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痛悼老战友肖华同志
刘志坚
肖华同志病重住院后，我曾多次去看望他，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工作岗位。8月12日惊悉肖华同志不幸病逝，使我十分悲痛。肖华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使我失去了一位共同战斗、工作过五十多年的老战友。在这百感交集思绪翻滚的时候，肖华同志亲切乐观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2年春天，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在中央苏区瑞金，共青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肖华同志和我分别作为一军团和三军团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那时，肖华同志只有十六岁，显得很精明能干。他带领一个十余人的少先队，表演了许多精彩的文娱节目，给会议增添了难得的欢乐。我们认识以后互相介绍了情况，交换了工作中的经验。他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是有坚定的信念，工作上有魄力，有见识，善于学习，很活跃，充满了乐观精神。大会以后，肖华同志回到一军团当了青年部长，不久又当了总政治部青年部长，我也在三军团当青年部长，因为都做青年工作，交往比较多了，还常有书信来往。1933年的春天，为了抓好部队的青年工作，交流各部队青年工作的经验，总政在江西乐安县凤岗墟召开了一次师以上青年干部会议，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王稼祥主任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并对怎样抓好部队青年工作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就在大会的第一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肖华同志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虽然他年龄小，但在危急的情况面前显得很沉着机智，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指挥大家就地卧倒，脱离了危险，保证了与会同志的安全。他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指挥才能使我很敬佩。
我和肖华同志都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的作战。特别是在1934年的团村战役中，那时，肖华同志是少共国际师的政委。当时，五军团十三师在德胜关抗击着从北面进犯的敌人，三军团的主力从敌人的右翼，少共国际师和三师一部从敌人的左侧，形成左右两把钢刀向敌人钳击。从兵力上看，敌人比我们多好几倍，武器比我们精良，还有飞机大炮助战，来势凶猛，非常嚣张。战斗从早晨七、八点钟打响，双方争夺非常激烈。开始，敌人借助优势的炮火和飞机轰炸，轮番向阵地组织集团冲锋。战场上烟尘滚滚，土崩石飞。一、三军团的战士们同仇敌忾，下定决心，人在阵地在，决不让白匪军的企图得逞。在战斗的最紧要关头，肖华同志作为少共国际师政委，和师长吴高群同志，冒着敌人的密集火网，深入前沿指挥。哪里最危险，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打得最艰苦，他们就往哪里冲，他们身先士卒，英勇顽强，率领少共国际师全体指战员配合友邻部队，与国民党军经过多次反复冲杀和激烈的战斗，打败了敌军疯狂的进攻。
从1934年秋驿前战役开始，少共国际师配属三军团指挥，那时战斗激烈，生活非常艰苦，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仗。部队一边作战，一边还得修碉堡、挖工事，风里来，雨里去。肖华同志和战士们同甘共苦。那时盐巴和食油很缺，几个月闻不到肉味，部队因过度疲劳及营养太差，体力大大下降，肖华同志就带头并发动战士白天在阵地上挖笋子、野菜，晚上点着火把到水田里抓泥鳅、拾螺蛳，给战士们找一些菜吃，千方百计地想法改善干部战士的生活。
长征途中，肖华同志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长、二师政委，在过大凉山时，他跟随先遣队向彝民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刘伯承同志与当地沽基家的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起了重要作用，使红军能顺利地通过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到达陕北以后，肖华同志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肖华同志参加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他在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时，率领部队深入敌后，同地方党委一起，迅速打开局面，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肖华同志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时，协助罗荣桓同志指挥了山东敌后的多次反“扫荡”，为加强军队和民兵建设，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肖华同志参加了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辽沈、平津等许多重大战役，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政治工作经验，成为我军中军政兼优的优秀领导人。为东北和华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全国解放后，肖华同志任总政副主任、主任，我也调到总政工作，工作上的联系更多了。他协助罗荣桓同志迅速地健全了总政治部的机关。从1950年底起，有力地指导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随后，在部队政治、文化教育、干部工作、军事文艺、敌军工作、基层工作等方面多有建树。肖华同志善于抓大事，他以很大的精力抓高级干部的选配工作。他善于充分发挥副手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工作放手让业务部门去管。他抓工作有魄力，处事果断。他民主作风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些问题他已定下了处理意见，当同志们向他谈了另一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后，他能及时改变原来的决心，重新作出更符合实际的决定。他关心同志，体贴同志，待人热情、周到。实行薪金制以后，有的同志子女多，所发薪金不够用，生活有困难，他知道了，就亲自批准给这种同志发补助金，帮助解决困难，很多他关心帮助过的同志对此是难以忘怀的。在新的时期，肖华同志坚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与武装斗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他参与领导制定了1954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重要规章、制度，对于保持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做出了贡献。1960年以后，军队政治工作受到林彪推行的“左”的一套做法的严重干扰，但肖华同志差不多每年都亲自派工作组，到下边去做调查研究，或找基层干部到总政来亲自听取汇报，发现典型，总结基层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实际经验，推广典型经验，带动全军，使那几年的基层政治工作，在“左”的干扰下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崇尚扎扎实实，反对浮夸虚饰的优良传统，在“文化大革命”后，很多同志谈起那一段总政对基层政治工作的指导，都是很怀念的。肖华同志一贯重视青年工作和文化体育工作，他还亲自参加文艺创作，他写的《长征组歌》热情地歌颂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战斗历程和革命英雄主义，在军内外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人民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实现其乱军篡党的阴谋，制造了一个所谓“总政阎王殿”的冤案，给肖华同志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恶毒的诬陷和种种摧残迫害，在身处逆境的艰难情况下，他仍然保持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党和人民一定能战胜不可一世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映了肖华同志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
肖华同志恢复工作后，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排除“左”的干扰，克服困难，对兰州军区的建设、对开发建设祖国大西北贡献了力量。
五十多年来，无论是在戎马驰骋、战云飞渡的艰难岁月里，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洪流中，肖华同志始终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肖华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服从组织，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作风民主，联系群众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安息吧，肖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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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筹窑洞 决胜千里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光辉历程
田为本
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周总理访苏归来视察哈尔滨，在接见省市委负责人时，毛主席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周总理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光辉历程，是全国解放战争史上有决定意义的一章。
那是1947年3月，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八个月。经过大小一百六十多次的作战，我军共歼敌七十一万人。蒋介石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首先把矛头指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3月13日，蒋介石的“犁庭扫闾”军事行动开始了。在天上，他调集了全部空军的五分之三，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战略”大轰炸。在地下，他使用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组成南、西、北三个集团，主力是南集团胡宗南部的十五个旅，在胡宗南亲自指挥下，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直取延安。西北我军兵力仅二万六千人，敌我兵力约为十与一之比。敌人妄图以压倒优势兵力，歼灭西北我军，压迫我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这样，蒋介石就可以抽出胡宗南部主力用于中原或华北战场，加强其机动兵力，挽救全国战局。
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19日，胡宗南部侵占延安。21日，蒋介石亲电嘉奖胡宗南，表示“时阅捷报，无任欣慰”①。5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向他的将校们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②
但是，同蒋介石的估计相反，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在这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说：留在陕北可牵制胡宗南二、三十万大军，也是对其他战场的支援嘛。3月26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决定成立前委和工委，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组成前委，率领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另两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同志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6日，任弼时同志在向中央纵队指战员作动员报告时说：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你们一定要懂得，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的道理。现在敌人的企图是，第一要消灭我们，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饿死。但是我们决不让敌人消灭，也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斗争，使敌人的阴谋完全破产。
战争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和任弼时同志的预料发展的。胡宗南部是国民党军的战略总预备队，蒋介石日暮途穷，迫不及待地要打出“最后的王牌”，正是中国战场即将发生转折的前奏。胡宗南这支敌军战略总预备队被拖住在陕北，为我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胡宗南部侵占延安的同一天，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下达了豫北反攻的命令。豫北是联系陕北、山东战场的枢纽地带，豫北反攻是我军战略性反攻的大好开端。紧接着，这个军区的太岳纵队在晋南举行反攻，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两部的联防体系。胡宗南从晋南抽兵进攻延安，有的人讽刺他是以一只肥牛换来了几条鸡肋。晋察冀军区主力也转入了反攻，在正太战役中获胜，打得胡宗南派来的嫡系部队第三军在孤城石家庄坐待自己的末日。东北民主联军的凌厉的夏季攻势也开始了，战线辽阔，战果辉煌，是全区性的反攻。在蒋介石实施重点进攻的南线的东翼——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军自诩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蒋介石哀叹道：“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③在南线的西翼——陕北战场，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战一个半月，与强敌“蘑菇”周旋，使其陷于疲劳和缺粮的困境，而自己则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奠定了粉碎敌人进攻的基础。5月9日，周恩来同志说：“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④
和蒋介石的断言相反，我党中央在退出延安后，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成功地指挥着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党中央在转战陕北的一年又五天中，日日夜夜，跋山涉水，行程二千多里，先后宿营在十二个县的三十八个村庄。四个半连的中央警卫部队，经常担负着抗击几个旅的敌军的追踪，几次化险为夷：一次是6月中旬在安塞、靖边、吴旗之间，敌军以四个半旅向中央纵队扑来，全靠领袖们指挥灵活，调动敌军，使其迷了方向，竟至在中央附近十几里路处走掉了。领袖们深夜淋着大雨，徒步上下于深山大谷之间，当危急时，警卫排已经上了战线，准备阻击敌军了。一次是8月中旬在葭（佳）县附近，敌军两三个旅，紧跟中央纵队，只差半日路程，最危急时，相距只十余里。又遇山洪暴发，过河不得，这时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亲自指挥架桥，冒着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白昼行军，直到西北野战军的沙家店战役后才转回局面。
从1947年4月13日到6月7日，党中央宿营在安塞县王家湾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合住了两孔半套窑。毛泽东同志住套窑一进门靠左的小窑，任弼时同志住在靠右的小窑，周恩来同志等三人住的是位在套窑的正中过道处—这儿还是开会讨论问题的唯一场所。这座套窑又破又黑又窄，小到站进一个人也转不过身来。吃的是榆叶面、野菜、小米饭，喝的是酸菜苜蓿汤。然而就在两孔半套窑里，党中央却指挥各战场转入战略性反攻，指挥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打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了指导全党全军的一百一十四份电报，其中包括《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还为新华社写了著名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在小小的窑洞里作出了伟大的科学预言：“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
周恩来同志也在这里为新华社写了脍炙人口的社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他还从王家湾出发，冒着风险，风尘仆仆地前往真武洞，出席五万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并在大会上以震撼世界的声音宣布：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
任弼时同志除参加中央领导核心工作外，还兼任中央纵队的司令员，他以细致周密、任劳任怨的“骆驼”精神，日夜辛劳。中央纵队的成员范长江同志在转战途中这样记载：“中央纵队领导机关改组时，主席对（任）弼时、陆定一、叶子龙、廖志高四同志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半年来，我们这个‘政府’的确办得很好，从军事行动到马掌、麻绳，都深入负责考虑，并且认真把这些事办好，而且在任何问题上，只要发现自己有缺点，即无保留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且认真改正。并且把这个责任观念提到中央应有的高度。”⑤
伟大的事变，就从这两个窑洞里，在党中央这个“中心的力量”的领导下奇迹般地出现了。在王家湾时，中央关于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野战军相互配合、大举出击的战略构想趋于成熟，在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后，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又举行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部队不来陕北而出豫西。中央关于“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部署逐步完成，并且成为我军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转战江淮河汉的实际行动。二十年来，我军一直处于防御和被“围剿”的地位，而现在第一次转入了战略进攻。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一个外国观察者盛赞中共中央关于战略进攻的决策说：“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和以后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出色，倒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尽管没有行动一切都将是空的，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以下这一件事上堪称为大师：他们善于抛弃不重要的方面，而紧紧抓住主要环节。”⑥
担负战略突破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说：党中央的领导完全正确。既高度集中，又真正高度民主。有时抓得我们气都出不得，但使我们避免了失误；很多作战中央先问我们，如南下直出大别山，毛主席来电问可否出动，我们说出动也行，但慢点好；实际脱出被动，应出动了；当我们说可以出动后，中央的指示三天就来了。中央对战争的关键抓得非常好，何时内线作战，何时外线作战，有时我们脑中还没有这个问题，或者想得零碎而未成形，中央的指示就来了。
也就在转战陕北期间，在党中央这个“中心的力量”的领导下，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运动——土地制度的改革全面走上正轨。在米脂县杨家沟村，1947年12月8日至28日，党中央举行了二十天的会议（内四天正式会议），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纠正“左”的倾向，使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十二月会议后中央继续开会，并在1948年1月18日拟出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发给党内征求意见。在这前六天，1月12日，任弼时同志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是他继“五四指示”（即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之后，又一个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报告中，他分析了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他强调要按照正确的标准划分农村阶级；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采取保护政策；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取肉刑。这个当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重要报告，影响巨大，在使土地改革运动全面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3月17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当时为建屏县）西柏坡村的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即中央1月18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从“五四指示”到“一月报告（讲演）”，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逐渐完善，从而引导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土地改革运动，有如滚滚东去的黄河主流汹涌澎湃地一往直前。
土地改革运动全面走上正轨，开拓了无穷无尽的战争伟力，它的明效大验，连蒋介石统治区官方的、民间的、外国人办的报刊，都电光石火一样迅速地反映出来了。194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惊呼：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功，也就是‘叛乱’的成功”。4月17日，《密勒氏评论报》写道：“军事斗争与正在各战区迅速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着的，虽然它占有重大比例还是最近的事，但可以预料最近土地改革将进行得愈益剧烈。”4月3日，《观察》周刊评论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得贫雇农翻了身，成为他们的主力，更效死于他们的政权的拱卫”，“这变革是空前的，历史上从未有的”。
1948年3月初，西北野战军经过宜川、瓦子街战役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在我军转入攻势作战的声威下，孤悬延安、洛川之敌弃城南逃。我军收复被胡宗南部侵占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坚持留在陕北，等到打败胡宗南才东渡黄河的决心实现了。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途经晋绥解放区，前往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共同完成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对于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行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选择这样艰苦的地区坚持斗争有很大的意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代表了中国人民顽强斗争的精神。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说：党中央不离开陕北，实际是成了大的战略箝制队，胡宗南的军队是不下于东北杜聿明的军队的，但硬是被我们拖垮了。
历史长河奔腾向前，党中央转战陕北的空前壮举已经快四十年了。当年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人，在回首往事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和西北野战军以少胜多的伟大作用。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在声威上一大胜利，使南京在这个逆运的时期顿感兴奋，可是所付的代价也特高。共党配合刘伯诚（承）所部在河南的行动，突然占据陇海路的西段。此举使蒋总统调往参加延安战役的最精锐部队四十万人……无异被冻结；于是政府不得不另准备一支军队以对抗刘伯诚（承）。”⑦有人说：“国军劳师动众，仅仅进占了延安一座空城，始终没有捕捉打击到共军的主力。而深入陕北的国军则踏进‘匪方’预布的陷阱之中，丧师失利，蒙受了很大创伤，战力大为削弱。……凡此，似非政府当局及战地主帅始料之所及。胡宗南……兵力最盛时拥有四个集团军，五、六十万人之众，堪称是抗战‘剿匪’的总预备队，可见当局对他倚畀之殷和寄望之重。抗战胜利前后，虽然以一部远戍新疆，一部调赴华北，但留在他掌握中的仍然是当时国军最完整强大的兵团。这番攻略陕北，竟未能克奏肤功，实在令人叹息。”⑧
确实，读史使人振奋。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名记者范长江同志十几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以《从平凡处学伟大》为题写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已经掌握了一亿多人口的中央政权，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的总部，在中国这样大国已居于领导地位的党的中央，而又在全国规模的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样大胆地进行工作的。”
注：①《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0页。
②《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870页，
③同②，第1876页。
④《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新华社评论集》，第155、158页。
⑤关于党中央在陕北坚持作战的情况给新华社总社社委会信（1947年9月11日）。
⑥〔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中译本，第446页。
⑦董显光：《蒋总统传》，第484页。
⑧王禹廷：《戡乱军事的形势大略》，台湾《传记文学》月刊第32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