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他为中印友谊奋斗终生
——悼巴苏大夫
王炳南
正当秋风萧瑟，草木凋零之时，我得到了巴苏大夫去世的消息。我的心猛地为之一沉：岁月催人，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最后一名队员已溘然长逝，走进历史人物的行列中去了。我追念旧情，思绪萦怀，哀痛难抑。
巴苏大夫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也是我个人的一位至交故友。在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五名医生中，我与巴苏大夫交往的时间最长，相识最深。
我第一次见到印度援华医疗队和巴苏大夫，是在1938年9月。当时，医疗队到了武汉，我受党的指派接待过他们。医疗队由爱德华大夫任队长。巴苏和柯棣华是医疗队中两名比较年轻的医生。柯棣华面容瘦削，温文儒雅，举止有些腼腆。巴苏则长着团团的圆脸，胖敦敦的，一副朴实厚重的样子，很象中国的农家子弟。他们刚到中国不久，显得很是兴奋。周恩来同志在武汉接见了医疗队。9月30日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又在四川饭店设宴欢迎他们。叶剑英、董必武、凯丰同志出席了宴会。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也在座。那是一次洋溢着国际主义情谊的聚会，大家一次又一次地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印度的独立祝酒干杯。
以后医疗队到了重庆，因为我们住的距离近，更时常有机会见面。重庆遭敌机袭击，医疗队为救护受伤的市民，曾工作至深夜。柯棣华和巴苏更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马当先，拚力抢救。他们的工作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1939年1月下旬，医疗队离重庆赴延安。原来决定由我陪他们上路，后因我另有工作，便委托也要去西北视察“工合”工作的路易·艾黎与他们同行，在路上给予照应。医疗队出发那天，我来到他们的驻地送别。我看见在山坡下一所加拿大教会办的教堂外面，停放着一辆救护车，车上插着一面印有手纺车图案的印度国大党党旗。我知道这车是国大党送给中国的礼物。艾黎整装待发，正在路边等候我们。我和医疗队的五位大夫一一握手道别，目送着他们欣然就道，奔赴延安去了。
从此，医疗队在抗日前线跋山涉水，辗转各地，救死扶伤，贡献卓著。他们的模范事迹在抗日军民中是声闻遐迩，有口皆碑的。巴苏和柯棣华更是形影不离的一对战友。他们总是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担负最繁重的工作。他们曾在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治疗伤员，参加过百团大战。他们受到了炮火的洗礼。正象巴苏大夫自己所说的，他们“已成为八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游击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1940年12月，巴苏从晋察冀返回延安，在八路军卫生部附属医院任耳鼻喉科和眼科主任，和马海德医生一块工作。在延安期间，他还被光荣地选为边区参议会的议员。医疗队中的三位大夫（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已陆续回印度去了。柯棣华后来积劳成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巴苏大夫是这个医疗队里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人，直到1943年6月才取道重庆，乘飞机回到加尔各答。自重庆一别至医疗队离华，五年中我没有再见到他们，只是通过几封信；但我是很惦念他们的。周恩来同志曾告诉我，他去延安时见到印度医疗队的朋友们，他们也曾关切地问起我。
随着巴苏大夫离华返印，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使命也就宣告结束了。但巴苏大夫仍在坚持不懈地工作。他在印度国内广泛地旅行，介绍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43年10月，由他发起成立了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以发扬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精神，继承柯棣华大夫的遗志，加强中印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无论中印关系出现什么情况，无论是阳光灿烂或阴云凝聚，巴苏大夫都高擎着中印友谊的大旗，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改善中印关系方面，他曾起过先驱者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1976年的冬天，巴苏大夫率领全印柯委会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和他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在武汉时，我们都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这次重逢都已成两鬓皤然的老人了。叶帅和聂帅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巴苏和他的代表团。其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巴苏也为中国人民除此大害额手称庆。他的心是与我们喜怒哀乐无不相通的。随后，我同他一起去石家庄参加柯棣华纪念馆落成典礼。在漫天飞扬的大雪中，我们俩共同抬着花圈走向柯棣华的陵前。我见他摩娑着柯棣华的墓碑，怀念战友，以拳拭泪。他还在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表示决心为改善中印关系，发展中印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竭尽余力。
1978年，我率领友协代表团应全印柯委会之邀访印，巴苏大夫不辞辛劳，作为主人充当我们的全程陪同。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我代表黄华外长向印度瓦杰帕依外长发出了访华邀请。我与瓦杰帕依会晤时，巴苏大夫也在场。瓦杰帕依指着他对我说：“他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也是我们之间友谊的桥梁。”访印的最后一站是巴苏大夫居住的城市加尔各答。我们到他家里去作客。邻里的孩子们挥着彩旗欢迎我们，奔走相告：“巴苏大夫家来中国客人啦！”他的家也是针灸诊疗所，他是第一个把中国的银针传播到印度去的人。目前针灸疗法在印度已颇具规模，这首先也要归功于巴苏大夫。在印度人民的心目中，巴苏大夫的名字是和中国的医学，和中印友谊联系在一起的。
此后，巴苏大夫差不多每年都来中国访问，他把中国看作他的第二故乡，他对中国有一种牵肠挂肚的心情。1984年我得知他身染沉疴，心头十分沉重。去年夏天，他来北京治病，住在协和医院，胡耀邦同志曾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他。后来他病情好转回印去了，我还希望后会有期。不料终因药石无灵，他的心脏在本月12日那天停止了跳动。
巴苏大夫的精神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丰碑长存，永志不忘。（附图片）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首都各界三千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柯棣华逝世四十周年和爱德华逝世二十五周年。全印柯委会主席巴苏在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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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魏玛行
迎秀
魏玛，这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我在中学时代就对它产生了向往之情。因为，那风靡一时的小说《少年维持的烦恼》和世界名著《浮士德》的作者歌德曾长期住在魏玛。同时，历史还告诉我有个“魏玛共和国”。这样，当我有机会来到魏玛亲自一睹它的风光时，欣喜中还夹着些许激动。
魏玛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部，是个古色古香的小城，人口不过六万多。我们驱车到达时已是中午。主人首先领我们到市中心广场一隅的“大象”饭店就餐。不要小看这个饭店，它也是世界知名的。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写有一部名为《洛蒂在魏玛》的长篇小说，内容是描述诗人歌德同他青年时代的女友在魏玛重逢的故事，书中写有“大象”饭店。因此，这个“大象”也就随着歌德和托马斯·曼两位作家不胫而走了。据饭店主人介绍，世界知名的文学家、音乐家，象托尔斯泰、密茨凯维支、巴赫、李斯特等人，都曾光顾过这里。
离开“大象”，漫步街头，到处是中世纪那色彩缤纷的建筑，看不见现代化的高楼，空气清新，行人不多，幽静而美丽。难怪一位19世纪的作家曾说过，魏玛是欧洲最适宜散步的城市之一。我们来到一条长约二百米的街，路面很宽，两旁是浓密的栗树，树下有花坛和长木椅。人们走累了可以坐下来休息。这里使人感到不象是街道，更象花园。在这条短街的尽头有一幢黄色小楼，这是席勒故居。这位诗人兼历史学家是歌德的好友。歌德先是介绍他到耶那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后来两人在文学方面密切合作，互相鼓励，给德国文学做出巨大贡献。他比歌德年轻得多，但由于贫病交加，竟先于歌德二十多年在19世纪初就离开了人世。
黄昏时分，我们前往歌德故居纪念馆，实际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把它列为国家博物馆了。这天正好是歌德诞辰纪念日，将在此举行庆祝晚会。宁静的街头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出现了许多走向故居的人们，妇女大多穿上了长长的夜礼服。诗人故居是一幢带有后花园的较大的楼房，今晚各房间都点燃起喜庆的蜡烛。我们在花园观看了歌德十八岁时写的一个短剧，可惜在夜色笼罩下未能观赏花园的风貌。博物馆的展出十分丰富，除歌德的生活、工作房间仍保持当时的情景外，还有诗人搜集的各种艺术品，绘画、雕塑等。歌德是位博学多才的人。他对地质学、植物形态学以及颜色学等都有过研究和著作。陈列品中还有他搜集的矿石呢。据介绍，歌德的各种各样的收藏品有好几万件。在魏玛居住约五十年的一代文豪，使魏玛成为德意志的文学艺术中心。
在魏玛民族剧院门前，有一座歌德和席勒并肩站立的铜像。歌德一只手扶在席勒背后，另一只手和席勒共握着一个桂冠。这栩栩如生的铜像反映出一百多年前两位诗人的深厚交谊。纪念铜像后边的民族剧院是一幢前廊带有圆柱的古老建筑，原来这就是1919年德国召开国会通过“魏玛宪法”，“魏玛共和国”由之诞生的地方。如今，这个由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专政的“共和国”早已被摈弃，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欣欣向荣。魏玛市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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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瑞士M商店得人心
冯清
处处可见的M商店
初到瑞士，引起人们好奇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许多商店顶着醒目的大红M字，这就是瑞士著名的米格罗斯（Migros）商店的标志。M商店属于瑞士米格罗斯同志会，会员号称一百一十万人，占瑞士人口的六分之一，即平均每两户就有一户是该会的成员。M商店的特点是同样质量的商品，价格比其他商店便宜。尤其是食品，价格便宜10—15％。在苏黎世市中心一座五层建筑的M商店里，你可以随意选购到所有日用品和食品。分布在城市主要街区的M商店的中小分店，为家庭主妇们准备了丰盛的主副食品及部分日用品。M商店还备有三十余辆自选售货车，每周五天深入到九百多个边远乡镇，将八百五十种不同的商品送上门去。
深谙经商之道
M商店的创始人杜特怀勒先生深知，商业经营之道在于辩证地处理好“小”与“大”的关系。他用希腊字“小”与“大”拼成Migros作为商店的名字，于1925年8月15日办起了M商店。他办店的宗旨是以低价格、薄利润、小包装来吸引顾客。杜特怀勒先生的M商店刚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其他商人的愤怒。他们施加压力堵M商店的货源，记录M商店顾客的黑名单，扎破杜特怀勒先生的车胎……在艰难中度过了不讨商人们喜欢的七年后，M商店渐渐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并且迫使其它商店为了生存，也不得不略微降低商品的价格。如今的M商店，已有职工五万余人，年销售总额达十四亿瑞士法郎（一瑞士法郎约等于一元人民币），成为一个拥有商店、银行、汽车加油站、餐馆、业余学校、旅游服务中心等设施的综合经济实体。
值得深思和借鉴
M商店价格便宜的主要原因是商业利润指标定得低，仅占销售额的3％左右。原料批量进货，自己有一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加工包装厂，减少中间环节。组织严密，管理合理，损耗、浪费极小。流动资金周转快。另外，M商店没有内销优惠和对关系户的照顾。
M商店在瑞士人民心目中留有良好的印象。它的经商主导思想，经营实践及效果，民办商店的尝试，产销一体化的经验，以及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等，对于从事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同志可能会感兴趣；更为重要的是，其自选的方向，售货车深入农村的做法，自己加工包装降低费用，注重市场反馈，以及堵塞漏洞关闭后门等，对于我国商业界同志探索改革道路，也会产生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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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槟城“倩埔恩”会议小记
李滋
槟城是马来西亚一座十分美丽的海岛城市，四面环水，海风徐来，碧波荡漾，把柔软的沙滩冲洗得干干净净。高大挺拔的棕榈树，依山傍海的建筑群……在这自然而安宁的环境里召开致力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会议，真是太贴切了。
倩埔恩会议是由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建筑师、诗人B·富勒发起的。因为第一次会议是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倩埔恩举行的，所以定名为“倩埔恩会议”。前四次会议都由富勒先生主持，这次因富勒先生逝世，由他的生前好友拿督林苍吉主持。林苍吉是马来西亚的著名华人建筑师、画家、音乐家，拿督是他的封号，大致相当于爵士。
第五次倩埔恩会议的宗旨是“以少获多”，“资源共有”。所谓“以少获多”，就是人类通过进步的科学技术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多的效益。与会的各国学者认为，全世界科学家的集体智慧，加上各国政府都致力于人类的和平生活而不是战争武器，那么，人类就会以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多的效益。这个目标应该是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努力方向。
会议的另一个原则是“资源共有”。会议成员们认为，人类几千年来充满战争的历史，都是为了夺取财富或资源，似乎资源有限，有了你的，就没了我的，结果只能是“打”和“抢”。各国学者们以令人信服的资料和数字说明，如果以最新科学技术来开发、使用，地球的资源是多少万年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以大量的战争来夺取表面的资源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必须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在槟城山上一座凉爽宜人的别墅里，在繁茂的热带树木及鲜花斗艳的环境中，在没有官方人士和新闻界参加的情况下，与会成员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世界事务。
中国代表在会上作了《中国目前的教育》的发言。各国学者们对中国的成就感到欢欣和鼓舞。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歇尔顿教授深有感触地说：“美国远不如中国。美国是逐年增加军费、削减教育费；而中国恰恰相反，是削减军费、增加教育费。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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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发行金邮票
赞比亚邮局发行了三枚一套镀金面特种纪念邮票，被集邮爱好者称作罕见的珍品。
第一枚的邮票图案左边是笑容满面的卡翁达总统头像，右边是1961年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首届党代会的会址——穆隆古希磐石。这块巨石从此成了当地人敬仰的革命圣地。由于当时赞党关于夺取政权的战略决策是从这个会场上作出的，穆隆古希这个名字在赞比亚变成了“革命”的同义语。
第二枚的图案是1974年在首都卢萨卡主要街道独立大道旁建立的著名的自由铜像。它既体现了赞比亚人民在党旗指引下不怕千辛万苦甚至流血牺牲为做自己国家主人坚持斗争到胜利的英雄气概，也成了为独立而献出生命的自由战士的丰碑。
第三枚图案是卡翁达总统领导人民获得国内主要农作物玉米和花生、小麦、蔬菜、棉花大丰收以及畜牧业兴旺的景象。它表现了赞比亚人民不仅有能力夺取政权，也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三枚邮票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赞比亚人民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罗海祥 徐志高）（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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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有学问
凯富
经商，是要赚钱的，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一样。
然而经商能否赚钱，如何能赚大钱，这就大有讲究了。瑞士的M商店，从艰苦创业、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到发展成在瑞士处处可见的综合性商业实体，是围绕降低商业利润来做文章的。M商店的商业利润指标规定为销售额的百分之三，是压得很低的。表面看来，销出一件商品赚的钱少了，但却因此而增强了商品的竞争能力，引来了消费者，扩大了销量，所以总的营业额和利润反而增加了。
表面看来，瑞士M商店的“生财之道”，似乎并无特别新鲜之处，但要真正为人接受，却并不容易。据反映，前一段北京放开二十九种风味小吃的价格之后，有些商店传统的油条、油饼就不做了，豆浆也只做很少一点“应付门面”，群众意见很大。究其原因，还是瞧不起“蝇头小利”，嫌赚钱少了。
社会主义的商业，是实行产品分配的一个中间环节。它除了为国家积累利润外，还有个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问题，商业战线的同志万万不可忘记。
其实，不管是“庞然大件”，还是“针头线脑”，凡是商品，只要顾客有需求，就能带来利润。问题是厂商怎么去吸引、刺激和扩大顾客的消费需求，从而正当地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