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有生命力的文学是站着的文学
王元化
艺术要发展，要前进，就需要突破，需要创新。我要向那些蔑视机械的模式，冲击因袭的成规，在创新道路上不畏险阻奋勇前进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探索者致敬。为什么艺术家就不能象科学家一样，可以从事认真思考过的试验，哪怕这种试验仅仅属于新形式的探索？为什么不能象对待科学家一样，也容许艺术家在试验上失败，而不受到非议和责难？我们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不分皂白把一切有关艺术形式的探讨一律斥为形式主义倾向的谬误了。在文学史上，随着每个重大历史时期的邅递，都经历了一场艺术形式的变革。尽管莎士比亚仍然象歌德所说的是一位无人可以企及的伟大作家，可是现在哪个剧作者还会使用莎士比亚那种繁缛的充满隐喻和双关语的枝叶披纷的语言呢？今天的小说作者也不会再采用巴尔扎克按部就班去描写宅邸、陈设、人物、服饰、面貌那种整齐划一因而多少显得板滞的表现手法了，虽然巴尔扎克仍然为今天的不少作者所敬重。这并不奇怪，因为十九世纪作家所惯用的表现手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表现我们今天生活的气息、节奏、氛围和复杂多变的内容了。现实生活要求充分而完美地去表现它本身的新形式。
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有两位作家的发言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和我完全一致的信念：“只有真的才是美的和善的。”我认为这一说法较之过去出现过的把真善美割裂，或者把真善美并列的观点是更合理的。表现手法毕竟不是文学的最根本问题。我同意另一位作家所发出的呼吁：面向严酷的生活，不要为了追求艺术上的声、光、色的美，而把文学注意力从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和整理的重大生活问题引开去。这位作家用这些话来唤起文艺工作者肩负起时代使命的责任感，并不是对当前进行表现手法探索的菲薄，而是必要的提醒。我们不能把形式或表现手法在文学创作上的作用加以无节度的夸大，应该承认有不少杰出的作家是“不穿制服的将军”。他们并不特别关心形式和表现手法问题，殚思竭虑地在这方面反复推敲，下功夫去精细雕琢。他们在构思的时候，往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人物性格和生活意义的思考上，而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却漫不经心，匆忙落笔，只求达意就行了。这类作品是榛楛弗剪的深山大泽，而不是人工修饰的盆景。它们蕴含着内在美，可以用我国古代文学家陆机所说的“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去形容这类作品的内容意蕴所发挥的作用。应该说它们也是敢于突破敢于创新的作品，尽管写出这类作品的作家没有穿上镶滚金边、威风煊赫的元帅服，但任何人都会承认他们是文坛的宿将，征服人类心灵的大师。
我举出上面的例子，并不是企图贬低在表现手法上追求创新的努力。凡不是随风趋时，竞新争奇，而是踏踏实实，顺应时代和生活的要求，在艺术形式或表现手法上进行新的尝试，都会令人为之欢欣鼓舞。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探索中，可以继承民族的东西，也应该引进外国优秀的东西。“五四”以后，鲁迅首先把国外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引进到他那和我国传统作品截然异趣的新小说中来，从而开辟了我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如果没有鲁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之功，就不会使我们的小说如此顺利地出现今天这种局面。从国外引进新的表现手法这项工作并没有终结，仍应继续下去。十年浩劫使我们成了固步自封的闭关锁国。其实早在解放初“一边倒”的情况下，西方就已成了一个未经探测象被魔法禁锢起来的世界。对于这片陌生的国土，我们虽然一无所知，却信心十倍地确认那里的一切，从社会、政治、经济、工业，直到科技、文化、道德、艺术等等，都是垂死的、腐朽的、行将崩溃的。可是当我们痛定思痛，懂得了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通向西方的窗户终于打开了。我们象华盛顿·欧文笔下的里凡从一场大梦中醒来，惊讶地发现我们并没有看见事实的真象。过去那种坚定的信心，原来是盲目的唯意志论。过去那种深信不疑的确认，原来是经不起事实考验的主观独断。现在我们再向西方望过去，对那些五彩缤纷朱紫杂陈的奇景应接不暇，不免看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于是在匆匆忙忙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套装备和文化艺术的同时，也涌进了贴上洋商标的盲公镜，已经过时的喇叭裤，走了样的开字头。面对这种从未碰到的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如果有人主张重袭前清顽固派保存国粹的那种对策，或者干脆采用义和团扒铁路、砍电线杆那套蛮干办法，我是坚决反对的。迷洋心理固然是值得关心和重视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我们应认清这是历史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封关锁国的无情惩罚。不必强制那些盲目迷洋的人改装易服，还我故衣冠。我们要学会循循善诱，相信他们一旦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自会懂得怎样把自己打扮得更美一些。
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在写人的时候很少或根本不涉及下意识或其他复杂的心理因素。现实的人的动作或反动作并不都是象有些小说中所写的那样是经过理性的审慎衡量的。他们往往凭着感情冲动或其他心理因素（例如古希腊人所说的“情志”Pathos）去行事。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去借鉴现代西方的各种艺术流派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要有冷静的头脑去辨认、识别、取舍、融化。我不赞成象某些容易激动的外国人那样一窝蜂地搞什么“热”。西方一些作家所盛行的不断花样翻新的做法并不值得我们效法。是不是可以把那里文艺界不断出现的旋生旋灭的种种新异流派，看作是一种逐新猎奇的风习。罗曼·罗兰曾经描写过巴黎的艺术市场，请读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节场》这一章吧，它会使我们懂得新的并不一定都是好的。面向严酷的生活，不要借“艺术美”回避生活的尖锐矛盾，风中的物体会有各式各样的形态：站着的、摇摆的、倒伏的，但有生命力的文学从来都是迎着压力站着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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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措施
白纪年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刚刚公布，陕西省各有关部门决定安排作家、艺术家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到基层兼职，深入生活。第一批作家艺术家就要下去了。我觉得，这个措施是非常好的。这不仅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实际行动，也是培养、锻炼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繁荣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措施。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迫切要求文化战线多出作品、出好作品。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队伍建设问题、理论学习问题、观念更新问题、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业务素质问题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作家、艺术家要深入到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沸腾生活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从群众中、生活中汲取营养，锻炼提高自己。
我们陕西的作家、艺术家在深入生活上，一直坚持得比较好，有光荣的传统。不仅柳青是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作家、艺术家经常和人民群众在一起。1942年，毛泽东同志号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边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鲁艺的每个学员几乎都下去了。有很多音乐家、画家、作家、诗人都到农村去了。有的当乡文书，有的当区委宣传科长、区委书记，有的当小学教员，有的作其它工作。我就和李季一起在基层工作过。李季不深入生活就创作不出《王贵与李香香》。今天，我们的时代、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搞活以来，打破了旧的框框，出现了许多新鲜的、陌生的事物，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的心理习俗都发生了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的生活千姿百态，新的事物层出不穷。作家、艺术家要反映时代、反映生活，表现我国人民的英勇身姿和思想情操、性格心灵，就必须跟踪时代，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到广大的建设者们中间去。作家、艺术家要在艺术上独辟蹊径，创造精美的作品，还是要从现实生活中找源泉，找灵感，找契机。只有满腔热情地投身改革、建设的激流中，深刻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谙熟人民群众的生活，把握时代的脉搏，并进行观察、体验、分析研究，进行艰苦的艺术劳动，才能唤醒心中艺术创造的“诗神”。
我觉得，在深入生活中首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正确对待群众。对政治工作者来说，联系不联系群众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问题；对作家、艺术家来说，联系不联系群众，和群众知心与否，是深入生活能否真正有收获的关键。其次，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要真正有所收获，不仅要了解群众，和群众有感情，还要善于分析研究生活，把握群众的思想动向，研究认识生活的本质和丰富的内容。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既当群众的学生，又当群众的先生，既向群众学习，又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困难，运用自己的专长，运用文学艺术的不同形式，用自己所掌握的文艺武器来帮助群众，教育群众，感染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文化素养、欣赏水平，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鼓舞群众更好地学习和工作，献身“四化”建设。
深入生活绝不能急功近利，简单地去猎取。深入生活本身并不是目的，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最终是要拿出好的作品来，把精美的艺术产品、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深入生活必须有明确的创作意识，要自觉地担当起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这应该是深入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宿。
今日的生活与往昔的生活已有很大的不同，深入生活也应该有新的特点、新的方式、新的创造。改革、开放的时代，工农、城乡的界限打破了，新的行业、产业、事业和经济区域出现了，这就使深入生活的领域从单一型的下乡下厂向多样型发展。过去深入生活，多为简单地配合中心任务，现在有了更高的要求，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风俗民情，汲收有益的文化营养，注意新的经验的总结和思想文化视野的开拓。
深入生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要注意在生活和艺术的实践中继承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发挥我们传统文化的优势，处理好继承和变革的关系，吸收古代文明的精华，剔除糟粕，让古老文化为新时代服务，在新时期放出新的光华，在这块丰饶的多情多采的土地上，制作出充分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应该是象六中全会决议里讲的，是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是高效率、快节奏，勤奋劳动、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奋斗的精神；是社会主义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时代精神的理解、把握，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深入生活、进行艰辛的艺术实践中去体味，去领会。我们人民生活中的改革开拓之气、文明之气、进步之气、拚搏之气、祛邪扶正之气、繁荣富裕之气、振奋腾飞之气等等，汇聚成了我们民族的勃勃生气。只有在生活中，在同人民的水乳交融中才能一点一点获得时代的新的气息，强壮、充实作家、艺术家的肌体。
作为有关方面的领导来说，我们要诚诚恳恳地同作家、艺术家交知心的朋友，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老老实实地为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几件实事，让这块古老的土地生长出更多的文艺新芽，开放出更多更美更芬芳的艺术奇葩！
（本文作者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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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剧《杨贵妃》的审美追求
何西来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新编历史华剧《杨贵妃》，应文化部之邀来京汇报演出，得到了首都观众和文艺界的好评。它在艺术上的探索，特别是渗透着现代意识的审美追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流传颇广。从唐代白居易作《长恨歌》，陈鸿作《长恨歌传》，到宋代抚州乐史参以《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酉阳杂俎》等有关资料，写成《杨太真外传》，故事已首尾连贯，斐然可观。此后，以李、杨爱情纠葛为题材的作品历代都有，比较有影响的如元代白仁甫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明代吴世美的《惊鸿记》，清代洪升的《长生殿》等。已故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也是这一爱情纠葛的一段特写镜头。然而，细加考核，便不难发现，不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对这同一题材的艺术处理，由于其社会观念、人生理想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而显现出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时代的和历史的，但从艺术的角度看，却主要是审美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朱学编剧、张强等执导的《杨贵妃》，之所以能够让观众产生新颖的艺术感受，不觉得陈旧，也正是由于它从一种现代人的审美角度，对流传千年以上的古老的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观照。
编导没有囿于琐碎的历史材料的牵绕，摆脱了历代艺术家们的旧套，把鲁迅关于杨妃命运的思考作为全剧的思想支撑点，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的冷酷现实。这样的主题方向，带有深刻的反封建性质和启蒙意识。
《杨贵妃》以杨玉环的命运为主线，突出了这一命运所包含的悲剧因素。第一场华清宫赐浴，少年夫妻被活活拆散；第四场沉香亭醉酒，李隆基驾幸虢国府，寿王奉旨入宫叩拜；第六场马嵬坡缢死。这是杨妃命运的三个关结点，也是悲剧冲突逐步强化的三次高潮。如果说，第一场的冲突是祸从天降，还主要表现为外部，那么第四、第六场，则主要表现为人物性格的内在痛苦与内在矛盾。编导正是紧紧抓住了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这条主线和这条主线上悲剧冲突的三个关节点，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创造了统一的艺术境界，给观众以诗意的美的享受，同时也留下了绵绵的思索。
为了把全部艺术创造的焦点，集中在对杨玉环悲剧性格的刻画上，剧本一方面简化了、压缩了对其它人物的描写，简化了环境的描写；另一方面也简化了、压缩了一切可有可无的情节。这样，虽然使李隆基的性格稍嫌单薄，而安史之乱前夕复杂的历史现实也揭示得不够充分，但却为导演、表演、舞美、音乐的二度创作留下了广阔的艺术空间，有利于把力量使用在主要的艺术方向上。而且，这样还避免了传统戏曲经常会有的拖沓和琐碎，加快了剧情的节奏，从而适应现代人的鉴赏习惯。
在追求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化的同时，导演还刻意追求着一种和谐的、美的、诗意的境界。可以说诗、歌、戏、舞、光、景等因素，都围绕着编导的主体构思方向，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幕间诗提示着戏的内容，表达着作者的思考，在情节、场次的转换中深化读者的情绪，给鉴赏注入理性的因素，起着使剧情诗化、哲理化的作用。唱腔浓缩了碗碗腔剧种的传统特色，同时在配乐、伴唱、帮唱上，力求创新。碗碗腔产生于三秦旧地的东部，原是夜深人静时演唱的皮影戏，唱腔风格与秦腔的高亢有别。虽然也能从中听出“秦汉之旧”的“歌谣慷慨”，却更侧重于优美缠绵。用这样的唱腔，演出《杨贵妃》这样的剧情，是容易契合无间的。另外，由于碗碗腔演唱风格的历史特点，吸收歌剧的伴唱和其它剧种的帮唱，也更方便些。配景和灯光，也在追求着写意的、诗画合一的境界。长生殿七夕的月色，沉香亭出水的碧荷，长安城郊稀疏的柳枝，马嵬坡前飘落的梨花，都显得很美。剧中穿插的舞蹈，主要是在近些年发掘、整理、创作仿唐乐舞的基础上推出来的。除个别地方之外，多数能与剧情紧密结合，没有外加或镶嵌之感。
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只有各种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和谐的美的境界。《杨贵妃》的创作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它留给人的美的印象，不是破碎的，而是整一的。这一点，戏曲界的专们家也交口称誉。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一个有使命感，有开拓意识的艺术团体。他们之所以能在去年推出秦腔《千古一帝》之后，今年又推出《杨贵妃》，就是因为他们把艺术的追求，美的追求，当作严肃的事业来对待，锲而不舍，精益求精。我以为，最可贵的倒不在一个戏的成功，而在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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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的韵味 “俗”的魅力
——看电视连续剧《甄三》
章仲锷
电视连续剧《甄三》上映获得观众的欢迎，其原因倒不是好奇，图热闹，喜爱上甄三的摔跤和耍中幡，或发思古之幽情。恐怕很大一部分观众同我一样，被它“土”和“俗”的魅力迷住了。
我不是老北京，但五十年代末因住在天桥附近，常去游逛，还能看到宝三耍中幡、飞飞飞翻杠子以及摔跤、耍大刀、拉洋片、说评书等场面，品尝那些五花八门的吃食。兴之所至，遥想当年天桥“八大怪”的风采。彼时尚年轻，非为怀旧，实在是对古都的社会、民族文化形态和心理深感兴趣。不意三十余年之后从荧幕上能重睹天桥旧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民国初年的情景，兴奋不已。抛开这点，仅从审美效应上看，那“土”得掉渣的市井风情，纷呈迭现的民俗世态，特别是那地道的天桥
（还有天津的“三不管”）情调，包括音乐、声响，对话的口吻、画面的安排，人物（哪怕是普通群众）的装束打扮、一颦一笑，莫不体现了导演这种强烈的美学追求——展现一幅别开生面的风俗画卷。例如，剧中屡屡出现的摔跤场面，我们注目的是跤手舔指头（行话曰“焖指甲”）和相互窥伺、舞蹈（行话叫“搭黄瓜架”），以及赛前的打诨讨赏和观众的人头攒涌；而不象某些劣下的武打片，一味炫耀武功和惊险刺激的场面，迎合某些庸俗低级的趣味。这样的取舍选择，显示了导演的审美意向；既有助于反映时代背景，揭示主题思想，也为刻画人物提供了真切的环境氛围；且从社会学和民俗学方面作出相当丰富形象的演示，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这样的“土”也许比某些“洋”——譬如那种不遵循生活逻辑、不着边际的心理描写、自我表现之类，要更加费力和下笨功夫。但若论社会效益，则后者往往曲“高”和寡；而前者堪称“和众”却也难说“曲”就层次低下。“土”和“俗”并非孪生兄弟。有的作品内容虽“土”，骨子里——总体结构、节奏编排、镜头调度和影视语言的运用，却是“洋”和“雅”的，如探索影片《黄土地》等；而《甄三》既“土”又“俗”。这里所谓的“俗”，是指在艺术表现上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手法，借鉴汲取某些戏曲和曲艺的程式，比如说评书的特点。每一集开头铺陈渲染，中间高潮突起，末尾留下悬念（扣子）。从头到尾，脉络清晰，节奏分明，张弛有致，既引人入胜，又给观众留下伏笔。看得出导演是通晓我们民族说唱艺术的个中韵味的。
“俗”和简单、浅薄也非同义语。《甄三》诚然没有演绎什么高深的哲理和富于历史高度、思辨色彩的涵义；更没有宣示什么摔跤至上，武术振我国威的狂想；只是叙述了一个民间跤手的命运和苦练成长的过程。但它写得真切，有人情味；故事曲折，人物鲜活；所阐发的正派做人、艺无止境的道理以及那些人际关系的褒贬臧否，抑恶扬善，除暴安良的朴素主题，既适应今天大多数群众的伦理道德观念（很难说都与年青人的开放思想相悖），也符合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欣赏水平。它的成功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惜乎《甄三》的“土”和“俗”没有一贯到底，后面有些松散匆忙。“神跤图”的丢失与夺回都太容易，编排显得落套。既然甄三悟出了艺无止境、转益多师的道理，则“神跤图”的作用愈趋微弱，人物的思想反而得以升华。那位于先生能文能武，亦男亦女，在当时或许过于骇世惊俗，现在看又太怪异虚假，显出了斧凿痕迹。后几集里的甄三也过于完美凝固，难怪有人把他比作姿三四郎和霍元甲了。至于说他也有爱情的奇遇，个别细节上尚存破绽云云，也许失之过苛了。小疵难免，佳作难得。我为《甄三》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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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下，最近在京召开。会议确定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的编写原则和项目分工。该书是我国文学研究一项重要工程的基础部分，它将由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组成，将为今后编出更完备的各民族文学史提供准备。这项工作已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汉、蒙、满、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白、苗、土家等近二十个民族的六十余名民族文学史稿的编著者参加了会议。（朝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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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研讨会
山西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与山西电视台于十一月七日至十五日在太原联合召开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研讨会。来自三十多个单位的代表观摩了山西以及其他电视台过去录制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许多同志认为这类题材的电视剧用革命献身精神教育下一代，很有现实意义。现在不是革命历史题材多了，而是远远没有写够。但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要创新，首先要求作者视野开阔，观念更新，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历史、艺术地把握人物形象，要克服宣传意识太浓、缺乏审美意识的倾向。风格样式应多样，不一定都拍成正剧，也可用喜剧、悲剧等形式来展现。（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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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创作座谈会
十一月十六至十八日，《解放军文艺》在京召开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创作座谈会。四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就今年以来出现的反映红军长征和抗日题材的小说广泛交换了意见。大家认为一些青年作家涉足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创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使新时期沉寂的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创作得到发展。与会者还就如何理解和把握战争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如何突破革命历史战争文学创作的“五老峰”、防止新的创作模式的出现，如何将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与对人自身、对“国民性”的剖析结合起来，以及如何保持包括军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在内的我国整个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活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闻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