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功勋卓著 光辉一生
——悼叶剑英元帅
徐向前
剑英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这是全党、全国和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损失。
在叶帅病重的日子里，我曾到他的住处探望，因他刚刚施行过手术，未能说上一句话。之后，我和同志们一样，期望他早日康复。噩耗传来，他与世长辞了，抚今忆昔，悲痛至极！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在许多严峻的关头，历史都写下剑英同志永不磨灭的功绩。他的名字，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历史，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和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历史，紧紧相联。他德高望重，光照千秋。
我最早知道他，是1924年在广东黄埔军校。那时，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与协助下，于广州的黄埔岛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这所学校中，从领导成员到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教官和校机关各部更有许多社会名流。剑英同志当时是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他虽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思想激进，致力于国民革命事业，积极参加组织以黄埔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在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两次东征中，他都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征战。1925年2月，我们一同第二次东征，回师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革命史，人湮没，革命党，当流血！”
北伐战争开始前，他离开了黄埔，我也离开了黄埔。后来知道，在北伐军攻克南昌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之后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7月，在白色恐怖下，剑英同志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这番阅历，正是一大批杰出的革命者走过的道路，是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道路。此后，他不屈不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我和剑英同志第二次相遇，是1927年12月在广州。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黑暗代替了光明。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剑英同志为发动南昌起义做了重要工作，随后与张太雷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前，我奉党中央军委的指派，从上海潜入广州，开始在工人赤卫队中组织秘密训练，准备武装起义。当时广州城内的工人赤卫队人数虽有三千多，但缺乏训练，缺少武器，没有实战经验。正在起义军急需一支正规武装的时候，剑英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从武汉经九江、南昌转移到了广州。被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在途中曾被张发奎缴了械，由于剑英等同志的积极斗争和策划，几经曲折，到广州后教导团又全部重新武装起来了。在广州起义连续三天三夜的苦战中，教导团始终是一支中坚力量，是工人赤卫队战士心目中的铁军。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又各分东西了。“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剑英同志住在北京西山“避难”，叙旧时，说起广州起义失败的混乱情景，我们两人都情不自禁地说，当时撤退都无人通知。叶帅说：我也没接到通知，晚上到总指挥部去不见人影，才知道有了变化，只好转身走了。谈起那段岁月，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景，都心情沉重，感慨不已！
叶帅军政兼优，文武双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大部分时间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工作，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得力的助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攻作战中，在长征路上，在延安宝塔山下，在西柏坡最高统帅部，剑英同志都以他军事家的卓越才能，协助毛泽东等同志指挥着一次次大战役。我军许多大规模的战役计划，包括最后决定蒋家王朝覆灭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战胜利，都有剑英同志的心血和智慧。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多次参加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充分显示了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敏捷机智。在我军的军事建设、政治建设、后勤建设和军事理论建设上，都有他独特的建树。我们一些老同志总是亲切地称他“参座”！
在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剑英同志都是挺身而出的英勇战士。在党内复杂斗争中，他坚定地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在和王明左倾路线、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都是无私无畏的楷模。“文化大革命”那灾难的年代，他曾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重要成员。1967年1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就和几位老同志一起，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2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又和康生、陈伯达一伙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记得那次会上，他气愤地站起来，严厉质问康生等人：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搞乱军队，你们想干什么？他还质问陈伯达：什么叫巴黎公社原则？质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么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为什么不经政治局讨论，擅自改变名称？剑英和几位老同志义正辞严的争辩，竟被江青一伙说成是“大闹怀仁堂”。从那以后，他和我们都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军委几位老同志难得几次相会。1969年底，毛泽东同志指示中央和军委几位同志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每周要在中南海举行一次例会。这时我正在工厂“蹲点”，“接受再教育”，因为要回来开会，才得和剑英同志会面多些。每次讨论会上，他总是以“满目青山夕照明”的乐观主义精神，畅谈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大家经过多次讨论，最后一致推举叶帅主持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提出了一些有关国际战略和国防建设的重要问题，深得毛泽东等同志重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叶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胆识，挺身而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剑英是我们大家深深敬爱的一位老帅，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高度的原则性，照顾大局、注重团结、谦虚谨慎、好学深思的优秀品德，永远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剑英同志永垂千古！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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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痛悼敬爱的叶帅
习仲勋
敬爱的叶剑英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为失去了一位诲人不倦、高风亮节的师长而感到万分的悲痛。
叶剑英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象吐丝的春蚕和燃烧的蜡烛一样，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立下的不朽功勋，将永垂青史。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叶剑英同志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坚决果敢，义无反顾，哪怕冒着牺牲性命的危险也在所不辞。特别是在红军长征途中粉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的斗争中，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永远铭刻在我党历史的记功碑上的。在叶剑英同志的诗作中有这样两句：“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这两句诗，正是他多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临危不乱，大智大勇，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往直前的崇高精神的写照。
我和叶剑英同志在延安相识。对他渊博的军事知识，卓越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我是十分敬佩的。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工作中的勤奋严谨，为人谦虚宽厚，生活节俭朴实，也一直是我仰慕的。但是我和叶剑英同志接触较多，亲身体察他的高尚精神和崇高品德，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
在叶剑英同志的身上，我感到有一种极为宽广的襟怀和宏伟的气魄。他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前提，运筹帷幄，时时处处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党的兴旺发达来考虑问题。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首先提出必须把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坏事的人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让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他衷心希望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全党全军都能把被十年内乱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平反重大冤、假、错案，荐举贤能，把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解放出来，或者请出来工作。他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要尽快地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并且据理力陈，反复做工作。他一再强调：“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在他和政治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顺应党心、军心、民心，对拨正我国历史发展航向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终于得到实现。
由于康生的诬陷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我十六年没有工作。在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出来工作之后，在党中央和叶剑英同志的关怀下，我的错案也得到平反。1978年2月，我被特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从外地回到北京。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意，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4月初，中央决定我到广东省工作。
广东是叶剑英同志的家乡和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大革命时期，他在这里练兵从武，讨伐叛敌，指挥起义，出入于枪林弹雨。广东解放前夕，他奉中央之命担负了华南地区党政军首脑的重任，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特点，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政策措施，对加速解放华南地区，对新解放区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的克服，以及恢复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到广东前，已经十多年没有工作了，一下子到位置重要而情况又比较复杂的地方工作，在当时难度毕竟是比较大的。在我到了广东不久，叶剑英同志来视察工作。在听我汇报了来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之后，他赠我六句话，要我在工作中注意：“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在广东，以至现在，我一直把叶剑英同志的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在广东工作三年期间，我和省委的同志一起，抓紧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帮派头头坚决进行了处理。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清除“左”的影响，坚决拨乱反正，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省委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复查，并及时报告中央和中央纪委，得到了妥善处理。1978年夏天，叶剑英同志请胡耀邦同志向广东省委转达他的意见，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的工作，这给我们开展广东工作新局面带来了巨大力量。
叶剑英同志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十分关怀，大力支持，充分表现了他观察问题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1979年6月，他在广东视察工作时，根据中央关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精神，要求广东先走一步，搞好试验。他在接见广东省各地、市、县委书记时说：“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所以，这很重要，同志们要努力，带个好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文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由于全省各级党委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从这以后，广东的工作有了比较大的进展，中央的决策日益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实践证明，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已成为我国坚定不移的国策。
叶剑英同志对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以及培养地方干部问题很关心。他对外地到广东工作的同志，总是给予极大的信任和支持，并鼓励外来干部要适应当地生活习惯，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进行工作。他讲过一个故事：秦始皇派了一个河北人叫赵佗的到广东来做官，一直在广东，做了很多好事。他鼓励外来干部象赵佗一样，在广东安家落户。他说：外省的同志来广东，做了很多工作，是有很大贡献的。广东人民会称赞你们，不会忘记你们。同时，叶剑英同志也很强调培养和使用地方干部。1979年6月，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他接见大家时要县委书记中的广东人举手，一看占多数，他很高兴，认为是可喜的现象，并要我和杨尚昆同志继续注意培养地方干部。他说：这不是地方主义，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他谆谆鼓励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尊重，搞好团结，互相学习，同心同德，把工作搞好。他还多次提出外来干部、南下干部要学习本地群众语言，才能更好地接近群众，并风趣地说：语言不通，好比鸭同鸡讲话，都听不懂。同时，他还希望本地干部要学习和推广普通话。
叶剑英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他在耄耋之年，还每年都来广东指导工作。他不顾年迈体衰，有时还冒着盛夏酷暑，到工厂、农村、学校、部队视察。他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海南岛检查工作。他关心南海石油开发，广东有色金属生产，以及交通、能源、侨务等工作。广东“七山一水二分田”，山地很多，这是很大的资源。他提出要向山区进军，开发山区。他强调“山区要搞好造林，有了林就有水，有山必有水，无水不成山”。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叶剑英同志走到哪里，都讲：“希望你们生产一天一天发展，人民生活一年一年改善，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他和人民息息相通，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都记挂在他的心中。他看到很多农村还是用木柴烧饭，感到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要求农村各级干部大力办好沼气和小水电，解决农村的能源问题。他到梅县时，了解到黄塘医院房屋破旧，设备简陋，回到广州后就把卫生部的同志找来，请他们设法从北京一些大医院“退伍”的设备中，调剂一部分给黄塘医院，并派一些医务人员到北京大医院学习，用带徒弟的方法，培养提高业务水平。他对革命故旧感情极深，在视察期间，接见和慰问过许多烈士亲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进了大家的心田。他念念不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常常提醒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并亲自会见了很多港澳人士和归国华侨、外籍华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工人、农民、学生、侨眷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叶剑英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同志们都愿意接近他，把同他见面交谈，视为一件乐事。在广东的干部中，对叶剑英同志都是亲切地称呼为“老帅”，大家非常尊敬他，爱戴他，希望他健康长寿。
我调离广东到中央工作以后，同叶剑英同志直接接触和接受教益的机会更多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他顾大局，守纪律，团结同志，扶植后辈的高尚品德，他渴求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叶剑英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崇高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所敬仰。我们要继承叶剑英同志的未竟事业和遗愿，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建设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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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文化的青壮年妇女逐步由务农转向务工
我国农村妇女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支生力军
本报讯 记者冯媛从10月29日开幕的亚洲“农业变化、农村妇女与组织”国际讨论会上获悉，我国农村妇女已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支生力军。
据全国妇联对十四个地区的调查，以妇女为主的专业户占农村专业户总数的35％至40％；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达55％，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妇女为主的专业户占60％；妇女创造的商品生产总产值，一般占商品生产总产值的55％至65％。
有一定文化的青壮年妇女逐步由务农转入乡镇企业务工或务工兼务农，已成为普遍趋势。全国现有六百多万个乡镇企业，它所吸收的六千四百万农村剩余劳力中，半数以上是妇女。在沿海的广东省的乡镇企业里，毛纺、服装、工艺编织、玩具、电子等行业中妇女几乎占90％。广东省东莞市二十七万农村妇女劳力中，已有70％转入工业和加工业。
此外，大批妇女还在农村新兴的服务行业中大显身手。她们有的进城出售农副产品，有的在城镇开办商业、饮食、运输、服务等业务，补充了国营第三产业的不足，活跃了农村经济，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需要。
这次国际讨论会是由亚太发展中心和中国妇联联合举办的。来自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十六名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研究人员将和中国有关人士一起，讨论妇女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农村体制变化和农业技术改革给农村妇女地位带来的影响和农村妇女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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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安部交通部部署道路交通管理交接工作
公安部要求加强爆竹烟花生产旺季的安全管理
本报讯 记者吴恒权报道 最近，国务院决定将全国城乡道路交通由公安机关统一管理，这是对交通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10月28日，公安部、交通部联合召开电话会议，对贯彻执行这项规定作了具体部署。
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在讲话中说，道路交通体制改革后，全国公安机关管理的道路交通将由原来的五万多公里扩大到近百万公里，任务十分艰巨。各级公安机关要本着改革的精神，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在做好交接工作的同时逐步理顺交通管理的关系，使全国城乡的交通管理工作更好地适应四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交通部部长钱永昌说，各级交通部门要主动与公安部门配合，要发扬团结协作，互谅互让的精神，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做好交接工作。在交接期间，机构和人员不能擅自变动，财产不得转移，待遇不要调整。全体监理人员要忠于职守，坚守岗位，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确保交通安全畅通。
钱永昌还说，道路交通体制改革后，交通部门要继续利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做好公路交通运输的行业管理工作。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公安部最近在一份通报中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切实加强爆竹生产旺季的安全管理，做好防范工作。
据公安部介绍，今年9月以来，山东、湖南、江西等地烟花爆竹厂连续发生八起重大爆炸事故，死五十六人，伤五十六人，其中一次炸死十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就有三起。
公安部在通报中还希望各生产爆竹的厂家和有关主管部门从劳动保护、工商管理、烟花爆竹生产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并互相配合，预防和减少爆炸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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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家庄万余离退休人员活跃在居民区形成较为完整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
本报讯 万余名不穿制服的治安人员活跃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各居民区。他们是居委会组织起来的离退休人员，为促进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尽心尽职。
目前，石家庄市居委会已建立起一支以离退休人员为骨干的综合治理队伍，有一万一千五百多名离退休干部和职工参加治安保卫、民事调解等组织，平均每二十户、八十人中有一名治保、民调人员，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全市共组织起六百三十多个治安巡逻小组，昼夜在居民区巡逻；有二千一百五十多个帮教小组帮教失足青少年，挽救劳教、劳改人员；并实行治保主任包片，委员包段，安全员包院（楼）的安全岗位责任制，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每个街道，每栋楼房，每个院落。
据统计，现在全市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发生率分别比1982年下降83％和94.5％。 （邵和东 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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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物资局局长
罗德刚同志在京逝世
新华社北京电 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物资局局长罗德刚同志因病于10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向罗德刚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习仲勋、李德生、何长工等送了花圈。李德生、马海德等参加了告别仪式。
罗德刚是四川省阆中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经担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卫生部副部长，东北卫生部医政处副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卫生处副处长、鞍山市卫生局局长、鞍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沈阳药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罗德刚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尊重知识，爱护人才，钻研业务，深入群众，为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生前还表示将遗体献给国家供医学解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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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新任驻华大使向乌兰夫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巴西新任驻华大使保罗·达科斯塔·佛朗哥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向乌兰夫副主席递交了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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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谦同意大利外长会谈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苏在进行关于他们的中程导弹谈判的时候，应把欧洲和亚洲的一起考虑，均衡地加以裁减。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和随同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来访的外交部长安德烈奥蒂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交换了意见。
关于最近举行的美苏首脑冰岛会晤，两国外长都认为，美苏应继续谈判下去，希望它们能达成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协议。对美苏所部署的中程导弹问题，双方都同意欧洲和亚洲的中程导弹应一起考虑，应均衡地裁减。在谈到东西欧关系时，吴学谦说，中国支持东欧同西欧发展关系，因为这有利于世界和平。安德烈奥蒂对此表示同意。两位外长对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方面的迅速进展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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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总理赫尔曼松离开北京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冰岛总理赫尔曼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
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训和夫人等前往机场为赫尔曼松送行。
在京期间，赫尔曼松和夫人参观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并游览了长城。赫尔曼松夫人还参观了北京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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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简讯
▲国务委员陈慕华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雷洁琼10月29日在京分别会见了由国务委员会委员、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妇女委员会主席埃列娜·拉加迪诺娃率领的保加利亚妇女代表团。
晚上，雷洁琼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宴会欢迎代表团。
代表团应全国妇联的邀请于昨天抵达北京，访问北京后还将去上海、无锡、南京等地参观访问。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10月29日下午在西苑饭店会见并宴请了从美国来京参加叶剑英元帅追悼会的蔡文治先生及其夫人。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沈觉人10月29日上午同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就日本援助“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项目签署了换文。
▲对外友协会长章文晋10月29日晚会见并宴请了瑞士中国友好协会组织的以瑞士人民党主席、联邦议员阿道夫·奥吉先生为首的瑞士经济界知名人士代表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10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孟加拉国通讯社社长穆萨一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10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墨西哥促进青年发展全国理事会主席埃里韦托·加林多·基诺内斯和夫人。
▲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10月30日下午在北京会见了墨西哥财政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达维拉和国民外贸银行行长阿尔弗雷多·菲利普·奥尔梅多一行。
▲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10月30日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以马来西亚合众银行董事会主席阿布杜拉·拉赫曼为团长的马来西亚银行协会代表团。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雷洁琼10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正在北京参加亚洲“农村变化、农村妇女与组织”国际会议的代表。
▲国务委员方毅10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学术秘书兹·卡奇马莱克率领的波兰科学院代表团。
30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和卡奇马莱克签署了两院科学合作协定和1987年至1988年执行计划。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10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会长凯·菅原敬一率领的美国美亚协会代表团时，赞扬了这个协会对促进美国同亚洲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龙彬和匈牙利驻华大使伊万·拉斯洛10月30日在北京互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领事条约》的批准书。（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