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我党我军一英才
——纪念左权诞辰八十周年
李达
今年3月5日，是左权同志诞辰八十周年。左权是我党我军不可多得的英才。每当我想起他的卓越贡献，想起他对我的指导与帮助，想起他正当年富力强就为抗击日寇血洒太行之时，他的英姿就呈现在我眼前，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一）
左权将军是湖南省醴陵县人。早年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随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东征，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品学兼优，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曾和邓小平、杨尚昆、吴玉章、刘伯承、廖承志、蒋经国、屈武等同学。1930年他归国后即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宁都暴动后，左权被派到红十五军担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是在国民党二十六军“手枪旅”的基础上组建的，当时，我在“手枪旅”任职。那时左权虽然很年轻，但知识渊博，在军事上、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我们一二九师奉命开赴太行山区。不久，八路军总部也迁来太行山。左权经常来我们师，我也常到总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
在苏联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中，左权是比较年轻的，刚刚二十出头，而刘伯承则已经是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了。但他们是忘年之交。当时左权是很用功的学生，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他总是一一研读。由于他读书多，理解能力强，记忆力也极好，无论是进行政治还是军事测验，他答题时都能旁证博引，成绩优秀。苏联教官对他非常器重，经常称赞他。
1930年，左权和刘伯承一同回国。刚刚入境东北，刘伯承就被日本密探盯住了。左权不顾自己安危，机警地帮助刘伯承脱险。刘伯承曾说：“左权对同志真诚爱护，给我印象太深刻了。
（二）
左权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了五个年头。我作为一二九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能够直接接受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刘、邓首长的领导，又能领受到左权副参谋长的具体指示和帮助，得益非浅。记得1938年冬，左权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对司令部各部门应设机构和分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还亲自给参加会议的各部队参谋工作人员做示范。说左权是八路军司令部业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是毫不夸张的。
在我八路军连战皆捷，取得了平型关等多次重大胜利之后，左权极为振奋。他以这些战例作依据，更加深入地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总结经验，写出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等军事论文，对我军如何适应敌后作战的形势，顺利地转入游击战争，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八路军总部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大都是左权主持的。我曾翻阅过当年一二九师《阵中日记》，这里边记录了大量由左权起草或阅改的命令、指示和通报等，多者每日可达数千字。由此可知，他的工作效率是多么高！他的警卫员曾说：“每天晚上，别人都睡下很久了，我还见他在办公桌上写东西，要么就是看书。有时我一觉醒来，天快亮了，还见他端着灯在看地图。”由于过度操劳，左权的身体越来越差。伯承和小平同志都嘱我好好照顾，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但是，左权知道我们穷得很，坚持不要特殊照顾。他说：“给我加个炒粉条，就算是美餐了。”
说到太行山的艰苦岁月，我还记起在大生产运动初期的1942年，左权就预见到大旱灾将来临。在他的启发下，我提出了一个在清漳河和浊漳河畔帮助群众修筑、垦殖一千亩河滩地的计划。左权和刘、邓首长批准了这个计划。左权还安排总部直属队和我们一二九师一同施行这一工程。左权除带头参加修筑河滩地的劳动之外，还组织总部直属队种了蔬菜。这位太行山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亲手播下了种子。可是，当这些种子结下累累硕果时，他却长眠在清漳河畔！
（三）
左权将军身先士卒，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抗战五年，左权同志更未尝一日离开前线。”凡是经历过抗日烽火的人，都会想到百团大战。这次震惊中外的战役，其主要计划、组织、指挥者就有左权。1940年7月中旬，左权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师部，同刘、邓首长谈了彭总关于准备打一次大的交通战的设想。我当时也在场。听他的介绍，我意识到他已经把这次战役的方案考虑得比较具体了。他很虚心地征求了伯承、小平同志的意见。回到总部后，他按照彭总的交代，很快就起草了关于发起正太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百团大战于8月20日发起后，总部的历次作战命令和指示，大部分是左权主持起草，由彭总审阅签发的。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他不分昼夜地在司令部值班，掌握战役的发展情况，协助彭总指挥作战。正太战役尚未结束，左权就在9月2日写就了长达四五千字的《论“百团大战”的胜利》一文，对百团大战发起的原因、战略意义分析得既全面又精当，实在令人惊叹！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一次‘百团大战’，乃是华北空前未有的交通总攻击战，乃是华北战场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大会战”，“这一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华北的八路军已经生长发展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支柱。”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撰写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胜利》一文，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发表。
百团大战后，日寇发起了越来越残酷的大扫荡。左权多次嘱托我们多向他提供关于日军扫荡战术和行动规律的材料。他依据各师的作战经验和大量情报资料，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日军的“治安强化”和“蚕食政策”，撰写了《扫荡与反扫荡》《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颇有见地和指导意义的军事论著。他还抓紧时间钻研苏联的军事科学，一收集到苏联的书报，必给刘伯承写信，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他曾和刘伯承合译了《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
为了克服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自己的武器弹药问题，左权创建了黄烟洞兵工厂。这是太行山区最大的兵工厂，不但生产“太行造”的步枪，还生产炮弹、七九步枪和掷弹筒。
日寇在1941年冬季进行大扫荡时，把黄烟洞兵工厂作为进攻重点。左权指挥总部特务团，以不满千人的兵力，与五千顽敌血战八昼夜，歼敌千人，创造了抗战以来敌我伤亡六比一的最新纪录。
日寇在太行山扫荡多次，一直没有找到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遂抽出精兵，经过特殊训练，组成专门刺杀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捣毁我首脑机关的“特别挺进”杀人队，化装成八路军，夜行晓宿，偷袭我总部和我师部驻地。这就是日寇对太行山区发动的1942年夏季大扫荡的“前奏”。负责寻找总部的益子挺进队，发现了正在转移的总部机关。但他们误以为是一二九师师部，立即通知日军主力赶来包围。左权是负责指挥总部直属队的，当他得知被敌重兵包围之后，迅即同彭总、罗主任制订了详细的突围方案。
当时，我们也正在同企图围剿的“挺进队”和几路日军周旋。到了5月24日晚，总部的电台呼叫不到了。一直到28日才恢复联络。从电报中，我们得知左权为指挥后勤人员突围，于5月24日下午四时，在十字岭被日寇的迫击炮弹碎片击中，壮烈殉国。我把这份电报呈给伯承同志看时，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许久不能言语。我们所有接触过左权将军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当时他只有三十六岁。为了迷惑敌人，我军推迟了半月余才发表消息，宣布左权将军6月2日牺牲。为了永远纪念他，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请求，山西省辽县被命名为“左权县”。
美军观察组的一位观察员曾经向我问起左权牺牲的情况。我对他说，他是我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左权的死说明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始终是站在最前线指挥战斗的。
左权将军离开我们四十四年了。他为中国革命，为我军创建，为抗战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国革命胜利，身先士卒，浴血奋斗，不求功名，不图享受，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纪念左权同志时应该永远学习、永远记取的。 1986年5月25日（附图片）
1940年，左权（右三）和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等同志在晋东南检阅八路军部队。
（新华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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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鞠躬尽瘁六十年
——为纪念黎玉同志而作
徐向前 王从吾 段君毅 赵健民
我们深切地怀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黎玉同志。
黎玉同志1906年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自幼勤奋好学。他在崞县中学就读时，和一些向往光明的进步同学一起组织了读书会。《共产党宣言》和《向导周报》等书刊，极大地开阔了黎玉同志的眼界，使他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1925年“五卅”运动的波澜，促使黎玉同志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积极组织领导全校同学参加上街游行，宣传进步思想，纪念“五卅”运动。1926年9月，崞县中学与中共太原地委取得了联系，以崞县中学读书会为基础，发展建立了崞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黎玉同志加入共产党后，便开始了他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的革命生涯。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有些人消沉了，有些人脱党了，有些人甚至做了可耻的叛徒。而黎玉同志虽然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终于在北平找到了党的组织，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
1930年前后，黎玉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艰苦的民众斗争行列，先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市车夫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北平市委职工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大学法政学院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长等职，机智、勇敢地战斗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
黎玉同志毅然接受党的派遣，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地恢复和重建党的领导机关，历任中共地下党天津市委书记、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等职。为了在工人中扩大党的影响，黎玉同志深入煤矿做苦工。1934年初，英国资本家开枪镇压要求复工的失业矿工，激起了矿工的极大愤怒。以黎玉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唐山党组织，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总同盟三万余人反帝大罢工。罢工坚持了近五十天，其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对这次大罢工给予充分的评价。
1934年5月，黎玉同志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身份前往中共河北省直南特委工作，并先后兼任直南特委书记和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于左倾路线的领导，在敌我力量悬殊，武装斗争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使直南地区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黎玉同志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作法非常不满，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因而受到河北省委的批评和撤职处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黎玉同志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讲究革命斗争策略，在濮县（今河南濮城）一带成功地领导了几次群众分粮斗争，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党的组织。不久后，刘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担任书记。少奇同志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后，指出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支持了黎玉同志的意见，并取消了对他的处分。
1935年冬天，在山东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的赵健民在濮县与黎玉同志取得了联系。黎玉同志及时向北方局转达了山东党组织的工作报告和迫切希望上级党派人来的要求。1936年4月，黎玉同志奉中共北方局命令，前往山东恢复建立屡遭敌人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书记。在济南四里山北边的一块坟地里，黎玉主持召开了重建的中共山东省委第一次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部署了工作任务。不屈不挠的山东党组织，再一次站了起来，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年仅三十岁的黎玉同志显得格外成熟和老练，充分体现了他对敌斗争的大智大勇和对党对同志的深厚感情。黎玉同志每次布置任务时，都细致入微地传授经验，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在黎玉同志的领导下，中共山东党组织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地下党省委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周密部署了在山东各地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工作，并向各地派出大批党员、干部，组织领导起义的实施。韩复榘军在日军进逼时不战而退，中共山东省委抓住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溃散而日军尚未到达的短暂时机，领导山东人民，在一无枪支、二无给养、三无作战经验的条件下，毅然举起了武装抗日的义旗。黎玉同志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并兼任起义部队政治委员。他参与制订了许多有效的办法，如政治战士制度，即选派政治骨干到班，以保证部队发展的政治方向。成立募集队和宣传队配合行动，既扩大抗日影响，又解决了给养问题。在历尽万般艰难之后，中共山东省委在山东各地的武装起义计划基本得以实现，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发展成为一支四、五万人的抗日武装，为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1938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举行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非常高兴地把黎玉同志向与会同志作了介绍，高度赞扬了山东党组织的工作，并号召全党把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工作重点。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大批优秀军政干部从延安开赴山东抗日战场，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黎玉同志任山东纵队政委。
1939年，中央命朱瑞、徐向前同志到山东，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及苏北境内的八路军部队。黎玉同志仍任山东纵队政委，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指挥下领导了使山东纵队走上正规化建设轨道的第三期整军。1940年3月，随着反顽斗争和民主政权的发展，成立了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同志任首席组长，他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中，黎玉同志出生入死，多次遇险。1942年冬，山东军区机关遭到日军重兵合围，黎玉同志率领军区机关和仅有一个营的警卫部队，抢占有利地形，与万余敌军对峙，连续打垮了敌人在飞机、重炮配合下的八次进攻后胜利突围。黎玉同志在战斗中负伤，把自己的鲜血洒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土地上。
1943年3月，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黎玉同志任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战时工作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重要职务，他作为罗荣桓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有力助手，担负和完成了大量的工作。黎玉同志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创立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罗荣桓同志率主力北上。黎玉同志任山东分局书记，他积极支持主力北上的同时，以山东地方武装为基础，迅速重建山东解放军主力。不久后新四军到山东，成立华东局，黎玉同志改任华东局副书记，并先后兼任新四军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他在陈毅同志领导下，为保卫和建设山东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工商业经济等工作在这一时期得到显著发展。
1948年山东土地改革复查时期，在饶漱石、康生主持下，对黎玉同志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给他扣上了一大堆不符合事实的政治帽子。这件错案压在黎玉同志身上长达三十九年之久。但黎玉同志仍以大局为重，在忍受了极大冤屈的情况下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党中央对黎玉同志十分关心，在经过大量调查、甄别之后，终于在1986年3月13日，对此案进行了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使黎玉同志感到了党中央的温暖。
建国以后，黎玉同志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上海市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央财委劳资教育组、财政组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顾问，农业机械部顾问、党组成员等职，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第五、第六届常务委员。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黎玉同志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能上能下，不计较工作岗位的高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非常认真地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黎玉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敢于讲真话。1959年夏初，黎玉同志到湖北、河南等地检查工作，发现各地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他尖锐地指出：“国民经济紧张，比例严重失调”，并提出“压缩基建项目”、“有多少米作多少饭”及恢复日用品生产，搞好农业生产等正确主张。
农业机械部成立时，黎玉同志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协助陈正人同志，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有的干部不愿意调农机部工作，黎玉同志就耐心地说服、教育他们。他到农业机械部后，更加刻苦地钻研农机专业知识，积极推动建设了一批大、中、小型农机工厂。为了扭转“愿造不愿修”、“修配拖后腿”的状况，黎玉同志积极推动实现了在全国建八百个修配厂的计划。随着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农机产品质量、数量和品种都得到迅速提高、发展，这些成绩，是与黎玉同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黎玉同志进行诬陷迫害，企图把他打成“叛徒”。黎玉同志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粉碎“四人帮”后，黎玉同志重返工作岗位，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以大局为重，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弥补“文化大革命”给我党我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而加倍努力工作。他十分重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敢于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他爱护干部，爱惜人才，为使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尽快回到工作岗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黎玉同志退居二线后，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党的文件。他积极参加党史的征集、撰写工作，处理和接待大量来函、来访；他还十分关心干部队伍的建设和人才使用，经常向有关领导同志推荐人才和提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建议。
黎玉同志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工作了整整六十年，这是革命的、战斗的六十年，是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六十年。他虽然已经逝世，但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和鞭策后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