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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治维新的两点启示
吕万和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一样，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然而，日本被迫“开国”（1853）后只过了十五年，就出现“明治维新”，迅速克服民族危机并进而与列强争雄，这里有些什么历史启示？
（一）只讲“攘夷”是不够的，必须搞“维新”，求富强。
当时日本民族危机的性质，属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被侵略的日本只有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民族，才能与西方侵略者抗衡，否则就势必沦亡。这就是说，只讲“攘夷”（武力排外）是不够的，且不说当时能否打败侵略者，即使打败一两次，也不能制止侵略者继续侵略。因为，侵略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只有自身富强，才有真正的独立，这当然不是说不要进行反侵略斗争。
日本的志士是通过实际斗争逐步认识这个道理的。难得的是，他们认识快，转变快，行动快。如果拖延二三十年，日本的命运也可能还不如当时的中国。
幕末（幕，指幕府，将军的政厅。当时，德川家族世袭将军，掌握全国政权，实行军事封建统治）日本志士最初的战斗口号是“尊王攘夷”，被称作“尊攘派”。由“尊攘”到“倒幕”到“维新”，这就是当年日本志士前进的道路。
“尊攘派”以天皇为旗帜，要求定期宣布“攘夷”（闭港、废约、驱逐外国人）。1863年1月31日，长州藩（今山口县）“尊攘派”的著名领袖高杉晋作（1839—1867）纵火焚烧了正在施工的英国公使馆。6月25日（幕府被迫称将于此日宣布“攘夷”）起，长州藩炮击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美、法等国旋即报复（“下关战争”），旧武士军队迅速溃败。高杉晋作被破格起用，建立“奇兵队”，发动各阶层组织“农兵”、“商兵”、“狙击队”等，继续封锁下关海峡，斗争十分英勇。可惜，这类斗争并不能达到“攘夷”的目的。8月，英国舰队借口英国商人被杀，进攻萨摩藩（“萨英战争”），迫使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屈服。幕府势力乘机在京都（天皇所在地）发动政变，迫害“尊攘派”，策动天皇下令征讨长州并与西方侵略者加紧勾结。次年9月，四国舰队联合进攻下关，高杉晋作失败了。
民族危机更加深重。攘夷行动的失利迫使志士们思索。高杉晋作写道：“内奸如狼虎，外贼是豚羊，烽火四邻起，亦当我发狂。”他认识到要真正“攘夷”，必须首先打倒幕府。1865年（阴历）3月，这位坚定的爱国志士毅然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在无损于“国体”（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开放下关港口，引进新式武器和技术，长州藩蒸蒸日上。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加速了斗争的进程，“尊攘派”变成“倒幕派”，这就从“改良”走向“革命”。1868年1月，德川幕府被推翻。
然而，夺权还不等于革命，倒幕也不等于维新。倒幕派成分复杂。据《赠位诸贤传》，一千零七十名“诸贤”中，武士六百七十六，乡士、浪人六十二，农（主要是地主、村吏）一百零九，商工六十，医、僧、神官等一百六十三人。新政权是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建立的，许多藩主、公卿继续盘据高位。在封建复古派心目中，所谓“维新”（当时称“御—新”）就是“复古”，“诸事皆本神武之初”。旧藩主企图继续保持领主制，客观形势则迫切要求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移植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难得的是，维新势力迅速集结，果断而又慎重地推行各项改革。从1869年到1879年，十年之间，排除阻力，有步骤有策略，实现了“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征兵制”、改革封建身份、取消封建俸禄、改革土地制度等重大变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否定了封建领主制，尽管不彻底，毕竟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出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历时一年零十个月，其目的原指望通过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这种幻想当然只能碰壁。但是，欧美各国的工业、铁路、军队、教育却使他们大开眼界，惊叹不已。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更使他们痛感国家贫弱之可悲，愈加深知只有迅速富强，才能真正独立。这一批明治当权者的世界观在转变，武士的头脑迅速转变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头脑，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成为改革路线的主要推行者。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口号下，明治政府积极移植技术、引进制度，通过示范和扶植，集中财力人力，迅速建立了近代工业、国防、交通、教育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文官制度和法律，并帮助一大批旧藩主、特权商人和上层武士转化为近代财阀（或资产阶级官僚、知识分子）。1894年，以日英新约（7月16日签订）和甲午战争（7月23日挑起）为标志，日本“脱亚入欧”，从被侵略民族转变为侵略亚洲近邻的资本主义民族。
（二）“西学”的传布是“维新”的思想基础。
在亚洲，只有日本，及时应变，实现了上述变革，有什么特殊历史条件？在分析国际条件时，人们正确地指出许多有利因素：（1）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有力地牵制西方侵略者，支援了日本人民和改革派的斗争，如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1857），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等。（2）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中国人民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和牺牲。（3）克里米亚战争、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使西方列强暂时无暇东顾日本。（4）日本领土狭小，西方各国在日本的利益容易直接冲突，矛盾多于勾结，等等。但是，这些条件充其量只能是有利于“倒幕”。搞“维新”则只能靠自身。
在分析日本国内条件时，人们很自然地着眼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尤其是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水平。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幕府末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真正的手工工场时期”，但近年研究表明，当时日本农业约占总产值的80％，手工业比重不大，而且主要是批发商控制的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场只在少数村镇较为集中。商业高利贷资本虽颇可观，但象当时中国一样，并未向近代资本转化。特权大商人与幕藩统治者互相依托，只在幕府败局已定时才有一部分转而支持倒幕。出身于各地“豪农豪商”（新兴地主、富农兼营工商业）的“草莽志士”在倒幕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当年日本一大特色，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崇尚“国学”、“儒学”，“尊攘”的性格多于“维新”。
农民起义与市民骚动相呼应，是打击幕藩统治的基本力量。但农民阶级终究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日本农民起义的规模也远比不上太平天国革命。
领导明治维新的是一批积极学习西方的下级武士，这个领导集团的形成与“西学”（欧洲近代科学）的传播密切相关。这种历史条件是当时亚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西学”传入日本的年代（1549）与传入中国（1581）约略同时，当时日本称作“南蛮文化”，传入不久，即因“锁国政策”（1633年开始）而中断。中国的西学则持续到康熙时期（1662—1722），百余年间出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先进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等。这说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来不排斥外国先进文化，中华民族对外国先进文化的“反应能力”并不比日本或其他民族差。
两国西学传布状况开始发生差异是在1720年。这一年（康熙五十九年），清王朝因“教仪”问题（罗马教廷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天、祭祖、尊孔）与罗马教廷发生争执，康熙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教”。不过康熙皇帝当时仍然把宗教与学术分开，他只说“禁教”，并未禁止西学，甚至还说：“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谕，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1932年）。如果他的后继者坚持这种气魄，那末，即使禁教，也未必不能继续吸收西学。遗憾的是，康熙以后，清朝皇帝越来越走向闭锁和文化专制，从禁教发展为实际禁绝西学，从乾隆中叶到鸦片战争，西学中断的时间虽仅七八十年，后果却十分严重。
日本的情况则不同。恰巧也是在1720年（日本享保五年），开明的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放宽“禁书令”，使西学在日本重新传布。还应指出，日本的锁国政策与清政府并不完全相同。德川幕府“锁国”，除了禁锢人民之外，还在于“强本弱干”。它禁止各藩私通外国，却把海外贸易和情报垄断在幕府手中，并未完全拒绝海外贸易，而且相当重视了解西方，不象清中叶统治者那样完全闭目塞听。长崎有一个小窗口对荷兰等国交往，人民虽被禁锢，最高统治集团和少数知识分子仍能呼吸一点海外空气，吸收新鲜知识，甚至写了不少书（参阅《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原书房，1978年）。
1720年以后传入日本的西学被称作“兰学”（经荷兰人传入），经百余年之传布，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知识分子集团。1795年1月1日，江户（今东京，德川幕府所在地）有三十名兰学者在芝兰堂集会，首次用阳历庆祝新年（日本明治维新前使用阴历），称作“新元会”。这次盛会有画轴留存，横款题词是：“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比邻”。这种“变历法”、搞集会、倡“邪说”的行为如果发生在当时的清朝，势必被视作“大逆不道”。日本兰学者的“新元会”却每年举行，持续至1837年。另据1796年和1798年江户兰学者两次集会名单，一百零四人中有身份可考者六十七人，其中医生三十四，藩主阶层七，幕臣和藩士七，庶民六，翻译三，其他十人。兰学的影响已经触及封建统治集团。
这个先进集团求知若渴，开塾授徒，努力传布。十八世纪末叶，江户有兰学四大家，其中大?玄泽（1757—1827）的芝兰堂，1786年设立，至1826年，以指血署名的门徒即有九十四人。1824年德国学者西博尔德在长崎设立鸣泷塾舍，培养了五十多名洋学者（“兰学”至此已发展为“洋学”）。1838年，绪方洪庵（1810—1863）在大阪设立适适斋，至1863年，各地门生见于名册的有六百多人，实际达到三千多人。1831年，伊东玄朴（1801—1871）在肥前家乡（今佐贺县）设立象山堂，门徒四百零六人。明治初年不少启蒙学者就出自这两所著名的洋学塾。另有记载，自1744至1852年，亦即日本被迫“开国”前一百零八年间，翻译洋书的学者共一百一十七人，译书约五百部（穗亭主人：《西洋学家译述目录》）。近代解剖学以及哥白尼、牛顿、林纳、拉瓦锡的学说均已传布，译介与原著年代的距离，最初是二百多年，至“开国”前已缩短为四十多年。
是什么力量推动这些知识分子如此积极传播先进科学？日本学者指出，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族危机感，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曾经是牢锁国土的天然条件。巨舰大炮出现以后，海洋成为入侵通道，没有海防就等于四门大开，赤身受敌，随时都有亡国灭种之忧。要建设近代海防就必须有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应的文化制度和物质基础。早在1720年，德川吉宗的重臣新井白石（1657—1725）编写《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就强调欧洲各国“兵马强盛”、“最习水战”、“善制大炮”。其后，工藤平助著《赤虾夷风说考》（1783），林子平著《三国通览图说》（1786）和《海国兵谈》（1787—1791），桂川周甫著《鲁西亚（即俄罗斯）志》（1793）等等，都是出自痛感国防之忧和闭锁之孤危。日本先进志士与那些唯以排外保守为能，不知亡国灭种之危的庸夫俗子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被监禁、流放、杀戮者代有其人。他们反对盲目自大，反对盲目崇拜“中华”。1775年，兰学者杉田玄白在《狂医之言》中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1788年，大?玄泽在《兰学阶梯》中痛斥：“以支那之外皆蛮夷而不屑一论，何其学之粗且陋也！”这类先进思想在日本出现之时，正是乾隆皇帝夸称“天朝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鄙夷万国之时（致英王乔治三世信，乾隆五十八年〔1793〕8月）。
西学的长期传布提供了“维新”的思想基础。唯其如此，鸦片战争一爆发，日本志士奔走呼号，说：“勿恃内洋多礁砂，支那倾覆是前车”，“休言胜败属秦越，自古筹边戒履霜”，记述之书一时达十余种，朝野震动极大。1851年，魏源所编《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日本志士竞相阅读，翻刻成风，至1856年各种翻刻本竟达二十二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思想与日本爱国志士不谋而合，很多人引为同志，“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梁启超语）。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刊行之初反响不大，魏源本人官不过知县，太平军逼近时才迁任三年知州。1862年，日本的高杉晋作前来上海考察，觅购《海国图志》，竟然已经绝版！
正因思想基础不同，两国应变能力和革新力量聚集的速度也就显著不同。鸦片战争后不久，幕府及一些强藩就竞相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扩充或建立洋学机构，破格提拔人才，类似中国的洋务运动，而时间则比中国提前约二十年。1862年，东京大学的前身“开成所”成立，至1866年已拥有本国的教授、讲师约四十名，设立了多种语言和理化学科。1868年，全国二百四十所藩学（相当于中学）中设有数学者一百四十一所，设有“洋学”者七十七所，理科学科所占比重在1853年即达35％。中国在1862年以前则很少动静。1862年，日本的福泽谕吉在伦敦遇到中国的唐世埙（此人也许是中国最早的留英、留法学生，身世著作不详，盼知者提供），双方都认为应当迅速学西方，求富强，相互问及两国各有多少洋文人才。福泽说日本有五百多人，唐世埙惭愧地说，中国只有十一个人。福泽听后十分感慨，写入日记（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1卷第332页，据福泽所著《西航记》）。
先进知识分子集团的集聚是革新的前奏，与革新的速度成正比，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清政府的错误政策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前长期未能形成新知识分子集团，林则徐、魏源这类人物在当时寥若晨星。结果，在西方殖民者入侵时失去应变能力，错过改革时机，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日本则由于有西学的思想基础，因而在被迫“开国”后，先进思想与革新势力迅速结合，从“尊王攘夷”迅速发展为“倒幕”“维新”。维新派的领导骨干很多人既有政治军事才能、又懂得洋学（如大村益次郎等）。明治初年工部、大藏、兵部、文部各省都集中了一批留学欧美的人才。原在幕府及开成所任职任教的著名洋学者有二十七名被新政府聘任，对“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神田孝平规划“地税改革”即是著名的实例。福泽谕吉虽未在新政府任职，其著作风靡全国，所创“庆应义塾”、《时事新报》在培养人才、指导舆论等方面影响极大，被视为明治维新的精神象征。
孙中山先生论及明治维新时说：“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孙中山选集》第158—159页）此语与“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致，都是爱国者的心声。
附记：明治维新有两面性，其成功与失误均以日本人民付出重大牺牲为代价。本文只是侧重阐述新知识分子、领导者及西学的作用，不是全面评价。明治维新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历史应能使人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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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与思想解放
李喜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到了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旧思想的枷锁严重地阻碍着人们的觉醒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就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前导，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制约着政治革新的程度乃至成败。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遇到了几千年来从未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随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新知识的追求、探讨和宣传，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虽然都失败了，但再次证明了人们理性的高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成败和归宿。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到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讲的都是引进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思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相当一批人所接受，于是出现了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对于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重大变革，因为在中国封建的法典上找不到要把外国人的“技术”拿来维护“天朝上国”的条文。于是引来了顽固派的一系列攻击，他们认为学习西方的“长技”不但解救不了清廷的危机，反而会败伦常、坏人心，使中国不成其为“礼义之邦”。可见，办洋务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要从理论上透彻地加以论证，使人们从封建传统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但是，很可惜，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大都不懂理论，他们手下也没有洋务理论家，他们培养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如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也没有在这方面作文章，他们注重的是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洋务派在和顽固派的论争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例如在关于海防、同文馆的兴建、要不要修铁路等争辩中，很少从理论上提出问题。虽然洋务派最后还是战胜了顽固派，但这是一种“权力”压服，并非从理性上解决问题。洋务派官僚只知变“事”，不知变“理”，洋务运动缺乏真正的思想基础，更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所以，尽管李鸿章等人有权有势，也难免以失败而告终。诚然，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种不从理论上更新人们的思想，只知“抱着石头过河”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和洋务运动不同，戊戌变法则是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开始的。就在洋务运动后期，一些了解世界局势又善于沉思的早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人，就批评办洋务的不足，提出学西方的根本是变革政治制度，设议院，改官制。在他们的言论和著作中，反复介绍西方的议会、学校、财政以及各种制度，虽然这是一种传声筒式的介绍，但毕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甲午战后活跃起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较王韬等人深入了一步。他们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将他们了解的那一点西学经过消化吸收，和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古香古色地鼓吹维新变法，在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与此同时，严复在天津努力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著作，使知识界耳目一新。紧接着，维新志士开始办报刊、开学会、建学堂，论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终于促成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
然而，戊戌变法是短命的和不彻底的。这从他们的理论宣传上也可以找到原因。康有为等人在理论探讨上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是变法才能救中国，人们接受的比较多的也是“变”的思想。如何变，变以后出现什么后果，他们很少论及。加之这些人当时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中国旧势力认识不足，变法的艰巨性更未想到。他们所写的理论著作，影响面也是有限度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主要波及于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中；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较通畅，影响面也限于部分知识界；严复的译著，读的人也有限，《天演论》的真正社会影响是在二十世纪初年；谭嗣同的《仁学》具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宣传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抨击清廷的民主性，但秘未传世，戊戌变法之后才出单行本。而且，康有为等人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的传统理论从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却千方百计地论证维新变法如何符合封建圣人们的教诲，他们的思想主张如何与封建理论合拍。当守旧分子揭穿他们的老底之后，康有为等除了搪塞，就别无良策了。这种理论探讨的不深入，限制了康有为等维新派变法思想的发挥，也决定了戊戌变法的软弱无力。退一步讲，就是康有为等人这种不深入不完备的维新变法理论，其影响面也不大。这种思想解放的幅度，当然不可能对抗深化到一切领域的顽固而强大的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所以，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是有限度的，作为其政治反映的“百日维新”就更难尽如人意了。
如果说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是以温和的、合法的、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包裹在孔孟儒家思想中的方式出现的，那么，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则是激烈地、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因为在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已经无力控制局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支队伍，西方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特别是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大辩论，这就促成了继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来的第二次颇具规模的较自由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的结束。思想解放对政治变革的促进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得很充分。但是，如果客观地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既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又为孙中山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当时，人们提出的研究课题虽然很多，但真正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了问题并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仅是“革命排满”，其它都是“夹生饭”。所以，清廷一倒，革命党人的绝大多数都迷失了方向，连章太炎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鼓吹起开明专制来了。那个不是满族人、又有实力、善于耍两面派的袁世凯成了多数革命党向往的“强人”。“非袁莫属”不仅是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分子的心声，南方的革命派中也很少不人云亦云。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孙中山的被迫让位就势所必然了。辛亥革命只能把皇帝赶跑而建不起民主共和国。政治变革的程度再次受到了人们观念更新程度的制约。
五四运动是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当袁世凯大做皇帝梦的年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了。从刊物的内容来说，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虽然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孔学和维系封建社会制度的旧礼教三纲五常、旧道德忠孝节义的尖锐的批评，不能不使人为之震动。这个杂志出了一年，改名《新青年》，并号召青年要有新的觉悟，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来。当时青年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开始认识自己，并有少数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爆发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民主思想的觉醒，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的。
总之，近代历史充分表明，如果没有理性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