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文学的价值在于提高人的思想境界
冯牧
新时期的文学，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十年历程。有的同志把这十年赞誉为“光辉的十年”，而另一些同志则认为这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确切的概括语。许多人力图以自己的不同角度、不同重点和不同艺术见解，对这十年间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既丰富又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理论上的总结或者概括。这些总结或者概括，常常是很不相同甚至是人异言殊的，由此出现了一种十分活跃的争鸣和探讨的气氛。我们不是都曾经热切地期望一种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气氛和环境的出现么？我们不是都曾经为争取一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百家争鸣在其本来意义上的实现而做过不懈的努力么？那么，我们就不必带着一种惴惴不安的疑虑心情来看待文艺上不断出现的新鲜学说和创新的尝试。我们当然应当清醒地估计到，这些学说和尝试有许多是美好的、正确的，而有一些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则不一定是成功的和正确的；有一些是带着稚嫩色彩的不成熟的新生事物，也肯定会出现一些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貌似深邃的艺术赝品。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艺领域中的正常现象。通过正常的竞赛和争鸣，我深信，那些美好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学现象和学术思想，在新生活的检验和光照下会显露出真正的艺术光彩来。那些不成熟的茁壮幼苗，会迅速成长和完善起来。而那些并非真实货色的赝品，终究经受不住时间的检验，会被历史所淘汰。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今天，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来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经验，展望我们文学的未来。
我以为，现在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当使自己保持一种科学态度，这就是冷静的思考和正确的选择。科学的态度需要客观和冷静，它和那种偏执的排他性永远是无缘的，然而，它和那种由对崇高事业目标的奋斗与追求所引起的激情却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没有目的性的文学现象。自有文学史以来，所有的传世之作都是由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受到了众多读者（他们的欣赏趣味必定会各不相同）的尊敬与喜爱，才能够留存在文学史上并且汇入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化巨流之中。那种认为“只有文学自身才是文学的唯一目的”的说法和主张，很难使象我这样的读者服膺，更不用说赢得那些持有常人见解的大量普通读者的欣赏了。
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生活、现实生活以及人民在生活进程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文化心理的一种真实而自觉的反映和表现。因而也可以说，文学是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理解生活、完善生活和完善自己的一种生动形式。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爱因斯坦并不是文学家，但我却很欣赏他的这一说法：“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对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我以为，这个观点应当也适用于文学。必须肯定，文学现象一定是气象万千和无限多样的，它们也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和各具特色的艺术独创性给人们以多方面、多层次的有益的感染和影响。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和作用的文学现象，当然也会存在而且会不断出现，但它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我们文学生活中的主流或主潮——即使有时会兴起这样那样的流向和潮头，但从文学的总体发展和人民的选择来看，它们永远也不会成为主流和主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日新月异的文学现象并不感到忧虑而且始终持有乐观态度的重要理由。
近几年来，人们常常为社会主义文学不断出现的蓬勃发展的局面而感到激动和欣慰，从而时常试图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成果和经验做出一些概括和判断。我认为，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体面貌的认识和创作发展规律的把握，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仅仅依靠某种远离生活激流的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想，是不可能对我们的文学发展进程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估量的。如果离开了对于十年来我国人民所经历的如此丰富壮丽而又如此复杂艰辛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进程，以及广大人民在这个改造祖国和自己命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文化面貌的正确认识，离开了这个所谓的“坐标系”或“创作根源”，我们是很难对十年来出现的浩如烟海和灿如云霞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排除了狭隘艺术偏嗜的概括和总结来的。对于时代与人民的发自衷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认为是作家的一切美好品格当中的一种最可敬重的、最不可缺少的品格。
我看过不少严肃的评论家、研究家和关注文学的有识之士撰写的回顾和探讨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富有见地的著作和文章。他们在总结和概括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经验、探讨新时期文学发展流向和规律的时候，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探索性的见解。这些著作都在探求真理的路程中跨出了自己的步伐。经过各种不同意见的切磋和争鸣，经过正常的讨论和竞赛，历史和人民最终会做出决定性的选择来。这一点是决不可能以某些理论家的一己之见为转移的。
我们的文学当然要不断地革新，不断地奋进。我赞成作家们在实践过程中超越过去，但不可以也不可能不加分析地贬斥和摒弃过去的一切，进而宣布一场新的文学革命的开始。我赞成在文学的创造性劳动中，发挥和体现高度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充分表现作为我们国家主体的人民（他们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新生活的建设者、创造者和保卫者）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以及他们的全部精神世界；然而，这一切，和我们坚持创造性地（而非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文艺观来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把握生活和表现生活，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互相抵牾和不相协调的。
十年来，有那么众多的不同年龄的作家，以其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和对于艺术创造刻意求真、求深、求新、求精的精神，为我们创作出那么多的优秀作品来。尽管有时我们的严肃文学也常常受到某些其他文化现象的挤压和挑战（比如某些浅层次的通俗文学和庸俗文学的冲击）；尽管我们的文学创作在思想艺术质量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的热情期望（比如大家所殷切盼望的史诗规模的文学巨著还很少出现）；尽管在某些“新浪潮”思想的非历史化、非现实化、非社会化文艺观点影响下，有些远离现实生活、远离普通人思想情感的作品，使普通读者啧有烦言；尽管我们有些年轻而富有才华的作者还不能严格区分借鉴和模仿的差别，只满足于以某些西方和拉丁美洲的文学成果为范本和指针，以至使有些作品看起来不象是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之上的创作，而更象是对于外国某些流行作品和学说的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移植和模拟……尽管出现了这样一些值得我们正视和关注的文学现象，我们仍然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十年，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就昭著、硕果丰富的光辉时期，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最有朝气、最有活力、最富开拓精神、建设精神、创造精神和开放精神的十年。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使我们在攀登艺术高峰的奋进中，充满了活力和锐气。
无论为了肯定成果、发扬成绩或者为了克服缺陷，使自己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都需要我们对于十年间的文学历程、文学经验继续进行比较科学、比较全面、比较切实的具有理论概括性的总结。这样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著作的产生，除了尽可能广泛而丰富地占有材料，尽可能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成果和思想材料之外，我以为，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文艺事业，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深信，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过去是、今后也必将是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一切文艺现象的最准确最锋锐的显微镜和解剖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应当努力为创造和维护一种民主、平等、正常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环境而克尽自己应尽的职责。没有这样一种正常的气氛和环境，一切创造性的精神劳动都不可能得到健康自由的发展。我很赞同万里同志的意见：“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的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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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潮清小说的历史意向
刘锡诚
河北作家潮清是位写过二十多年小说、年近六十的人，然而他的真正艺术青春的开始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4年他的中篇小说《单家桥的闲言碎语》的问世，才为文坛所瞩目。近几年来，他以浙、皖山区“单家桥”、“窨花岭”的改革为背景，写了一系列中篇，从而在创作上达到了新的突破，表现出作家创作的新的历史意向。
《单家桥的闲言碎语》这部描写农村新生活的中篇小说，是潮清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从此，他的笔触转向了他出生并度过了青年时代的江南一带的生活舞台。这是一个可喜的转折，是顺乎创作规律的转折。过去他所以写北方农村，是根据“深入生活”的口号，从局外人的角度去了解北方的农村，不管多么深入，总不能达到水乳交融、了然于心，总象是两层皮，隔着什么不能逾越的东西似的。而现在他转向江南农村，这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不仅感情一拍即合，而且对那里的人们的生活风习、心理素质十分了解，虽然离开了几十年，只要稍微接触一下，凭着他对农村生活的知识，他就能如鱼得水，写得尽得其妙。他的转折，不是象有的作家那样去叙旧，追忆往事，寻找失落的情怀，而是以充分而热情地展现八十年代我国农村的大变革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捕捉在这急剧的变革着的社会生活中各式各色的人物，努力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意向。
艺术地把握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即把握历史发展的意向，历来是有抱负的作家所全力追求的目标。把握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尤其处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要把握社会生活的发展的趋势，就更为困难。扑面而来的社会现象是纷乱无序的，如果不借助于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武器，甚至很难作出任何判断。要把握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对社会现象做出准确的评价，并在描写与评价中体现出历史的意向，就不是每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了。
我在读潮清的作品时，清晰地感到，他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单家桥的闲言碎语》、《单家桥的真情实话》、《窨花岭》等近期的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显然不在于想要写出偏僻而沉寂的小山村单家桥如何在党的搞活经济的政策下变成了市场活跃、经济繁荣的“小上海”。如果作者把构思局限在这一点上，即使描写得很出色，这样的作品也难免流于肤浅和表面，因为这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事物的深层。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单家桥由穷乡僻壤而变为市面活跃、经济繁荣的小上海这一事实，进一步揭示出在“小上海”这一概念下呈现的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状况及其消长趋势，从而向读者提供出中国农村历史发展的意向。仔细分析他的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发现了“小上海”单家桥的两重性，也许单家桥的步子快了一些，这种两重性显露得比较明显，而其他更偏僻的农村还没有出现商品经济的形势，甚至干脆还保持着“旧的亚洲式的社会”的封闭、愚昧、落后、自给自足的状态。但单家桥所出现的两重性似乎带有普遍性。这种两重性是：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改变着单家桥的封闭、愚昧、落后面貌。在这方面起着决定作用的仍然是计划部门（公社副书记李年顺）协调下的金融信贷（“财政部长”蔡娟）、交通运输（“招手站长”戴玉英）、旅游服务（“旅游部长”杨兰芬）三方面的配合，但个体经营对于改变单家桥的旧面貌也起着重要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在充分地展现个体经营对于促进农村的转变的重要历史作用（这一点在《窨花岭》中写得比较充分）的同时，着意描绘“小上海”的另一面——上海滩的旧习气、旧作风、旧人物、旧关系。《闲言碎语》里的叶元庆、岳小兵，《窨花岭》里的陈文轩，这些人物投机倒把、欺行霸市、里勾外连、为非作歹，在农村新经济市场上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作家在进行艺术构思和提炼作品的主题时，并不是从什么固定的模式出发，而是依靠自己对农村里各种人物关系的观察与认识。他发现的东西固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从商品生产中所发现的规律，但他以艺术的描绘和细节的真实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穷过渡”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摧毁和消灭人们头脑中的剥削思想，行政、法律手段在经济发展中只能是辅助性的手段，而根本的解决办法则是极大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应当是简单地图解某种社会发展的方案，也不应当回到根据政策设计人物关系的旧路上去。作家的生活见解、社会历史观点，应当通过精巧的艺术构思和独特的生活画图自然地体现出来。社会是眼花缭乱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从中找出某些规律，而作家则用典型化的方法加以提炼和描绘出生活的图画，力求写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真实性来。从这些观点来看潮清的近作，他的小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纷纭复杂而又朝气蓬勃的农村生活画面，在这些生活画面上所昭示出来的，是封闭、愚昧、落后的农村，正处在向开放、文明、进步过渡的起点上。他笔下的农村和农民，虽然还有那么大的历史包袱，甚至给人们以强烈的隐忧，但毕竟给人以无限的生气和信心：农村在变！在急剧地变！
如果说《闲言碎语》里描写的是单家桥成了“小上海”后的两重性（既写出了在搞活政策下出现的繁荣，又写出了旧“上海滩”的恶浊空气）的话，《真情实话》里所描写的则是经济得到一定的复苏之后单家桥（大巫岚）出现的激烈的竞争。姜得才和常茂林两个专业户之间明里暗里所作的斗争，不仅把农村里原有的自然状态的乡里关系破坏殆尽，而且把政权机关（镇党委）的公职人员也卷入其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对于生存竞争在农村里已经和将要引起的后果，比如“两极分化”、“越轨转向”啦，“物质富，精神穷”啦，等等，作者没有跳到读者面前作肯定的或否定的论说，但通过对姜得才、常茂林两家竞争过程的具体描写和道德的、审美的评价，读者很容易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窨花岭》里陈文治和陈文轩两兄弟的故事，已经让我们领悟到了农村在摆脱封闭、愚昧、落后状态的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商品成为农村经济的一部分之后金钱与道德之间的越来越尖锐的冲突。《真情实话》里姜得才和常茂林“风云际会”的背后，则隐藏着农村经济变革、社会生活变革、道德风尚变革的更为丰富的内容。
潮清的浙皖交界地区农村风情小说怎样写下去，我不得而知。不过作为一幅风俗画长卷，恐怕还仅仅是开篇而已。农村变革一刻不停地在进行着，几篇小说所触及的虽然让读者感到了历史的脚步和意向，但毕竟还是几个生活的画面。更为宽广的农村生活和更多的人物，也许会在作者笔下陆陆续续地被刻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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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争鸣
关于舞蹈问题的争鸣
叶林
自去年底召开的全国舞蹈创作会议到最近全国舞蹈比赛筹备期间，舞蹈界的思想比较活跃，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思辨和争鸣的新气象，下面所列述的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舞蹈观念的更新
不少青年编导因致力于现代风格舞蹈新模式的探索，已开始对过去的舞蹈观念和创作方法提出了疑问，认为过去对西方现代舞蹈文化长时期的封闭，不仅仅是舞蹈创作演出的交流借鉴堵塞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舞蹈意识、舞蹈思维的封闭。这造成了我们的舞蹈观陷于某种固定模式与僵化状态之中，不少舞蹈观念亟待更新。还有些人认为，过去的民族民间风格的舞蹈，即使是那些早有定评的优秀舞蹈作品，也不过是在“展览风格化动作”，是一种“形式思维”的创作方式的产物，是从外部形式着眼的，主要是物态模拟。此类舞蹈在当代人与当代生活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已经遭到冷遇，遭到摒弃。
这种意见引起了尖锐的反对。反对的观点认为，提倡一种新的舞蹈品种和创作模式，不应该以贬低或否定另一些舞蹈品种和创作模式为前提。舞蹈的形式、题材、风格、体裁都不宜排名次，定框框。传统的舞蹈观念是一定历史时期民族文化的积淀，有它一定的优点。在传统舞蹈观念指导下产生的舞蹈作品，决不是什么“展览风格化动作”，不是从外部形式出发的“形式思维”，而是强调表现客观社会生活的人和事，带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生活风情，以独特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取胜，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这类舞蹈的艺术特点是情景交融，形神兼备，它们表现的是生活，抒发的却是人的心灵。我们不应该贬低这类舞蹈。舞蹈观念更新不能脱离本国、本民族的实际。
二、关于舞蹈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
一些观点认为，繁荣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舞蹈创作，是我们舞蹈创作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其特点是：具有中华民族气派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风格的、表现时代精神和内容，反映人民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有的还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分析这个命题的含义，认为凡是运用中国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舞蹈形式，反映了我们中国历史或是当代的生活，塑造出舞蹈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特有的心理素质、思想感情、伦理道德观念、审美理想等内容的舞蹈作品，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舞蹈。
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些观点认为，这个命题是沿用了政治口号，会束缚编导创作的手脚，使舞蹈家的创造性受到限制，最好少提概念化的口号，重要的是面对舞蹈的现实状况，实事求是地排除不利于舞蹈创作的因素。另一种意见又对此表示异议，认为我们的舞蹈应该有别于其它国家的舞蹈，有些生活内容，不用民族的艺术手法就无法表现；而民族艺术的根，不仅是外在的动作和技术，而是特定民族的特有的感情和气质。抓住这个根，即使动作千变万化也还是有民族风格的。
关于时代精神，一些观点认为：时代精神是由当代人反映当代人们思想感情、精神面貌、社会生活的合乎艺术规律的集中表现。它不一定要用固定统一的手段，现代题材能反映出时代精神风貌，古典题材也可以表达时代精神，它是当代艺术家对古代生活的新的认识和表现。
三、关于当代舞蹈审美心理
一些观点认为，我们正赶上我国的社会大变革、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的时期，这对我国当代审美心理的影响极为深刻，使人们的现代意识大大加强，时空观念发生变化，理想意识也有了更大的独立性、自主性，人们的感情变得成熟而丰富。与此同时，人们自我意识的加强，也为舞蹈艺术从客观世界的再现转向主观世界的表现打下了心理基础。舞蹈艺术应该立足于时代发展节奏之上，针对时代发展的状况，就不同层次、不同心理、不同欣赏趣味的观众，创作出被不同阶层、不同层次观众所接受、欢迎的作品。观众心理变化不能简单归结为节奏快或追求新奇，更重要的是应看到中华民族有一种传统的审美特性和时代的现实审美要求，同时又有一种在文化上能溶合其它外来文化为我所用、丰富主体文化的力量。
但也有些观点认为，对多层次的审美需要，不能简单地以不同对象来划分。经常是在同一个欣赏者身上，他的审美需要却是多种多样的。人的精神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既有生理层次的需要，也有心理层次的需要。审美需要常常依据不同的条件而发生变化，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种变化也经常发生。可见人的心灵是很复杂的，而这恰恰又是人类进步的表现。这种多样化的审美要求，正是促进艺术多样化发展的动力。我们过去谈多样化，从社会生活的多样反映方面谈论得较多，而对人的内在精神需要方面关心得较少，而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是文艺多样化的美学依据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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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树理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召开
今年九月二十四日，是著名作家赵树理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日。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山西省作协在太原召开了第二届赵树理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美国以及香港等地的赵树理研究专家、学者近六十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赵树理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高度评价了赵树理坚持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道路；指出赵树理是一位德文并重、有独特创作个性的人民艺术家。会议还联系我国文艺创作的现状，探讨了赵树理作品和创作思想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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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化报》召开座谈会讨论文艺与犯罪问题
《中国文化报》九月二十六日以“文艺与犯罪”为题，邀请首都文艺界和从事公安、教育、青年问题研究等实际工作的同志召开座谈会，讨论了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包括文艺影响在内的复杂社会因素。与会者一致认为，把犯罪归咎于文艺作品是不公正的，文艺仍需要继续开放；但作家艺术家在“性描写”问题上应有所节制。座谈会呼吁社会应对青少年加强文艺欣赏的指导，加强对青春期包括性心理在内的心理研究和教育。 （刘鸿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