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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最后的日子里
——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
高文谦
1974年6月1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二十五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例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那些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竭尽全力地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维持着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终于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但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还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时隔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年冬发动了矛头对着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在这同时，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毫升。江青反革命集团趁机变本加厉地迫害周恩来。他们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利用各种场合，公开攻击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他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他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一看就是几小时。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他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们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但是，正当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当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内心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之情而已经有可能永远地失去了他的时候，人民怎能不忧心忡忡，又怎能不急切地寻找机会表达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呢？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统统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已到，疯狂的野心再也按捺不住了。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率先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顶了他们。江青集团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紧急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10月19日，在找了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象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并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并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说：“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鉴于当时江青集团阴谋活动加剧的情况，信末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12月间，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件事，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对于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随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建议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预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经过慎重考虑后，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人并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就这样，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便血不止。3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核桃大的肿瘤。月底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的内心是坦然的。当他的侄女周秉德获知伯父得的是不治之症而急于要去医院看望他时，周恩来同她通了电话，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自己剩下的日子确实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的这一心情不时地流露出来。5月7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达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三次，外出看望人四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4月3日，在刚刚动完手术的情况下，因对方的再三恳求，躺在病床上会见了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19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5月3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会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使得江青集团的活动稍有收敛，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6月9日，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周恩来一连鞠躬七次，以表示自己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歉疚之情。当贺龙同志的家属见他病容满面，十分消瘦，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周恩来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话，无不心如刀绞，悲咽失声。
8月26日，会见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在讲话中希望他们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并表示：“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9月7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周恩来最后预言性地表示：具有五十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周恩来就是这样坚守着自己的战斗岗位，忘我地工作着。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组阁企图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年7月1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都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那么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
1975年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癌症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三十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四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们不得不对他进行了又一次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他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五六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75年12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了过去。
12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二十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歌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7日晚十一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原载《中华英烈》创刊号）（附图片）
1975年2月24日，周恩来同志在医院会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杜修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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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委领导成员严以律己 做出表率
解放军三五○二厂党风明显好转
新华社石家庄1月3日电 （记者李荣琨、通讯员葛广武）解放军三五○二厂党委领导成员严以律己，带头端正党风，为广大党员做出表率，使全厂党风有了明显好转。
三五○二厂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所属的一个大型被服染整联合企业。过去，这个厂有的党委领导成员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到处拉关系，谋私利，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厂党委认为，实现全厂党风的好转，必须首先从党委领导成员自身做起。前年，这个厂的党委领导成员每人写了一份《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保证书，印发给基层党支部，让广大党员和群众监督。去年1月，调整后的党委领导班子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了厂党委领导成员要做到三不准：不准以权谋私，不准接受群众送的礼品，不准有关部门给予任何特殊照顾。厂党委领导成员首先煞住了请客送礼、获取不正当收入等不正之风。
厂党委领导成员带头端正党风的模范行动，为全厂广大党员纠正不正之风做出了表率，带动了全厂党风的好转。今年以来，这个厂供销、经营、检验、房产等部门的六十多名党员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供销科科长董新民、计划员吕瑞堂都拒绝了关系单位送来的烟酒、香油和现金。技术员陈根书在验收修理车间的天窗工程时，包工单位施工质量不合格，陈根书要求他们返工。这个包工单位买了许多礼品送到陈根书家里。陈根书不但没有接受他们送来的礼品，还批评了他们的这种不正当行动，坚持让他们返工，保证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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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军区轮训编余干部
新华社南京1月3日电 （记者揭衍珍）南京军区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出发，对精简整编中的编余干部分期分批进行轮训。目前，第一批参加轮训的编余干部有一万多人，他们将在各种专业班里学习半年。
南京军区有组织、有计划地轮训编余干部，是根据军委主席邓小平关于要为干部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的意见进行的。轮训的方法，一是以军、师、团为单位办训练班，目前，这种训练班已办了五百多个；二是委托地方党校和大专院校代训；三是按转业去向到工厂或企业、事业单位代职见习。轮训内容除学习政治理论外，团以上干部主要学习经济方面和企业管理知识，营以下干部主要学习在农村、工交企业等基层单位工作或公安政法战线工作应具备的知识。通过轮训，编余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现行经济政策的理解，初步掌握了一些地方工作的专业知识。
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对编余干部的专业轮训工作很重视，多次同业务部门一起研究、制订培训规划，并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有关部门配备了培训工作班子，拨出了必要的经费，使培训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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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设宴招待澳门总督高斯达夫妇
新华社澳门1月3日电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今晚在澳门设宴招待澳门总督高斯达将军夫妇。许家屯在宴会上祝酒说，几年来，澳门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促进了澳门的稳定繁荣和中葡友谊。
高斯达致词时强调，中葡两国政府彼此间的良好了解及坦诚合作，是澳门近年来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表示相信，双方能为澳门前途问题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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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善于弥合“裂缝”
——记广西马山县六合村调解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古零乡六合村，居住着壮、瑶、汉三个民族的同胞，共二百零三户，分住十五个自然屯。各族群众生活在一起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但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也有一些民事纠纷常常影响民族团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政府和村党支部整顿了村调解委员会，建立健全了十五个屯的调解小组，并组织调解人员学习宪法、刑法等法律条文和有关政策，提高调解人员的法律政策水平，妥善处理民事纠纷。
以前，瑶族居住的内卖屯和壮族居住的中乔、百排屯是一个生产队，1981年以屯为单位分成三个队。分地时，有块地靠近瑶族屯，他们要求种这块地，但两个壮族屯的群众认为队长是瑶族人，袒护本族，便不同意分给瑶族人种，结果一块地分成三份。为此，瑶族群众认为壮族群众不信任他们，分仓库时，两族人之间又发生争吵。村调委会主任韦定球是瑶族人，委员零锡福是壮族人，他们决心把这个“裂缝”弥合，便各自到本民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法制教育。他们利用群众喜唱山歌的特点，合作编写了四十多首山歌，把党的政策和法律条文唱给乡亲们听，边唱边结合实际讲解，启发乡亲们的觉悟，又反复在群众中做工作，终于解开了两族群众间的疙瘩。1984年，壮族居住的百排屯建饮水池缺设备，居住在内卖屯的瑶族同胞韦忠安就把自己的柴油机等拿去支援他们，使壮族群众很受感动。
六合村与加方乡汉族居住的龙头村相邻，六十年代初期两村分山时，因一个弄场的归属问题，闹了好多年。1980年以后，两村再次明确山界，六合村调解组织在本村宣传保护森林的意义，并与龙头村合作，深入细致地做两村群众的思想工作，使两村关系逐渐融洽。1982年，六合村的瑶族同胞第一次与龙头村的汉族同胞通了婚。1985年6月，龙头村一汉族男青年与六合村一瑶族女青年恋爱，但遭到女方母亲和哥哥的反对，哥哥还把妹妹毒打一顿，扬言她要和那男青年结婚就杀了她。男青年无奈，交给韦定球一封信，告女方家长的状，信中还说，他俩准备上山去死在一起。韦定球急忙赶到女方家，劝导姑娘，并严厉批评她的母亲和哥哥。他还耐心地宣讲婚姻法，使姑娘的母亲和哥哥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是违法的，从而承认了错误。韦定球又向男青年和他父亲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要父亲支持儿子。经他调解，两家终于同意了儿女的亲事，去年9月，两青年高高兴兴去登记结婚。
由于村调委会积极发挥作用，纠纷逐年减少，六合村出现遵纪守法，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的新局面。马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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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民县公证处里
在山东省惠民县城一间十二平方米的陋室里，经常人来客往，很是热闹。这就是惠民县公证处。这个公证处是1981年4月建立的，有五名公证员。
公证处刚建立时，不仅群众不了解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自己对这项工作也很陌生。于是，他们就首先学法，武装自己。他们认真学习了宪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经济合同法、公证暂行条例、公证基本知识等，还结合实际工作学习党的有关经济政策。
五位公证员先后对造纸厂等三十二个县直企业和大年陈乡等十四个乡镇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这些企业1983年资金周转率平均为一百零五天，其中有的超过二百天；签订经济合同九千九百件，基本符合经济合同法的只有二百九十件，履约率很低，发生纠纷达一百五十四起。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就是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法制观念淡薄，不学法、不懂法，不注意掌握市场信息，草率签订合同，任意撕毁合同。
针对这些情况，五位公证员主动送法上门，为企业当好参谋。结合工作，组织厂长、经理、主任和生产、供销业务人员学习有关法律知识；在签定合同的程序和格式、内容上，作具体指导；还先后为四十二个企业的一百八十四名业务员办理了厂长、经理委托书；根据企业的申请，为厂矿企业办理各类合同公证一千五百三十二件。这个县的公证工作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也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晓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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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车辆工厂把调解组织联成网
无论在哪个工厂，职工之间、职工家属之间，都可能产生矛盾和纠纷。那么如何才能使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致激化呢？
齐齐哈尔车辆工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名工人与其妻原是同窗好友，婚前感情很好。但结婚之后，他常常打骂妻子，女方不堪忍受，提出离婚。车间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无效，把纠纷交到厂里。工厂调解办公室的同志认为，这一对夫妻过去感情基础较好，有解决矛盾的可能性。他们与车间调委会共同制订方案，一起家访谈心，主持调解会。他们向男方指出，打骂妻子的行为是由于封建夫权思想作怪。夫妻间只有平等互爱，才能在一起幸福地生活。由于车间和工厂调解人员共同对他进行帮助，这位工人终于认识了错误，当着妻子和大家的面作了检讨。最后，这对反目夫妻又和好如初了。
有一次，这个厂动力车间的一位男工用下流语言和行为调戏建筑车间一位工人的妻子，结果两名男工双方产生了矛盾，甚至还动起了刀子。动力车间和建筑车间的调委会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联合进行调查，并采取各自做本车间职工思想工作的办法，防止矛盾激化。由于他们主动配合，处理及时，纠纷很快得到解除。现在，齐齐哈尔车辆工厂的调解机构已具有相当规模。他们建立了工厂调解办公室、车间或科室调解委员会、工段或班组调解小组三级调解网，调解人员达一千七百二十五人，每年受理二百多件各种纠纷。小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