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荒原水畔战马鸣
——访东北抗联名将王明贵
新华社记者 李月柱 本报通讯员 张宝印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
每当人们唱起这支激昂悲壮的《露营之歌》，总要勾起对抗联战士的深深的怀念和敬仰。值此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奔赴当年抗联浴血奋战过的松花江畔，访问了身经百战的抗联名将王明贵。
原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曾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王明贵，1933年参加抗战，曾任抗日联军的师长。如今，他正利用晚年离休的时光，从事抗联史料的整理工作，目前已写出三十多篇回忆文章。当我们在他摆满图书资料的书房见到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将军时，他精神矍铄，体态健壮，谈吐清楚，仍保留着当年驰骋疆场的战斗雄风。他谦逊地告诉我们：“我只是个幸存者，孤悬敌后、英勇奋战十四年的东北各族军民组成的抗日大军，才是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功臣和英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各族人民的精诚奋斗，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我！”
他向我们介绍了东北抗日联军发展的历程。他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和她在东北的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勇敢地站起来，组织和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当时东北各阶层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民党爱国官兵、地方官吏与士绅，都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杀向抗日疆场。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带着迷信色彩的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等，也举起了抗日义旗，勇敢地同日本侵略军拚杀。他们阻击进犯的敌人，攻占城镇和据点，破坏日伪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使日本侵略军顾此失彼，惶惶不可终日。这些抗日义勇军，后来虽因种种历史的局限而遭瓦解，但东北人民没有屈服。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各地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武装。从1933年9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六个军相继成立，我党抗日名将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夏云杰等分别担任各军的领导，并以此为骨干，争取和团结各种抗日队伍共同抗战。人民革命军运用各种战略战术，打击敌人，粉碎了日伪军的“讨伐”，发展壮大了队伍，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老将军激动地说：“没有抗日义勇军和人民革命军，就没有东北抗日联军成立的基础。”
接着王明贵谈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和发展。他说，战斗在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响应党中央关于成立抗日联军、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积极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并于1936年2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先后把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队伍，改编成十一个军，以后又组成了三个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任总指挥。军中都设政治委员制度，各级都有党代会，连有党支部。从此，一支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勇敢忠诚的抗联队伍，神出鬼没地活跃在兴安岭上、长白山下、松花江畔。他们扒铁路，炸桥梁，攻据点，打得敌人狼狈不堪，终日不得安宁。人民群众喜庆抗联的成长壮大，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颂歌：
十大联军十万人，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
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
我们问：“听说抗联的艰苦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老将军听了，欣喜的脸色顿时收敛了。他撸起裤筒，指着膝盖的一处伤疤，重重地说：“这就是艰苦生活的见证！”说着他便叙述起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
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联军，成了日寇在东北的“心腹之患”。他们集中了七十多万日伪军，对东北军民展开了灭绝人性的“总体战”，妄图把抗日力量一举消灭。他们一方面利用超过我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疯狂地进行“围剿”，来回拉网，轮番“扫荡”，一次接一次地讨伐，一方面加紧推行“归屯并户”、“集团部落”，对抗日游击区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老百姓都集中到大屯子中去，严加控制，一尺布、一斤棉、一粒粮都不准外运，制造无人区，以割断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抗联部队的给养来源。谁要是与抗联有一点来往，全村集体遭屠杀。1 938年，日寇在一条叫尚家街的小镇附近遭到我军袭击，便恼羞成怒，把这条街的八十多名男女老幼赶到一座大房子里，架起干柴，燃起烈火，把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活活烧死。不久，日寇又在这一地区抓了四十二名抗日群众，将他们的双手用铁丝捆在一起，用刺刀一个个挑死，扔进一口大井里。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我们不得不转入深山密林中露营。在那些日子里，部队除武器外，帐篷、火炉、锅碗瓢盆、锹镐针线，一切都要携带。冬天，地上冰雪三尺，有的部队还穿着单衣，晚上只得围着篝火，烤一会，睡一会。最困难的时候，山果、野菜、树皮、草根、死马、野兽，甚至皮带、靰鞡鞋底都成了食物。至于药品，更是奇缺，战士们负了伤，连块绑带也没有，只得从身上撕下一片衣服包扎，医务人员的药包里，常常装着一种叫“老瓜眼”树的树皮，味很苦，煮一煮消毒。我在萝北县的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进膝盖骨缝之间，那时没有手术器械，但子弹非取出来不可，老乡又不敢下手，我就借来一把剃头刀和一把钳子，把腿绑在一个长条凳上，让同志们按住，用刀把伤口皮肉豁开，用虎头钳夹住，把这颗子弹头拔出来，然后简单包扎一下。不久我又去参加战斗。
说到这里，老将军停顿了一下，语调坚毅地说：但是，不管日寇采用什么方法，什么“篦梳式”“踩踏式”等等，对我们进行残酷的“围剿”和讨伐，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人民群众仍然千方百计地支持抗联，送情报，送弹药，送粮食，送军衣，充满了鱼水深情。我们在一次西征途中，经过一个叫王傻子屯的村落，当时粮食奇缺，老乡们没有粮食送给我们，就在全村筹措了三十四头牛交给我们，使我们度过了缺粮的难关。当我们的部队进入绥棱境内，有个张寡妇屯，男人都被日寇杀尽了，妇女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集体把一袋袋粮食背到山里，送给抗联部队，嘱咐我们要狠狠打击日寇，为死难的亲人报仇。广大抗联战士牢记亲人的嘱托，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著名的抗联将领杨靖宇，在日本侵略军重重包围之中，饮冰雪，食草根，率领一支小部队一直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敌人向他狂喊着：“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杨靖宇轻蔑地大笑，怒目横视，高呼“最后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口号，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割下了他的头，剖开他的腹部，发现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抗联女战士冷云等八名同志，在敌人重围中英勇奋战，身负重伤，在内无弹药、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宁死不作俘虏，互相搀扶着，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毅然投入乌斯浑河。还有赵一曼、夏云杰、陈翰章、王德泰、李延平、许亨植、赵尚志等许许多多的抗联英雄，他们在敌人面前英勇战斗，宁死不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是永远值得歌颂的民族英雄！
我们边听边记，深深地被抗联战士那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艰苦卓绝的战斗事迹打动了。访问即将结束，我们问：“英雄的抗日联军在抗日战争中究竟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老将军听罢，略一沉吟，随后站起身来，在屋中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扳着指头，数了这样四条：
第一、抗日联军宣传了抗日主张，组织了抗日群众，形成了以抗联为中心，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东北抗日统一战线，使东北军民的抗日活动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打击了日寇的有生力量，共打死、打伤、俘虏日军二十五万多人；
第三，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不能进关作战，使七十多万日伪军陷入东北军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新四军等兄弟部队的抗战斗争；
第四，与苏联红军紧密配合，既挡住了日寇把东北作为“前进阵地向苏联进攻，又协同苏联红军进兵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直至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
从老将军的居室出来，我们回想着东北抗日联军所走过的艰难困苦、威武雄壮的历程，心中激起了深深的敬意。他们孤悬敌后、艰苦奋战十四年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所建树的抗日业绩，充分证明，他们和英雄的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不愧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在祖国危亡年代，为拯救国家和民族苦难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建树的丰功伟绩。为东北抗日事业而献身的抗日志士和烈士们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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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本报记者 刘时平
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艰苦抗战的八年岁月里，在民主与科学传统的熏陶下，它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积极投身拯救民族危亡的抗战大业。而“一二·一”学生运动，继承并发扬了“五·四”与“一二·九”的爱国传统，使西南联大在学运史上被誉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值此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记者作为西南联大校友，专程前往昆明，访问了西南联大的校址和有关教授与校友。他们多数已两鬓斑白，但对西南联大的过去，仍念念不忘。
我访问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组的负责人方靳同志，她给了我一份校友会出版的第一期《简报》，上载原联大校友、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写的一首《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七言诗，文曰：“卢沟事变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读完这首感情洋溢的诗，不禁想起在抗战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在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倡导下，从北平到长沙，又辗转迁校到昆明的建校过程。
记者翻阅了梅贻琦校长抗战胜利后发表在《北平益世报》上的一段回忆，其中对联大的建校过程有如下叙述：“抗战开始时，三校负责人都在南京，商议联合起来，计划定在长沙，当地有圣经学院，同时清华在南岳正营造校舍，所以决定到长沙。……后来南京失陷，武汉告急，长沙不易久在，才另外找地方迁校。当我们选择地方时，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或喜马拉雅山。但是过份僻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和滇缅两条路，交通便利，图书仪器容易运进来。不幸，太平洋战起，越南与缅甸相继沦陷，这时被圈在里面，无法通出去，安全又成问题，所以一部分又到叙永，政府曾经提醒我们注意，万一敌人攻云南时，要求再迁一安全之地。可是师生仍不愿离昆明，宁愿冒险，去叙永是作万一的准备，因为联系上发生困难，过一年，又搬回昆明。后来敌人几乎要攻到保山，贵阳一度告急，依然留在昆明，不打算逃难，幸而渡过去了”。
回忆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于“五·四”开学之时，正值武汉、广州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一二·九”运动中锻炼成长的流亡学生，有的奔赴前线，有的突破封锁，到延安抗大学习，有的从沦陷区纷纷来到联大复学，与新招收的同学，共同举起抗日大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主张，在“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原则下，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业务知识，争取获得好成绩，团结广大师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在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领导下，三校党员合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并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骨干，团结了一些进步同学，组成了一个公开的合法的进步社团——群社。它在当时成为联大民主力量的强大据点，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大家以能成为群社一员为荣，社员最多时达二百多人，先后参加者达千余人。它在新校舍的大门前开辟了民主墙，出版过《群声》、《政治评论》、《腊月》、《冬青》、《热风》、《画刊》等壁报，举办了演讲会、辩论会和各种文艺讲习班，上演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还组织了社会科学学习小组，介绍革命理论和进步文艺。在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举办了夏令营、月光会、歌咏、体育比赛活动。当时，许多师生经常下乡和到军队中宣传抗日。有名的体育教师马约翰和牟作云先生，就是体育比赛的带头人。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先生经常披着蓬松的头发，穿着蓝布大褂，与学生同吃同住，不嫌茅草房的日晒雨淋，也不怕吃发了霉、又有耗子屎尿，并掺杂着土块碎石的平价米，和同学们同甘苦、共患难。当时，多数同学感到，这里的民主集会，自由歌声，现在都能给人注入不少活力，使人精神振奋。有的师生颇有感触地说：“只要在民主墙边停留一会儿，就立刻感到抗战的呼吸了。”
的确，只要提到联大同学在八年抗战中的艰苦好学，多少云南青年都赞叹不已。他们白天在日晒雨淋的茅草盖顶的教室里孜孜不倦，勤学苦练，入夜后就得挤在一间数十人睡的上下床铺着茅草的寝室里入眠。每当萤火般的灯光发亮时，他们也排队，但不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是在民主草坪的图书馆前排队抢借参考书。因为当时三校图书只运到一部分，粥少僧多，只能谁抢到谁先看。在最困难的时期，师生“典当已尽，告贷无门”时，只好搞“副业”，半工半读，到校外兼差或做家庭教师。据《清华大学校史稿》的统计：昆明三十余所中学，几乎都有联大师生兼课。学生都是单身汉，吃饱了就算。可怜的是穷教授拖家带口，往往提着买菜的篮子去上课，课后自己回家烧饭。住在乡下的教师，油灯点不起，只好提早睡觉。当时房租很贵，张奚若教授甚至因付不出房租而遭到房东的侮辱。教授们“始以积蓄补贴，继以典质接济”来维持生活。朱自清等教授只好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书籍、碑帖。有的甚至摆地摊拍卖衣物换饭吃。著名的闻一多教授竟靠为人刻图章的收入补贴家用。
在春城，记者访问了原昆明师范学院副院长王云、党委副书记许琤同志，他们都是联大校友。他们深有所思地说：昆明师院是在抗战胜利后，为了培养云南师资，三校决定把原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后经云南省委与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已扩建为云南省师范大学。当我走到层层高楼之间的花坛与草坪上时，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当年的茅草房都已变成高楼大厦，特别是重建的当年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图书馆，无论是建筑、设备或藏书，都可与当前全国高等院校的图书馆媲美。只有在“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前停步环顾，还可见到一栋铁皮房顶的简易平房作为陈列室，此处现已成为云南省历史文物保护的重点。
接着，他们领我参观了联大迁校时留下的那块气魄宏伟、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纪念碑。该碑至今历时四十年，几经沧桑，碑文尚清晰可见。碑文的正面系由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教授篆额，罗庸教授书丹，碑的背面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名单，由唐兰教授篆额，刘晋年教授书丹。碑文中提到至今让人难以忘怀的联大校歌。这首校歌目前仍在海内外校友中流传。每当校庆时，哪怕是八十高龄的老教授如陈岱孙等，都能引吭高歌，以寄怀念之情。其词曰：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志难折。多难隐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联大师生不仅在校勤学、勤业，而且在社会活动中也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当祖国需要时，他们便走出校门，踏上征途，为抗战献出自己的一切。记得皖南事变后，有一部分联大的地下党员、群社社员和进步同学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坚决贯彻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原则，在云南省以龙云为首的政府支持下，深入到滇军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记者为此专门访问了云南省政协负责人朱家璧同志。他虽年逾古稀，但记忆犹新。他还记得当时在他所属的滇军暂编十八师三营营部的联大同学开展的活动，如肖荻领导的“前锋剧团”和赵亚民领导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相继演出抗战话剧“海潮红”，并教官兵学唱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怒吼吧，黄河！》、《茶馆小调》等。同时，军人服务部还到驻在蒙自的滇军六十军曾泽生部队与驻建水暂编廿二师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至今，朱老还深有感触地说：正因为在抗战中滇军受到这些影响，后来在他领导下的“边纵”配合其他人民军队进行了抗日武装斗争，直到和平解放云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大同学还纷纷报名参加远征军、青年军，并到美军中作译员，有的流血牺牲在战场上，有的后来随校复员回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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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弯弓射日到江南
——新四军老战士谈卫岗战斗
新华社记者 吴东峰 本报通讯员 杭祖安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这是陈毅同志赞颂卫岗战斗的诗篇。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记者访问了曾经参加过卫岗战斗的钟春生、邹志成等几位新四军老战士。
这几位老战士虽然都年逾古稀，但谈起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卫岗战斗却精神振奋，兴致勃勃。他们说，卫岗战斗是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仗。这场战斗的胜利，如同在阴云密布的江南大地突然出现了雷鸣闪电，鼓舞了千百万人民的抗日斗志，展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光辉前景。
卫岗位于江苏省句容县北侧，是南京到镇江公路的必经之地。这里北抵镇江，西接南京。日寇机动部队常常在公路上来回巡逻。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腹地竟爆炸了一颗重型炸弹，新四军从此成了他们不可忽视的敌对力量。
新四军老战士永远忘不了指挥这场战斗的粟裕同志。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说，1938年6月17日拂晓，江南大地阵云低垂，雨点稠密。一百多名身穿灰色军装的新四军战士在粟裕同志的率领下，悄悄地进入了卫岗公路东侧的赣船山麓，准备伏击日寇的军车。八时许，从镇江方向开来的一支日寇车队进入了伏击区。一共有五辆车。这时，只见粟裕手中的小红旗一扬，新四军战士们一齐开火，日军的车队顿时陷入了火力网。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鬼子的嚎叫声响成一片。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有的连三八枪口的枪帽也来不及取下就去见阎王了。天空落下的细雨浇湿了战士的全身，但愤怒的火焰在不可遏止地燃烧着。新四军战士个个如猛虎出山，冲上公路用刺刀捅向鬼子的胸膛。
战斗中，粟裕同志指挥若定，身先士卒。他冒着弹雨冲到了日军的小车旁，指挥部队打扫战场。车底一个负伤的鬼子摸出手榴弹企图投过来，机智的警卫员举枪击毙了这个敌人。
仅半个多小时，卫岗伏击战胜利结束了。这次战斗，击毙日军数十名，击毁军车四辆，缴获了一批枪支和车上的全部军需物资。
谈到这里，几位老同志豪情满怀，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们说，我们撤离战场不久，镇江方向的日军出动了一个联队，共十七辆卡车，在两辆装甲车、三辆摩托车的掩护下赶到卫岗，并有三架敌机低空盘旋搜索，但都扑空而回。
他们接着告诉记者，新四军首战卫岗，旗开得胜，威震江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曾致电叶挺将军，表示祝贺。这一战斗胜利，奠定了我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为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新四军驰骋江南，在敌后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访问结束后，记者专程来到镇江瞻仰卫岗伏击战原址。昔日弹痕遍地的赣船山，如今松柏交翠，满目锦绣。正在修建的“卫岗战斗胜利纪念碑”巍峨屹立，高耸入云。新四军将士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锐意开拓，奋勇前进。
回首往事，展望前程，我们情不自禁地吟诵起陈毅同志卫岗祝捷时的光辉诗篇：弯弓射日到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