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难忘的“雾季戏剧”
——忆抗战期间重庆戏剧运动
刘厚生
凡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居留过的戏剧工作者和广大观众，谁能忘记那热气腾腾的雾季演出！天上有敌机来轰炸，地上有国民党顽固派的捣乱；远处有前线的枪炮声，近处有扶摇直上飞涨的物价。形势险峻，生活艰难。然而，演戏的斗志昂扬，看戏的热情如沸。一个好戏又是一个好戏，一场斗争连着一场斗争。在那难忘的日子里，出了多少优秀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舞美设计家，又积累了多么丰富而深刻的经验。
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戏剧运动，除重庆外，桂林、昆明、成都、西安、贵阳以至于东南闽赣一隅，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几个抗敌演剧队更是深入到许多县城、前线，戏剧种子到处生根、开花，戏剧的局面是相当广阔而活跃的。但是，重庆显然处于中心的地位：重要的剧团和知名的戏剧家大多数集中在重庆，许多优秀的剧作都在重庆首演，不少精彩的演出也在这里诞生。更重要的是，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以至于上海孤岛的戏剧战线的总领导——我们党的南方局就在重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就在这里领导着广大戏剧工作者开创了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
重庆的戏剧（这里指的主要是话剧，也包括歌剧、儿童剧）活动，从1937年开始的三年可称之为前期。所谓“雾季戏剧”的高潮，一般认为应该从1941年秋到1942年春那一个雾季算起，其后三个雾季加上1946年可以称为后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前期上演的剧目约有一百出上下；后期则在一百五十出以上。当然，单单数量多并不能说明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据我的回忆，在前后两期八年多的时间中，群众欢迎、内行欣服的上乘佳作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几。比如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北京人》，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陈白尘的《升官图》，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老舍、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等；再加上许多优秀的外国名剧的演出……完全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四面八方，千岩竞秀，花雨缤纷，观众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在二百多出戏中，真正在政治上有错误的，或比较幼稚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作品，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是进步的、战斗的。艺术上当然参差不齐，但那些精彩之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个个都是响铛铛。象金山、赵丹、张瑞芳、项堃、耿震、白杨、舒绣文、魏鹤龄、石羽、蓝马、秦怡、吴茵、赵韫如、陶金、谢添、黄宗江、路曦、江村、施超、沈扬等等优秀演员的表演，至今还是令人难忘的。这一时期大量高水平的戏剧文学和舞台艺术，确实形成了三十年代上海戏剧繁荣之后的更大的一次繁荣。这一时期重庆大后方的戏剧和解放区的戏剧相配合，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它显示了党所领导的进步文艺运动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当时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也直接为解放后戏剧的繁荣发展准备了大批干部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回顾当年，有几个问题引起我的思索。
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重庆时期，虽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但戏剧运动的领导权从始至终一直是牢牢掌握我党手中，主流一直是健康的、进步的。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内行的。那时戏剧运动的司令部实际上是党的南方局，主帅是周恩来同志，前线指挥则是阳翰笙、夏衍、于伶等同志。他们对各剧团和广大戏剧工作者，并不要求每一出戏都要高喊口号，公式化概念化地为抗战和反对顽固派服务，也不要求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剧团坚决划清界线，决不参加，就是说，不“左”。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放松戏剧同抗战的联系，只演远离现实斗争、与抗战无关的东西，更没有放弃同国民党一些不民主做法的斗争，就是说，不右。那时的剧目，从直接反映抗战的到一些表面上与抗战无关，但在精神上却是相通的戏，都是鼓舞人们斗争意志，奋发有为的。形式、体裁、风格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异采缤纷的境界。那时戏剧界内部左中右的关系、进步戏剧界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真正体现了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统一战线方针。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蒋介石，准备禁演，剧团就改名《猴儿大王》，以巧妙的让步争取了上演权。但当右翼人物演出恶劣的《野玫瑰》时，我们就痛加挞伐，群起而攻之了。
正是由于党的正确而内行的领导，那时进步戏剧工作者对党真是衷心爱戴。曾家岩五十号（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是人们心向往之的灯塔。周恩来同志（他当时虽已不留胡子，大家背地里都还亲切地叫他“胡公”）和办事处中同戏剧界保持联系的张颖、陈舜瑶等同志是大家最知己的朋友。许多中间甚至原来偏右的戏剧家都日益向左转，靠拢党。戏剧工作者在党的指引下，虽然条件艰苦，仍然是紧密团结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就不可能出现这一时期戏剧的繁荣。
重庆时期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刻苦学习精神，是戏剧所以繁荣的第二个有力因素。一个队伍要打胜仗，没有高度的学习进取精神是不行的。抗战开始后，中国话剧的视野较之抗战以前大为开阔，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的观众如何培养？新的题材与主题如何开掘？创作和舞台艺术如何能有新的提高？等等。当时，由于没有电视，电影极少，文艺书籍印刷困难，印数寥寥。对戏剧来说，观众多，这是很有利的条件。但是也有不利的一面，战争环境的颠沛流离，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政治斗争的复杂尖锐，因而，戏剧工作者也很难把这些问题都顺利解决。回想起来，那时大家着力解决的，一方面是通过演剧团队和许多地方剧团以及大学生剧团，开展戏剧的普及运动；另一方面在重庆、桂林等大城市中，则是如何提高剧场艺术水平以争取观众，扩大影响的问题。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大家都迫切感到，为了提高，必须学习。我们这些老重庆都会想到，那时人们是怎样如饥似渴地争相学习党的《新华日报》和各种公开文件，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些优秀的专业书籍和刊物，都是在青年戏剧工作者中极为珍视、广泛流传的精神食粮。正是这种浓厚的学习气氛，这种在政治上和专业上的追求，才使得这几个雾季的演出能有如此丰硕的收获。
再一个问题是青年戏剧工作者的作用问题。抗战时期，上距进步话剧运动开始的二十年代不过十几年，戏剧界的领袖人物和重要戏剧家都在壮年。我大略想了一下，只有欧阳予倩、郭沫若、洪深三人是在抗战期间过的五十岁生日；田汉、夏衍、阳翰笙、于伶、陈白尘、熊佛西、马彦祥、张骏祥、曹禺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四十左右的“小中年”。宋之的、吴祖光等以及金山、赵丹、白杨、舒绣文等知名演员极少有超过三十岁的。经常代表党同戏剧界联系的张颖同志刚到重庆时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这些中青年戏剧家朝气蓬勃、一往无前地创造了如此红火的繁荣景象。当然，当时高年前辈很少，是客观事实，但大量青年作家、导演、演员和舞美设计家的涌现并得到前辈们的支持，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更是我们党的方针的体现。那时，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党的办事处经常邀请中青年戏剧工作者去曾家岩聚会，甚至不少刚出校门的学生也都能得到这种荣幸。每次相聚，青年们总会听到周恩来同志、董老以及其他同志的教导性的讲话和温暖的鼓励。每次从办事处出来，青年们都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党信任、教育和爱护青年，青年们也信任、尊重和热爱党。党群之间水乳交融。如果没有以先进的、进步的青年戏剧工作者为核心的广大青年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积极性，重庆时期戏剧的繁荣也是不能想象的。
抗战时期重庆繁荣的戏剧运动，经验极为丰富，当然也不是没有欠缺失误之处。这一时期的经验与教训，都有待总结。上面所谈，只是我觉得对今天戏剧活动特别有启示意义的三点，写出来抛砖引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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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晨窗之前说达夫
杨义
记不清是谁说的了，谈论一个历史人物最好处于不近不远的时间距离。太远了，会音影模糊；太近了，缺乏历史的沉淀，难免人事和情感的纠葛。郁达夫离开人世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在晨窗之前回忆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回忆这位在风雨之中哀呼奋行的“五四”文学巨匠，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时间距离了。1945年8月29日晚，他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失踪，9月17日遭日本宪兵杀害。他的海外蒙难成了震动中国文坛的要闻。与他同垒战斗过的郭沫若说：“郁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倘若他未遭横死，欣逢人民在血与火中胜利进军的时代，这位真情男儿或许会学鲁迅“刀丛觅诗”，或许会步闻一多“拍案而起”。但是他未能，他的一生只是一篇真切哀婉的诗史。
作为一个人，郁达夫是时代悲剧的主角。但是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他不失为觉醒的民族革故鼎新的英雄。1921年6月，在他的东京寓所宣告成立的创造社，给略显岑寂的“五四”新文坛带来了强大的活力。同年秋，他返沪接替郭沫若主编《创造季刊》创刊号，并梓行了他的第一部、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小说集《沉沦》。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它无情地轰击了封建礼教这座禁锢人性的巴士底监狱。它把一个弱国子民的七情六欲受压抑的情形公之于世，使小说以矫枉过正的方式突破了世代沿袭的儒教伦理禁区。它以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灵魂，呼出了渴慕祖国富强的声音，凄楚动人。以后郁达夫又写了《茫茫夜》、《茑萝行》等五十余篇小说，多带自叙传性质，对于我国封建史家多撰帝王将相家谱，鲜见作家真诚的自传这种偏枯情形而言，也是几无前人的壮举。他抒写了“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穷困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烦恼，录下了某种在社会上寻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知识青年的“心史”，诅咒弄权的要人和弄钱的富人，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等作品中对同受压迫的“神圣劳工”寄予难能可贵的深挚同情。郁达夫小说虽然带有时代病态，但总能以真情动人，哀苦中不失天真，沉沦中也含憧憬，随意着墨处自有逼人的才气。中国小说的名家巨匠可谓多矣，但我们能从其作品中窥见活生生的作家本人的，郁达夫要算屈指可数的几人之一。尽管他告诫我们，不要简单地把他的小说当《五柳先生传》来读，但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他悲戚的面容，看到他那颗在地狱的烈焰中备受煎熬的痉挛颤动的心。甚至我们觉得他还穿着香港布“洋”服，和癞头上戴着毡帽的阿Q、曲尺形柜台外穿破旧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拄着下端开裂的长竹竿的祥林嫂一道，行走到曲曲折折的文学长廊上。他的小说不愧是“五四”时期最强烈的个性解放的宣言书。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可是说实在的，他那支自由脱俗且富有情韵的笔更适于写散文和诗。他的小说也是“散文的”、“诗的”，宛若一首首抑扬顿挫的独奏曲或回肠荡气的咏叹调。“五四”时代是短篇小说的世界，郁达夫以其真率和才情，足以风靡一时，成为受众多文学青年师法的名家，鲁迅之外无出于郁达夫之右者。他推进小说散文化和诗化，对于革新以故事情节作为主干的古典小说而言，是功垂竹帛的。三十年代是长篇小说的世界，郁达夫式缺乏建筑学般结构的小说不仅情调有亏，而且份量不足了。可贵的是，郁达夫能够“因性以练才”，转而多写小品随笔，他三十年代记游抒怀散文的名气颇有压倒小说之势。他以清婉淡远的文字，写尽了我国以浙闽为中心的东南半壁的湖山景致，幽静灵秀的奇岩飞瀑，岑寂淡漠的江畔农舍，粘上感伤旅人衣衫的迷蒙月色，唤回陶醉于溪涧的游子灵魂的清脆鹰鸣。一部《屐痕处处》，流动着古代文人山水画的笔情墨韵，表现出对自然美的卓越的感受和描摹能力。《钓台的春昼》即便与古典散文名篇相比，也毫不逊色，富春江、子陵祠的山光水色，写来意境深邃；抨击时事，愤激处不失潇洒。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感到人与恶浊社会的疏离，不时透出世纪末的风味；但在他的散文中，我们感到了人与清新的自然的融洽，绝无世纪末人与自然对立的病态，颇有一点早期浪漫主义“皈依自然”的情致。
“与其称他作小说家，还不如称他作诗人的好”，郁达夫如此谈论《茵梦湖》的作者施托姆。其实，郁达夫本人的小说有诗，散文是诗，他自称旧诗于他“性情最适宜”。“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这是作家的自述。“他的旧诗词比他的新小说更好。”这是一代诗豪郭沫若对他的论定。郁达夫的文学生涯，以旧体诗起步，又以旧体诗绝笔。他对旧体诗造诣很深，平生所好是李白的飘逸，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的“晚唐风度”，吴梅村的沉著深婉，龚自珍的清奇通脱，尤其是黄仲则的沉痛辛酸。他所遗旧体诗词四百余首，为时代、尤其是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清丽凄婉，韵味醰然。《自述诗》、《毁家诗纪》、《乱离杂诗》均可作为自传性的诗史来读，而且要理解郁达夫的人是不可不读的。现代文学名人的旧体诗成就，鲁迅而外，郁达夫是值得注意的一人。这就难怪，尽管郁达夫留日期间读过俄德英日法的小说一千部左右，是早期作家读外国作品最多的一人，但他的作品依然令人感到愈来愈浓的民族气质。中外文学的双重深厚的修养，玉成了郁达夫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不朽业绩。
郁达夫不折不扣地属于“五四”时代。当三十年代社会思潮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之时，他有所徘徊。他曾经列名为“左联”的发起人，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又举家移居杭州，象中古名士一般寄情山水。这种思想情调在抗日战争中获得血与火的淬砺，大为改变了。他于1938年底携眷赴南洋，从事海外抗日文化工作。他写了大量战斗性的政论、文评和杂感，严正开朗，正义之气和爱国之情萦绕笔端，早期文学中的感伤情调和中年行事中的名士作派已经荡然如洗了。新加坡沦陷后，他曾在苏门答腊与日本宪兵部苦心周旋，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印尼群众和华侨。不幸因民族败类告密，在人民欢庆抗战胜利之秋，在离祖国千里之遥的岛国荒野上祭了法西斯分子最后一挥的屠刀。他以血铸成了慷慨苍凉的绝唱：“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他以血凝成了一个维系着民族命运的希望：“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
一代俊才郁达夫无踪无影地倒在烟波浩淼的海天之间已经四十年了。他在东瀛拉开文学历程的帷幕，在南洋闭上人生历程的帷幕。他是带着中国人高贵的血和苦味的泪走向世界，在碧海苍天之间谱写人格与文章的，他的真诚和才华将与碧海苍天长存。眼前一窗晨色，也是饱尝故都秋味的郁达夫所憧憬的吧，但他历尽坎坷之后，慷慨地把它留下了。不珍惜这窗前晨色，我们是愧谈达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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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战场内外活生生的群像
——读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冬天》
项小米
马云鹏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冬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从创作态度到主题内容都十分严肃的作品。它从辽沈战役后蒋介石由锦州飞临北平写起，庄严、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这场揭开平津战役序幕的气吞山河的战争。就从全景角度描写战争方面来说，这部作品比过去一些军事题材小说无疑前进了一步。作者不断变换着镜头的焦点，远至扬尘千里的战场上滚滚前行的炮队、嘶鸣的战马、集结在冰河边的部队，近至决战前夕那紧张的一握拳、一颦眉，上至西柏坡山村、南京官邸中双方最高统帅的决策和行动，下至夜里常常会尿床的英雄司号员及代表了下层士兵悲惨命运的敌军司机……无不被作者摄入镜头之中。小说场面虽大，人物也多，但读起来并不感到杂乱，这与作者善于组织素材有关。小说以战争为经线，以几组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纬线，通过战争将众多人物的身世、关系、心理、行动以及他们的命运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同时，又设置下种种悬念，引起读者追索结局的兴趣。这种多角度的全景描写，加上其朴实、凝重的风格，使整部小说具有一种再现那场战争的庄严气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塑造了战场内外活生生的一组群像。那个年轻沉稳、忍受着妻子被疑为特务的苦恼而全心全意指挥战役的我军军长寇凤山，那个任何艰险困苦都难不倒、当了十年老兵、对党忠心耿耿却始终未敢提出入党要求的抗老八，那个对敌人如猛虎下山、对同志有似水柔情、领导着一团勇士却连恋爱都不知怎么谈法的团长铁光子，以及那个只盼战争结束与家人团聚，最后妻子、女儿连同自己都惨死在反动军队之中的敌司机辛贵才，都是个性十分鲜明、令人读之难忘的人物。作品中对我军各级指挥员以及敌我双方士兵形象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小说对于国民党军将领形象的塑造，这其中又以傅作义、郭景云形象的塑造最为出色。
傅作义的形象塑造得是有特色的。作品写他在军事、政治上都颇具才能，尤以其谨慎、精明更为人所不及。他深知蒋介石不会真心依靠象他这样一个非嫡系的人，但从权益考虑两人又分不开。因此，他一方面利用蒋的权力，抓住蒋兵败东北寄希望于华北的机会，竭力为自己争权、争兵、争武器；另一方面，他又处处设防，谨言慎行，凡涉及军机大事，他总先是缄口静听，有想法也“绝不讲在蒋介石前头”，但一开口，那柔韧中所含的坚执，往往使蒋介石暗暗吃惊。作为军人，他勇敢、坚毅、杀伐决断；作为政治家，他清醒、谨慎、工于心计。如果说写傅作义这样一个人物温文尔雅、谨慎精细的特点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要写好土包子出身、以杀人为职业的军长郭景云，难度则要大得多了。这种人很容易被写成那种暴戾愚蠢的军阀式的人物，然而作者不但很好地表现了郭景云粗、直、鲁的一面，也很好地刻画了他细、曲、秀的一面。这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虽粗犷鲁莽，但决不是有勇无谋的武夫。在察绥军的命运和对蒋的态度上，他始终是清醒的；他仇视共产党，但也决不相信蒋介石。在郭景云的性格塑造上，有两个精采的情节，一是郭景云的娶亲：他因貌丑曾惊昏了一位姑娘，而“发誓打一辈子光棍”，终于积德似地收留了一对孤儿寡母后，又竭诚地尽着丈夫与养父的责任。这充分地显露了他性格中善与秀的一面。二是郭景云的死：他在冲动后很快冷静下来，忍痛舍弃了营救妻、子的打算，从而使我军未能实现引郭移兵的设想。郭景云陷入重围后，令人抬了大红棺材放到街上，前立“郭景云之灵枢”的牌位，表示了决一死战的决心。小说并没有按“顽抗到底”的公式化结果为郭景云草草送终，而是徐缓沉重地一笔笔写来。作品写他对狗，对临阵脱逃者，对自己的司机的态度，使他那愚忠之外简直带有一股悲凉的古壮士遗风。他只因所效忠的阶级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自己的悲剧命运也就在劫难逃。
《最后一个冬天》的作者在表现国民党军营垒的人物性格方面显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他的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他不仅写了饕餮野兽般的恶棍如史冲、辛广运，也写了那支军队中较优秀的人物如傅作义、郭景云。他们的命运是受时代的命运所制约的，这样的军队是注定要灭亡的，任何哪怕再优秀的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小说中那股敌人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我们大步走向新生的强烈的时代气息，始终感染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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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四世同堂》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中国电视家协会、电视艺术理论学会（筹）、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于8月22日至27日在京召开电视剧《四世同堂》学术讨论会。邀请了研究老舍的专家，评论界、新闻界有关人士以及部分编、导、演四十多人参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与会者各抒己见，称赞北京电视制片厂等有关部门以及编、导把《四世同堂》搬上屏幕，打破了三十多年来对这部小说冷落的局面，这是有胆识、有魄力的。由于电视剧的影响，从而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老舍这部巨著在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中有独特的贡献，应重新估价它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与会者认为这部电视连续剧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原著好，二是改编好，三是演员好，一台好戏，相当可观。认为改编基本忠于原著，通过屏幕形象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小说丰富的内涵；尤其把老舍笔下小羊圈的小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全剧语言讲究，京味浓郁，保留了老舍语言的特色，体现出老舍的创作风格。大家提出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不足之处：如后面几集从瑞全回来后，改编者意图正面表现党的领导，突出地下斗争的作用，从而对钱默吟、高弟等人物拔高，显得前后风格不统一。
这部电视连续剧对今后改编优秀名著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它说明改编者不仅要吃透原著，还要了解作家的其他著作和创作风格，改编时要扬长避短。（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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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在京召开理事代表会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全国理事代表会近期在京召开。开幕前夕，学会收到了胡启立同志的祝贺。
舞美学会是全国大型学术团体之一。全国已有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地方性学会。学会最近已被邀请参加国际舞台美术中心。
在会上，大家就当前戏剧状况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认为近几年来，舞台美术创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在观念上，在美学原则上，在形式和表现手段上，都在我国舞台美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和创新。
理事代表会选举薛殿杰为新会长，老舞台美术家孙浩然、陈永倞被聘为名誉会长。（蔡体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