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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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只有党风正 才有富路通
  ——河北省蠡县辛兴村调查
  罗玉川
辛兴,是冀中平原革命老根据地的一个村镇,历经十年内乱凄风苦雨,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到1977年夏初,拖欠国家贷款四十二万元,当年就吃国家统销粮三十二万八千斤,地瘦,民贫,炊烟依稀……。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间,穷乡发生了巨变。到1984年,一万六千多人的大村镇,粮食亩产由1976年的二百八十斤上升到一千一百斤;棉花亩产由二十二斤上升到二百一十斤,集体和个体企业收入由1976年的“零”,一跃达到五百多万元,全村拥有公共积累一千万元,人均收入一千三百元。一座座工厂,在过去废弃的黄土坡上建成投产,自来水塔在人们世居的旧街巷中高高耸起。在“文革”中风雨飘摇、门窗斑剥的校舍,如今已改建成造价三十多万元的教学大楼。一座又一座新颖别致的居民楼和各式新住宅林立。
辛兴村的变化为什么如此神奇?不少来访者一进村就想领教领教闻名的村党支部书记阎建章和支部一班人。
有人给这位开拓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企业家书写了一幅古为今用的对联,叫作:“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阎建章作为兴办工副业的带头人,共产党员的杰出者,不单是为全村人民走富裕之路架起了金桥,更重要的是他和党支部一班人把握住了新时期的脉搏。当着我国农村广阔土地上正在发生一场空前深刻的变革的前后,他们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全村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分析、研究、比较、鉴别,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抉择。在不断地抓党风、带民风的探索中,始终遵循着一个信念: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的经验证明:“只有党风正,才有富路通”。
在广大的农村干部、群众争相走富裕之路的时候,“让谁先富起来”?这是检查一个基层党支部党性、党风的焦点,也是辛兴村党支部成员认真思考过的一个问题。辛兴村党支部一班人认为,干部只能运用人民给的权力,积极为群众致富创造条件,让群众中那些劳动能手、经营管理能手先富,决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使自己先富。党支部要在带领群众致富的道路上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当着全村人均收入猛增,集体积累数以百万计的时候,党支部一班人总是坚持“少拿一点”。他们说,“少拿一点”对于巩固集体企业,密切干群关系都有好处。他们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为办好集体工副业,为发展联合体、专业户热心服务。
为了集体企业的巩固和发展,他们最忌讳的弊病是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混水摸鱼。例如,有的村干部见到集体工副业有了有利可图的东西,就抓到自己手里,赚了钱归自己,而把无利的行业留给集体。缘于这种教训,他们在发展辛兴村工副业上,约法三章:不准党员干部向集体工副业伸手,捞取不义之财;不准党员干部借村办工副业的名义去拉关系营私;不准党员干部家属子女利用集体工副业的方便谋私利。凡党的政策、纪律规定党支部成员要做到的,党支部书记首先做到;规定党员做到的,支部成员首先带头做到;规定群众做到的,全体党员首先带头做到。他们这个“三不准”、“三带头”的约法三章,使每个共产党员都把自己的工作和活动置于“为党增光,为民谋利,吃亏在前,得利在后”的原则之下。
阎建章一心扑在村办工副业的操办上,而无暇分心顾及自家生活的安排,在群众急需盖新房而房基地又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盖房的事放在最后。在他的操持下,为群众建起了一座又一座工厂,一座又一座大楼,可是他自己仍然住在土改时分的那个狭窄的小院里。这个小院的院墙是用黄土泥巴垒成的,三间北屋是土改时分给他和弟弟的唯一财产。外面两间矮小的土坯屋,过去是做磨房用的,后来,阎建章四个儿子结婚的洞房花烛之夜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前几年,有位在这里蹲点的专员,几次建议党支部给缺房的老同志筹划房基地,结果每年拨给阎建章的房基地,阎建章都一一让给了紧缺户,村上至今把阎建章三让房基地的事迹传为佳话。
在阎建章的影响下,其他十一名支部委员也同样为了集体的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重任在肩,不舍昼夜。特别是负责全村二十二个工副业项目的村长石棉林、副书记田金华、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副书记黄福来和“老农业”黄云年、“老治安”甄森林、“老调解”张洁明,表现得都很出色。
查一查他们的考勤表,每个干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平均为村办企业和村民们办事占去了90%的时间,阎建章和支部委员们为了工厂建设,连续五个春节都在工地度过。他们吃苦在前,拚搏在前的模范行动,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起了很好的榜样。
有什么样的党支部领导,就有什么样的党员队伍。
辛兴村的党支部,不仅注重自身的思想作风建设,而且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农村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全村一百五十三名党员,分别在二十二个集体企业和四十五个联合体中建立了党小组。他们牢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分片、包户、包人,深入开展帮贫致富和为“翻番增百”作贡献的活动,全村出现了党员干部带头为群众致富搭桥铺路、先富帮后富、邻里互帮共富的喜人景象。老党员张志民,老队长石二春,自己富了不忘乡邻,他们主动联系了十几户还不很富裕的人家办工厂。他们说:“有钱出钱,没钱出人,要富一起富。”为了照顾后富户,很多集体或个体办的工厂在招收工人时都优先录用还不富裕户的人,在全村一千一百名工人中,就有二百多人来自这样的家庭。两年多来,全村一百二十多名党员和干部为群众寻找门路,转让项目八个,提供资金二十三万元,成了帮助群众致富的带头人,铺路人。
前年,村里修建了教学楼,全村四百多户捐款三万二千多元。党员副村长李永占一次捐款一万元为村办医院购置了透视机。今年春天,富裕起来的农民王启发、李红柱、石会英三人一次拿出两万元,兴办了教育基金会。辛兴村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型农民正在成长。
辛兴村党支部和广大党员的好党风带动了全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蓬勃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七年实践中,辛兴村的共产党人总是战斗不息,奋力拚搏。1977年现金积累一无所有,到1984年手头的现金达到一千万元;原来村里只有一千五百架手摇的纺车,现在拥有七套大型的毛纺机器。以此为龙头相继建起了人造皮毛、汽车修理、建筑建材、交通运输等十二项工副业。今春以来,大队投资一千万元建起了国内一流的化纤厂、膨体纱厂和油毡厂,同时还有七十八户农民集资五百万元兴办了毛纺、服装、制鞋、皮革、木器加工和棉纺厂十个联合企业。
辛兴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治穷致富的经验,被人们称之为“辛兴之路”,它的影响象春风一样吹遍了潴龙河畔。在蠡县,南宗村、北沙口村、大百尺村、武家营、永兴庄等三十多个村镇,已经走上了“辛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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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雷厉风行查案件
  认真负责刹歪风
一辆北京牌吉普车风驰电掣在山西省阳城县固隆乡到府底村的山路上。突然,一辆摩托车从吉普车旁疾闪而过。“追,截住他!”吉普车内传出一个中年人的声音,司机应声踩大油门,吉普车如飞似箭。
为什么要追截?原来,去年10月4日群众反映:全家六口人,已经拥有十间房屋、两孔窑洞的固隆乡乡长高海瑞,又于当日动工建私房。他钱不足,料不齐,就凭借职权,四处索要。他凭白条从两个乡村企业借来一千多元,还让几个村子将各种建材从十几里外源源送到……
情况于当日反映到县劳动局长、县纪委兼职委员陶延琪同志那里。10月5日,县纪委书记郭天仁得知这一情况。10月6日是星期天,县委书记王福水听到汇报后,当即指示县纪委立即去调查,越快越好,并为纪委办案的同志派了一部专用车。
10月7日一大早,县纪委副书记周益呈、郭瑜便带领另外三名同志奔赴固隆乡。到10月8日晚,他们先后跑了两个乡、六个村、四个单位,接触知情人三十多名。最后来到府底村,他们把村长刘中和找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发现他为掩盖高海瑞索要材料的事实,所谈情况矛盾百出。看来还需要找该村会计查证。为了抢时间,不使村长会计先会面,增加查证困难,他们决定立即出发上府底村。此刻,已近深夜九时。不料,吉普车刚走,这位村长便骑一辆摩托车尾追,并很快超车而去。双方都在抢时间。摩托车很快被截住了。县纪委同志找了个借口将村长支往别处。县纪委同志进村后,对那位知情的村会计耐心讲清来意,讲解政策,消除其顾虑,经过三个钟头的工作,事情终于被查清。
10月9日凌晨一时,调查案件的同志带着查案成功的喜悦,风尘仆仆赶回了县城。早七时,向县委书记王福水作了汇报。10日下午,中共阳城县委常委会议决定:高海瑞立即停职检查。
从群众报案到查清问题并予以初步处理,只用了一个星期时间。人们说,县委这一次查案件、刹歪风雷厉风行,干得出色。
               (岳定安 原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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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提倡雷厉风行地查处案件
阳城县委、县纪委处理一起干部搞不正之风的案件,从听到群众反映到查清问题并初步处理,仅仅用了一周时间。纪检部门的同志和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应该对照一下,作为端正党风的“尖兵”和负责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工作的指挥员,是否有这样雷厉风行的作风?
不拖不推,讲求效率,任何工作都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纠正不正之风也是如此。有些同志,包括某些担负领导职务和纪律检查部门的同志,提起不正之风,往往慷慨激昂,一旦真要去纠正,去查处问题,却拖拖拉拉,慢慢腾腾。结果,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被拖得复杂化了,三年五年得不到处理,有些则不了了之。一件案子发生后,如果象阳城县那样,雷厉风行,及时查处,不仅可以防止节外生枝,减少工作量,而且可以制止事态发展,防止错误扩大,及时挽救和教育干部,减少对党的事业的损害。
目前,许多地方党风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和纪律检查部门的同志认真负责,少说空话,多办实事,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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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心意”也不能“领”
虽然有些人拒礼不收,却领了送礼者的“心意”,甚至对送礼者有一种特殊的好感,那结果并不比收礼好。今天退回礼品,领下“心意”,明天就有可能既领“心意”,又收礼品。某些送礼者的“心意”与其礼品具有同等的腐蚀性。对这种人,礼品不能收,“心意”也决不能领。
摘自《西藏日报》
如此“余热利用”不应当
企业里一大批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有些单位认为老同志“老头老面”熟人多,路子宽,就来了个“余热利用”,叫他们跑供销、拉买卖。对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应当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让他们发挥参谋、智囊作用。如果常年让他们东奔西跑,未免欠妥。况且,“求购拜销”也是一种不正之风,并非企业经营的正当之法。
摘自《新华日报》
费点力气讲短话
讲一席开门见山、言之有物的短话,往往比讲长话更费气力。对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心中无数,遇事模棱两可,就难以讲到点子上,讲出味道。因此,有没有讲短话的本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领导者的党性、工作作风、群众观点以及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素养。
摘自《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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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端正党风 不准“整后再犯”
  河南省军区党委机关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
河南省军区党委和机关围绕端正党风,认真开展整党“回头看”,切实解决“整后再犯”问题,巩固了整党成果。
整党中,河南省军区党委和机关曾就端正党风问题,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犯有严重不正之风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必要的查处,使党风有所好转。但在整党结束之后,有少数个人和单位在精简整编的新形势下,又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党纪、军纪的事,群众有意见。为切实端正党风,巩固整党成果,省军区党委决定开展整党“回头看”:看领导班子在整党中制定的关于端正党风的措施是否真正落实了;看整党中检查过的不正之风问题是否真正改正了;看整党后几个月来有没有“整后重犯”的现象。省军区党委负责同志检查了党委在整党后抓党风建设和个人带头端正党风等方面的不足之处,诚恳接受群众的批评。机关的党员同志提出三十七条批评意见,党委立即研究解决。
省军区机关在精简整编中,为照顾情绪,违背上级规定,给十二名不属于调职范围的干部晋升了职务。“回头看”中,党委果断地撤销了这十二人的任职命令。前一段时间,省军区领导干部从所属单位借用战士当公务员,现在一律退回连队。省军区有的领导干部超出规定面积加盖住房,在“回头看”中做了公开检查,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处理。
根据整党“回头看”中发现的问题,省军区对整党中制定的端正党风的规划进行修改补充,下发部队监督执行。每个党员对照个人的整党小结重新进行检查,并修订了加强党性、遵守党纪、端正党风的措施。 (蒋永武 黄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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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小目标”变大之后
当县委把开除他的党籍的通知送来的时候,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就是河北省赵县原工商局长潘锡茂。近几年来,潘锡茂见利忘义,共贪占、索贿一千七百多元,挪用公款一千一百多元,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起码条件。
潘锡茂于1946年参加革命,十七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开始,每月的“工资”只是六斤小米,但他心中有解放全中国的大目标,干工作浑身是劲儿,没考虑过个人利益和安危。参加工作后的头二十年,他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但近几年,他却感到自己当干部“吃了亏”,工作这么多年,连件象样的家具也没有,很“寒酸”。他说:“我奔波了这么多年,连个‘窝’还没有呢!”
他想在县城盖一套房子,由于原籍是宁晋县,要在“赵州城”里盖私房,没有房基地。他就设法让城关工商所的木场搬了家,自己心安理得地在原木场中间圈占六分二厘地。盖房钱不够,他就将县工商局一项工程以优惠的条件,包给了当时缺活干的城关建筑队,从建筑队顺手牵羊“借”了一千元。他让外出为公家购买木料的业务员为自己“代买”木料,但房子盖好几年了,木材款却一直未交。他还用七点五吨炭去换砖,本应换一万五千块,他却拉走三万块。就这样,在“赵州城”的东南角上,一处五间北房、五间厢房、黑大门上带着两个大铁环的“潘家院”建起来了。
潘锡茂把“窝”搞起来后,又想应当使它象个“样”,就逐步扩大建房面积。他贪污、贪占的路子不是一步迈开的,而是每隔两年搞一次,由小到大。头一次贪污没有受到处理,过了两年又贪污,又过了两年,胆子更大了,贪污、贪占公款两千多元。开始,他是“暗中取利、无本求财”。1980年春,县工商局从赞皇县买来一千多根椽子,办事人员为潘锡茂从中挑选三百五十根。本单位请木工加工椽子时,潘要把他的椽子也给加工一下。最后他不但没交加工费和饭费,反而收了公家的加工费和饭费,最后连买椽子的款也分文未交,从中捞了一百四十多元。后来,他发展成“公开索要、勒取钱财”。再后来,他对公家那些不能白拿白要或一时不能据为己有的东西,干脆“借”到家里长期使用。在潘锡茂的家里,从电视机、收放留声三用机、电风扇到桌子、凳子、铁炉子、烟筒,甚至竹扫帚、便盆,都是他以“借用”的名义从机关拿到家的。(编者按:如此“借用”,与“白拿白要”有什么区别?这种公私不分,假公济私,侵吞国家和集体财物的行为,在许多地方和单位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应该好好查一查。)
一个在战争年代入党,受过党多年教育的老党员,在不正之风刮来的时候,一下子就卷进去,原因何在?教训是什么?潘锡茂本人悔恨地说:“只动小心眼,不想大目标,只考虑房子、票子、孩子,丢了党性。”(编者按:在他的心中,
“大目标”变小了,没有了,
“小目标”变大了。这种变化,是许多人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对潘锡茂的错误,群众早有揭发。1980年就有人发现他在为其母办丧事时接受礼金四百二十多元,长期挪用公款三百三十九元。1982年又有人发现他强占宅基地、长期拖欠公款九百八十多元和贪占四百多元的问题。但是,县委只考虑他是老同志,工作有一定成绩,对他姑息迁就,结果使他在错误的路上越滑越远。(编者按:这个教训也很深刻。姑息迁就,不是对同志的爱护,只能害了他们。党性、理想、纪律教育,不仅对青年党员,就是对受过党多年教育的老党员,也很必要。)
(张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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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先锋谱

  不图清闲的“老公安”
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吉田同志,去年调整班子时,退到了二线。组织上考虑他年近六十,能帮助出出主意就可以了,不必再做具体工作。可是老王想,我是个老公安,身体尚好,不能图清闲,应该尽最大力量去工作。他给自己定了个“约法三章”:一是严以律己,要象普通一兵那样,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二是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秉公办案;三是不以老同志自居,不搞特殊化。新班子组建后,他要求到刑警队去做侦察员。
刑警队侦察员很辛苦,是“第一线的尖兵”。老王和年轻侦察员一样,到群众中去摸情况,查线索,有时几天几宿不回家。他发现收容审查人员数量多,审查任务重,便主动要求去帮助搞收审工作。去年一年,他和其他侦察员一起,共审理了三百多名收审人员,改进了收审工作。
老王对分局的新班子很支持,特别是对从基层新提上来的同志很关心,但他从不对新上任的同志摆老资格,指手划脚。新上任的副局长王靖林,原来是一个派出所长,刚到任时工作不熟,老王耐心地向他介绍情况,传授经验,谈了几个晚上,帮助他很快熟悉了业务。一次,分局一名侦察员遭到犯罪分子枪杀,当时分局长不在家,副局长带领侦察员去追捕杀人犯,家里无人指挥。老王毫不犹豫地坐阵指挥,布置派出所设卡堵截,不失时机地下达命令。由于指挥得当,不到两个小时便将罪犯抓获。
不久前,宽城区委决定,让老王负责抓全区的综合治理。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兵,又精神抖擞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徐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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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空“弹”         (原载《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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