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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场并非“一放就活”
本报评论员
农副产品价格的放开，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但有些产品价格放开以来，不少地方的产销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协调现象。例如，羊毛一放开出现了“羊毛大战”，粮食一放开出现了粮食封锁。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应该怎样看待它们？今天本报发表的有关湖南对生猪实行封锁的调查说明，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个组织市场、建设市场的新任务。
所谓组织、建设市场，就是在改革计划经济旧秩序的同时，建立一套新的社会主义市场运行秩序。这是一件非常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过去几年，随着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市场调节的范围已逐步扩大。各地的事实告诉我们，市场和价格放开，并不等于市场机制的建立。我国商品经济长期中断，市场交换很不发达，现在农村要从半自给经济转向商品经济，要建立一个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秩序，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实行多渠道经营以后，市场规则如何制定？原有的利益分配结构打破了，在新的情况下，如何协调这个部门与那个部门，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这一部分人与那一部分人，国家与集体，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随着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价格、税收、利润等经济杠杆如何协调发挥作用等等，都有待我们深入研究和解决。只有在放开的同时，认真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做到边破边立，边改造，边培育，最终才能减少各种摩擦，逐步建立起一个既活跃又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新体制。
有些同志以为搞市场调节就是听凭价值规律起作用，“一放就活”——只要价格一放，市场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市场经济决不是无需规则、无需组织的经济。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市场也离不开一定的调节。当然，组织市场，决不是说可以对市场随意加以干预；而是说，要通过我们的组织工作，使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得以形成。做好这种组织工作的前提条件，是适应市场规律。为此，我们必须了解市场，把握市场，真正懂得市场。目前，许多同志对市场还知之甚少，跟不上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这种情况应当首先加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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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放开与封锁之间
——对湖南生猪问题的调查和思考
本报记者 何加正
从去年以来，有关湖南对生猪出省实行封锁的消息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封锁是和开放背道而驰的。封锁的直接后果是堵塞了流通渠道，失掉了外省市场，最后影响到农民的养猪积极性。湖南一度出现的“卖猪难”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但是，这样简单地指责一通行不行呢？
记者最近有机会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对湖南生猪问题进行了调查。
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生猪购销放开后，湖南分步骤地进行了这项工作。1至2月，全省实行的是购放销不放，即收购部分随行就市，销售部分由食品部门用发肉票的办法进行补贴。3月，销的部分也彻底放开。其后的三个月里，肉价有所上涨，但由于早几年自由市场的开放使消费者有了一定的适应能力，同时，也因各地存有部分冻肉可以调节市场，因而未出现大的波动。长沙市这一时期的鲜肉价格基本保持在半公斤一元四角左右。
市场能够稳定，最重要的还是价格放开刺激了生产，农民积极性高，生猪饲养量普遍增加。据当时有关部门对三十七个县三千七百户调查，一季度共养生猪一万二千五百头，比上年同期增长22.1％，户均养猪三点四头。养猪农民喜气洋洋。
进入6月，突然出现了一个全面性的“肉荒”局面。各地市场，肉价扶摇直上，长沙市几乎一天一个价格，有那么几天，一天上涨一角，端午节前后鲜肉达到二元钱半公斤。猪多何以会涨价呢？这要从湖南的近邻广东说起。这几年，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广东农民养猪的比较利益大大下降，很多农民转向其他收入更高的行业。放开之前，广东吃外省猪肉由国家调；放开以后，得自找门路。经济利益的原则一下子把他们的眼光吸引到距离最近、养猪多、运费少的湖南来。于是，一场到湖南大量高价抢购生猪的风便兴起来了。过去做其他生意的人，不做了，贩猪；种地的也三五一伙做起猪生意来。一时间，猪生意成了湖南最热门的生意。据和广东毗邻的郴州地区宜章畜禽检疫站统计，1985年，由这个站检疫出境去粤的生猪就达一百三十九万头，其中5月份一个月就达二十四万头。大量生猪出省，造成湖南猪肉价格全面上涨。城市居民抱怨了：“吃的是湖南肉，花的是广东钱。”
市场的压力，使缺乏开放经验的人一时手足无措。眼前显然有两条出路：一条拿钱补贴消费者；一条禁止生猪出省。前者牵涉到地方财政利益，一是拿不出，二是自己出钱别人吃肉也不愿意。唯有后者最容易又最简单。于是有关部门决定，禁止生猪出境。这种办法很快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同志的批评，也遭到农民的非议。封锁不行，去年7月底又换了一套新做法——收培殖费，即规定所有外省来湖南购买的生猪，每头必须向当地交培殖费二十至三十元，交费后凭收据出境。这实际上仍然是封锁。这一措施一直施行到今年1月。它使出境生猪日趋减少。上面提到的宜章检疫站，去年8、9两个月检疫出境的生猪才两万头，到10月、11月就只有一万头了。
实行封锁后，湖南省内猪肉市场稳定下来了，但事后，一个意想不到（其实也是可以预料）的不稳定却出现了。湖南的封锁迫使广东不得不寻找新的生猪货源。四川、河南、江苏等地的冻肉、生猪大量进入广东市场，广东依赖湖南的状况扭转了。而湖南由于前一时期饲养量的大幅度上升，现在又失去了广东这个大市场，农民卖猪难的问题便日益突出起来。
这里面当然还有交通运输不发达、其他省分生猪饲养量普遍增加等原因，但倘若不封锁，“卖猪难”的问题就不会这么突出。反过来说，封锁不对，那么再强调一下“放开”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其一，湖南要对广东放开，首先就要解决消费者“吃湖南肉，花广东钱”的问题。有人说，可以让消费者忍一忍，或者先用财政补贴，将来生产发展了，价格就会下来。问题是，消费者能否忍受且不说，就地方财力而言，很多地方根本无能为力。由于受饲料、饲养条件等制约，湖南目前生猪供应本省有余，负担两省不足，这意味着湖南要长期贴钱才能维持二者关系，对此湖南难以承受。其二，如果双方都任凭价值规律自由发挥作用，没有任何契约和规章，湖南方面生猪大量发展了，广东方面说不要就不要，湖南也不好办。其三，放开以后，人人都可以经营生猪，有利可图时抢上门来收购，一旦无利可图，农民售猪无门。为了形成相对稳定的购销渠道，也需要做许多工作。
只有认真思考一下这一系列问题，才会觉得，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重新组织市场的任务。这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我们必须坚持“放”这一前提，但又必须在放的过程中努力去建立一套新的经济运行秩序。二者相较，后者更加困难，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农产品和工业品不同，有淡季旺季之分。旺的时候供过于求，淡的时候又供不应求。目前在湖南的一些地方生猪就出现不仅是价格贱的问题，还有无人要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发挥国家有关部门的职能，进行适当调节。我们政府的生产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只管指导生产，生产发展起来后就不管了；商业部门只管供销，产多产少则与己无关。部门这种“半截子”职能已不适应商品生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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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西北农村经济辟新途 百万农民兴办家庭企业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记者孙洪祥、张松青）“一户办厂，四邻沾光；几户办厂，全村兴旺。”陕西省凤翔县农民新编的这句顺口溜，象四十年代歌颂南泥湾开荒的歌曲一样，正在迅速流传开来。
当前，从陕北黄土高原到贺兰山下，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南北，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个体、联户企业如雨后春笋，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据粗略统计，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五个省、自治区农村家庭企业从业人员已达百万人，年创造产值约二十五亿元。
这是西北各省、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积极鼓励和大力扶持的结果。
西北地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个体、联户企业，除一部分第三产业外，多数立足于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乡镇集体企业拾遗补缺。如淘金、采矿、粮油加工、制做旅游用品和木器家具、烧窑制砖、编织地毯、柳编以及生产粉条和小农具等。它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开拓当地市场为主要目标组织生产，为城乡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
实践证明，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个体、联户企业很适宜于象西北这样的老、少、边、穷、山地区。农民总结它有六大好处：一是投资少、上马快、见效快；二是有利于聚集社会闲散资金，把“死钱”变成“活钱”；三是可以充分挖掘农村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开拓脱贫致富新路子；四是可以遍地开花，转移农村更多剩余劳动力；五是生产费用低，收入全部归己；六是经营灵活，应变能力强。
西北地区农村家庭个体、联户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宁夏回族自治区去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六亿零三百万元，其中家庭个体、联户企业占了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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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乡就得办事 办事就得见效
卢氏县下乡干部实行扶贫责任制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郭献文、通讯员常金太报道：河南省卢氏县对下乡扶贫干部实行目标责任制半年多，八千一百多个贫困户找到了治穷致富的门路。
卢氏县位于豫陕交界的偏远山区，生产条件差，经济文化落后。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群众生活虽然有所改善，但仍有40％的农户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前几年，这个县每年都组织干部下乡蹲点扶贫，但由于下乡干部责任不明确，任务不具体，工作成绩无考核，有的干部下乡转一圈，发些议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下乡了解些情况，回来一汇报就了事。对此，基层干部和群众意见很大。
今年初，县委、县政府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即将下乡的四十二个工作组、一百二十一名干部实行了包村包户、包脱贫指标的目标责任制。这些干部住村后，要对全村经济状况逐户调查摸底，帮助群众查找贫困原因和当地资源优势，制订治穷致富的具体规划和项目，然后经县和乡审核，三方签订“责任状”。“责任状”上写明当年必须达到和争取达到的各项经济指标，年终统一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奖罚、任免、升降干部的依据。
扶贫目标责任制，增强了下乡干部的责任心。他们长期吃住在村，因地制宜想办法，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目前，全县已帮助贫困村、户栽植经济林木二十一万株，养牛、羊、兔一万一千多头（只），兴办木材加工、矿产开采、建筑建材等投资小、见效快的开发项目六十八个，组织劳务输出三千五百多人。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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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站小作用大 点多供应活
建湖县建设农村物资流通网络
本报讯 记者颜世贵报道：江苏省建湖县物资局从实际需要出发，办好农村物资供应站，增设销售点，建成一个较为合理的物资流通网络，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这个县地处里下河水网地区，河港交叉，交通不便，全县十七个乡至今尚有两个乡不通汽车。农民常常为购买生产、生活资料而进县城，最远的来回要跑七八十公里路。县物资局考虑到农民的困难，先后在每个乡设立了物资供应站。但由于受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物资站大多经营得不怎么好，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县物资局对各物资站进行了整顿，并在要道口和小集镇闹市口新建了二十七间营业门市部，在县乡交界处和边远地区增设了二十八个固定或流动销售点，从而扩大了服务面。
在经营上，他们也实行了一些改革。过去计划由局里下达，物资由局里分配，人、财由局里管理，现在局里将这些权统统下放了，使物资站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经营和用户需要组织协作物资，开展市场调节，增加服务项目和经营品种。去年，物资站销售额为一千五百万元，比往年增长13％，经营品种由原来的九百多个发展到三千多个。
他们还打破单一经营，开展配套服务。一些物资站增设了木器修旧门市部和家用电器门市部。不少物资站由出售原材料变为出售半成品或成品；由整批供应变为拆零供应；由“当守门员”变为送货上门。乡乡物资站配有货运船，走东串西，用户招手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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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新建四十三个商品粮基地
每年可提供五亿公斤商品粮
据新华社武汉10月3日电 （记者詹仲德）湖北省“七五”期间将在产粮多、潜力大的县（市）建设四十三个商品粮基地。这批基地建成后，每年可为国家提供五亿公斤商品粮。
湖北省为了实施这项计划，从今年起每年将新增四千七百万元投资用于基地建设，其中包括中央每年下拨湖北省的一千八百八十万元，省财政拿出一千四百一十万元，各县（市）自筹一千四百一十万元。按照这个投资计划计算，这批新建基地可在1990年建成。
9月23日，湖北省农业、财政、水利等部门负责人与各基地县（市）领导人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规定：基地建设投资必须保证直接用于审定的项目，包括农业技术推广、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改造中、低产田等，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挪用。基地限三至五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建成；违反协议者，追究经济责任和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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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放权不只放任务 同时让利给基层
昆明把人财物权下放给区
新华社昆明10月3日电 （记者刘远达）昆明市把城建、房产、环卫、园林、市政等系统的管理权和人权、财权、物权一起下放给两个城区，使市、区两级政府建设管理城市的积极性都得到发挥。
昆明市在下放城市管理权的过程中，有些部门起初只想放工作任务，不想把利益让给基层。市委书记王信田说：“要放权，就要人、财、物权都根据工作量一起放下去，否则，放权就是假的。”城区道路、下水道、卫生、市政管理权下放时，就是按市里现在的管理标准拨给经费，并把人权也下放。房产方面则实行产权与经营权分离，产权归市里，房产经营权下放给区。社会分配房及旧城改造后新建房屋多于原有面积那部分的分配权，也下放给区。环卫工作下放权利后，购置大型环卫设备和新建公共厕所的经费，由市、区两级共同承担或全部由市负担。今后城建方面的新项目，由市、区两级分级承担，建设好后交区管理，这样一来，市里将只管全市的规划、计划和监督检查工作，而区政府将具体参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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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语
何必“升格”
樊华
川西某镇有个技术高超的板鸭加工专业户，产品畅销，生意兴旺。镇领导赞赏之余，把这户召到镇上，命其组建镇板鸭厂。恩威之下，不敢不从。然而一旦“升格”，企业日子却大不惬意：镇政府有关部门俨然“当家婆婆”，指手划脚，令出政随，还时常巧立名目，揩企业油。
“升格”一年，板鸭厂严重亏损，债台高筑。
这类事决非独无仅有。最近下乡，发现一些办得不错的户办、联户办企业，有的被“册封”为村办企业，有的被“升格”为乡镇办企业。“册封”、“升格”之后，多半效果不佳。这种情况，实在是令人担忧。
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国营比集体好，集体比个体强——这种陈旧的观念，是“升格”之风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前例看，有些同志之所以热衷于“升格”，还由于一些个体、集体企业一旦升了格，有关领导机关便可以一本正经地当起“婆婆”来，随意让它们“捐款”、“赞助”、“集资”……难怪有些小企业尽管升格提级、招牌大了，却每每发些类似“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的感叹。
个体干得好就个体干，集体干得好就集体干，何必拔苗助长，人为“升格”！按生产力的客观需要，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生产关系，这是一条经济规律。过去我们吃盲目“升格”不少亏，现在再也不能走那条走不通的老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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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鸭梨在香港畅销
天津鸭梨目前在香港成为畅销货，平均每天销售八千箱。
今年天津鸭梨丰收，到港的数量将比去年增加25％，预计到今年年底，在香港市场的销售量，可达一万三千吨左右。今年到港的天津鸭梨，不但个大、均匀，而且新鲜，每箱售价约比去年同期提高二、三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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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北”供销社通往来
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供销合作社，近日在石家庄市成立了“三北”地区供销社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
这一组织的建立，有利于沟通“三北”地区供销社之间的经济、市场和工作信息，并将帮助各地集聚和开发各自在地理、资源、商品、市场和技术、人才、劳力等方面的优势，在较大的范围内发挥供销社系统的联合群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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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飞播造林效益好
广西壮族自治区飞机播种造林效益显著。全自治区目前保存的飞播马尾松林一千一百八十五万亩，木材蓄积量达三千二百八十二万立方米，经济效益居全国首位。（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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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胜利油田日产逾九万
本报讯 国庆节期间，胜利油田原油日产突破了九万吨大关，10月1日和2日，原油日产都达到了九万零一百多吨，比年初增一万六千多吨。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围绕原油增产，抓好老油田稳产和新油田开发两项工作。老油田自然递减率和综合递减率都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凤文 世虎 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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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化腐臭为芬芳
张更新
笔者到四川西部的雅安市采访，但见街道整洁，处处花坛，老年人在悠然乘凉、饮茶，孩子们在尽兴游玩。谁能想到，这一个个花坛下埋藏的竟是化粪池呢！
这几年，雅安的房屋建设发展较快，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但因楼底下没有地下污水排放系统，一个个化粪池臭气熏天，大煞风景。雅安市人民医院算是一个典型：大粪坑就在病房楼外不到两米处，大多数时间臭气呛人，蛆蛹满地，蚊蝇横飞。有时粪便得不到及时清除，粪水就外溢。不少住院病人病还未好，就纷纷要求出院。病人揶揄地说：这医院是“前门治病，后门放毒”。为了这事，医院领导和群众多次找上级反映，市人民代表也多次提案，要求市政府赶快治理。
群众的呼声，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沼气技术的发展，为解决粪便公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雅安市采取处理粪便和利用能源相结合的方针，将公厕的旧粪坑改建成沼气化粪池，既发展了沼气，又使四万城市人口的粪便初步实现了无害化。前面说到的雅安市人民医院，今年春天在市环保局和沼气办公室的帮助下，改建了一个四十立方米的多级厌氧发酵化粪池，粪便在密封情况下发酵，两米外楼房里的病人再也闻不到臭味了。
把粪坑改建为沼气化粪池，至少有三点好处：一是净化环境，美化城市，有利于人民健康；二是节约了清理粪便的费用；三是收回了沼气能源，增加了经济效益。我国象雅安这样的中小城市很多，不少城市的排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如果能采取雅安的办法，普遍推广沼气化粪池，于国于民该有多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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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出“夜郎国”
本报记者 吕建中
兴建中的贵州铜仁县漾头水电站，在黔东和湘西交界处。附近山林破坏严重，可漾头的景色很美，锦江水在峡谷形成一个碧波荡漾的潭，四周映着绿树和山花。
县里的同志说，这里古代属夜郎国，闭塞得很。现在依然关山重重，交通不通。“水在崖下流，人在岸上愁”，丰富的资源难以开发，有些村寨至今没有摆脱“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近几年铜仁列入全国开发一百个小水电县计划。漾头水电站一旦建成，就可以办造纸厂、玻璃厂、水泥厂，山村里也有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群众高兴地说：“点桐油灯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我们攀上陡峭的锦江北崖，来到瓷蛮乡恶滩村。八百多户侗族、苗族人家散居在茫茫六龙山上。八旬侗族老人刘贵元告诉我们，他们的祖先原是江西的，四百年前被朝廷派来镇边，慢慢地就和侗族、苗族融在一起，和睦相处了。过去生活很苦，解放后，农民分了土地，盖了房，日子开始好起来了。那时候，六龙山上林深树密，什么飞禽走兽都有，还有几只金丝猴进了北京的动物园哩。可是后来搞起以粮为纲，学大寨，一个劲地砍树，越砍越穷，越穷越砍。这一带只他一家沿用祖传的法子造纸，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砍了。是近几年，他家才重操旧业的。
这个家庭造纸作坊，可能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造纸法了：一盘笨重的石头水碾，艰难地把沤烂的淡竹碾碎，然后过滤，晾成粗糙的黄色草纸。在市场上，卖三四角钱一斤。这淡竹是上好的造纸原料，六龙山上足有十万亩。一般农民只是随意砍了卖原竹，或者自家当柴烧。刘贵生的后代刘元生大概是唯一用竹子造纸的人了。但用上好的原料，造出来的却是低劣的纸。刘元生说：“我入党快三十年了，想带领群众摆脱贫困，但过去找不到门路。现在眼界开阔了，六龙山上处处是宝，山果加工不了，烂了，扔了，外地人花一角来钱一公斤收走，加工成果干，到桂林就卖一元好几角一公斤；喂了肥猪运不出去，只得宰了腌起来自己吃；这十万亩淡竹不能再糟蹋了，一定得好好利用起来。”
群众巴望着水电站快建成，搬迁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恶滩村群众眼看“恶滩”从此要变“富滩”了，舍不得远离，就把一座座古老的吊脚楼往山上搬动一百米，用山花装点起来。他们的眼光看得远了，愿利用搬迁补助费建小果园、小加工厂。于是政府便帮助各户在庭院四旁栽种一两百棵良种柑桔，又装上自来水管。群众出神地望着哗哗喷水的水龙头，乐得合不拢嘴。
我和几位侗族兄弟谈到建水电站的前景，他们说，不能再砍树毁林了，要多栽树，建花果园，发展畜牧。过不了几年，水电上了山，国家办大厂，乡里办小厂，锦江船装上货物入沅江，穿洞庭，通长江，我们就再也不困在六龙山里做“夜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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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农业大学近年来出现了一支义务为农民提供技术及信息咨询的大学生科普队伍。他们利用节假日，深入农村，结合农时变化和实地调查，用报纸、电台、古庙会等各种形式为农民提供急需的新技术。图为学生们在陕西杨陵区五泉乡古庙会上向农民免费发放资料。
郭海庆 蒋建科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