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长征路上“老怪物”
艾克恩
“老怪物”,在这儿是一句颇为风趣和亲切的称谓。这是对德高望重、童颜志壮的革命老人徐特立同志的绝妙赞语。
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祝贺徐老六十寿辰时就这样写道:“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死心塌地的做了下去。我俩在同一战线中奋斗,在南昌暴动至东征,中央苏区至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至今天,都在一路,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你的耐劳忍苦的模范,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
徐老这个“老怪物”,“怪”在哪里?在震惊中外、艰苦卓绝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的“怪”确实表现得尤为突出、细微和感人。
论岁数,他最大。毛主席四十一,朱总司令四十八,周副主席三十六,董必武四十九,林伯渠四十九,谢觉哉五十二,他,则是五十八。但在日夜行军、紧张战斗、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的漫长岁月里,徐老始终老当益壮,朝气蓬勃,吃苦耐劳,勤奋不已。从瑞金出征的一年里,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他先任中央工作团副团长,后任干部休养连“老头”班长。不论副团长还是“老头”班长,他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领导上照顾他一匹马,他常常将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部队发给他一份给养,他爱惜之至,省了又省,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坏了自己钉,粮食不够野菜充,住宿无着卧山沟。尤其他那副装束,一看都忍不住要笑,挂满补钉的“龙袍”,活象个“打卦先生”;鼓鼓囊囊的衣兜,拣满了备用的破烂零碎,又象个“帐房先生”。好些人劝他,他却说:“管它龙袍虎袍,能御寒就是好袍。”行军时,他手执红缨梭标,既当走路拐杖,又当探路棍棒。身体实在不支,就拉住马尾巴跑。人赞他:“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徐老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空就给红军战士讲故事,教文化。毛主席对他十分敬佩,写信赞他“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老怪物”确实是“老”而甚“怪”的。
“徐老头的样子”深为全党同志称颂、敬佩、爱戴。他所以如此,恰象他所讲:“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就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
1937年1月,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与毛主席秘书周小舟诸同志,在延安窑洞里为徐老题赠祝寿诗时就曾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徐老的这一“怪”:“苏区有一怪,其名曰徐老。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故事满肚皮,见人说不了。……教育求普及,到处开学校。绿水与青山,徐老永不老。”
毛主席看后,连连赞好,说:“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绿水与青山,徐老永不老’。”
如果说,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徐老永不老”,不恰好显示出这位“老怪物”最突出、最鲜明和最可贵的性格特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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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文思不竭的黄药眠老人
陈原
去年11月,八十三岁高龄的黄药眠先生的旧疾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直至今年5月才出院。遵医嘱:回家后不许读书,不准写作,会客不得超过半小时……他每天,除了浏览一下报刊,看看书信,在夫人蔡彻的陪伴下,坐着轮椅出去转转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躺着静养。然而实际上,他并未真正地休息,他那不竭的文思日日都在翻腾。
药眠先生在文坛辛勤耕耘了六十多个春秋,小说、散文、诗歌、政论、新闻通讯、文艺批评、文学理论,无不涉及,其中尤喜新诗。二十年代初,他就是带着一首首清新隽永、洋溢着火一般热情的新诗步入文学界的。从第一本诗集《黄花岗上》到现在,已有多部诗集问世。十年浩劫后,他虽是古稀之年,可诗情不减,接连吟咏,甚至还写了几首爱情诗,有的读者竟以为作者是青年学子呢!他近几年的诗作已经结集,名为《今日的歌》,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非常关心目前诗苑的状况。他希望文学青年多向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这样宏大、精深的杰作学习。
1957年后,药眠先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失去了二十来年无法抒发胸怀和才情的光阴,至今惋惜不止。他现在常常反思这二十年的中国历史,想从中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来,留给后人。1981年他访问了阔别三十余载的香港,他和唐弢先生等人以现代文学研讨会代表的身份前往。故地重游,感慨良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里,他即兴赋诗曰:“劈山填海筑楼台,学府庄严取次开,卅载南归燕地客,夜深风雨听潮来。”去年8月他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回忆录《我的足迹》,交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梓。这部回忆录是1982年在黄夫人的协助下开始提笔的,回顾了他自本世纪初至1949年的坎坷经历。至于为什么只写到1949年而不谈以后,黄药眠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事,众所周知,自有公论,何足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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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断了五十根针
军队的一所技术学院,通过高考录取了一批高中毕业生。这些男生女生们,领到了崭新的军装以后,都十分高兴。穿军服,就要钉领章,学员队的队长买了五十根针,手把手地教这些新战士缝缀领章。
想不到,一会工夫,五十根针全折断了,一百个学员的领章还未全部缝好,有的人还戳破了手指,鲜血直流。针的质量也许是个问题,但这些学生很少动手做过针线活恐怕是个重要原因吧。虽然这批学生一个个聪明模样,翻翻档案,大部分考试成绩总分在五百分以上,而且有百分之二十的三好学生。
一位女学生道出了真言:在家时父母太爱,太关心了。我们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家务劳动都不干,为的是考上大学。
“可怜天下父母心”,谁家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怎样培养却大有学问。据一位从美国访问归来的学者告诉我:美国青年到了十八岁,就要离开父母,走出家门,自谋生计。哪怕是总统的儿子,也要出去打工赚钱,自己养活自己,并以此为荣。许多父母,在孩子过完十八岁生日时,就放他们到社会上去闯。
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孩子考上大学,父母要千里迢迢,护送到校;有的父母给孩子带上足够半年食用的麦乳精、奶粉之类;更有甚者,每年寒暑假,把一大堆用脏的被褥带回家,有劳父母。
缝领章断了五十根针,是件小事,但透过这五十根断针,看到一个问题,父母的过于宠爱,孩子生活自理能力会变得非常微弱。这对完成学业、对孩子的自立,对今后的事业都不会有好处。飞不出窝的小鸟,翅膀始终是硬不起来的。 王培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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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长征诗词抄

水调歌头
林林
忍别根基地,忧恨上征程。苏区断送将尽,黎庶受欺凌。遵义红楼喜讯,唤起冲霄士气,破敌出奇兵。纵览战争史,未有此豪英。
雪山岭,泥草地,任纵横。浩歌北上、擒贼手里有长缨。路本原来无有,当是先驱闯出,天险敢攀登。赫怒地维绝,搅乱众辰星。(注)
注:见《淮南子》共工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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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满着音乐之斑驳的阳光
——读刘湛秋散文诗集《遥远的吉他》
郭风
读这一本书,感到从书中仿佛能送来音乐;这音乐又仿佛能化作阳光,从树间斑驳地散落在草地上;读这一本书,日读若干首,掩卷之余,感到目前出现一个诗和音乐的境界,使我的心终日感到充实。这是读这一本书以后,得到总的印象或感受。
这本书中,有诗人谈论的人生哲理,或者说有诗人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考;它们都带有时代性和某种劝世的或嘲讽的韵味。我喜欢书中的《蝴蝶标本》,这一曲由刘湛秋弹出的吉他的遥远的音乐,却真实如在眼前;它在我的心中形成一个诗的景象:由音乐化成的阳光,透过树叶落于草地上的斑驳金光中的一个颇为明亮的光点。显然,这本书里也有诗人对于爱情的谈论,或者说记述在人生的旅程中某一次有爱情的小小邂逅(例如《伞》);但是,这里所弹奏的有关爱情的“吉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却又仿佛越来越近”(《辽远的伞》)。因此,这些谈论或者记述,也含有隽永的哲理感。这本书有若干篇章是直接表达对于某一社会生活的感受的,其中包括诸如有关钢铁生产的篇章,也包括诸如卖茶水、卖花生以及背竹篓的女人和姑娘的行状的诗篇,而这些诗不仅倾注了诗人的真挚情感,而且也从中提炼了哲理。
刘湛秋以他的深厚的诗人的素养,把生活中的诗和哲理通过富有音乐情趣的抒情诗的笔调加以表达,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充满着音乐之斑驳的阳光的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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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名著《亚玛街》翻译出版
《亚玛街》是一部描写旧俄时代妓女命运的书。作家库普林鞭挞了产生这种畸形现象的社会制度,揭露了维持这个制度的各社会阶层的丑恶面目,同时对压在最底层的妓女寄予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本书自1906年发表以来,迅速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并被认为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书。本书由蓝英年翻译,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啸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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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骂捧优劣论
沙河
郑板桥写过一对楹联:“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的真知灼见在于:骂得对,比捧得不对要精到得多。而一般的见识,总以为骂优于捧。因为骂,站在对立面,无疑令人警觉,起码是出一身冷汗,或者拿起长矛横站着;而捧则不象骂,技艺精湛的捧,会使人昏昏然,飘飘然,忘乎所以,解除武装。但我感到,骂得在理,捧得恰当,是异曲同工的。
古往今来精辟的骂,要算《三国演义》上“武乡侯骂死王朗”了。诸葛亮骂王朗是为官的朽木,食禄的禽兽,当朝的狼狗,秉政的奴婢,和曹操“同谋篡位”,“天地不容”。他骂的中心内容,无非是根据刘汉天下是正统的观念和儒家的忠君思想。倘若王朗真的理直气壮地认为曹操是“神文圣武”,“应天合人”,心安理得地当他的司徒,那末,诸葛亮那一场骂,就不怎么样了。
且看近一个半世纪以来,骂马克思的人何止千万?但又骂倒了谁?因为那些骂,是谩骂,并非战斗。现在改革者的背后的闲言碎语、诬陷污蔑,大体也属这类泼妇式的骂。
然而,现在当官的,并非个个都是当年的马克思,富有开创精神而又两袖清风的当然不在少数,但高高在上、专说空话的,以权谋私、压制批评的,也不乏其人(有的地方甚至还出了几个贪脏枉法的)。老百姓骂了他们,而且有根有据“入木三分骂亦精”地骂,他们如能声声入耳,闻骂则改,与正确对待批评有什么两样?不然的话,闻骂则怒,则跳,给“小鞋穿穿”,打击报复,拿人问罪……,难免总有一天象王朗“撞死于马下”的。
捧,虽比骂更可怕,但只要捧得实事求是,不隔靴搔痒,如鲁迅说的“指英雄为英雄”,“说得刚刚合适”,被捧的正是四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这和表彰、赞扬原是一样,可惜现在还做得太少了。
真正可怕的捧是:你没有带过一兵半卒,却被称为大战“英雄”;你明明是在画圈,被称为“你的圈画得比谁都圆”;你在悠闲地踱方步,被称为“你的方步踱得最有派头”。有人在整党中煞有介事地说道:“你是关心群众生活的,在子女分房问题上,有点太家长制了。难道你的孩子不是群众吗?”这比百灵鸟般的鸣声还要动听的语言,把“骂”和捧巧妙地加以融化,其技艺已超越古人了。
《太平广记·谄佞类》记载,唐朝名相姚崇和很有文才的成敬奇有姻亲。姚崇卧病,成敬奇去看他,对着姚崇涕泣,并祝曰:“愿令公速愈。”成走后,姚问子弟:“此泪从何而来?”从此就不复接遇。成敬奇算是“搔痒不着赞无益”了。倘说他遇到一个目不见睫的人,他的眼泪,是能售其奸的;何况他和姚崇还有姻亲关系哩!同样都是眼泪,但其用意,就需要认真加以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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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塘(中国画) 喻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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