头死,这些都影响了资金的横向融通和资金市场的形成。只有改革这种资金管理体制,才有利于加快资金市场的形成。
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活力,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改变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为此,在资金使用上,不能单纯依靠财政渠道无偿调拨,必须更多地通过信贷渠道和资金市场筹集资金,实行资金的有偿使用制度。通过改革金融体制,使银行企业化,企业不能吃银行的“大锅饭”,各行之间、一个银行的上下级行之间的资金往来实行存款和贷款关系,也不再相互吃“大锅饭”。要根据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水平,先定资金来源,再确定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并要更好地发挥信贷、利率、汇率等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
这几年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规模不断扩大,旅游业、国际空运、海运、保险、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事业也迅速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国际金融业务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国际经济来往中,都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担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紧密,甚至融为一体,资本和产业的投向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和引路。但由于我们的金融体制不配套,金融人才特别是国际金融方面的人才十分缺乏,给对外金融业务往来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需要借鉴国际经济、金融界的经验,改革国际金融业务,发展对外经济金融关系。
在我国四化建设事业中,资金不足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财政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单位的财权扩大,城乡人民收入增加,社会资金会逐步增多。要把社会上这些零星的、分散的资金聚集起来,用于四化建设,不能搞无偿调拨,只能运用信用方式,通过有借有还、付给利息的办法。这几年,由于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不断增多,信贷资金运用总量扩大,银行集中和分配的资金已成为国家分配生产建设资金的一个主要渠道。现在,每年财政和银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安排中,银行已占60%以上。如何把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管好用好,是银行工作的一个新的课题。目前银行自身的责权利结合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利于充分调动金融职工更多地筹集资金、有效地运用资金的积极性,需要通过对金融管理的改革加以解决。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在政企分开、下放权限、增强企业活力和财政分灶吃饭、流通放开搞活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宏观经济的控制。金融是国家对经济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逐步过渡到间接控制为主的一个有效手段。为了完善金融的宏观控制手段,充分运用这个手段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与调节,也迫切需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要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来确定,并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七五”期间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建立宏观控制有力的、灵活自如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
银行加强宏观控制,首先要管好货币发行量。如果货币超经济发行,市场物价上涨,国民经济就难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国家综合信贷计划要以中央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和运用为依据,并且要按照经济的合理增长率、物价计划上升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等因素,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以此确定贷款总规模,以供给制约需求。还要根据长短期资金来源确定长短期资金运用,确保货币供给的合理增长。
银行宏观管理除了固定资产贷款实行指令性计划以外,要向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规模两项目标转变。这两个目标应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而灵活调整。中央银行要依据市场物价和银根松紧等情况,按季、按月进行监控。这样,既可以解决货币超经济发行的问题,又能有效地筹集和运用社会资金。
其次是强化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一是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保证存款提取和中央银行进行融通调节的资金来源,逐步做到按照存款的不同流动性和金融机构的不同性质,实行不同的上交存款比例。二是进一步改革中央银行贷款制度,坚持计划与资金分开,分别管理,改变过去有计划指标就必须供给资金,形成大家争计划指标的状况,促使专业银行自己组织资金。三是理顺利率体系,采取“调放结合,先调后放”的方针,逐步形成合理的资金价格。存款和贷款利率水平的确定,原则上追踪物价,并考虑银行吸收资金的成本、利息占企业成本的比重、国家发展经济政策和银根的松紧等因素进行调整。要实行行业差别利率,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适当调整,及时向社会公布。要实行期限利率,贷款期限长,利率就高;期限短,利率就低。在中央银行统一调整存贷款利率的前提下,给各专业银行一定的浮动权。随着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形成,利率要大部分放开,小部分管制,逐步向中央银行只管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管理体制过渡。四是加强外汇和外债管理。中央银行要编制国际收支计划,建立国家外汇储备基金和中央银行外汇信贷基金,作为应付紧急情况下的国际支付手段和支持专业银行开展外汇业务的周转基金,以及将来干预外汇市场的调节手段;改善外汇留成制度;调整地区外汇留成的比例;对外币存放款利率水平,原则上应接近国际监测市场的利率水平,并扩大利率档次;建立外债管理和统计金融系统,制定全国近期和中长期借款计划。
(二)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该同其他经济组织一样逐步实现企业化经营。一方面,要使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内部管理上,划分资金,上下级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变为存款、贷款关系,彻底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地组织资金、运用资金和融通资金。银行的自负盈亏是工商企业自负盈亏的必备条件,要创造条件在银行实行利改税,建立税后各项基金,建立信贷资金补充制度,完善各种责任制。银行企业化经营后,贷款的自主权才有保证,贷与不贷,贷多贷少,都由银行自主决定,以保证贷款使用的经济效益和承担贷款的风险。另一方面,要改革金融组织机构。一是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专业银行城市级机构的职能,把“实贷实存”资金的权力放到那里,为资金的横向融通创造条件。二是逐步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使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它在农村金融中的作用。三是积极发展城市信用社,采取合股形式,实行自我发展,自由联合,建成规模大小不同的股份制的城市合作银行,为城市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服务。四是根据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逐步设置多种类型的其他金融机构。五是创造条件,建立清算中心,以加速信贷周转。同时,要创造条件,使各金融机构在统一政策的指导下开展竞争,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运用各种业务方式,更多地筹集资金和有效地运用资金。
(三)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资金市场。这是经济横向联合发展对银行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银行进行资金的横向融通的需要。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信用工具的信用体系,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资金市场,是当前面临的一项任务。有了资金市场,社会资金流通就有三个渠道,一个是财政分配,一个是银行融通,一个是市场筹措。这样做,有利于打破在资金管理上的垄断局面,有利于克服在资金上“等、靠、要”的弊端,也有利于改变目前实际上形成的由银行包供流动资金又包不了的局面。当前要根据可能,首先建立短期资金市场,如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同时加强对股票、债券的管理。
上述改革的三项主要任务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建立宏观控制有力的、灵活自如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这是专业银行实现企业化经营和搞活,以及建立资金市场的前提条件。而实现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则是加强宏观控制和建立资金市场的基础,建立资金市场是搞好宏观控制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的一个手段。这三个方面的改革应当配套进行,不能片面地突出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为使金融体制改革顺利进行,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统一认识,破除陈旧的思想观念。过去由于长时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封闭式经济的禁锢,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比较保守,甚至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一是一切都按计划办事,计划一定就得给钱,不习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调剂资金,不能按照市场机制开展各种金融活动。二是“大锅饭”观念。把银行的钱视同财政的钱,考虑的是争计划,多借钱,很少考虑如何多还钱,快还钱。三是单纯依靠行政办法的观念。对经济和金融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习惯于从行政管理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善于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四是缺乏资金融通的观念。对待信贷资金,固守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一个地区的往往只许进,不准出;在一个专业银行系统也搞先内后外,生怕“肥水”落到“外人”田,把信贷资金圈死了。所以,要推进金融改革,首先必须破除陈旧的思想观念。有了统一的认识,才能统一步调。
(二)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由于金融活动牵涉到国民经济全局,金融体制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因此,不能脱离计划体制、财政税收体制、价格体制、外贸体制、国内商业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孤立地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而必须同这些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套,同步进行。当然,金融体制改革也不是被动的,能够先行的就要主动改革,这样可以对其他方面的改革起促进作用。
(三)加强金融制度和法规的建设。目前金融制度和法规建设远远跟不上金融业务的发展,还不能做到依法管理。我们的一些同志,法制观念淡薄,经常发生一些有法不依甚至违法的情况,很不利于金融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建立健全金融法规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法规,就可以正确处理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金融体制改革,又能够为金融法规提供新的内容,使金融法规日臻完善。总之,在改革中,金融法规和银行规章制度没有的要制定和建立,不适应的要修订,行之有效的要严格执行。
(四)切实提高金融职工队伍的素质。我国现有一百三十多万人的金融职工队伍,总的看是一支好的队伍,这一点必须充分加以肯定。但是由于这几年金融事业发展快、新人进得多,又缺乏必要的培训,确实存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高的问题,特别是各种专门人才十分缺乏。因此,要搞好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银行工作水平,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政治上、业务上培训金融职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成为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优秀的队伍。
(五)实行银行操作技术的现代化。要建立为整个金融系统服务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金融电子核算中心。建立这个中心,要从我们国家金融机构点多、面广、任务重而财力又有限的情况出发,有重点地逐步进行。要克服官办思想,打破以各行“条条”为主搞小而全的做法,走联合统一经营管理的路子。
金融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是一个十分敏感、十分复杂的问题。在理论上,在设想方案时可以大胆一些,敞开一些;但在实施改革的具体方案时,则要采取稳妥、慎重的态度,务求每项改革措施收到预期的效果,以促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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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实事求是地评述领袖人物的思想发展
——读《彭湃传》
马连儒
蔡洛、余炎光、刘林松、罗可群撰写的《彭湃传》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彭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海陆丰苏维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传》一书比较翔实地叙述了彭湃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光辉一生。
这本传记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实事求是地评述领袖人物的思想发展。
彭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我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卓越先驱,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救世主”,更不是一个完人。他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社会的阶级斗争、母亲的家庭启蒙和进步的学校教育是形成他爱国思想的基础。在日本留学初期,他认为“排日”就是“救国”。后来,他从“褊狭的爱国主义者”变成一个“超国家主义者”,转而信仰了基督教,主张博爱。当时他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基督教也可以救国”。但《圣经》无法满足彭湃寻求救国道路的愿望,彭湃又继续战斗在爱国运动的前列。1919年4月他参加了在日本东京车站痛打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活动。5月7日在国耻纪念会上,彭湃被日本警察打得头破血流,写下“毋忘国耻”的血书。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彭湃参加了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些激进青年组织起来的“建设者同盟”,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很赞赏,参与发起组织了表示“一心学习俄国”的“赤心社”。同时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很感兴趣,直到1921年回国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实践的时候,在思想上仍然掺杂着无政府主义的成分,办公室里同时挂着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画像。只有在他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深入到农民中进行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以后,他才真正排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牢固地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政策理论的水平、策略手段的运用和领导艺术的提高是衡量一个领袖人物不断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海丰县总农会的建立,使彭湃认识到“经济的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的重要性。请愿要求释放六位农友斗争的胜利,使他进一步看到广大农民一致团结的伟大力量。“七五”农潮对陈炯明的斗争,使他懂得了对敌斗争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对广宁农民运动的指导,使他认识到建立农民武装的至关重要。省港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纠正了他认识上的偏颇,树立了工农必须联合起来的思想。处理花县和五华民团惨杀农民的事件,使他觉察到国民党右派正在加快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步伐,革命运动“已转入一个新的形势”。
领导潮梅地区的斗争是他回击国民党右派的重要实践。海陆丰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创立在中国是一个伟大壮举,“实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在政权建立初期,他虽然提出过“杀尽土豪劣坤大地主”、“每人至少要杀十个反动派”等“左”的过火口号,一度出现乱砍乱杀的现象,但是当他发现这种做法有损于革命的根本利益时,便立即加以制止和纠正。他领导的东江暴动和转战大南山的武装斗争艰苦卓绝,在白色恐怖中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在斗争屡遭挫折、战友相继牺牲时,他曾出现过急躁冒险情绪,甚至自荐担任敢死队长。在受到上级党组织批评后,他冷静地与同志们一起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并现身说法教育同志:一个革命者不能让自己的水平停留在猛打猛冲阶段,要学会适应环境,保存自己,争取斗争的胜利。
彭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期间,提出了全面指导农民运动的《雇农工作大纲》,辩证地阐述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富农政策;强调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可以看出,经过尖锐、复杂、长期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他终于变成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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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关于“吕端大事不糊涂”
徐逊
板桥老人座右铭“难得糊涂”的流行,引起议论纷纷,仁智互见。其间,涉及“吕端大事不糊涂”。我以为吕端确有值得称道之处。
宋太宗赵匡义准备任命吕端为宰相,有人反对说:“端为人糊涂。”太宗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本文引文均见《宋史·吕端传》)终于任命吕端。截然对立的评价,到底谁对?
唯一能够回答这问题的,是吕端一生的活动。
吕端为相前,历任地方官,“为政清简,远人便之”,“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列奏借留”,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向皇帝提出要求,让吕端留下连任。
吕端担任宰相期间,对当世急务的处理都有条有理。他还处理了两桩重大事件。
一是献策安抚割据的西夏。当时李继迁割据西夏,不断骚扰。宋军反攻,擒获继迁之母。宋太宗和寇准都主张杀李母,吕端力持异议。他说:“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接着提出“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听从了吕端的意见。后来,李母病死,不久李继迁也死,继迁的儿子投顺了宋朝。二是维护太子赵恒的皇位继承权。宋太宗病危,宦官王继恩与皇后密谋废太子赵恒,另立故楚王为帝。太宗死,吕端软禁王继恩,与皇后力争,终于拥立赵恒为帝,是为真宗。这两件事,在封建社会里,都是重大的问题。吕端毫不含糊,旗帜鲜明,行动果毅,当得起“大事不糊涂”。
但是,吕端也确有“糊涂”之处。吕端为人宽厚豁达,得到奖赏不喜,遇到挫折不惧。一次,出使高丽,途遇风暴,刮断船桅,满船惊恐万状,吕端却读书自如。吕端仕途,“虽屡经摈退,未尝以得丧介怀。”看来,吕端在个人安危、得失、进退上,比起一般封建官僚来说,是够“糊涂”的了。吕端忙于国事,“未尝问家事”,“不蓄资产,藩(吕端子——引者)兄弟贫匮,又迫婚嫁,因质其居第。真宗时,出内府钱五百万赎还之;又别赐金帛,俾偿宿负,遣使检校家事。”吕端历任州府,又擢居相位,但三个儿子却生活“贫匮”,甚至把自己的住宅也典当了,还欠下一大笔债,最后,靠皇帝的帮助才赎还住宅,还清旧欠。吕端忙于国事,不问家务,不为儿子谋锦衣玉食,象这样“糊涂”的高官,在封建社会确实太少了,也太有悖“常理”了,因之,被视为“糊涂”。
“(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说明宋太宗有知人之明,也说明吕端颇有后来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时代不同,大事的性质不同,小事也有差异。撇开这些,“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还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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