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艺术家要面对人民
——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文艺思想札记
宗杰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十年了。十易寒暑，世事推移。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化大业欣欣向荣。我国新时期的文艺，也迎来了繁花似锦的春天。我们的文艺正在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健康地发展着。每当我们在检阅文艺的成果，回忆艰辛的道路，准备迈出新的步伐时，总会想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作为我们文艺界的严师良友的周恩来同志。他的亲切教导如万钧洪钟常常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一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我们的文艺也正处于嬗变之中。但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变化，有它的基本规律，变中也有不变的东西。例如，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它的基本方位是不会变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应该坚持反映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呼声，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周恩来同志一贯重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早在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就号召我们的文艺要“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1939年为冼星海题词》）当时，无论在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重庆等大后方，他对那些用文艺的武器为抗日民族战争服务的作家、艺术家，都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充分评价他们在为人民服务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又为文艺工作题辞：“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继续努力，坚持不屈，来迎接民族民主的新高潮。”（1947年1月12日《新华日报》）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同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方向，不懈地宣传文艺应当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7年，周恩来同志在《为石家庄市丝弦剧团题词》中指出：“发扬地方戏曲富有人民性和创造性的特长，保持地方戏曲的艰苦朴素和集体合作的作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1961年，周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并响亮地提出：“艺术家要面对人民。”
“好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这不仅是对一个地方剧团的要求，而应当把它看做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基本要求。事实上，周恩来同志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教导文艺工作者的。他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处处想到群众。他不仅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在细小的地方也要想到群众。例如，他曾谈到“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他甚至还细致地要求演员在台上念台词不要背着观众，不要忘记“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这好象是细微末节的小事，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敬爱的周总理的心中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并悉心教导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时时处处都要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我们的文艺是属于人民的。现在，党和人民的视野更开阔了，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但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我们在文艺的表现形式上可以进行各种不同的探索，但是有高度责任感的艺术家总是首先想到人民，要使自己的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一个作家、艺术家，他的作品有千百万的读者、观众所理解，有着许许多多的“知音”，这不是我们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境界吗？周恩来同志提出“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这是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深长思之的。
二
周恩来同志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求艺术家及其作品接受人民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艺作品同一般的哲学理论不同，有它独具的特点。但是，艺术作为一种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特别是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周恩来同志在领导文艺工作时，向文艺工作者反复讲述了这个道理。周恩来同志说：“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这里所说的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当然是从总体上说的。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定者。当然，这里不是指某一部分群众。群众的喜爱是多种多样的，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美学欣赏趣味不同，对某个作品会有不同的评价。一部文艺作品的成败得失当然不能以一部分群众的意见为标准。但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这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艺术家应当有艺术个性，也应该有艺术的自信。应该尊重艺术家的个性，也应该容许实事求是的自信。但我们应该力戒盲目的自信。“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敝乡，敝乡文章数舍弟，舍弟向我学文章”。周恩来同志1962年2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引用了这首讽刺诗来告诫那些过于迷信自己的人，指出不要搞这种“新的迷信”。
对于文艺作品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充分理解的。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往往会有很大的分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因为对于文艺作品的理解总包含着接受者许多主观因素，接受者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艺术素养和艺术趣味千差万别，对作品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评价文艺作品没有、也不应该有客观标准，强调完全主观性的“接受美学”，恐怕也是有偏颇的。周恩来同志用宏观的眼光，提出文艺作品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道理非常深刻，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三
周恩来同志提出“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还强调文学艺术家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周恩来同志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典范，是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典范。同样，他也要求我们的一切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创作的养料。周恩来同志指出：“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政治家是集中群众的智慧来代表群众讲话。作家也要听群众的意见，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但政治与艺术还不同，作家还要发挥创作个性。”（《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他是全面地、辩证地来谈这个问题的。过去有一种片面的理解，认为作家要听群众的意见，就是取消了作家的个性。其实，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发挥作家的创作个性是不矛盾的。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就可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
作家艺术家面对人民，向人民群众学习，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形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重要的途径还是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周恩来同志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是生活的反映。如果不深入生活，那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这对作家、导演、演员都一样。”（《周恩来论文艺》188页）这个道理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作家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道理。但是深入生活也有自觉和盲目两种区别。周恩来同志指出，作家不能无目的、盲目地去生活，或者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去生活。他说：“深入实际生活必须掌握国家的政策，这样才能了解生活向前发展的方向；同时，深入生活又必须与劳动人民共呼吸，深入群众的斗争，和人民的生活打成一片，这样才不至于旁观。必须做到了这两方面，这样的生活体验才有价值，这样从生活中吸取的原料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周恩来论文艺》53页）我觉得，周恩来同志把作家深入生活的意义讲得很深刻透彻，既指出了方向，也提出了方法。这样辩证地去理解深入生活，对我们的作家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对于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目前似乎有一些争议。有的认为，八十年代是个信息社会，作家艺术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取得社会的信息，获得创作的灵感，因此不必要再提深入生活的问题了。应该承认，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作家获得许多信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这毕竟是有限的。间接的材料不能代替直接的感受。文艺是通过艺术形象诉诸感情的意识形态。作家艺术家还是应该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获得直接的感性的材料，才能创作出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从外国的或中国古代的、书本上获得的材料，是间接的材料，是彼时彼地的作家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对我们的文学创作来说是流而不是源。今天的现实生活，才是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最深厚的“根”。周恩来同志教导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对我们一些提倡寻“根”的创作者来说，也是有启发的。
“艺术家要面对人民”。我们记住这句话，并努力实行之。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对周恩来同志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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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跨越“五老峰”迈向新境界
于晴
如果将文学园地喻为花木葱茏的绿色世界，长篇小说则可说是其中的乔木。正常的文学生态，除了众多的花树藤萝，也必有挺拔粗壮的乔木。它们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千枝竞秀，万叶丽天，互相颉颃，又互为扶持，乃有园林的繁盛丰美。
然而比较起来，乔木的生长与健壮，也许更为不易。树大必须根深，也必得有更多阳光雨露的滋养，而且，木秀于林之际，有时也会遭到风的摧折。长篇小说似乎也是如此。然而一个时代的文学，却又往往是以长篇小说的成果为其主干的。历史上，往往是这样一些著作开拓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我想，茅盾文学奖之设立，意盖在于此。不少作家勤奋努力，并且卓有成果，其抱负之殷切宏大，也是令人可敬的。
几年前，对于当时的一些长篇作品，论者曾有过“难越五老峰”之说。所谓“五老”，是指在题材、主题、人物、结构、手法等方面，使人有不脱窠臼之感，缺少文学意境和艺术手段的创新。怎样跨越这“五老峰”呢？当时曾有过探讨。然而归根结蒂，还有待于作家们的辛勤耕耘。
这耕耘有了收获。本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三部长篇，正是已经或正在超越“五老峰”的一批长篇小说中更为坚实的作品。这和它们较深地植根于生活的土壤，较丰厚地吸取多方面的滋养，是分不开的，然而这又同时决定于作者的文学感受力和洞察力，决定于作者的精神境界和对人民命运的无限深情。《黄河东流去》画出了一幅生动感人的流民图，没有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积累和对民间疾苦的息息相通，是很难完成的。掩卷之后，其中人物历历在目，使人间悲喜，戚戚于读者之心。《沉重的翅膀》对生活变革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的揭示，颇有工力，然而这又依托于对众多人物独特性格的刻画，而贯穿于这一切的，则是作者一片忧国的赤忱。《钟鼓楼》写北京居民中种种人物，种种世相，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清明上河图》笔意，手法且有所创新。然而打动和启发读者的，却还是人的命运。由此看来，致力于人和他们命运的刻画，乃是文学的灵魂。能否跨越“五老峰”，自然要经过种种努力，然而能否把握住文学的这一主动脉，却是最要紧，也极不易的。这也许正是这些作品给我们的又一次启迪。
思想解放和创作自由，这是新时期文学的标志，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境界。然而，有时我们往往责备于客观者多，而要求于自我者少。其实，文学上的自我束缚（某些反美学的思想习惯和文学习惯）却往往使我们难以步履矫健地前行，所谓“五老峰”即是明证。例如，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不消除，唯成分论和“阶级本质论”之类的观念不打破，图解政策和直接进行道德教训的构思不改变，则无论弄出些什么新奇手法，也是雄关浑似铁，万难从头越的。这三部获奖作品，也可说是在创作自由的境遇中文学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曾有作品受到过不公正的责难，一时有受摧折之感，这当然是要据理力争的。事物自有其规律，人间也终于有分明的是非，艺术品之能否得到社会公认，还在于它自身的价值。倘自以为天才，又总以为被埋没，因而总是忿忿不平者，恐怕未必是人间的英俊。三部作品之获奖，似乎也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近来又有所谓“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争。且不论这类概念是否科学，通俗的作品或较之更为通俗的读物，自然是很需要的，然而，种种低级庸俗的消闲文学，假冒“通俗文学”之名，泛滥于一时，却未必是时代之幸了。打出这等旗号，又立出什么“严肃文学”的名目（使人感到它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东西），来迎合某些读者，争夺市场，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钟鼓楼》初版才印三千三百册，较之某剑侠小说发行近一千万册，真令人啼笑皆非。我确信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然而却也应当促使我们更清醒，更坚定，也更努力。在当今大量的文学垃圾之旁，矗立着我们时代深刻华美的文学，这也许正是我们正在变革的生活中一种特有的景观，而除旧布新，我们是充满希望的。
愿长篇创作跨越“五老峰”，迈向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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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渐入佳境的长篇创作
洁泯
茅盾文学奖标志着一个时期中长篇小说到达的高度。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距上届已经三年，三年中出版的长篇小说达四百余部，盛况确实可观。这次获奖作品虽然是三部，但是质量优异的作品却是远不止此的。这几年中长篇小说素质的上升比较显著，不少原来从事中短篇小说的作家，很多人同时也潜心于鸿篇的经营。作家的视线从某一特定的生活境域里拓展到了更为广阔和丰满的整体的生活境域里了。长篇小说所构筑的图景常常是一个整体的历史时代，概括和表现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内容和时代意识。不消说，创作长篇小说的视野必须把握历史的总体，从广阔的历史真实的深层中，去寻求作家所要寻求的主旋律。
近年来我们看到的长篇小说中，那种具有深沉的历史感的艺术思维，越来越被人们所领受着。象《黄河东流去》（李準作）所描绘的苦难年代，在民族所负荷的痛楚中显示出的浑厚、坚毅的民族性格，作者的探索达到了可贵的深度。贯串着表现过去和现在两个时代的另一个长篇《钟鼓楼》（刘心武作），在浓重的市民意识中窥视出历史的变迁和进展，也揭示着民族文化心理的难以磨灭的某些沉淀状态和随着时代意识的风发而出现的新的心理结构。作者在驾驭这一独特的艺术构筑中，显示着纵横自如的才能。《花园街五号》（李国文作）也流动着一条历史的长河，作品意在陈说几代人的不同和相同的命运，但在伸展到现实生活的命脉时，联结紧密，因此也就令人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写抗日战争前后一个地主家庭中的母亲奔赴革命的长篇小说《母与子》（韦君宜作），其历史容量和作品的生动性，足以看出那个革命年代中激荡人心的一个横断面。军事文学中如《最后一个冬天》（马云鹏作）写的平津战役的全貌，从双方统帅部到战士的错综的活动，组成了奇妙壮观的图景。这些作品的躯干都由历史的血肉所充实起来，生发着生动和深切的历史感。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些作品都是经由作家的亲身经历或者曾生活于同时代、感受着时代的跳动而写出的，同假手于第二手材料写出的作品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了。
至于要表现当前现实生活中闪发的流光，人们常以为由于作家的体察和积累生活经验的不足所限，以致构成长篇小说不免会有难度。然而才思敏捷的作家却大胆地作出了尝试，强烈的生活的感应使他们勇敢地去涂抹着时代的色彩了。可以看出，成功的作品不是个别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震撼力量，不仅在于作者清醒地感受到现代化中改革的艰难性，那种力图保持现状的因循守旧的阻力还很强大，作者敏锐的感受力展示着这种由复杂多端的原因造成的艰难性不是很快就会消失的；而作品的内在力量，恰是描写了在艰难中奋力矢志于改革事业的老一代特别是年青的一代，尽管他们在每一前进中都要付出代价，然而从这些精神境界中正是显示了时代的希望。有着同一感受力的另一个长篇《新星》（柯云路作），写出了一个新型的政治家在致力于改革宏图中遭受的种种挫折，仍抱着坚定的信念而勇往直前。长篇小说中容纳着这一时代追求的丰富和复杂的现实内容，正可以看出作家们直面生活和直面伟大时代的进取精神。
长篇小说中的《河魂》（矫健作）和《醉乡》（孙健忠作），虽各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是在描绘今日农村的种种新异的变化中，各自写出了新型的农民形象。在这些人物的身心中滞留着往日的旧痕，也升起了自强不息的变革现实的心智。文学作品开掘此种飞动而起的心灵，往往显示着它的特有的功能。屠格涅夫说过“弥罗岛的维纳斯比1789年的原则更不容怀疑”那样的话来估价艺术，不管其是否过甚其辞，但是对文艺的情感作用的功能给予人们心扉的掀动，却是准确的。生活中出现的新型的形象包括上述新型的农民形象，作家们的描绘虽然还带着某种原型状态，某些粗糙性或不完整性，然而这是生活中所新出现的，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所不曾见过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作品中描写的小磕巴、河女（《河魂》）和矮子贵二（《醉乡》）时，不禁为之欣喜，那些农民中的新型的性格进入到了文学领域，是当前文学创作中值得注视的突起的一端。
当前长篇小说中可注意的作品还很多，值得评论界的推荐和评论。我以为有一点端倪必须看到，在小说创作的类目中，过去几年是中篇小说发展得很快，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目前看来，长篇小说的发展也已渐入佳境，这个势头既是正常的，也是使人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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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学评论报刊工作座谈会在西安召开
本报讯 最近，中国作协创研室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文学评论报刊工作座谈会，鲍昌、韶华、胡采、李若冰、谢永旺、顾骧、阎纲、王春元、李子云出席了会议。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全国二十多家文学评论报刊的代表。大家就如何评价当前的文学评论态势，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更好地培养评论人才，办好文学评论报刊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与会同志认为，随着我国文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文学评论也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新局面，文学评论期刊不断增多，特别是近年来从国外借鉴的一些新方法、新理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的文学评论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理论活跃，批评薄弱。真正能够灵活运用新方法、新理论开展文学批评的好文章还不多，文学评论还不能对目前的文学创作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很不够，缺少有分量的探讨文章。
座谈会上，各文艺理论报刊的代表表示，要继续坚持宣传社会主义的文学主流，促进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向广大读者推荐优秀作品。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文艺理论和研究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作出努力。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克服那种“一边倒”的不健康风气。刊物要敢于刊登不同意见，保证我们的文学评论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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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杂志调整编委会
《儿童文学》杂志一九六三年由中国作家协会、共青团中央共同创办以来发表过大量优秀作品，在推动儿童文学创作、团结老作家、扶持青年作者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为适应新时期的编辑工作需要，经中国作协书记处、团中央书记处商定，《儿童文学》编委会最近作如下变动：原编委叶圣陶、叶君健、严文井、华君武、金近、袁鹰、谢冰心改任顾问。新的编委会由王一地、刘心武、刘厚明、吴泰昌、柯岩、崔道怡、康文信、曹文轩、樊发稼组成。主编王一地，副主编康文信。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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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召开年会并成立编委会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首届年会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确定了年鉴的编辑方针、首卷的编纂大纲和建立年鉴信息资料网等，并正式成立了编委会。
（裴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