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文学作品专页
伟大的时刻
杜宣
当四十年前，伟大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奉派到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部设在昆明的战略情报局去工作。这段历史，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44年夏天，党通过关系，决定我以民主教授身份，去与美军战略情报局的一位军官见面。据他说，同盟国军中印缅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曾多次要求蒋介石政府，提供我华东沿海敌我态势情报，盟军考虑要在华东沿海选择一个适当的登陆点，但蒋方对此并不积极，所提供的情报，同美军了解到的距离很大，甚至相反。譬如美军了解到华东沿海有一大片地区是新四军控制的，但蒋方情报却说成是沦陷区。当时条约规定，盟军在中国一切行动，必须通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不得直接和我方任何部队接洽。史迪威为了更快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早点结束这场战争，所以命令情报局设法和我方秘密接头。
我们向他们表示，我认识新四军方面的朋友，可以帮助到那边去，但由昆明去华东路途遥远，很大的一片地方是国民党统治的。我们中国人通过封锁线困难不大，美国人就不那么容易。为了保密与安全，他们派去的人沿途要听我安排，不能自由行动。这些他们都同意了。
经过很多天的苦思冥想，认为用完全秘密方式是难的，只有用半公开方式比较安全。正在这时，盟军首次轰炸日本本土，这次轰炸大队是由美国空军准将杜立特将军率领的，他的飞机飞回防地时，在天目山撞山，杜立特本人受伤。一得到这一消息，心情就忽然开朗了起来，我不禁暗暗地叫道：有了，有办法了。因为天目山基本上是在我军控制下的，只要能够到天目山，问题就解决了。
于是我向他们谈，利用杜立特将军在天目山撞山事件，美军可正式向蒋方提出，为了美空军袭击日本本土，鉴于杜立特飞机在天目山失事，美空军要在天目山设立气象站，蒋方没有理由不同意。这建议立即得到他们的赞同。
经过短期筹备，我们就用美军第十测候队的名义，从昆明出发了。无法预计的困难和危险，不断地在我们前进途中发生。我们出发时一共五架飞机，其中两架运输机用来乘人和装给养器材，其中三架战斗机用来护航。当时衡阳已经沦陷，我们于午夜飞渡衡阳上空时，敌机起来截击，高射炮向我猛烈射击，一架装给养的飞机，不幸被击落。我们由于有战斗机保护幸免于难。在江西遂川机场着陆后，改换汽车，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迂回辗转，和国民党部队多次明争暗斗。我们利用国民党的恐美心理，一方面理直气壮，另一方面又随机应变，克服重重阻碍，终于到达天目山和我部队取得了联系。就在这以后的一星期，昆明总部来电，命令我们立即撤回，并派专机在长汀机场等候我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到达目的地，为什么又命令我们撤回呢？我们百思不得一解。回到昆明后，才知道蒋介石一再抗议史迪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被迫调离史迪威，另派魏德迈继任他的职务。蒋方得悉我们到达天目山已与新四军联系，对美军总部提出抗议，因此不得不将我们撤了回来。这已是1945年5月了。
这时美军已不断对日军阵地进行轰炸，不时有美空军跳伞人员被我游击队救护的消息。我东江纵队曾救护几个美跳伞飞行员，美军中对此大加赞扬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仅是坚决抗日的队伍，而且是富有人道精神的队伍。由于这事的启示，我7月底特地去南宁，与广西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商议，我们负责救护在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区域内美跳伞空军，要美方给予通信器材和药品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带着这一方案，8月初同去昆明和美方商谈，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条件。
这时我住在美军昆明空军基地吴家坝，我住的营房是情报局下属的一个被称作G BT组织。8月9日这天夜晚，我正要上床睡觉，忽然听到大厅方面传来一阵阵嘈杂的人声。这儿，本来夜晚一向是很安静的，除了飞机不断起落的声音外，人声是很少的。当时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争吵或有人醉酒后胡闹，所以没有注意，还是准备上床。接着很多人跺地板，还交织一些大叫大喊的声音，但听不清是什么内容。这时我才感到必定是出了什么大事，马上向大厅走过去，看到厅门口，两个美国人抱在一起，口中大叫，“WAR IS OVER！”（战争结束了！）走进大厅一看，所有人都是同样叫着。并不象喝醉了酒，而是兴奋，而是狂喜。顿时，我摸不着头脑，心想难道真是战争结束了吗？日本投降了吗？这实在来得太突然了，真有点不敢相信。正在此时，外面开进了一辆吉普车，这里的负责人站在车上对着大家兴奋地大叫：“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他的话音一落，大家更加兴奋地相互拥抱，狂跳狂喊了起来。
我也想尽情地大喊，但我控制住了。踏着灯影走回宿舍，仰天躺在床上，激动得淌下了泪水。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重复地默念着：“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战争结束了！”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经受的巨大喜悦啊！
我想到我国亿万人民从此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烧杀掳掠了，我们从此结束了八年来的颠沛流离的苦难，可以同被分离的亲人们重新团聚了。我们将擦干身上的血迹，在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的我们神圣的土地上重整家园。
1945年是伟大的一年，5月击败德国法西斯，8月迫使日本法西斯屈膝投降。人们将从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浩劫中认识到：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任何民族是不可欺侮的，历史必然要前进，这如同地球必然按照它的轨道运行一样。胜利必然属于全世界人民。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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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渡人
张少中
为去探望我的老师，我一大早就上了路。
自行车沿着平坦的机耕路奔驰，车轮辗过冻土发出“吱吱”的响声。昨夜一场大雪，将凸凹不平的大地填补得平平整整，大千世界呈现出玉洁冰晶的动人风采。从附近村落里不时传来清脆零乱的爆竹声。这是新年的余音，它告诉人们，旧岁刚去，新年伊始。我禁不住又想起了我的老师。这是他的第六十个春节了。去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自己已办理了退休手续，准备在故土度过余下的岁月，尽力为乡亲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生活的大墙往往能隔断人与人的联系，但却隔不断人的敬意和怀念。我和我的老师虽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但他那镌刻在我记忆底片上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常穿一身半新不旧的蓝布制服，两袖和胸前总是沾着斑驳的粉笔灰。有时我们提醒说：“老师，粉笔灰。”他总是不经意地笑笑：“没关系，粉笔灰干净，没病菌。”说时也会顺手拂几下，但结果却又增加了几条白道儿……
我记得，老师第一次给我上课，是那一年的初秋。那天，在一阵钟声的催促下，一位带眼镜的矮墩墩的老头，胳肢窝里夹着一大摞书，缓步走上黑板前的讲台。班长响亮地喊一声“起立”。同学们都迅即站了起来。老师扫了一眼全体同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待大家坐下后，便在黑板上写了个很大的“白”字。
“我姓‘白’，黑白的‘白’。刚调来这个学校。你们以后就喊我白老师好了。喊先生也行，听说你们这地方都是喊先生的。”在他讲话时，我却紧盯着那吊在鼻梁上的眼镜，真担心它会突然掉下来。看上去，先生很象我的外祖父，也有一撮花白胡子，说话时，胡子一翘一翘的，只是外祖父不戴眼镜……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老师突然问：“你们谁是过河来上学的？”同学们先是一愣，接着便有几个举起手，我也把手举了起来。
“请放下。”老师慈祥地笑着，说：“你们每天从河那岸到河这岸来上学，都是摆渡人把你们送过来的。我呢，也是个摆渡人。我是在知识的海洋上为你们摆渡。虽然我摆渡的本领不怎么好，但只要没大风浪，我会尽全力把你们送到知识海洋的那一边的……”老师的话，我们虽然不能全理解，但听起来非常有趣味。教室里出现了极少有的安静。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听完了白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
现在，天快晌午了，我又来到了清颍河渡口。
清颍河水缓缓地流着，如绢的波光，轻轻地掠过浅绿的水面，静静地，悄无声息。河对岸，漂泊着一只渡船。河畔，落叶的柳林掩映着炊烟袅袅的白莲村——我的老师就住在这个村上。
“摆——渡——喽！”我大声地喊着。清亮的声音越过宽阔的河面，飞向对岸，然后又被“弹”了回来。刚喊过第一声，我突然想起，这会儿，就是喊炸嗓门也是白搭，船工历来是不会为一个渡客摆个来回的，更何况今儿是大年初三。于是，我只好支起自行车，从挎包里掏出英语课本，背对着清颍河，大声念了起来：“……The road was separated by a stream……”*刚念了几句，河面上突然响起水声。我回首望去，啊——渡船已缓缓地向这边驶来了。阵阵桨声搅碎了河面的平静，也给我带来了无限欢欣。我仔细望去，摆渡人是个老头儿，看来身板还硬朗。他双臂交叉地操着双桨，不时撩起雪白的浪花。他双目平视，上身有节奏地前倾、后仰，前倾、后仰……我很感激，不禁对这个摆渡人生出了敬意！
但当渡船就要靠上石砌的码头的时候，我的心竟怔住了，大声喊道：“白老师，是您啊！”我万万没想到，这摆渡人就是我要去探望的白老师。我“嗖”地一声跳上船，忘情地抓住了老师的手，紧盯着老师额头上刀刻般的纹路和银丝似的白发，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哈哈，是晓章呀！”老师也认出了我。
“我是特意来看您的，白老师。”
“看我？那敢情好啊！上了大学还没忘记我这个摆渡人，难得哟！”
“摆渡人？”老师先前说自己是摆渡人，只不过是个比喻；现在怎么真的摆起了渡呢？
白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不等我开口便告诉我：这个渡口原是村上社员挨家轮流摆渡的。包产到户后，劳力紧张，社员们腾不出人手摆渡了。但行人总要过河呀，更主要的，村上的孩子每天都要到河对岸中心完小去上学。倘若没有个确定的摆渡人，会误了孩子们学业的。于是，他这个退休的“闲人”主动承担了摆渡的差使，用他的话说，“权当消遣”。其实，摆渡可不是个省力活计呢……
我将自行车搬上船，放稳妥，然后顺着船舷走到后舱，“老师，您歇会儿，我来摆。”
“等等，有几个孩子就要来了”。
“几个孩子？”我问，“来干什么？”
“听我辅导课外作业。这些农民的孩子，读书真艰难。有不少都是很聪明的，但因为责任制后劳力紧巴，家长们便令其退学了。这几个硬是我‘争取’来的呢。他们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我这渡船上消磨，所以，村上人说我这是
‘水上学校’呢！……看看，他们来了！”
可不是，我扭头向河堤上望去，那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小身影，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突然产生了几多感慨：这些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呀，然而，他们却放弃学业在大田里劳作。一旦黄金般的年华过去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读书之苦时，心里该作何感想呢？每一个当父辈的都要为孩子们多想想啊……
在我沉思遐想之际，小鸟般的孩子们一个个早“飞”到了船上，围着白老师，唧唧喳喳叫个不休。
“你们知道她是谁？”在孩子们叫嚷的间隙，白老师突然用嘴巴指指我说。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我，然后又看看白老师，那意思很明显：不认识。
“她就是我常给你们说起的晓章啊！”老师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的情感。
“啊，晓章？”孩子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眸子里充满钦慕：“了不起，大学生！”
“对了，我见过你！”一个翘鼻子女孩说。
“见过？”我莫名其妙。初中毕业后，我就随平反后复职的父母回到了县城，然后投身于高考的“竞技”场……几年来，我虽时时眷恋着清颍河，思念着我的老师，但却因种种原由，一次也没来成。这个翘鼻子姑娘在哪里见过我呢？
“没错儿，我是见过你！”翘鼻子女孩肯定地重复着，“白老师的影集上有你的照片。”
啊，原来如此。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也都说见过我，只是照片上的我胖得多。我也立即想起了白老师那本珍贵的影集。那是小学毕业前夕，有一天，老师拿出了一本封面已经发黄的影集，让我们看册内的一幅幅照片——飞机旁的空军驾驶员，戴博士帽的法国留学生，全身戎装的年轻军官，还有怀抱奖杯的体坛健将……这是老师几十年在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的成果。当时，我们一个个都瞪大了惊羡的眼睛，紧紧盯着照片上的一张张英气的面孔。突然，我兴奋而充满稚气地说：“老师，我一定学他们的样儿，争取当个文学家！”
“好啊，是得有这个雄心！”老师高兴了。
毕业时，老师把我的一张照片也缀在影集里——这是给我的最高奖赏和荣誉，更是对我寄寓着莫大的希望！
孩子们既已认出了我，就免不了对我品评、议论一番。那个翘鼻子女孩提议，让我给他们讲讲大学里的事。看来，孩子们对大学生活向往得很哟。我看看白老师，白老师也在看着我。满载着我们的渡船已经掉转了头，向河对面缓缓地行驶。我看着白老师安详、满足的表情，前倾后仰的身姿，眼前突然一亮，啊，我应该讲的是这位摆渡人的故事！于是，我从第一次见到“摆渡人”讲起，一直说到我的老师真的做了摆渡人，最后，我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告诉孩子们：“几十年来，这位摆渡人，在知识的海洋上，不畏寒冬炎暑，不惧恶风险浪，把一船船求知者准确地送到了知识的彼岸，而他，却过早的衰老了。如今他还在为他人摆渡呵……”
“你在讲我们的白老师啊！”孩子们嚷了起来。
“别听她瞎吹！”白老师嗔怪地看了我一眼，之后，更有力地操动起双桨。满载着我们的渡船，便平稳地、笔直地向着对岸驰去……
* 意为“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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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木雕〕 曹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