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
朱金甫 郦永庆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在整理编辑馆藏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档案史料。笔者有幸参与其事，得以稍窥这批珍贵史料之堂奥，并由此使我们对以往历史学界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似乎已得到公认的观点，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愿公诸同好，以求匡正。一
研究鸦片战争史，以往总是先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国外鸦片非法输入的剧增、白银外流日益严重以及清政府由此而采取的禁烟政策入手。而一提及禁烟问题，又总是把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所谓“严禁派”与“弛禁派”激烈斗争的问题，作为重要议题。而且有的学者还把这所谓的两派斗争，伸展到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之中，认为禁烟运动中的“严禁派”，就是日后鸦片战争中的抵抗派，而当初的“弛禁派”，以后就演变为战争中的投降派，云云。这些观点，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却缺乏根据。
从档案文件的记载来看，清政府在禁烟问题上，虽然至少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就已开始，但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禁烟只是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当然也不可能出现什么“严禁”与“弛禁”这两个政治派别。道光十六年（1836年），虽然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过一个“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但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桢之外，可以说是“举朝无继言者”（梁廷枬：《夷氛记闻》）并未得到什么有力的支持，最后许乃济本人亦被道光帝勒令休致而结束。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他那著名的从重惩治鸦片吸食者以“严塞漏巵以培国本”的奏折以后，道光帝当即谕令全国直省将军督抚大员“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不久就收到了二十九份遵旨议复的奏折，其中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于是，后来的研究者遂有“严禁”与“弛禁”之说。人们把同意黄爵滋以死刑对付鸦片吸食者主张的人称之为“严禁派”；把凡是对黄爵滋的奏折有异议的人，一概称之为“弛禁派”。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细阅这二十九份奏折，其中除贵州巡抚贺长龄看法特殊外，其余督抚大员等都认为当时“内地银价之昂贵，由于纹银之出洋，而纹银之出洋，由于鸦片之流毒。”（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折）因此都同意严禁鸦片。只是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在打击重点等方面，意见有所分歧。他们之中，除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巡抚桂良、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嵩、安徽巡抚色卜星额等少数人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的建议外，大部分人都对黄爵滋的建议进行了补充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塞漏培本，首应严惩贩烟和开烟馆人犯，有的主张应严禁烟船入口及查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应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有的主张必先重惩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必须先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犯，等等。在这些不同的意见中，虽然也有少数迂腐空谈之论，但大部分意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黄爵滋的严惩吸食鸦片人犯的主张虽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仅仅这一点是十分不够的。在当时鸦片流毒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必须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方能有所成效。鸦片吸食者固应重惩，走私入口、贩运、囤积、海口接引、开设烟馆等犯，也同样必须重惩。所以，这些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是对黄爵滋禁烟主张的补充和修正。以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就是根据这次讨论的成果而制订的；而林则徐后来在广东的禁烟活动，也是与这次大讨论的意见相一致的。事实证明，这次禁烟问题的讨论，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讨论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为了严禁鸦片的贩运和吸食，并不是一次禁烟与反禁烟的争论，更没有在政治上形成“严禁”与“弛禁”的两大政治派别。
至于史学界有人从清统治集团内部在禁烟问题上存在着所谓“严禁”与“弛禁”两个政治派别这一推想出发，又把他们与日后在鸦片战争中出现的抵抗派与投降派相联系，这同样也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推论。首先，历史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严禁”与“弛禁”两派，这就使上述的推论成了无本之木。而且即使有人在禁烟之初曾经有过某些错误主张，也并不能就此断定此人今后就会永远错误下去；反之，有的人在禁烟问题上虽曾是严禁论者，但也不能保证他日后就不会走向反面。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形势与客观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在鸦片战争中，是出现了抵抗和投降两派，但这两派与禁烟中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并无必然的联系。例如：在1836年曾经赞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他对黄爵滋的禁烟主张也曾有所异议，似乎应该列入“弛禁派”之内。但在道光帝决心禁烟并派林则徐到广东查缴和烧毁鸦片时，他却成为林则徐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在闽浙总督任上，更是坚决的抵抗派，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再以琦善其人为例，在道光十八年的禁烟问题讨论时，他以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可谓举足轻重。以往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者，都认为他是“弛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引证了他的奏折中的一些话为依据。其实，那都是断章取义的不公正的评价，琦善在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一折，虽然与黄爵滋的主张不尽相同，但也颇有见地，是主张禁烟的。而且他在禁烟运动初期，确实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他在天津拿获的烟犯及起获的烟土，比林则徐在湖北、陶澍在江苏所获缴的要多得多，他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严禁派”。但他后来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东后，却成了一个十足的投降派。另外，人们还把军机大臣穆彰阿说成是“弛禁派”和投降派的实际首领，在史料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对穆彰阿是不是投降派的实际首领问题暂不轻易地下结论，但要说他是“弛禁派”的实际首领，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史实是：他在禁烟的讨论中，当众议纷纭之时，奉旨主持制订了《查拿鸦片章程三十九条》，经道光帝批准颁发各省执行。这个章程不仅把黄爵滋的主张加以具体化和用法律条文固定了下来，并且也吸收了其他人的建议，具有综合治理的特色，其所起的积极禁烟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穆彰阿还先后奉旨议奏了数十个全国各省各海口的禁烟具体章程，都是本着从重从严的精神，坚持了禁烟立场。
以上这些事实都证明，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清廷开展的这场禁烟问题的争论中，不存在“严禁”与“弛禁”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将鸦片战争过程中所出现的抵抗与投降两派的根源，与禁烟讨论时属于政策和方法方面的不同意见争论相联系。二
提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史上的禁烟运动，人们就一定会谈及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上奏的那件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原片》。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动摇不定的道光皇帝，只是在接到林则徐的这个夹片之后，才决定采取严禁鸦片的立场的。因为林则徐在这个夹片中说到：鸦片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据说，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的心。
历史的事实果真是如此吗？这里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林则徐的这件夹片的历史作用问题；一个是对道光帝的评价问题（指在禁烟问题上的评价）。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反对鸦片流毒及坚决抵抗英国侵略等方面的伟大功绩，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的。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件历史文件，可以证明他的那件夹片对道光帝竟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因为林则徐的那件夹片上达之后，道光帝根本就没有表态，既未加批语，亦未发上谕，只是在当时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有“八月十八日发下林则徐片一件，钱票鸦片”这十七个字的记载。这只能说明道光帝阅看过了这件夹片，却不能说明其他。实事求是地说，林则徐这件夹片所奏内容，包括上面所引述的那段著名的话，对于道光帝来说，已并不新鲜。早在道光十二年，广东连州瑶民起事，两广总督李鸿宾出兵镇压，但由于兵丁吸食鸦片，失去了战斗力，几乎全军覆没。这年八月，御史冯赞勋就此事上了一个奏折，要求严禁兵丁吸毒。他说：兵弁吸食鸦片，“若不严行查禁，将来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之用；窃恐一省并无一兵之用，其为患贻不可胜言。”冯赞勋的这一奏折，当时倒确实震动了道光帝，他当即发出了上谕，通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兵弁吸食鸦片。至于鸦片的流毒会影响朝廷饷银的收入这一问题，道光帝体会更深，也是他即位以来所烦恼不已的大事，这毋需林则徐到道光十八年的提醒他才开始惊觉。综观道光帝自即位以来的史实，我们认为他是一贯坚定地主张禁绝鸦片的。他在道光元年就处分了夹带鸦片的广东洋商，道光二年就严谕广东及各省督抚查禁银两出口及鸦片进口，道光三年发布了“失察鸦片条例”，道光四年又严令两广总督妥议严禁外商以货易银及进口鸦片的章程。以后更是连连下达上谕，烟禁愈来愈严，到道光十八年，他又亲自发动了全国性的有关禁烟问题讨论，通过讨论，采纳了各方面的合理意见。并且早在林则徐的那件著名的夹片上达之前，即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道光帝就决心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发布了上谕：“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犯”。所以，在禁烟问题上，与其说是林则徐等人影响了道光帝，倒不如说是道光帝的坚定态度影响了当时的内外大臣。在禁烟讨论中，所以会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而没有形成对立的两派意见，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在评价林则徐的功绩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丝毫也不会有损于林则徐作为一位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形象。三
我们认为，由于以往有些史学家强调了禁烟运动中的两派斗争，并且把“严禁派”说成是孤立的少数，结论是林则徐等人的禁烟活动一直是在“弛禁派”的掣肘下孤军奋斗的。这种观点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由道光帝亲自发起的那次禁烟问题讨论，以及由此而掀起的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决不是那几个人孤立奋斗的结果，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收到了巨大成果、得到了全国人民拥护的范围广大的运动。过去有的研究者，在谈到这次禁烟运动时，往往只偏重广东、福建等少数沿海省区，有的甚至把禁烟运动仅仅看成林则徐在广东的查禁鸦片的活动，这显然是片面的。
大量的档案史料证明，当时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掀起了查缴烟土、烟具的高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在除广东以外的各省区内，查获了鸦片烟土八十多万两，破获并处理了上至庄亲王奕赍、下至一般官民人等的许多贩烟、吸烟集团和人犯。当时真可谓如火如荼、雷厉风行。禁烟的风浪，席卷了全国，而且历时长久。
鸦片战争爆发后，尽管清军在战争中连连失利，道光帝对这场抵抗战争的态度也由坚定而发生动摇，最后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犯下了弥天大罪，但他在禁烟问题上，却始终坚持未变。无论在战争过程中，或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查禁鸦片的活动始终未停，许多吸毒、贩毒的官员和吏民，不断地受到惩处。甚至在道光帝死后，到咸丰年间，禁烟之令仍未松弛。所以马克思曾说：“在1853年咸丰皇帝虽然处在愈加困难的条件之下，虽然完全明白禁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之一切努力毫无结果，但终于不改变自己先人底一贯政策。”（《马克思论鸦片贸易》，载《鸦片战争》第一册第6页）。以往有人以为林则徐被革职以后，禁烟运动也就随之而流产的观点，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我们通过近年来整理编辑第一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深感以往国内史学界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方面，无论是史实或观点，都有许多值得商榷或重新认识之处。本文仅就其中的禁烟运动问题提出几点看法而未涉及其他，十分粗浅，未必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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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才可能在有争议的干部之中
乐田
前几年，人们常说，人才难得，并非没有人才，而是因为善于发现人才的“伯乐”太少之故。这两年，又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人才难得，往往是难在“争议”太多之故。
调整领导班子，选拔干部，非涉及到具体人不可。而一涉及到具体人，总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尤其是一说要提拔任用某某人，就更不得了：轻者是闲言碎语，嘁嘁喳喳；重者则舆论哗然，众说纷纭。你说某某人是一位开拓型人才，有人则说他“太冒”、“骄傲”、“不老练”；一些人说他工作有实绩，另一些人却说他“群众关系不好”；有人又出来辩护，说多数群众是拥护的，可又偏有人写信告状，不是“三大罪状”，便是“五大问题”，而且写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闹来闹去，于是某某人便落了一个“雅号：“有争议的干部”。虽说是“真金不怕火炼”，可是这一“争”一“议”，却产生了奇妙的“社会效果”——形成一种舆论上、心理上的压力。有不少领导者在这种压力面前退却了，只好说一句“看看再说”，把这些有“争议”的干部挂了起来，于是天下太平，复归于平静。再遇到提拔任用另一个干部，又是“争”一场，“议”一番，挂了起来。如此循环往复，人们不禁感慨系之：有“争议”的干部如此之多，真是人才难得啊！
仔细想来，人生在世，并非真空，只要有所作为，岂能舆论一律？“德”如雷锋，有人讥其“傻”；“才”如陈景润，有人讥其“怪”。即使是“天才”，也很难博得“满堂采”，何况普通凡人！我以为：对一个干部，有“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反倒值得深思。有“争议”的干部未必不是好干部，没有“争议”的干部也很难说就是出类拔萃者。
当然，有争议的干部，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把“有争议”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争议”的干部之中，确有真正的人才，甚至是难得的人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干部之所以引起争议，甚至争议很大，往往是因为他们有干四化、搞改革的雄心壮志，并已“登台表演”，作出成绩，崭露头角，引人注目；往往是因为他们具有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法，触痛了一些人的神经；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会打破旧的格局，冲破旧的藩篱，使那些胸无大志，得过且过，蛰居于旧格局中的庸人无法容忍；往往是因为他们在开创新局面中不回避矛盾，不放弃原则，触犯了一些私心很重的人的私利；往往是因为他们工作干得出色，有所建树，引起了一些胸怀狭隘者的嫉妒。当然，这些干部也有这样那样的个性特点，也有缺点毛病，在工作中可能还有某些失误——因其引人注目，缺点也便显示得分外清楚，这就更成了某些人抓住不放的把柄，甚至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否定全盘。这样一来，在评价和任用这些干部时，争议自然就在所难免甚至非常之激烈了。
既然如此，对一个干部有“争议”，往往倒是提醒我们注意并从中考察发现人才的信号。但能否真正从中发现人才、启用人才，这就要看领导者的胆识如何了。这里既有出以公心，撇开个人利害得失，真正为四化选拔人才的决心问题，也有用什么尺度衡量干部，用什么思想方法鉴别干部的问题。而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在“争议”面前，常常是似信非信，顾虑多端，怕麻烦，图省事，不作调查，不辨是非，把这些有争议的干部搁置一旁，而把视线转向那些没有争议或争议很小的干部中。看起来，这是一条阻力最小、最省事也最稳妥的办法，岂不知这样一来，却埋没和压抑了不少德才兼备、勇于进取、锐意革新的人才，而使那些无所作为，自然也无人注目的平庸之辈身居高位，甚至会使那些私心很重、明哲保身的投机者扶摇直上。这是很需要我们深思的。
“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人才，可能就在那些有争议的干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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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开拓者的启示
——读侯外庐同志的长篇自叙《韧的追求》
曹月堂
《韧的追求》，是久卧病榻的侯老（外庐）近年来以惊人的心志与毅力，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一部长篇自叙。全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章《坎坷的历程》，是全书的主体，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二，抚今追昔，叙事载史，是文史兼长的传记之作。二、三两章分别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和《〈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两个专题，叙述他的几部学术巨著的酝酿与完成的过程，扼要地总结了他的学术观点，回顾了他与合作者们数十年的共同奋斗。
侯老一生追求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他的经历包括革命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这部自叙，反映了近代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特别是史学史的不少重要史实。以党史或革命史说，常见过去的有关著述，对党的城市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文化上配合革命战争做出的贡献，有所忽略或疏载。这本书的内容，恰恰对此有着充分而着实的补充。例如关于法共“中国语言支部”、中共驻苏代表团、“九·一八”之后北平的抗日宣传，抗战初期我党对阎锡山的斗争与联合，特别是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统战工作，以及对文化战线的领导等等，堪称是一篇篇具体、真切而又完整的专题史作。重点叙述到的人物就有五十多个，包括国共两党的代表、各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界人士。载史之富，确非一般回忆录可比。
从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至今还没有一部“五四”之后的新学术史和新史学史的专著。这部自叙则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前辈们追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艰辛历程。书中自然地叙述到他的教诲者、引导者和数十年中一起奋斗的知己、同伴。李大钊是他选择一生道路的导师，郭沫若是他在史学上的先行，周恩来更是他同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吕振羽等史学家们在重庆时期的领导者、鼓舞者和知心的朋友。在史学上，侯老起步晚于郭老，但是，他自三十年代后期结束《资本论》的翻译，以崭新的姿态和锐气投入史学研究之后，十几年中，有些巨著同其他诸老一起，为唯物主义新史学创立了一座座丰碑，赢得了开拓性的胜利，也为新中国的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这部自叙，可说是一部有些老同志没有来得及写，赖有侯老自述亲历的新史学开拓史。本书既详载了当年诸老间切磋、探索，“热热闹闹，纷争不已”的动人情景，又清楚、客观地展示了“五四”之后，特别是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来，中国新史学的形成过程。这实在是我们了解和学习近代学术史的较好读物。对于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曾直接、间接受教于诸老，或受益于他们的著作的人们来说，此书更是一本感人、砺人，饱含师心身教的启迪之作。虽然全书没有“为师者言”或长辈身分的唠叨。
叙述唯在存真求实。《自序》中说：“我半生所为，着力严肃评判古人，深知史学之美，只有‘朴’、‘实’二字”。又说：“我写这本自叙，实在不过如同一个凿石老匠或拓荒的农人回视作业、检点得失时的自白”。这虽是史学家的自白，实际上也是极寓感慨的砺己劝世之言，是很有份量的。
书中似乎没有对史学未来的发展说什么，一切都在叙旧。不过，这倒更会令人产生今昔相较的思考。毋庸讳言，过去的那段“历史的曲折”，曾严重地影响了学术的继承与发展。所以，当我们今天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面临改革大势的时候，与前辈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似乎复杂起来，甚至还可说存在着一定的“间隔”。既有自然的师承与影响，也有必然的突破与扬弃。继承什么，如何发展，确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严重问题。前辈们的一部部巨著，至今仍然是我们学习与继承的重要财富。而且由于那些年的失误和荒废，真正能够学透或较好继承的，并不是很多人。由此明显地存在着“补课”或曰加强基础的问题。然而今天所需、所急的，又不仅是或主要不在这一点上。前辈们未及遇到、未及探索的新使命、新课题，摆在后辈面前，落到当代中、青年的肩上。我们今天的情况，倒很类似前辈们的当年，即必须进行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开拓。如果说，在三、四十年代，前辈们主要是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地认识古今中国的社会性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史学的依据的话，那么今天的使命则在于：为“四化”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对历史进行新的、过去未曾有过或涉及未深的探索。
侯老在《自序》中说：“因为经历着伟大的时代，才确立自己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观点。远言之，我爱羡王船山六经责开生面的气魄，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近言之，自认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侯老以及其他史学界前辈们，正是以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和勇于开拓的气魄，创立了中国唯物主义新史学。他们都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韧”的精神的服膺者、实践者。他们的业绩和成果，作为知识的积累，固然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基础和教材，然而最应继承，最应发展的，则是他们那种肩起开拓之任，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韧”的精神。
由于侯老患病多年，此书的主要执笔者是朱学文同志。侯老曾对她的艰辛的劳动，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