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六年两千件
——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
新华社记者 邹爱国 张严平
六年两千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告诉记者：胡耀邦同志自1979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到今年7月的六年多时间里，共批阅人民来信两千多件。
六年多有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这就是说，胡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平均每天都要批阅一封人民来信。
记者在中央信访部门翻看了胡耀邦同志批阅过的一封封人民来信，在北京、天津、西安、锦州等地同一个个投信人以及有关人员作了交谈，从中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决策，凝聚着人民的智慧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拨乱反正、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新里程的起点。自那时以来的六年多时间里，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使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这一侧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决策来自群众，来自实际，是我们党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智慧的结果。
1984年10月，胡耀邦同志的案头放着二十多封河北省农民要求帮助买汽车、办交通的来信。这些来信反映了农民们对勤劳致富的道路越来越宽广的喜悦，也反映了他们在办交通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透过这些来信，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变革时期农村向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遏止的趋势。
胡耀邦同志读了这些来信后写的批语中，不但就怎样解决农民办交通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意见，而且深刻地指明了经济改革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所必须具有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写道：“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国营企业人员利用物资短缺情况搞囤积垄断，用高价敲诈勒索群众。一个是一批国营企业人员自己不会经营，利用国营招牌，排斥打击个体企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有关部门都要抓一抓。”
胡耀邦同志接着指出：“我们有些同志要注意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说话，要注意倾听非国家企业非国营人员的呼声。”
之后不久，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农民办交通的若干政策规定，农民办交通在各地兴盛起来。中央的这些规定，已经成为对内搞活经济的总的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去年，从中央到地方都为解决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一直在关注着把优秀知识分子吸收进党内来的问题，但是各地情况很不平衡，个别单位甚至出现过歧视、打击知识分子的怪事。这些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
1984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胡耀邦同志读到这封信后，在信的空白处写道：“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先是数次去《中国日报》社了解情况，帮助那里做好培养和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同时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知识分子入党的情况，总结经验。1984年秋季，全国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央组织部在会上向各地推荐了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五位党委负责同志的经验，这五位负责同志是：带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的山西雁北地委书记白兴华，为优秀知识分子入党排忧解难的山东嘉祥县委书记尹伯敏，被称为“知识分子贴心人”的天津市市政工程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孙焕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李璇，关心中小学教师入党问题的北京市崇文区委书记梁志华。会议提出要把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作为新时期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来抓。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在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进一步受到重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知识分子跨进了党的大门。
1983年5月，一封发自天津的群众来信向党中央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所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领导权，连单位的牌子都还是“革委会”……来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结束这个所的混乱局面。
看着这封来信和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同志在信上奋笔疾书：“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反官僚主义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整党已半年多，究竟下情如何？我们中央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总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胡耀邦同志的批语一针见血，对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工作，是一副清醒剂。这个研究所的问题在党中央的督促下得到了妥善解决，并且也推动了一批类似问题的解决。
命运，党与群众息息相通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对反映群众疾苦来信的处理，就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的这一宗旨。
1983年12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位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同志，反映我国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老人的困境。来信说，孙老这位受到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故事爷爷”，虽然早已退休，仍积极从事关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但由于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又比较差，给老人造成了许多不便与苦恼……
这位编剧出于对孙老的敬重和同情，给胡耀邦同志写了这封信。信发出后，她怀着希望，又有几分担心：“总书记那么忙，能过问这样具体的事情吗？”“然而”，她高兴地对记者说：“我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成为现实的是希望。”
这封信当天送到了胡耀邦同志办公室，第二天写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又退到了中央信访部门。同志们打开信件，只见上面写道：“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惜才之心，爱民之情，溢满纸背。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一一得到解决。今年元旦，老人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记者见到孙老时，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感慨地说：“旧社会，我是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在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她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湖南省溆浦县的群众中，流传着在胡耀邦同志的关心下，金佑生丢失三年的孩子又重新找到的故事。
1981年12月，溆浦县副食品公司营业员金佑生四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面玩耍时突然不见了。金佑生一家人悲痛万分，他们在报纸上、电台上刊登并广播了寻人启事，还跑到湖南、山东、河南、湖北、福建、河北、江苏、贵州、北京等省、市的二百多个县寻找，时间用去六百多天，行程达三万多里，可孩子仍然杳无音信。
1984年1月，胡耀邦同志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助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胡耀邦同志的随行人员。
“胡耀邦同志日理万机，能有时间过问我这个普通人的事吗？”金佑生忐忑不安。没想到，五天之后金佑生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来信询问他丢失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读着这封来信，金佑生一家人泪水扑簌簌往下掉。
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华武终于找到了！这喜人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胡耀邦同志高兴地说，信访部门“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象这样的来信，在六年的时间里胡耀邦同志处理过多少件？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说，太多了，无法统计……
办实事，共产党人的作风
由于一些单位的负责人的推诿作风，有些群众在来信中反映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于是群众接连不断地向上级机关反映。胡耀邦同志尖锐地指出，领导机关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妨碍了落实政策，影响了党群关系，贻误了党的中心工作。他提出，共产党人要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
1984年，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致信中央，反映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有人来北京上访三个星期，走了八个单位，竟无一处受理，不得不失望而归。
胡耀邦同志阅读了他们的来信，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陕西省西安市有个叫吴金狮的油漆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油漆花纹新工艺”和“无笔画”，受到专家们的重视。可是吴金狮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难，有关方面虽然过问了，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1984年底，他投书胡耀邦同志诉说苦衷。胡耀邦同志在他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这样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我们一些同志办具体事，往往不问是非曲直，而只是机械地根据某项规定，或去听从某几个人不正确的意见而拖着顶着不办，实在不好。”
一次又一次击中要害的分析，一回又一回深刻的教育，使我们很多干部的作风变得踏实起来，那种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作风正在得到改进。
1984年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反映他在锦州市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这一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胡耀邦同志的注意。他要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到锦州去看看，过问一下这件事。11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同志一起了解了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看望韩仲元时，韩仲元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回到北京，向胡耀邦同志报告了对韩仲元的安排情况，胡耀邦同志赞扬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信访部门的报告上，他又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秉公办事，敢于负责，一件一件落实，一抓到底。这就是胡耀邦同志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
信访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了解民意的窗口。六年来，胡耀邦同志在到基层考察的过程中，在旅途的飞机、火车上，在党的重要会议的空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都要挤出时间阅读群众来信。
胡耀邦同志曾这样说：“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阅读和处理人民来信，成了胡耀邦同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一封封来自基层的信件中，倾听着群众的呼声，了解着社会前进的脉搏。
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力量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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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整边改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北京矿务局在整党中坚决清退“小红包”
群众称赞说，领导这个头带得好，象个整党的样子
本报讯 记者翟启运报道：北京矿务局党员领导干部在整党中边整边改，认真纠正新的不正之风，带头清退“小红包”，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称赞。群众说，局领导这个头带得好，象个整党的样子。
去年底以来，北京矿务局一些局、矿领导和机关的一些主要职能处室、段队干部，出现了接受基层单位送来的“小红包”的现象。当初，局党委对这个问题“吃不准”，没有及时制止和清退。今年4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发出坚决纠正新的不正之风通知以后，矿务局党委立即组织全局党员进行了学习，使全局上下逐步认清了“小红包”是新形势下的不正之风，是一种行贿受贿的行为，它损害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严重影响了兄弟单位之间的正常协作，应该采取措施，坚决纠正。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局党委下发了清退“小红包”的通知后，许多群众和党员窃窃私语：退“小红包”，这就看领导的决心了，决心大就必须首先从自己身上查，从自己身上改，否则，光打雷不下雨，“小红包”不但退不了，反而会使群众对整党失去信心。群众的议论反映到局领导的耳朵里，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是发个通知交账了事，还是动真格的一清到底？局党委态度坚决，不说空话，不摆花架子，由局整党办和局纪委牵头成立了清退小组，进行这项工作，要求从局机关到矿领导都必须从自身做起，带头清退“小红包”。当时局机关正处在第一期整党的党员登记阶段，他们要求局机关的党员把清退“小红包”作为登记前的重点整改内容，决不允许一手拿“小红包”，一手搞登记。
局领导在清退“小红包”中做出了好样子。三名原局级领导干部共收“小红包”计六百元，他们带头执行党委决定，主动揭自己的底儿，把“小红包”退回了原单位。接受“小红包”的八个局机关处室，也主动一一作了清退。一些收了“小红包”的基层厂、矿领导干部，也先后退回了“小红包”。房山矿的十二名矿级领导干部，不仅清退了“小红包”，还在全矿党支部书记整党轮训班上，公开作了自我批评。在清退“小红包”中，一些厂、矿领导还对接受的实物进行了折价清退。化工厂领导把去年春节车间送的花生米、瓜子、食油等实物折价三十六元退还；大台矿领导干部把去年底基层单位送给他们的雨伞、皮鞋折款退回。
目前，北京矿务局清退“小红包”的工作已基本结束，共清退“小红包”一万六千七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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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略评“小红包”
石角
去年底，北京矿务局的一些局、矿两级领导干部和机关职能处室、段队干部，接受了基层单位送来的“小红包”。这种“小红包”，可称之为“上送小红包”。
另有一种“小红包”，是一个单位为感谢给予的协作送给兄弟单位领导干部的。这种“平送小红包”同“上送小红包”，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送者都是为小集体（本单位）着想，给上级或兄弟单位领导干部嘴上抹点油，以求今后办事方便，都带有行贿的味道；受者都是拿了不该拿的钱。因此，北京矿务局从领导干部做起，清退“小红包”，这是思想觉悟提高的表现，是整党的一个成果。
还有一种“小红包”，是单位负责人发给职工的。这种“下送小红包”，当年曾被一些同志认为是一条“先进的管理方法”。经过实践的检验，在职工中秘密发奖金，即送“小红包”，不仅引起职工之间互相猜疑，不利于职工的团结，而且还会发生经济不清、从中贪污受贿的问题。因此，有的部门今春就明确宣布，不准搞秘密发奖金、送“小红包”。这，报刊已作过报道。但有少数单位的领导人，就是不听招呼，我行我素。这种不守纪律的不正之风，应坚决纠正。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给他们晋级或发奖，完全可以公开，根本用不着秘密进行。也只有公开奖励，广大职工知道谁为什么得奖，才能自觉地向先进学习。采用送“小红包”的方式，给职工秘密发奖金，就多数负责人来说，是不相信大多数职工的表现，是调动不了大多数职工的积极性的。这，也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至于个别人有无别的动机，是值得注意的。
最后要申明一点的是，对“下送小红包”，用不着让职工退出，“下不为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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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发起人举行第三次会议
通过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章程
新华社香港9月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港委员，今天下午举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发起人第三次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章程。
会议由副主任委员包玉刚主持。二十二名在港委员出席了会议。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曾在8月20日举行的会议中讨论并初步通过了咨委会章程草稿。此后，李福善、李柱铭、谭惠珠、释觉光、黄丽松、刘皇发等委员就章程提出了书面意见，咨委会发起人也广泛听取了香港各界社团和人士的意见，并收到了二十份书面建议。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最后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章程》。
会议还就咨询委员会成员名额问题、各行业所占名额比例问题、咨委会成员产生办法及细则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规定了有关原则。
会议根据副主任委员包玉刚的提议，决定成立“成员名单筹划小组”，负责把名额分配、推荐、邀请等项工作具体化。会议委托黄丽松委员担任“成员名单筹划小组”主席，邝广杰、邬维庸、查良镛、谭耀宗、毛钧年委员为小组成员。
第四次发起人会议定于9月28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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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班牙首相离京赴西安访问
赵紫阳总理到国宾馆同贵宾话别
新华社北京九月八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上午到钓鱼台国宾馆同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及夫人话别。赵总理对冈萨雷斯说，通过首相阁下的这次访问，我们建立了初步的友谊。他说，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都有发展两国间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
赵总理说，首相阁下这次还带来一批企业家，他们与中国同行就扩大两国合作领域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中西两国要进一步发展经济贸易关系。
冈萨雷斯首相对他在北京期间受到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他说，他希望能在马德里接待赵紫阳总理。
话别后，冈萨雷斯首相和夫人在石油工业部长王涛的陪同下乘专机前往西安访问。
西班牙贵宾今天上午抵达西安后，直接乘车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参观后，冈萨雷斯首相题词称赞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兵马俑坑的发掘工作是令人钦佩的。中午，陕西省代省长张斌举行宴会欢迎冈萨雷斯和夫人一行。下午，贵宾们参观了大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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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即将开学
本报讯 记者晓渡报道：最高人民法院人事教育部门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已筹备就绪，将于本月16日开学。第一期招收的三万五千余名学员，将分别在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和铁路系统共三十个分校参加学习。
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参照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律专科课程设置的要求，结合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基础理论、宪法、中国司法制度、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国际私法、审判业务知识、写作基础知识、司法文书等十五门必修课程，以及中国法制史、国际公法、法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基本知识、刑事侦查学基本知识、逻辑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等六门选修课程。学制为三年，在职业余学习。
为搞好上述各门法律必修课程的教材编写和授课任务，该校从法院系统选调了一些高等法律院系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从事审判业务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又承担过讲学任务的干部，并聘请部分高等法律院系的教授和副教授，组织专门班子分别负责编写讲义，并担任授课任务。现在即将入学的第一批学员，都是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经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为保证教学质量打下了基础。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总校的校长是郑天翔，副校长是祝铭山、项华、单长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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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福利生产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大连召开
本报讯 记者沈纯报道：全国社会福利生产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于9月8日在大连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和七个计划单列市有关部门的代表。民政部长崔乃夫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将以福利生产改革为中心，总结交流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方向任务。目的是为了增强福利企业的活力，搞好民政经济，安置更多的残疾人就业，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近年来，国家对福利生产采取了进一步的保护扶持政策，同时，各地的福利企业在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福利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4年底，全国有城乡福利企业近一万四千个，职工人数达五十五万，创造产值二十八亿元，实现利润三亿一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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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仁夏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朝鲜驻华大使申仁夏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申仁夏和吴学谦先后在招待会上讲话。申仁夏说，目前，朝鲜人民正在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纲领性任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早日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吴学谦说，朝鲜政府关于北南对话和三方会谈的立场和建议充分显示了它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实现国家统一的真诚意愿。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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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仁会见突尼斯宗教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共和国穆夫蒂（伊斯兰教教法最高说明官）穆赫塔尔·萨拉米为首的突尼斯宗教代表团。
代表团是9月5日到达北京的。这是两国建交后突尼斯共和国穆夫蒂首次率团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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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拓彬宴请日本通商产业大臣村田敬次郎一行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今晚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国通商产业大臣村田敬次郎和夫人一行。
郑拓彬在祝酒时欢迎村田敬次郎大臣前来我国共同探讨进一步发展中日贸易的途径。村田敬次郎指出，中国的发展对亚太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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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位青年农民组织起法制宣传社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7日电 （通讯员杨家宁）河北省泊头市文庙镇滑庄村，有一个由青年农民组成的法制宣传社。
今年“五四”青年节，青年农民宫玉顺发起成立了法制宣传社，目前已有成员十九名。他们率先守法，作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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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政治活动家
王万得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台湾著名政治活动家、全国政协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顾问王万得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王万得同志是7月26日因病逝世的，终年八十二岁。
邓颖超、习仲勋、杨静仁和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台联、台盟总部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主持，平杰三、杨拯民、苏子蘅、林丽韫、李纯青、田富达、钱福星、林盛中、徐萌山以及王万得同志生前友好共二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王万得同志是台湾省台北市人，早年积极参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大革命时期曾回大陆参加活动。他1928年参加台湾共产党，1931年被选为台共书记。1949年从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后，他长期在台盟工作，为台湾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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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左权县委书记陈厚裕深入贫困山区调查研究，解决山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图为他（右）深入麻田乡云头底村和干部一起研究提高经济作物的产量问题。
新华社记者 池茂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