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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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长忆当年携手处
——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谈第二次国共合作
石肖岩 阎立宏
“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虽然破裂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取得的。”
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坐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同志的书房里,听屈老讲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携手合作、共同抗日的曲折往事,以及他在那个伟大时代的亲身经历。
用屈老的话说,今年是他的未年(八十八岁),但他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好。
屈老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加入国民党的老党员,一生中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二大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抗日战争中,屈老奔走于重庆国民党上层,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做岳父于右任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时,屈老正在苏联。七·七事变的炮声使屈老不能安居国外,他于1938年绕道西欧,由海路回祖国参加抗战。一到香港,他找到中国共产党派驻香港的代表廖承志同志,了解了国内抗战的形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情况后,就心急火燎地搭长途汽车,取道贵阳赶到重庆。
屈老的岳父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担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是个很有民族气节的老人。屈老到重庆后,就和岳父同住在康心之公馆里。屈老一边向岳父了解国民党上层的情况,一边通过和各界人士的接触,缜密地体察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和国家内部的问题,认识到抗日战争能否胜利,关键在于国共两党能不能保持团结合作。屈老立即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加强国共团结合作,消除磨擦分裂的工作中。
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中,屈老最尊敬爱戴的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非常赞赏屈老对国共合作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工作,经常通过王炳南同志找他谈话。屈老也经常去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找周恩来同志谈心,请教如何解决工作中的各种困难。一次,周恩来同志对屈老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他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屈老一直按着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作团结于右任先生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一些专搞分裂、磨擦的顽固派分子,向于先生耳朵里灌输反共谎言,说什么国军在前方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支,等等,屈老立即不厌其烦地把共产党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真实情况告诉于先生,使于先生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转变。
还有一次,南京的汪伪政权秘密派人到重庆进行日、汪、蒋的联合工作,周恩来同志让屈老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于右任先生。于先生得知此事,拍案怒斥:岂有此理,决不能听任那些人进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我一定要说话的。”
屈老和于右任先生在一起生活了六年,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对于先生作了大量的工作,使于先生从对国共合作有怀疑,转变为能为巩固国共合作抗日救国做一些扶倾救危的工作。他曾对沈钧儒先生说:搞分裂的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就是破坏抗战。他还不只一次地赞扬周恩来同志的为人,说:“周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发起成立“小民革”
1941年夏,在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等同志的关怀下,屈老和王昆仑、许宝骙、王炳南等十八个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般通称“小民革”),成立会就在屈老的住所康心之公馆召开的。
当时“小民革”是一个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团体,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抗战期间,“小民革”积极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内愿意进步的人,尽量团结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当时他们分配赖亚利做冯玉祥的工作,刘仲容、刘仲华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王昆仑做孙科的工作,屈老做于右任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时屈老身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苏联顾问事务处处长、中苏友协秘书长、立法委员等职,在国民党上层做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后来,毛泽东同志对“小民革”的工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引“小民革”的同志为真正的朋友。
一次震动朝野的论战
1942年上半年,苏德在斯大林格勒进行会战。当时陆军大学有一个曾留学德国的要员在报上发表文章,宣扬德国法西斯必胜的观点,重庆的亲日派、亲德派趁机宣扬反法西斯同盟要失败的论调,阴谋同日本、德国勾结,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
屈老以中苏友好协会为阵地,立即展开反击。他从苏联顾问团团长崔可夫那儿了解了苏德前线的战况,在中苏友协开演讲会,用大量的事实,旗帜鲜明地论述德国法西斯必败的理由。他还把他的讲演写成一篇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同那位要员展开论战。屈老有理有据的文章象一发发炮弹,打乱了投降派的阵脚。后来,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完全证实了屈老的观点是正确的,亲日派、亲德派彻底败下阵去。
通过论战,屈老成了重庆公认的苏德问题权威,他在报上发表的论战文章编成《论苏德战争》一书,成了陆军大学的教科书。
寄语故人
已是下午六点多了,我们怕屈老太累,再次站起来告辞,但屈老毫无倦意,谈锋尚健,又谈起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不由得回忆起和蒋经国先生的友谊来。
早在1924年,屈老就和蒋经国先生结下兄弟般的情谊。那时,他们都在北平求学,都拥护国共合作,经常在一起纵谈国家大事。后来,他们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二年,友谊很深。抗战爆发后,为投身祖国抗战事业,蒋经国先生和屈老先后回国。后来,屈老为促进国共合作奔走于国民党上层之间,也经常和蒋经国先生交往。他们所谈内容以苏德战事、中日战事等军事问题为多,很是投机。
屈老站起来,激动地说:“我岳父于右任先生在台湾病逝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经国先生作为炎黄子孙,这两句诗大概也表现了他的心情吧。记得1949年3月29日,经国先生在溪口机场送我回南京时说,我们很快会相见的。从那时起已过了三十六年了,我们都已是耄耋之年,还未相见。希望经国先生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发扬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团结精神,为第三次国共合作,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使我们能在有生之年再次相会,共叙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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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动地军歌唱凯旋
——忆响堂铺伏击战
徐深吉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
弹指一去四十载,喜看春意在人间。”
这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以《忆响堂铺之战兼贺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为题写下的诗篇。读着这豪情满怀、雄浑激昂的诗句,当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黎城响堂铺伏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际闪现,我仿佛又跟随着这支英雄部队,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同志指挥下,驰骋在抗日疆场。
响堂铺是邯(郸)长(治)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镇。镇南侧的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镇北边也是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有一些村庄,地形起伏。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响堂铺正是由原河南(现河北)进入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响堂铺伏击战就是在这里打的。
1938年3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寇,虽然连续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但为实施配合津蒲线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计划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因此,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至临汾的公路,是敌人的两条重要的交通要道,敌人的汽车每日往返不断。由于神头一战歼敌一千五百余人,敌人警戒比前更严,在东阳关驻敌一百五十余人,黎城驻敌一千五百余人,涉县驻敌四百余人。但其间的空隙较大,我军仍有歼敌之机。
我师首长决心以我师三个主力兵团,在东阳关至涉县之间的响堂铺地段伏击消灭敌人的运输队,部署是七七一团在右,七六九团在左,埋伏在宽漳、杨家山一线的山地,七六九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掩护该团左翼安全。七七二团主力集结在七七一团右后方之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向东阳关附近之苏家峧游击警戒,以保护我伏击部队右后方的安全。3月30日黄昏后,在徐向前副师长指挥下,各部队于午夜进入伏击地区。
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未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不了解,我们就抓紧时间对指战员进行简单的战前教育,说明汽车的性能和破坏它的方法。当指战员听说这次战斗由徐向前同志指挥,都非常高兴,决心全部、干净地消灭敌人。
30日午夜,我们部队准时进到响堂铺村镇北山坡上的宽漳村附近,三八六旅旅部指挥所在后宽漳,我们团左翼的杨家山、江家庄地段是七六九团的主力。我们团右后方的马家拐,有七七二团向东阳关警戒,保障我团右后方的安全。部队就位以后,吃了干粮,等待敌人,准备战斗。三月间的太行山上依然寒气逼人,战士们白天行军汗水浸湿了内衣,夜间就感到特别凉。但是,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等待战斗的时刻。
天刚拂晓,来了一个情报:东阳关之敌几百人,向苏家峧我七七二团一个连的阵地前进。久经战争考验、决心果断的徐向前副师长,冷静地作了分析判断:昨天东阳关敌人只有一百五十人,今天突然出现几百人。东阳关增兵,我们怎么不知道?而我们昨夜晚的行动,今天拂晓敌人就知道了?敌人至多只能发现苏家峧之小部队,不可能发现我伏击部队的行动。看来情况可疑,徐副师长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立即命令七七二团派一个营到庙上村以东之高地,加强警戒,保护我埋伏部队的右后方之安全,又命令埋伏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当时,徐副师长在七六九团,他对团长陈锡联同志说:你们仍应集中注意力准备打敌人的运输队,即使敌人几百人绕到你们后面来,你和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各给我一个连,我来掩护你们消灭敌人的运输队以后,向南撤出。
八点多钟,观察所高厚良同志报告:“东阳关方向发现汽车马达声音”。很快又报告:“敌人的汽车队已由东阳关方向沿公路往东开”。我命令继续观察敌人有多少汽车,及时准确地报告。不一会,观察所又报告:“我们从敌人的第一辆汽车开始数起,现在已过上弯的有三十三辆,后面还继续来”,我命令继续观察查清敌情,观察所又报告:“敌汽车继续开进,已过一百八十辆”。这时,敌最先头的几辆汽车已经通过我团第一营正面,进到七六九团的伏击地段。
汽车过了下弯,进入河底比较平坦的公路,跑得较快,最后边的几辆汽车上装载了六七十个敌人的掩护部队,刚到下弯,可是前面已进入七六九团地段的汽车已达七十多辆。我们正着急的时候,“啪啪”两声,两发绿色的信号弹悬挂在上空,指战员们都明白,这是徐副师长发出总攻击的命令。顿时,我们的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一齐怒吼了,给敌人以猛烈的打击,打得敌人蒙头转向。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吹起冲锋号,我们的部队如生龙活虎一般,冲了下去,数以千计的手榴弹爆炸声夹杂着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在山谷中震荡,真是震山欲坍,震耳欲聋。我们的勇士们,有的跳上汽车,有的冲到公路上与敌人展开肉搏。被打得惊慌失措的敌人乱作一团,有的被击毙在车厢里,有的被刺死在地上,有的滚下车来企图顽抗,有的藏到汽车下面装死。不管三七二十一,敌人不缴械就坚决消灭他。残余的敌人向南山逃窜,被我南山的部队一阵猛打,回到公路上也被我们消灭。十一时,除了二十来个敌人乘我南山部队少,空隙大,钻这个空子逃掉外,其余四百余敌人在两个小时内都被歼灭,车上的军用物资已收拾干净,战场打扫完毕。敌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变成了一个个的火团。战士们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挂着皮子弹盒,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等军用品,说说笑笑,边走边看,胜利的喜悦心情一言难尽。
在战斗炽烈之际,黎城和东阳关之敌步骑兵四百余人,向马家拐进攻,企图解响堂铺敌人之危,当即被我七七二团击溃,退回到东阳关。黎城之敌又来二百余人会同东阳关之敌人再次向我七七二团进攻,再次被我击溃。与此同时,涉县之敌带汽车六辆倾巢出援,在椿树岭以东被我七七九团打援部队击退,击毁敌汽车一辆。以上战斗,对我们歼灭响堂铺之敌是强有力的配合,保证了伏击战的胜利。
经验极为丰富、指挥艺术高超的徐向前副师长早就预料到,敌人吃了败仗后,即使地面来不了,也得从空中来“示示威”,以“挽回”面子。因此,在战斗快结束时,就命令迅速打扫战场,撤出战场十余里以外隐蔽休息吃饭。下午四时,听见敌人的飞机的马达翁翁声由小而大,不一会,看见十余架深灰色的双引擎轰炸机,三机编队,轮番进入响堂铺上空,毫无目标地狂轰滥炸。
此次战斗,共毙伤敌森木少佐以下官兵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一百三十余支,迫击炮四门,烧毁汽车一百八十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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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遗愿
北京日报记者 张风 本报记者 吕建中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徂徕山上,有个青松掩映的大山洞,叫空空洞。洞右侧一堵高大石壁的“心窝”里,安放着一位农民老妈妈的骨灰盒,盒下勒石为碑,碑上刻着:“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老人于秀泉同志之墓。”
于秀泉老人被誉为徂徕山上的不老松。这位中年死去丈夫的贫苦妇女,当年在支援八路军坚持敌后八年抗战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她晚年念念不忘的一个心愿,就是死后把骨灰安放在艰苦抗战年代她洒过血汗的徂徕山空空洞之旁。
1982年初秋,我们访问徂徕老区时,徂徕大队老支书魏成河和于大娘的儿孙们,带我们登山瞻仰老人的墓碑。从于大娘家门口到空空洞,约有二千米的里程,尽是崎岖的山岩,攀上一个隐蔽在怪石间的小平台,就看到于大娘的墓碑紧靠空空洞口。环顾四周,群峰拱照,林木葱茏,山奇水险的徂徕雄姿衬托出老人的崇高的情怀。
徂徕山抗日根据地以泰安、莱芜、新泰为中心,北接泰山,东连沂蒙山,西靠津浦铁路。卢沟桥事变后,山东军阀韩复榘仓惶南逃,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人民群众遭到深重的苦难。当时,中共山东省委积极动员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肩起在敌后抗日救国的重担。于秀泉家,当时就是泰莱地区组织起义的一个活动据点。1938年1月1日,以黎玉、洪涛等同志为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率先把起义大旗插上了徂徕山。于秀泉带头把唯一的儿子送到起义军。三月末,起义军一举攻克日寇盘据的莱芜城,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不久,泰安县委移到于秀泉的小草屋里,积极开展工作。从此,年已半百的于秀泉就把全部精力投入艰苦的抗日斗争。
日寇把徂徕山封锁起来,轮番进山“扫荡”,残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每次进山“扫荡”,徂徕山便出现尸体纵横,烈焰冲天的惨状,偌大一个徂徕山的林木最后只残存下一棵老栗子树。
于秀泉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开展抗日工作。她象慈母一样照顾身边的同志,精心护理伤病员。她翻山越岭到各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声呼喊:姐妹们,誓死不做亡国奴,团结起来,跟日本鬼子斗争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泰安县委迁到山上空空洞坚持斗争。做为徂徕村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的于秀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斗争更艰苦了。斗争最紧张的时候,她一昼夜往空空洞送过七次鸡毛信。
有一次,她在屋后岩石上做着军鞋瞭哨,远远望见大队日军进了山口,便连忙安排姐妹们掩藏好伤病员,自己冒着呼啸的寒风赶往空空洞报信。风狂路险,她几次摔倒,以至跌下山崖。她咬紧牙关奋力坚持攀登,终于及时到达空空洞。同志们见她衣服划破了,手臂流着血,内心激动不已,亲切地让她喝口水,在洞口草铺上好好歇息。她猛想起屋里有一包文件没来得及藏好,又急忙赶下山,刚从屋里取出文件跑下沟底,日寇便在村头放起火来。
于秀泉在漫长的艰苦岁月里,就是这样历尽艰险,日夜奋战不息。她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可做为一个身负家务和抗日两副重担的小脚妇女,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和心血啊!更可贵的是,抗战胜利后,她不居功,革命意志不衰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志气,经常以亲身经历教育后代懂得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先辈用血汗换来的今天。每逢节日举行纪念活动,她都满腔热情地拄着棍子到当地机关、部队和学校做报告,讲革命传统,和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而她自己一直住着当年的小草屋,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从未想过向党向革命索取什么。
1977年6月末,当地驻军要请于大娘去做报告。这时,八十八岁高龄的于秀泉右眼失明,半身瘫痪,心脏也不好,正卧病在床。一群青年战士闻讯赶来看望她。战士们临走时,老人象是有些过意不去,让人扶她坐起来,喃喃地说:我有病,这回不能到部队去,我给同志们唱个歌儿吧。说着,她轻轻摆动手臂,吃力地唱起她唱过多年的《抗日队员歌》。唱着唱着,老人慢慢垂下了手臂,合上了眼睛,象是安详地入睡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于秀泉老人这个千古遗愿牵动着千千万万民众的心。每到清明节,徂徕人们纷纷登山为老人扫墓。人们站在老人的墓碑前,听革命前辈讲述徂徕山抗战的艰苦岁月,缅怀这位革命老人的功绩,怎不由衷地感到眼前和平幸福生活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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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抗日英雄话当年
抗日战争时期的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志胜在给解放军战士讲述他们打敌人的故事。
1937年冬,山东枣庄工人组织了一支170多人的铁道游击队,在枣庄、薛城等地铁路沿线打击日本侵略军。
新华社记者 陶俊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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