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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体制改革的全面配套和总体规划
郭树清 刘吉瑞 邱树芳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做到经济活而不乱，改革既快又稳，需要大力加强对改革措施全面配套和总体规划问题的研究。
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经济体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整体，其内部各方面各环节互相依赖互相贯通，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任何经济体制都有其独特的相互适应的宏观机制和微观机制。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势必要求全面配套。我们经常说，搞活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企业是各种经济关系的集合体，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涉及到全部经济领域的体制。没有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不管如何变动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都不能达到搞活企业的目的。
不仅整体的改革要求全面配套，而且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方面的改革本身也只有通过全面改革才能实现。例如价格体制，事实上就是从一个侧面来看的整个经济体制，因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价格。价格体系的调整和价格体制的改革，涉及到计划、物资、税收、利润分配、信贷乃至外贸外汇体制。因此，要真正改革价格体制就必须改革整个经济体制。其他每一部分、每一方面也都是这样。由此可见，改革若不全面配套，就不能使旧体制得到根本改造，也不能使新体制得以确立和巩固。
新旧模式的转轨无疑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所谓过渡，自然是两种体制因素并存。强调改革配套的直接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转轨时期过渡体制难免出现的各种摩擦和冲突。传统体制在生产领域实行指令性计划，在流通、分配、消费领域也实行与之相适应的直接控制办法，它的内部是统一的。改革传统体制显然不能分块逐一解决问题，例如不能设想在生产领域取消指令性计划而在流通分配领域仍保留直接控制。如果这样，就会造成两种体制的冲突和经济生活的混乱。
经济体制内部各方面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但是各方面、各部分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却不尽相同。全面改革，应当首先抓住最基本的经济关系，逐步展开，引向深入。如果不管轻重缓急，齐头并进或颠倒顺序，那么只能导致力量分散、步伐紊乱，甚至陷入困境。事实上，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都不允许我们一次解决全部问题，只能有轻有重，有先有后，经过依次相联的几个阶段，逐步达到目标模式。因此，所谓全面配套的改革，并不是一步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抓住重点方面，同时安排其他紧密相关方面的改革，并在其他联系不太紧密的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调整或采取预防性措施。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转轨时期新旧体制较为平稳地转换。因此，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是：率先进行改革的方面要有各方面的条件保证改革的实现和巩固，需要改革但暂时不能改革的方面要有各种措施使其不产生大的消极作用。每一阶段的改革都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创造条件而不是设置障碍，每一阶段的改革都应自成一体。
经济体制不是孤立的，而是同许多非经济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直接制约经济体制的非经济因素，至少有行政管理体制、法律体制、干部制度和科技体制等等，还有许多间接制约因素。首先把经济体制作为改革重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也要考虑到其它直接相关的某些方面的重要影响作用，安排必要的同步改革。
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更为突出。我们同时面临着体制改革、产值翻番、对外开放、结构调整等战略任务，这些方面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在短期内又存在着矛盾。不分轻重、不分主次地同等对待这些战略任务，不仅分散力量，而且容易造成麻烦。改革体制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地迅速增长，但改革期间速度过快又会妨碍改革；只有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而不调整一下结构，改革事实上又无法起步；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形成开放型经济，但对外开放发展过猛同样会带来不利影响。总之，处理好上述一些战略关系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单项推进和局部试验的局限性
近几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农村改革要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城市改革要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使大中企业活而不乱，一切都有赖于全局上的配套改革。单项推进和局部试验是各国在改革中都采用过的方法，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也是必要的、有效的。但是从全面改革的角度看，单项推进和局部试验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单方面的行动势必受到其他方面的各种牵制。单项改革似乎风险很小，实际上却可能带来不少问题。因为单项改革往往不能从全局出发，保持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生活的统一和稳定。回顾这几年我们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可以看到其中相当一部分未能完全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引起了一些并非我们希望出现的反应。去年以来宏观经济发生某些失控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各项改革措施配套协调不够，对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采取的相应控制不够。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对某些确属理论分析暂时无法确定、没有较大把握的办法，应当先进行一些局部试验，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但要从试验中获得指导全国改革的认识，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些严重限制：（1）试点单位的改革是在全国体制基本未改的条件下进行的，其外部环境与全国改革时相比肯定不同；（2）试点单位有些自身特有的条件，与其他单位不同，它们一般都是发展较快、基础较好的，这非全国一般水平所能够相比；（3）试点单位往往得到各方面的优惠，这也使得其经验对全国失去普遍意义；（4）试点单位不具有整体的许多特点，例如宏观经济特点等等。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也不能简单照搬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中来。农村之所以能够先行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我国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等经济部门，农业的内部联系不很密切，经营分散，社会化程度低，独立性特别大。与之相比，全面改革的对象，内部联系十分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显然不能再一块一块地解决问题。农村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给各地以很大的自由，允许基层和群众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认识去选择形式、确定步伐。全面改革时如果也这样做，让各部门各地区按照自己的认识自行其是，就只能造成混乱，达不到改革的目的。最后，我们说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不是说已经最终完成，农村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同样要求整个经济体制的彻底改革。
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要高度重视改革的科学理论分析和实际调查研究，不应对单项改革和局部试验估计过高。近几年在与有关学者和专家的交流中，他们曾经反复强调这一点，这应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全面改革需要总体规划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为体制改革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但要把《决定》变为现实，使全面改革进一步深入和健康地发展，还必须制定并实施一个科学的总体规划。如果说在“扫清外围”的前一段改革中，总体规划还不很迫切，那么，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制定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研究设计全面改革的战略步骤和配套方案，需要组织全国优秀的经济学家、实际部门的专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技术专家等，采取有效的结合办法开展工作。应当指出，目前这方面的状况是不能适应改革的实际需要的。我们有许多机构或人员在研究改革问题，可是，一方面，由于各自的信息有限、视界狭窄，大家都在较低的水平上重复劳动；另一方面，由于单项方案交给部门去搞，难以跳出本部门的狭隘利益和传统习惯，使全局上的问题受到忽视。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总体规划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考察传统体制的运行机制；确定新体制的目标模式；划分改革的发展阶段，制定改革的战略步骤；设计实施方案，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拟就应变措施；起草经济法规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总体规划的重要意义，并不是主张要先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再开始改革的行动。为客观发展过程和主观认识过程所决定，我们的规划只能抓住最基本的联系，近则细，远则粗，一方面指导改革实践，另一方面从改革实践中汲取经验，不断丰富、充实和提高。要求一下子就拿出完善的理论、政策、方法和步骤是不可能的，但因此就否认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和认识的某种超前作用也是不可取的。即使是近期方案，不管我们如何努力，也总会存在不尽符合客观实际的地方，这就需要在改革实施过程中随时调整方案，矫正步伐。有些方面，很可能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最后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较为强大的经济学工作者队伍以及一大批熟悉各部门情况的实际专家，只要我们深入了解我国实际，认真总结国内外丰富的经验教训，我们就一定能够搞好科学的总体规划，避免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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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单纯的安置转向开发利用
晓亮
我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近几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统计，从1979年到1983年五年中，全国城镇共安置了四千万人就业，城镇的待业率已由1979年的6％下降到1983年2.3％。
过去，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是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安置待业者就业。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里，我们曾经采用过“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的办法，硬往企业里安排人，包括把一些企业不需要、或者不适合的人安排到企业，实际上是依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来多安置一些人就业。这些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不少单位机构庞大，人浮于事，都是与这种单纯的安置办法分不开的。这种现象当然不能认为是很好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是难以避免的。
现在，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应当从单纯的安置转向开发利用。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度紧张的就业矛盾缓和了，同时城市面临着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应有的位置。这当然不是说，今后安排就业的任务不严重了。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每年还会有五六百万城镇青年等待安置，且不说农村推行责任制以后还有大批过剩劳动力要找出路。为了给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解决好新形势下的劳动就业问题。但是，再象过去那样依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来安排就业总是不行了。
所谓开发利用，是对劳动资源说的。即我们既要扩大就业，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安排就业要服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劳动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并通过这种改革来调动人们学习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合理使用劳动力，较好地解决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等问题，充分挖掘劳动者的潜在力量。二是要改革教育制度，加强就业前和就业后的培训工作，开发劳动者的智力，使劳动者的素质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在新的形势下，对于达到劳动年龄的劳动者，也不宜再要求100％的就业了。特别是对于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人来说，能上学的最好继续上学，多接受一些教育。这样，从就业率看，似乎是下降了；但是，由于劳动者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提高了，最终必然会大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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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忻口战役
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晋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历时二十一天。参加作战的部队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这次战役是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朱德、卫立煌、黄绍竑副之）指挥实施的太原会战的中心战役。该战役创歼敌逾万的纪录，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在军事上相互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
10月初，日本军部正式向华北方面军发布攻取太原的命令。以坂垣征四郎统率第五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之大部为北路，沿同蒲线，越内长城直取太原，为主攻方向；以川岸文三郎率第二十师团之一部为东路，由石家庄沿正太线西进，策应第五师团，以实施两路分进合击太原之战略意图。
9月下旬，雁门关至平型关内长城线中国守军激战数日重创侵华日军后，于10月1日全线撤退。敌从茹越口突入，进占繁峙后，集结于代县附近，准备攻打忻口，攻取太原。忻口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地势险要，右托五台山，左依云中山，两山之间一片河谷。河谷中间矗立一数十米的土山，筑有半永久性的工事。中国军队在忻口集中八万兵力，计划乘敌立足未稳，将坂垣师团消灭于云中河谷。为确保山西要地，蒋介石令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从河北星夜驰援忻口，任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组织忻口会战。忻口方面作战的是第十八、第十四、第六、第七集团军，战区计划以三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至宁武山一线，依托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其部署：朱德率第十八集团军为右翼，在滹沱河东岸依托五台山组织防御，制止日军前进，并相机以主力挺进雁门关，威胁敌之左翼，形成包围日军之态势；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居中央，在代县至原平公路正面实施防御，抗击日军进攻；杨爱源率第六集团军为左翼，在同蒲路西侧组织防御，并准备以一部兵力挺进敌后，威胁敌右翼，与右翼军东西呼应；由傅作义率第七集团军为预备队，集结在忻县、定襄一带，相机行动。
10月1日，华北日军主力坂垣第五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第一、第二、第十五混成旅团与特种部队等共三万余人，沿代县至原平公路发起进攻，忻口战役序幕拉开。日军以正面进攻结合迂回，在猛烈的炮火、坦克和飞机支援下攻打崞县、原平。守军第十九军主力奋勇阻击直至白刃鏖战，坚守一周，战斗十分惨烈。驻守崞县西关独立第七旅马延守部一个团全部殉国，团长刘连相、石焕然在战斗中阵亡。崞县陷落。9日，敌又大举围攻原平。我一九六旅全体官兵与入城之敌浴血巷战三天，最后旅长姜玉贞率二百余仅存官兵退守城东北角，与敌苦战肉搏，于11日全部阵亡。日军占领原平后，以第十五混成旅团、堤支队等为右翼，第五师团主力为左翼，沿同蒲路左侧向忻口猛攻。是时，卫立煌率援军第十四集团军从平汉线到达忻口后，立即布署兵力，以刘茂恩指挥右翼兵团，以郝梦龄指挥中央兵团，以李默庵指挥左翼兵团。主力在忻口以北龙王堂、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展开。从10月13日起，激战开始。13日拂晓，敌以飞机、重炮、战车掩护步兵五千人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守军阵地被突破。守军以炮兵协同步兵作战，肉搏冲锋，顽强抗击。激战竟日，阵地终被收复。次日敌增兵，攻击愈烈，一开始即成胶着状态。15日，中路守军展开攻势行动，正面出击，阻止敌主力从南怀化突袭忻口的企图。在红沟西北、官村以南高地，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到前沿阵地奋勇督战，相继中弹，壮烈牺牲。师长李仙洲，旅长于镇河、董其武火线负伤。陈长捷接郝梦龄任中路前敌总指挥。敌我于南怀化、红沟谷地间往复拉锯战，阵地失而复得。敌主攻方向一直指向中路，不断从南怀化投入兵力，以期直贯忻口。敌对谷地冲击未能得逞，转而争夺官村以南高地。在二○四高地和横山阵地，两军反复争夺，数日间几易其手。到10月22日，进入南怀化之敌已三易联队。为突破僵局，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急调萱岛支队等增援忻口，并亲临督战，于24日再次发起猛攻。敌久攻不下，遂采用毒瓦斯、烧夷弹助攻，致使守军阵地一片火海。敌复以坑道攻击法逐步进逼。守军则向敌壕一侧掘进坑道或窄壕，实行对壕互轰，展开地下战。我守军官兵冒着烈火和毒气拚死战斗，双方损失严重，每日伤亡均以千计。如此对阵相抗达半月之久。在忻口正面顽强抗击的同时，八路军一方面将主力第一一五、一二○师深入敌军两翼及侧后，向灵丘、广灵、代县、崞县、雁门关敌后进军，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的后方，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切断敌人的补给和增援，进行战役配合；一方面用部分兵力直接袭扰敌人第一线攻击兵力，同友军密切战术协同。如10月19日夜，刘伯承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以一个营的兵力夜袭代县西南的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二十架，歼日军百余人。这一壮举，有力地削弱了敌空中攻击力量，援助了忻口友军正面作战。卫立煌在忻口会战后不久曾盛赞“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象阳明堡的烧毁敌人的大批飞机，截断平型关、雁门关，使敌人不能得到接济补充，对于忻口战争有极大的帮助”。
在忻口战场鏖战方酣时，沿平汉线南犯之日军于10月10日夺取石家庄后，以第二十师团之一部向娘子关进攻，以配合同蒲路方向之敌会攻太原。第二战区令黄绍竑指挥正太路防御战。这一线中国守军因防御阵地在敌空军、炮兵、步兵火力联合突击下接连失陷，从井陉、娘子关、平定、阳泉、寿阳一路溃退下来。10月底，日军逼近榆次。八路军总部率第一二九、一一五师主力于10月下旬由五台山进至正太线以南，多次进行伏击，屡挫日军锋芒。
10月底，忻口战场局势恶化。第十四集团军赶来晋北，连续冲杀，战斗力渐不能支。加之，晋东告急，太原告警，第二战区遂作出新的部署。此时，战区司令傅作义回太原组织城防，令杨爱源去晋南组织防御，卫立煌下令部队停止反击，请求增兵。11月2日夜，奉令撤离忻口阵地，向太原撤退。11月8日夜，太原城北为日军突入，经过激烈巷战，傅作义率守军二千余人向西山突围，太原失守。
这次会战虽然中国方面失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但是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从而消耗了大量敌军，争取了时间。这一战役破坏了日军的河北平原会战计划，使平汉线中国军队得以南撤。
太原失守后，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便基本结束，而由敌后游击战争支撑着华北的抗战局面。
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在当年撰写的《山西抗战回忆》一文中，曾高度评价了忻口战役的功绩。他说：“敌曾以全力猛攻忻口，遭受了忻口抗战部队的猛烈的袭击。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郝、刘两将军在前线同时作了壮烈的牺牲，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李俊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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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小型企业租赁经营理论与实践讨论会
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理论与实践讨论会于7月25日至29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围绕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所属十五家小型企业租赁经营的经验，对租赁经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
代表们认为，租赁经营是搞活企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益尝试。（一）租赁经营是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的具体实践；（二）租赁经营彻底地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三）租赁经营有效地解决了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四）租赁经营注意了经营者的利益，真正做到了责、权、利相结合；（五）租赁经营采用招标的办法，能够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六）租赁经营把法律手段引入经济活动中，使企业经营获得了法律保证。
与会代表还就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所试行的租赁经营的实质、对象和特点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关于租赁经营的实质。许多同志认为，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所试行的租赁经营，是把租赁和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租赁经营”成为一个整体，它是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营方式。有的同志则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经营制度。还有的同志认为，它是经营者租赁承包责任制。
关于租赁经营的对象。许多同志认为，租赁在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传统的“租赁”和现代的“租赁经营”。传统的租赁的对象只是“物”，即固定资产。现代的租赁经营的对象是企业，即整个企业系统，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所试行的是现代的租赁经营，因而不能用传统的租赁概念来解释，否则就会把现在充满活力的租赁经营套死。也有的同志认为，不管是租赁还是租赁经营，其对象只能是企业的固定资产，不能包括流动资金，更不能包括软资源。因为租赁物必须是具有长期使用仍可保持使用效能的物品，流动资金不具备这个特点，软资源必须依附硬资源才有使用价值。还有部分同志认为，沈阳汽车工业公司的租赁经营实质上只是将企业的经营权租给个人经营，租赁的对象只是企业的经营权。
关于租赁经营的特点。许多同志认为，沈阳汽车工业公司的租赁经营的特点是：①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变，并采取租金的形式参与分配；②建立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③承租者的收入是劳动报酬；④承租者的收入建立在“三兼顾”原则的基础上。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沈阳汽车工业公司的租赁经营，虽有不少有益的经验，但是，由于实践的时间不长，有些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还有不同的认识。所以对于租赁经营，在实践上还需继续试验，使它逐步完善；在理论上还需反复讨论，以便对它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宫莞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