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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平庸是阻碍电影发展的顽症
和风
新时期以来，国产电影产量逐年上升，几乎年年有几部乃至十几部骇俗之作（即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问世，但我认为国产影片的落后面貌并未因此在总体上改观。大量的平庸电影以其数量上的压倒多数，严重抵销甚至淹没少数优秀电影试图从质量上来提高国产电影声誉的艰苦努力。平庸是阻碍电影发展的顽症。
提出对平庸电影的全面治理和批评，也许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古老的中华民族在超稳定状态中缓慢滞行了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年深日久，严重地困扼和窒息着人们的创造精神。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之类的古训家教以及严酷实例，告诫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要明哲保身、安贫乐道、不思创异、但求平庸。而改革热潮的兴起，从根本上赋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以新的时代活力和创新风格。这本身就是对陈腐的平庸思想和平庸文化的有力冲击。创新和冒尖正在顽强地争取着全社会的扶助和倡导，安于平庸的旧风尚渐呈衰颓之势。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人们理所当然地对平庸电影的大量产生表现出空前的不满和不甘忍受。于是，如何从战略的高度来动员一切关心电影事业的人们都来认识并探析平庸问题，唤起全社会对于平庸的反叛自觉和批评自觉，以推动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就作为一个历史性命题无可推卸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尽管从哲学的角度看，平庸者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总是居多，而能够超越平庸者总在少数，但通过批评平庸、反对平庸，则至少有助于造就和浓厚一种以平庸为耻或不安于平庸的社会气氛，使创造生机得以普遍焕发。而且，从安于平庸到耻于平庸，不仅能促使更多的优秀电影、优秀文艺作品问世，同时，也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自新过程和整个社会的进步过程。我们相信，对于平庸电影的批评，将会具有激荡人心的积极意义。
提出对平庸电影的全面治理和批评，也是对当前电影现状作多角度考察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更新和批评眼光的科学化、宏观化。
多角度考察也可以称作多向性的审视，它鄙弃线性思维而崇尚系统思维，通过它可以更大限度地检讨平庸问题，并更有说服力地揭示它的广泛存在和深重危害。过去开展电影批评，一般仅涉及电影编导，这固然重要，但毕竟狭窄乃至偏颇。因为仅限于对电影编导的批评，实际上便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平庸现象在电影创作各个环节以及与电影相关的各个方面普遍存在，并共同损害着国产电影的声誉这一严重事实，从而不利于对电影的平庸提出切中肯綮的、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
电影创作，作为电影这一精神产品获得物质载体的最根本环节，观众和批评者不可避免地要首先对它投以关注。平庸，严重地侵蚀着新时期的电影创作。某些冲击“禁区”的局部性突进引来的模仿，常常泛滥成危及全局的平庸；对现实社会矛盾退避三舍，却乐于沉醉在浅薄的追踪侦破和拳打脚踢之中；就是在一些所谓改革题材影片中，也常摆不脱旧戏曲小说中“落难公子为贤淑女子所救”等定型格局以及旧道德意识的遗痕。生硬的爱情插曲、浅薄地表达出来的所谓深刻、故作气派的大刀阔斧、矫饰的激情与唯美的画面堆砌……，常使观众在影院的黑暗中忍受不明不白的精神折磨和消费遗憾。在电影导演、编剧、表演、摄影、剪辑、美工、化妆、录音、服装、特技等各个方面，我们几乎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数落出众多的庸才式的艺术处理实例。它们的暗影改变着银幕的应有亮色，结果只能是促使观众对电影（主要是国产电影）的观赏兴趣普遍低落甚至出现某种“信任危机”。
电影审查，是以事后审定的方式来调节和引导电影生产的。管理体制某些弊病、法制尚未健全和对于定量分析的生疏，都可能影响到电影审查的科学水平和应有的稳定性。科学的理论尺度往往容易消失在较为模糊的经验把握中，从而滋生出一定的随意色彩，影响人们对电影审查的信赖程度。电影审查只有从体制调整、加强立法等方面确保科学性，才能从根本上加强权威性。而判断上的偏移、审查意见的一般化，以及简单武断的修改方案等，实际上也可视为一种平庸现象。
电影发行，是电影作为商品进入观众消费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电影发行的好坏，直接决定影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电影发行应着意为自己设置新的角度，率先捕捉电影创作中的各种新趋势，良好地发挥经济手段的奖优罚劣功能，以控制平庸电影的传播，扶助各种优秀之作更好地与观众交流。但在现行电影发行中，却常见用旧的套套、旧的尺度去度量在变革生活中纷纭叠出的各种电影新观念、新作品，这就会出现重复和守成，沦为平庸。而且，发行的平庸还将反馈出未必真实的信息，从而循环出观众的平庸和创作的平庸。
电影观赏如同一切精神消费一样，也往往受制于一定时期积淀或流行的社会消费观念，并形成一定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思维定势。对此，电影观众应有强烈的应变意识和自我更新意识。社会在前进，艺术在前进，观众也应随之前进。一味地要求电影生产者“适应”观众，而不要求观众也去“适应”正在更新和发展中的电影生产水平，这只能松懈观众对自身平庸的警觉，而以陈旧的思想认识去衡量影片中的人物言行，以陈腐的社会观念去抵制影片中艺术地表达出来的先进观念，以表皮的理解去代替应有的深刻，以单一的兴趣去要求银幕的重复……，这些平庸的观赏表现在眼下是司空见惯的，它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我们这样一个还有两亿多文盲、观众的电影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国度里，在全民的意识形态里还有比较浓重的封建残余和极左遗患的今天，不可能没有平庸情调对电影观赏的渗透，这些都必然影响到整个电影观赏水平的“健康状况”。因此，当前首先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去迎合观众，而是引导观众。
多角度的审视自然也包括对电影评论自身的反省。平庸的阴影使得当前中国电影评论在总体上显得有气无力和无能为力。比如不少影评出言吞吞吐吐，下笔四平八稳，锐气全无，创意寥寥；有的视界狭窄，缺少宏观眼光，偏好对细部作无休止的指责，而无力对影片作高屋建瓴的透彻的评判；有的明显缺少必备的知识准备和理论武装，隔靴搔痒，不着边际，尤其在审美原则、风格特征、艺术处理乃至摄影、构图、音响、光色、声乐、美工等方面没有努力赢得必要的发言权。这就往往使一般的社会性评价，因失去内在艺术支点而显得有些生硬和肤浅。诸如此类，都说明不少影评者在社会意识、电影文化等方面尚处于较低层次，尤其在电影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感受力、理解力、欣赏力等方面还缺少应有的创造性。而创造力的淡薄不可能不导致平庸的泛起。进而制约着现时影评难以拿出足够的实力给锐意进取的电影创作者以实际的扶助和启迪。翻来覆去那几句话，翻来覆去那一点知识，翻来覆去那一类因袭的思维模式，必然使影评大同小异（即重复），并以实质上的被动的依附性给现时影评蒙上难堪的庸俗色彩。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电影宣传（包括电影报道、电影观摩的组织、电影座谈方式……）、电影评奖、电影理论研究、电影书籍出版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平庸现象。而所有这些平庸现象，在昔日的电影批评中却大多是被遗忘的，或者说是没有引起关注的。这实在是中国电影批评的一大悲哀。我们应当让这种悲哀成为永久性的过去。
平庸的广泛存在决定了我们批评平庸非有强烈的紧迫感不可。对平庸的反叛越彻底，越是痛心疾首，就越有可能促使更多的优秀的作品问世。而平庸不治，电影无望，艺术无望。推而广之，批评平庸也有益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振兴。因此，批评平庸，必须始于足下，但它将作用于久远，作用于电影以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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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更新观念 开阔视野
——关于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的思考
晓雪〔白族〕
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同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相比，仍需进一步提高质量，在思想艺术上有新的突破。根据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我认为提高民族文学创作质量应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民族化和现代化相结合，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增强现代意识，使作品闪耀更夺目的时代光采。民族文学作品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越容易吸引本民族读者，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一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并且在他们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去努力实践。
当前应当着重强调的是：如何把民族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认识、理解、把握和体现出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新的民族特色。在这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精神面貌、思想方式和审美意识等等，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带来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素质、民族精神风貌的更深层次的衍变。我们只有更新文学观念，广泛地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以及外国一切好的艺术手法和技巧，提高艺术表现能力，才能在创作中把握和反映这些变化，从而把民族性和时代性、民族化和现代化、民族特色和现代意识结合起来，写出为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传世之作。
其次，扎根生活土壤和不断开阔眼界相结合，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提高对时代生活的宏观把握的能力。一般说来，少数民族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根据地”，都是从他自己土生土长的某一个村寨或地区走出来，走向全国的。这几年，凡是有一定影响、有民族特色的好作品，都是作家写自己熟悉的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社会生活的成果。但今天的时代是开放、改革的时代，生活日新月异，社会急剧变革，古老传统和现代文明在冲撞，各民族文化在交融。要真正懂得和深刻反映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生活及其变化，塑造好当代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当然绝不能再站在一村一寨，用小农经济的观点和小生产者的眼光观察生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历史和世界的制高点，才能更深刻地透视和评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缩在狭小的天地中，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有些作品，尽管题材好，有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人物故事也真实生动，却缺乏更深沉的历史感和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显得单薄和肤浅，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未能把他的人物放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来刻划，未能把微观的细节描写和宏观的艺术概括结合起来。所以，我们民族文学要有新的更大的突破，必须进一步解决创作中的“点”和“面”相结合、“深”和“广”相结合、“微观深入”和“宏观把握”相结合的问题。
第三，艺术探索和思想追求相结合。在钻研艺术技巧的同时，应特别注意提高思想理论修养。我们赞成文学的内容、形式、风格、手法和流派的多样化，有出息的作家都应当在艺术上不断探索。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个思想肤浅、缺乏起码的理论思维和哲理思考能力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好作家。中外文学史上一切伟大的文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这才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和丰富的历史内容。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不少作品，往往缺乏历史的深度，缺乏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哲理思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不少作家不重视理论和哲学的修养，不注意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和哲学思考的水平。我们所说的理论，首先指能够引导我们正确地观察世界、观察社会的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同时也包括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有吞吐各种思潮的胸怀和气魄，应当有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拿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的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百二十页）我认为，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应当下点功夫学习理论，学习哲学，博览群书，努力把自己锻练成为有精深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理想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最后，学习别人和发展自己相结合，坚持走自己的路。同当代中国文学相比，我们少数民族作家更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广泛地学习和借鉴汉族作家以及外国作家的观念、方法和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技巧、手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学习别人，是为了更好地丰富、充实和提高本民族的文学，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和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满天星斗，各有各的轨道，各发各的光彩。挤到一起，反而彼此都不能独放异彩。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在这文学变革的大潮中，少数民族作家更应当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认识自己的民族，发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从而沿着自己的道路一步步攀上时代的文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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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鲁迅研究的新趋向
汪晖
近年来鲁迅研究在观念、方法、研究格局上都有新的拓展，显示出研究者强烈的当代意识和历史感，体现了他们力图从新的时代高度和宽阔的文化背景上描绘鲁迅这一世界巨人的明确意向。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变革要求与中国封建主义传统的冲突这一角度，重新思考和审视鲁迅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和文学创作的思想意义，这是近年鲁迅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趋向。研究者们不再拘囿于对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限的探索，而把目光更多地倾注于鲁迅思想的内涵和一贯性，进而指出鲁迅的思想体系是“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王得后：《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大量的论著从“立人”、“改造国民性”的角度认识鲁迅的思想意义，实际上体现了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历史课题的沉思：如何驱除封建传统在当代生活中的阴影，如何建立一种适合于现代生活的现代文化，如何帮助中国人从各种封建主义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正是以这种历史沉思为背景，研究者不满足于那种仅仅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来诠释鲁迅小说的格局。如王富仁的《〈呐喊〉〈彷徨〉综论》一文认为，鲁迅的《呐喊》《彷徨》的思想价值主要不是鲁迅对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而是与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尖锐对立的现代中国的新的意识观念。并以此为基点对《呐喊》、《彷徨》的本体意义、意识本质、创作方法、艺术特征重新做了综合性的探讨。
对鲁迅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的研究，一方面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研究者对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与命运的关注。在这些研究中，有人提出：鲁迅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大交汇过程中获得现代意义上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他批判封建传统，却又深感自身并未斩断与这一传统的联系；他对真理的追求不仅仅表现为从一种信仰向另一种信仰的递增，而且表现为从一种困惑向另一种困惑的深化。从对作家的社会批判的认识到对作家自身文化心理的认识，这是鲁迅研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鲁迅研究在新观念、新方法的探讨中，尽管这些尝试的成果本身仍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验证，但它们毕竟打破了鲁迅研究方法上的单调，开拓了思维空间。例如，吕俊华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一文，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重新认识阿Q精神胜利法的内涵，论著选择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生物学等各种角度，对阿Q精神的六种属性进行了较为开阔的论述；林兴宅则采取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阿Q的性格系统。相比较而言，从文学形式，如文体学、修辞学等角度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探讨的文章似乎不多或很少。
新时期以来鲁迅传记的写作空前繁荣，分别出版了曾庆瑞的《鲁迅评传》、吴中杰的《鲁迅传略》、林志浩的《鲁迅传》、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彭定安的《鲁迅评传》、朱正的《鲁迅传略》（修定本）、陈漱渝的《民族魂》等。这些传记或文采飞扬，富于文学性；或质朴简约，以考实见长；或鞭辟入里，对作品有深入的分析。但人们仍然期望着在文化背景的丰富性和鲁迅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方面有进一步探索的《鲁迅传》出现。唐弢先生正在撰写一本新的《鲁迅传》，从写出部分看，该书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探索是其重要特色。
从目前的鲁迅研究现状看，大致还有两种趋向：一方面是研究领域本身仍在拓宽，研究成果愈趋翔实，近年出版和发表的大量论著或开拓了新的课题，或使已有的成果得到更丰富的论证。例如童炽昌的《鲁迅思想方法漫谈》、杜一白的《鲁迅思想论纲》中的有些专论是以前没有或很少涉及的课题。倪墨炎的《鲁迅后期思想研究》则是多年来第一部专门研究鲁迅后期思想的专书；刘再复、张颂南、孙昌熙等分别撰写了论述鲁迅美学和文艺思想的专书，在规模和论证的丰富性上是前所未有的；王瑶、林非、张仲甫、王荣初、郑择魁、陈平原等分别发表了论述《故事新编》的专著和专论，对作品的“油滑”等问题的研究显然超过了以前。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则注意从更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运用新的观念与方法对鲁迅研究的一些古老的而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展开论述。前几年引入的比较文学方法已初见成果，象王富仁关于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系列文章、钱理群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系列文章均获好评。而现在的研究者则更注重从东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上勾勒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用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方法重新认识鲁迅；一直未受到重视的艺术形式的研究也将在鲁迅研究中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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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制文学研讨会在皖举行
金秋10月，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甘肃、四川、安徽等省、市的法制文学作家、编辑一百余人，在安徽省安庆市举行了中国法制文学研讨会，讨论当前法制文学创作的得失和发展等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文坛上，法制文学这朵奇异的新花蓬勃开放，法制文学刊物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许多报纸和文学期刊上也经常刊载法制文学作品。几家法制文学的销行数已达三百余万。
参加研讨会的同志认为，当代的法制文学应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既有深刻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又有生动优美的审美享受的精神食粮，它用文学的形式宣传法制，用法制的内容丰富文学，使读者既受到法制教育，又得到文学欣赏。一些优秀的法制文学作品获得不同年龄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的欢迎。历年在各种文学评奖中，不少这类作品获奖。特别是专为法制文学设立的《金盾》文学奖，《剑与盾》文学奖、《蓝盾》文学奖，鼓励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与业余作者专为法制主题写作的积极性。广大读者喜爱法制文学作品，正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法制和法制文学的迫切需求，也是法制文学得以发展的有力后盾。
与会者认为，当前的法制文学创作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甚至比较严重的缺点。有的是由于作者不熟悉法律，不深谙文学，因而作品粗拙，偏重于情节的描写，忽视人物性格的刻划。也有的着意于描写犯罪分子作案的种种具体细节和公安人员侦破案件的具体手段，其社会效果就不会好。法制文学需要不断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
这次研讨会，是由《啄木鸟》、《中国法制文学》、《剑与盾》、《蓝盾》、《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联合召开的。著名作家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宾雁、李振军、曹海波、袁鹰、陈登科、王若望、张锲、叶楠、孙继怀等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于浩成作了书面发言。
（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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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阴阳大裂变》〔报告文学〕
作者苏晓康 载《中国作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作品展现了这样一幅社会画面：一九八一年，强调感情为唯一标准的离婚法律颁布之后，中国出现了继一九五○年以后的第二个离婚高峰期。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恒定、平静的婚姻生活，出现了骚动，裂变，离异。
然而，这场阴阳大裂变注定要与传统的道德观发生剧烈的冲撞，“陈世美”、“秦香莲”的幽灵至今仍左右着人们对婚姻是非的判断。于是，裂变产生的痛苦正在从各个角落里泛滥出来……作品不讳言现代离婚浪潮中所夹带的污泥浊水；但它更充分肯定了婚姻观念的变革，是对人们无视感情价值的传统观念的惩罚，是对宗法家庭观念的冲击，是整个思想解放潮流的一部分。
作品通过大量的材料大胆地论及离婚这一敏感的社会问题，论证广泛，分析深刻，引人深思。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