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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中年教师的责任
天津市第一中学教师 柏均和
我今年四十三岁，人们称这是黄金年龄。我们这些中年人承担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任。在迎接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年教师的责任。
我也是从青年时代走过来的。老校长的精心指导，同志们的热情支持，使我较快地成长起来。正当我准备向新的高峰攀登时，十年动乱开始了。由于我是袁世凯的孙女婿，便受到迫害。
1973年，我岳母赴美居住后，不少亲属也相继离去。我热爱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称号，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当时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教师无法教，学生无法学，我和许许多多同龄人一样，最宝贵的青年时代未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动乱的十年结束了，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我也进入中年。看到无数的青年学生努力学习，拚命弥补过去的损失，看到老年教师虽然焕发了青春，但毕竟年龄已大；青年教师尽管奋发努力，但由于缺乏经验，力不从心，我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位中年教师的责任。
我们首先必须加强学习，尽快适应现代化建设对教育的要求。从1978年以来，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国内外一些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与别人合写了七部数学教学参考书，发表了三十多篇数学教学论文，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自己。
为了科学地教学，必须研究教育科学。六年多来，我和我所在的天津一中的同志们，在韦力校长的带领下，把学科组建成为一个教学改革的实体，在探索数学课堂教学规律方面，在中学各科和数学教学各环节的同步改革与落实的可行性研究方面，在优等生智力潜能的开发方面，在教学手段现代化以及计算机辅助软件引入数学教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使青年教师尽快跟上来，形成合理的梯队，也是中年教师当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年来，我为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天津教育学院数学系应届毕业生，为天津市区和郊县的数学老师们，举办了多次中学数学教材教法及其改革的讲座。我也去新疆、河南、河北等地讲过学。我为自己能在培养和提高青年教师方面作出一点贡献而感到高兴。
最近，天津市长李瑞环召开中小学教师座谈会，我在会上建议：市里建立一所教育科学研究院，李市长当即给予肯定，说：“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赞成。”我还建议市里设立教育教学成果奖，奖励在教育教学中成绩突出的教师。李市长同其他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商议后，也很快表示同意。这一切都使我和我周围的教师们深受鼓舞。
我常常这样想：到了2000年，如果我能自豪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既没有虚度年华，也没有碌碌无为，而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那我将十分欣慰。（附图片）
上海教育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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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为了祖国的明天
——记西南农学院李隆术教授培养研究生的事迹
习农
1985年6月5日，李隆术教授培养的第十一位硕士研究生顺利通过了答辩。望着生气勃勃的弟子，他显得格外高兴。
1978年，李隆术教授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后，决心从培养研究生抓起，为发展我国的植保科学做出贡献。几年来，他付出艰辛的劳动，收到丰硕的果实。
几位“老”研究生报到来了，最大的三十九岁，最小的也有三十三岁。十年浩劫使许多中国科技人员空耗了十来年。李教授毫无保留地拿出一叠叠分门别类的文献卡片，一本本国外同行送给他的最新论著，详细地讲述着自己正在进行、准备进行的课题内容，研究路线及研究方法。他语重心长地对几位弟子说道：“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希望你们能担起承上启下的重任。”
李隆术教授十分注意因材施教。
研究生赵志模大学毕业后，曾在基层工作过十八年，有着坚实的基础和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考虑到“生物防治”这个研究方向需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和实践能力，李隆术教授指导他选定“生物防治”这个方向，要他既注重天敌类群的分类，也力求在生物防治的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并送他去参加全国有关的研讨班，让他参加“四川省天敌资源调查”这一课题的实践。
研究生李云瑞曾在科研部门工作过好几年，科研能力较强，英语基础较好，又能书善画。李隆术教授考虑到农螨的分类及区系研究在国内十分薄弱，甲螨的研究更是空白，就指导李云瑞向这一研究方向发展。1982年，李隆术以中国专家组副组长的身份，出席了在英国召开的“国际第六届蜱螨学术讨论会”。出国期间，他省吃俭用，以步当车，用节省的经费复印了几百篇珍贵的文献，为李云瑞开展这一研究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条件。
七十年代以来，数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不断向生物科学渗透，使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数学生态学两门新兴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李隆术教授指导研究生陈杰林、周新远各选择了其中一门作为研究方向，并创造条件，让他们出外进修，并亲自参加他们的试验、野外考察，随时掌握研究进展情况，使他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每个研究生沿着各自的研究方向勇敢攀登。李隆术教授发扬“人梯”精神，精心指导他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他放下从事多年的研究工作，一再推迟出版社的约稿，连看病也一拖再拖。只要研究生找上门，他总是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或答疑解难，或修改文章，或为试验设计而促膝长谈。
研究生们没有辜负李隆术教授的期望与教诲。他们拿出了优秀的毕业论文，并迅速成长为教学、科研的骨干。1983年夏，生物防治及螨类专家、日本北海道大学森樊须教授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后，感慨地说：“我看过不少国家的螨类研究，你们的工作做得比较突出，搞得很有生气。尤其是看到你们有这么一个强大梯队，我真羡慕。”
在研究生们眼里，李隆术教授既是一位严师，又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他的模范言行，使研究生们懂得了什么叫“为人师表”，什么叫“师生情谊”。
在李隆术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生们撰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和专著。当李隆术教授看到自己的名字署在前面时，他总是提笔删去，或勾划在后面，或放在题注中，或改为审阅。他多次对研究生说：“不要挂我的名字，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路也要靠你们自己去闯。”
1983年8月的一天，研究生周新远在宿舍为患癌症的母亲熬药时，李隆术教授和夫人看望他母亲来了，还送给二百元钱。周新远要去参加全国第二届种群动态学术讨论会了，李教授送他九个字：拜老师，交朋友，学经验。
李隆术教授的自我牺牲精神，激励着研究生们攀登科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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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教师世家”
在云南省富宁县里达区里达镇茅草坪村，有一个四代当教师、现有八人当教师的家庭，当地群众称之为“教师世家”。
这家第一代教师吴成喜，是民国初年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第二代叫吴建成，今年七十一岁，从1934年就开始担任乡村小学教师，是茅草坪村附近老少几代人的老师。
吴老先生不仅自己热爱教育工作，而且经常教育和鼓励子女们热爱教育工作，每当子女们为填报升学志愿而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总是鼓励子女们填报师范学校。因此他的三儿两女都当了教师。这就是第三代的吴远慈、吴远胜、吴远烈、吴远昌、吴远惠，以及吴远惠的爱人谭关富。这六人中除吴远慈病故外，三人是中学教师，两人是小学教师。他们个个都是所在学校的教学骨干。吴远胜、吴远烈还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出席过州、县召开的先进表彰大会。在老一辈的教育和熏陶下，“教师世家”的第四代也热爱教育工作，吴远胜的长子吴红友，次子吴德友从中师毕业后，分别担任了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去年3月，吴红友还被提拔为富宁县第一小学的副校长，他的爱人熊成武也是一位中学教师。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教师世家”的老小们都有许多感想。吴建成老先生写了一幅对联：“党恩浩荡，抹去尘垢，教师多光荣；四代为师，育人子弟，任重道更远。” 骆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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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李冬玲老师
安徽省宿松县坝头粮站 刘家坤
四十年前，我在合肥扬谷小学读书时，级任教师是李冬玲。她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披肩卷发，说起话来面带笑容，和蔼可亲。
我家那时很贫寒，我常辍学跟妈妈一起到合肥东乡大兴集、西乡刘集一带去贩卖鸡和鸡蛋，以维持生活。一天，李老师来到我家，对我妈妈说：“家坤这孩子念书很用功，不上学实在可惜！”
我妈妈说：“我家吃上顿没下顿，他爸爸又没有事做，不做点小生意，全家怎么糊口呢？”
李老师说：“那好吧，我到校长那里说说，把你家孩子的学费免了。你先让孩子上学，有什么困难以后再解决。”后来果然免去了我应交的费用，我继续上学了。李老师还买些铅笔、练习本给我用。
一到寒假，李老师就叫我到她家去，给我补习功课。这天下了一场大雪，我在院子里堆雪人，一玩半天。李老师看见了，说：“你怎么这样贪玩！”我连忙到她家温习功课：“中华！中华！你是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李老师听我在朗读课文，她笑了！整个寒假，我是在李老师家度过的。
最近我到省城开会，拜访了我尊敬的李老师。她年近古稀，已退休在家。见面后，她说：“我记得你那时念书很用功，作文经常评‘甲’等，我还在你的成绩单上写过：‘颇知用功，可喜’呢！”
四十年前的老师仍然不忘当年的学生，这该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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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嘱咐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王宝清
我最珍贵的，莫过于那两本日记本了。那是两位老师在我穿上军装时送给我的，扉页上有老师的教诲。
“我敬重军人，因为他是祖国的卫士。合肥的逍遥津之所以有人逍遥，金陵的莫愁湖之所以莫愁，北京安全岛之所以安全，都和军人有着重要的联系，我祝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这是我初中时代的班主任、现任扬州前杨小学校长的张连荣老师的临别赠言。他是扬州师专毕业生、当过生产队长。
“人的脚下有两条路：一条是成功之路；一条是失败之路。成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前奏。当你决定做个军人时，我愿你象颗珍珠。完整时，周身放射着美的光彩；粉碎时，不失光泽，并给人们做药。”这是我的理化教师周惠林留给我的话。周老师是个民办教师，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但是只要教学需要，他总显得那样慷慨。做化学试验缺少试剂，他就掏钱买。
在三年的军营生活中，我一直牢记着老师的赠言，并严格要求自己。在老山地区防御作战中，我荣立了三等功。这里面也有老师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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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老师教我写作文
许昌市学巷街小学教师 李荟
我在河南许昌市二中的三年学习生活中，教语文课的盛保锦老师对我的帮助和影响最大。至今我仍记得他教我写作文的情景。
那时候，我错误地认为文章写得越长越好。每次上作文课，我打完草稿，都要先估计一下在作文本上能誊写几页。如果页数少，我总要修修补补，拼凑够六页以上方罢手。盛老师很快发现了我的毛病，把我叫到办公室，当面批改我的文章。他一边讲解，一边毫不留情地用红笔将文中的冗词赘句划去，八页的作文竟被他划去了二分之一。批改完毕，他要我当面朗读删改后的文章，然后微笑着说：“对老师的批改，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我呢，有时是心悦诚服地点点头，有时则在个别词句的修改上跟他争论。遇到有疑义的句子，他总是反复认真地推敲。盛老师用他的行动使我明白了：文章的好坏与长短不成正比。
由于盛老师的鼓励和帮助，我的作文水平提高较快。后来，他推荐我参加市里举行的中学生作文比赛，当我取得好名次时，盛老师竟象孩子似地手舞足蹈起来。
盛老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使我深受教育。在一些人鄙薄教育工作，特别是轻视小学教师的时候，我毅然报考了地区师范学校，立志象盛老师那样，做一名为培育祖国下一代而呕心沥血的教育工作者。
任教十七年来，我的课堂教学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很感谢盛老师和其他教过我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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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爱教师这个职业
北京教育学院语文教研员 张永昌
我和我爱人，还有我的女儿，性格各不相同，兴趣、爱好也不一样，但是都热爱自己的职业——教师。
我在大学学的是经济，我爱人上的是音乐学院，我女儿是个高中毕业生。过去谁也没有想到当教师。
建国初期，领导上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当语文教师？我说：“试试吧！”就这样，我走上了教育岗位。过了一年，我爱人也从机关调到学校，改行当了教师，于是我们夫妻变成了同行。由于受到我们的影响，我女儿到边疆插队后，也愉快地走上了教育岗位。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夫妻和女儿教的还都是语文。
如果说一开始我们就十分安心工作，那不是实话，在我们的工作发生变化后，我们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然而，和学生们一接触，经过一段教学实践，我们对教师这一行便产生了感情；如今，我们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
热爱是成就事业的基础。唯有热爱才可能做出成绩。这是我多年的体会。由于我们都没学过语文专业，开始教学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和我爱人从1952年起，利用业余时间，上了三次学习语文专业的函授大学，前后算起来，学了十二年，有人开玩笑称我们是“老学生”。
我们对在边疆教学的女儿，总是在学习上、业务上给她以支持。我们在通信中，谈得最多的莫过于语文教学了。我女儿有时要上公开课，便向我们求援，这时我们夫妻便忙碌起来，审查女儿的讲稿，帮助她设计教学方案。如果得悉她在教学上有些进步，我们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在假期中，如果北京有什么学习机会，我们总是叫女儿回来参加，因为我们从自己长期教学实践中体会到，一个水平不高的教师，无论如何是难以很好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的。
作为语文教师，我们有自己的欢乐与痛苦。在语文教学改革的道路上，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偶有所得，便欣然忘食”。的确，没有什么比经过反复钻研而突然悟出一点道理更令人高兴的了。有一次，为了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我设计了一个新的教改方案，并动员我爱人和女儿一起试验。开始时，都碰了钉子，家庭的气氛，显得十分沉闷，我们的心情，也感到压抑。但是我们谁也没有灰心丧气。一个方案不行，再设计一个，满堂灌的教法终于被打破了，课堂活跃起来了，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了。这时在我们的家庭里，更充满了欢乐。
我们虽然年龄、学历不同，但总不忘记取长补短。我喜欢阅读政论性文章，我爱人和女儿则喜欢看文艺作品。由于工作需要，我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的时间较多，我爱人则长于语法、拼音，基础知识比较扎实，我女儿读的书少一些，但善于提出问题，引起大家思索。一遇见有什么教学研究活动，我们这个家庭，便活跃起来，各抒己见，各人把自己的拿手好戏奉献出来，家庭变成教研室，偶有争论，也乐趣无穷。
按教龄计算，我三十五年，我爱人三十四年，我女儿也已经十年。我们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培养出来的教师，也为数不少了。接待学生的来访，看学生的来信，是特别令人愉快的事。看到一批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成长起来，我们从精神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我们常常在一块说：如果一个人有第二次生命，问我们选择什么职业的话，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