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夏衍电影剧作集》
序柯灵
夏衍同志的电影剧本将汇总纂集问世，出版社嘱我写序，深感任务光荣，同时不免战战兢兢，编者频频催索，而我迟迟不能命笔。夏衍同志是大家景慕的前辈，为电影事业披荆辟草，鞠躬尽瘁，已超过半个世纪。蔡孑民老人称鲁迅先生为新文学开山，而为新电影开山的，夏衍同志可以当之而无愧。高山仰止，心驰神往而已。
中国电影的行程，崎岖不平，迂回百转。早期开疆拓土的人士如郑正秋辈，风尘憔悴，越阡度陌，已走过大段冤枉路，行近山穷，眼见水尽。到三十年代初叶，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进步电影运动崛起，这才峰回路转，出现柳暗花明的一境。这段史实，尽人皆知，无待赘述。当时环境险恶，矛盾尖锐，而运动本身，经绊百端，植本树基，是从剧本着手的。在此以前，摄制影片，因袭文明戏传统，只有账目式的分场提纲，不用剧本；自此才从无到有，从默片到声片，逐步形成正规的电影剧本创作，并实行从商业竞卖到社会使命这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重点转移，在实践中为“剧本是电影艺术基础”这一重要观点奠定基石。移山填海，始于一篑，现在这些为中国电影剧本探路的作品，已带有历史文献的意义，成为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思想和艺术档案了。
进步电影运动，可以看作是晚来的春讯，“五四”运动在银幕上的继续，也就是从文学革命到电影革命的延伸。三十年代成批涌现的优秀影片，作风丕变，生意盎然，一扫过去的酸风腐气，就是明显的证据。《狂流》第一次用胶片描绘农村天灾人祸的戏剧性冲突（也是中国第一部出版面世的电影剧本），舆论肯定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决非偶然。《春蚕》是新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第一次尝试，经过五十年的时间检验，在八十年代都灵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中，还受到许多西方评论家的赞许；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巴金的《憩园》，先后由小说名著演化为电影名作，不但清楚地显示夏衍同志在这方面一贯倾注的心力，也是新电影与新文学合流的有力佐证。
但电影与文学各有自己的炎凉甘苦，不可同日而语。“五四”以科学、民主为旗帜，西方文学名著的介绍传译，对新文学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产生极大的推动力；欧风美雨，起了精神上滋润催化、吐故纳新的作用。而电影却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品，带有资本主义烂熟期的气息，不邀自来，充当“铁盒里的大使”，其使命是垄断落后国家的市场，实行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渗透，喧宾夺主，给新生的中国电影带来极大的灾难。这种处境，和文学事业也截然不同。（电影艺术家自觉向苏、美、英、法、德国的优秀影片吸取养料，是从三十年代才开始的。）文化活动是多门类多层次的结构，不同的门类层次，适应不同的对象。文学作品中的小说、散文与诗，美术作品中的连环画、油画与木刻，音乐作品中的流行歌曲、小夜曲与古典音乐，欣赏者的好尚异同、涵养深浅、范围宽窄大不相同。电影群众性最广，但当时几乎局限于小市民圈子，被正统的文艺界鄙视为不入流的玩意，不但新文学读者与旧电影观众自成畛域，河水不犯井水；连舶来片与国产片观众之间，也各守町畦，互不交通。左翼文学运动与进步电影运动，本质虽并无差别，情形却大不一样：前者可以靠作家在亭子间里用笔杆呼风唤雨，后者却须在摄影棚里和红男绿女各色人等打交道，而且不得不受制于资本家的生意经络，用夏衍同志简洁的语言来说，就是“寄人篱下”。革命与艺术的崇高理想，老板钱袋的实际，观众庸俗口味的惯性，要三者兼顾，难度之大，不问可知，何况还有残酷无情的政治压力。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电影小组终于团结了大批同行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紧追时代，直搏现实，目尽天涯，心关祖国，与人民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在电影领域中开辟出一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使人从此对这一新兴艺术刮目相看。如果不了解这种背景，就无法理解先驱者探索的艰辛，无法正确认识开创期电影剧本的价值——功过成败得失。
在世界电影艺术史上，这是独特的一章，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前例可援。
世代更新，“苦恨年年压金线”的命运宣告终结。昔年“寄人篱下”，今日自立门墙，权衡在我，俯仰自如，本该地阔天宽，一任驰驱翱翔了。令人遗憾的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新时代漫漫三十年，虽然成绩辉煌，不容忽视，但依然道路曲折，步履艰难。原来旧时代有旧时代的矛盾，新时代有新时代的矛盾，而新旧之间，蟠错虬结，难解难分，寻根问底，归结起来，主要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个“左”字作梗。在这个金钟罩的覆盖下，横竖不是，动辄得咎，一路蔓延，愈演愈烈，直到爆发为十年浩劫。三十年代惨淡经营的进步电影运动，曾遭到极右势力的横暴摧残，当时社会震骇，舆论哗然，谈虎色变；到了六十年代，一个大翻身，进步电影运动竟被极左势力宣判为“文艺黑线”，电影小组的核心人物，当然是罪魁祸首，进步电影运动的参与者，也都被视为牛鬼蛇神，挞伐拘囚，无一幸免，有的竟以身殉。时光倒流，黑白混淆，左右同槽，真是对公理和正义最荒诞的嘲弄！
影坛的一波三折，都和政坛的风云变幻相关联。拿破仑对歌德说过：“政治，那是近代无法躲避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斯大林宣称“电影是鼓动群众的最伟大的工具，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一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两位革命伟人的名言，大大地抬举了电影的地位，由于我们对这些话囫囵吞枣，也害苦了电影。实践出真知，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和艺术千丝万缕，互相牵绊，但政治自政治，艺术自艺术，不能牵强附会，混为一谈。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电影，但他却早就看出，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反映精神活动的艺术创作，决不能用法律指定，只用一种“官方的色彩”（《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还明确反对使艺术充当“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作为宣传工具来看，电影确实力大无穷，但观众不来，也是枉然。值得庆幸的是：现在雨过天晴，春云乍展，澄明健康的政治境界，给电影艺术腾飞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良好条件。
夏衍同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文学、戏剧、新闻，哪里需要战斗，哪里就有他。就电影领域而言，他不仅是电影剧作家，同时是电影评论家、事业家和革新家，他的剧本创作，不但记录了银幕的沿革，也留下了历史的脚印。水远山长，他付出的劳绩和承受的苦难同样地多。他的创作、理论和实践经验，都需要认真总结，因为这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三十年代草莱初辟的阶段，历史无疑会给他作出公正的评价。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的警句，见于小说《故乡》，反映了五四时代先驱者的胸襟。这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左传》里的两句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风砂，荆棘，带血的脚印，从蛮荒走到文明：这大概可以看作人类创业史的哲学概括。
艺术王国没有高速公路，也不会沿途设置路牌指迷，但是路再曲折，总是引人向前，在重要的关隘，一定会留下先行者的里程碑，引导后人通向无限，通向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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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我们民族的舞台美术
曹禺
在四年多以前的全国舞台美术理论座谈会上，成立了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我记得，在那次会上，很出人意外地看到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以后，还出版了学刊，举办了首届全国舞台美术展览会。我们看到了舞台美术学会在进步，在发展。
我感觉到，当前舞台美术的工作越做越细致，越进步；舞台美术家的功力也显得越来越深了。我们还成功地运用了世界上多种新颖的舞台手段，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舞台美术的创造，早已打破了“四堵墙”的路子，将有限的舞台时空变成无限的大千世界。我们舞台美术的进步，已被国外同行们所承认，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这表明，我们的舞台美术质量正在逐步走向高、精、尖。
但是，有两个问题，我想提出来。一是如何找到我们的“根”，即民族性问题。文学艺术受到西方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舞台美术家，必须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创造出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舞台美术。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得很好。我这么说，是不是过火了？我总觉得，学习外国的舞台美术，要有选择，不是拿外国的东西去替代自己的东西，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要创造性地运用，使之溶化到我们的创造中，成为有中国气派的、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舞台美术。这是真正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种舞台美术形式。达到这个要求，当然是很不容易，但要努力。因为所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既要有它的世界性，又应该有它的民族性。我不相信有一种完全超脱于自己民族的世界性艺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的独创精神，很需要有中国舞台美术史这样一类的书籍。我不相信，我们的舞台美术只是象旧式广和楼那样，只有一块四方形的空舞台。我们的艺术传统决不是那么简单的。从西汉时代的百戏杂技开始，这里面就有很多舞台美术的成份了。我们的舞台美术史，决不是从“春柳社”开始，也不是从向日本学来的东西才开始的。我们应该求教于有关的戏曲专家和考古学者们，把舞台美术资料，从古代的文化遗产中清理出来，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编写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舞台美术史。这将有助于舞台美术的新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普及舞台美术的问题。在大城市，我们有设备较好的剧场，有利于发挥我们的创造能力，体现我们的各种设想、幻想、理想。然而在小城镇，虽然陆续建造了一些剧场，但跟大城市剧场相比，设备还是相差很远的。这就需要我们舞台美术家根据不太好的剧场条件，因地制宜地运用舞台美术的造型艺术手段，把演出搞得更优美，增加它的感人力量。这种普及工作，也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不能光注意大城市的演出质量，而忽视了小城镇的演出质量。
上面谈的编写舞台美术史，其所以必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如何在当时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创造了感人的艺术，而且表现了戏剧的美。我希望我们的舞台美术家在这方面继续下功夫，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艺术，并以此去丰富世界的舞台美术。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中国舞台美术学会1985年全国理事代表会上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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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鸟有喙
钟惦棐
二乘二等于四。巴黎在法国。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鸟有喙……这些使我欣喜不已的永恒真理，恩格斯却一再指摘它是陈词滥调，说它犹如证明“整体大于部分”，人们不可能从这样的证明中前进一步一样。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徜徉于这些老生常谈的真理之中。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中国电影在前进，但它是在摆脱“鸟有喙”之类的陈词滥调中前进的。《小花》在问世之前不久，还处于危殆之中。连制片部门也认为它是个什么也不象的怪胎。幸好有走在前面的文学帮助了它；新一代的观众在前，老一代的观众在后，作为一种时代的合力肯定了它。因此，这部影片与其说是个典范，毋宁说是个意向，揭开了中国电影新的一页。如今已相继揭开了第二页和第三页，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它不满足于时尚，而企图和自己的乡土联系起来，从中开拓出中国银幕的新境界。《人生》和《黄土地》也就是在这样的意图下诞生的。实践在前，理论在后，而理论一旦符合现实的需要，一旦符合实践中人的志趣，也就在更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实践。至于名称，“名者，实之宾也。”循名责实，是常理；因名废实，正如因人废言一样，是偏见。一定要说中国的“西部片”就是美国的“西部片”，并由此而害怕“东部片”、“南部片”和“北部片”，甚至进而论断出中国有了“西部片”，也会是宽边帽、牛仔裤，腰缠弹夹，手持双枪，英雄美人，文明征服落后！那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经得起更多的推敲么？
有无“神农氏”其人，我不知道，但传说中他尝过百草，令人敬服。因为“百草”之中，不少是有毒的！至今中药用的一些药，单一地看，不仅有毒，且有剧毒，但它针对某种痼疾，又有奇效。既有志于医道，又一味给病人喝“甘草柴胡汤”，怕也容易误事。因此用“金钱”以喻“时间”，用“生命”以喻“效率”，针对一些相当普遍的疲沓现象、混日子现象，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它原来的社会含义。电影题材追求时尚，甚至特意把题材集中在山明水秀、月白风清，而又是财源茂盛之区，以至有的描写西部边疆的题材，连摄制组也组织不起来。这种精神状态的萎缩，和创作中昧于电影美学上的追求相表里。值此之时，理论的任务不是去求教于书本，看看别人关于某一片种说过些什么，而是针对电影创作的实际情况，看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创作者们摆脱这一困境。因此，美国有“西部片”，我们要提出；美国没有“西部片”，我们也要提出。一经提出，不仅影响着电影，也意外地影响到文学。大家意识到“美是发现”这个命题有点道理。新片《瀚海潮》算是自觉地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开始拍摄的，却也并未出现什么“宽边帽，牛仔裤”之类，倒是在大漠风沙之中，发扬了我石油勘探健儿和健女们的瀚海精神！可见实践并没有反驳我们，倒是囿于成见者不能自安。至于论者以《雅马哈鱼档》可否称为“南部片”相诘难，适足以说明评论落后于创作实际的状况。《雅马哈鱼档》所属意的地方特色，与我们所希图引起电影艺术家们注意的事情并行不悖。影片使观众耳目为之一新，便是个很好的印证。
那种以为中国的改革是重复西方，中国的“西部片”是重复美国的“西部片”的人，不妨听听恩格斯关于“重复”说过些什么——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相反地，在社会的历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百二十八页）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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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春雨和他的《山魂》
韩瑞亭
新时期以来部队文艺创作的显著成果之一，是形成了一个阵容可观、颇有实力的作家群。朱春雨是这个作家群中十分活跃的一位中年作家。多年来他一贯勤奋创作，写出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有些在全国或全军范围内获奖。他具有多功能的创作效力，不但对长、中、短篇小说形式驾驭自如，而且写得一手流丽华美的散文。他又象是一个“两栖型”作家，既能写部队生活题材，又能写地方生活题材。熟悉朱春雨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个知识结构较新、生活底子较厚、创作潜力较大的作家。
朱春雨的创作肇始于十年动乱前。七十年代末参军时，他恰值不惑之年，在完全陌生的生活领域里，他的笔不免有些惶惑。他没有在军营里土生土长的作家那样的生活优势，暂时无法在军队生活这片沃土上广收博取，但他并不气馁，却以三倍的努力从事于耕耘。他几次到边境自卫还击战的前线部队去生活、采访，经常出入他所属的火箭部队常年驻守的大漠深山，变不熟悉的为熟悉的，用勤快扎实的脚步实现“走进军营”的转换。生活没有错待这位作家。几年来，他写出了《沙海的绿荫》、《深深的井》、《大地坐标点上的赋格》、《晚露》等一批反映特种兵部队和国防科研部门生活的作品，填补了部队文艺创作中的一块空白。
朱春雨的这些作品，虽然大多涉及读者很少了解的国防尖端科学实验领域的部队生活，那弥漫着科学思辨云雾的山谷，藏贮着核裂变的万度光焰的竖井，莫不笼罩了诡奇玄奥的神秘色彩，但作家却无意于靠炫耀这类奥秘取胜。他致力于探索“试验平衡世界的法码效能”的军人们心灵世界的平衡或倾斜状态，特别是知识分子军人们道德天平的升降浮沉。他在需要最专注的科学思维与正直品格的领域里，揭示了各种知识分子军人在无法回避的世俗尘雾面前不同的灵魂态势，沈巧、唐天虚、姚万林磊落坦荡地对待事业、真理与爱情，他们的道德情操在荡除世俗迷雾中不断升华；顾雨时、马骏才却做了世俗迷雾的俘虏，自私、嫉妒、虚伪造成他们道德的沉沦；而曹佩珩则是在学术理论上痛苦的自我否定中获得了灵魂的解脱。蓝谷基地的领导者蒲春阳和贾月虎，本身虽不属于知识分子，但这对老战友围绕着怎样尊重科学，理解和发挥知识分子在国防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新观念与旧意识的冲突，国防现代化的发展现实，使这两个戎马一生的老军人不能不经历艰难的自我超越或精神裂变。朱春雨比较熟悉知识分子，能够理解他们对事业的追求和特殊的思想感情方式，这是他的这类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由于他从地方入伍不久，在观察部队生活时很自然地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寻求某些相通的东西，也使他的作品显得视野宽阔，没有为军营的范围所拘束。朱春雨曾将这些作品自嘲为“写边缘题材”，这固然表明他对自己的创作尚未完全
“走进军营”的一种自我认识，但若从另一个角度看，又不失为他的特异之处。他创造的知识分子军人形象，他对国防科研部门和火箭部队生活的反映，无疑为开辟军事文学的一个新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果说，朱春雨的军事题材作品还处于某种发韧阶段。那么，出版于去年的长篇小说《山魂》，则可以认为是体现了朱春雨的生活优势和创作优势的一部力作，照他自己的说法，也是动用了他多年生活库存的一部作品。在这部长篇里，作家倾注了对珍藏着他全部青春的长白山林区生活的深情怀恋，表达了他对新中国初创时期那段峥嵘岁月和那些推动生活车轮前进的人们的真诚纪念，也留下他对那个史诗般壮丽年代的回顾思索。
在我们读过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反映新中国诞生以前的革命斗争生活的佳作很多，表现新中国建立以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作品也不少，而描写人民共和国初创时那段新旧时代急剧更迭的社会现实的作品却不算多，给人印象深刻的更寥寥可数。《山魂》称得上一部较为出色的补缺之作，它宛如一幅线条劲健的长卷式写生，淋漓酣畅地描绘了那段新旧交替的历史生活。小说中的东北林区小县城棒棰川，活脱脱是刚走上新生活道路的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缩影，社会关系的剧烈动荡，阶级矛盾与内部矛盾的错综交织，各阶级、各阶层人物心理面貌的变化更易，浑然一体地构成历史转折年代的社会现实画卷。那些刚刚做了国家主人的木把子们，在埋葬旧世界、创建新生活的社会变革中主人翁意识的觉醒，推动共和国车轮前进的历史主动精神的喷发，则成为震响在这幅长卷中的雄壮音调。作家显然是把开始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作为小说的主角，从而表现出我们民族在那个年代情绪和愿望的历史。
小说的乡土色彩相当浓烈，林区小镇棒棰川的乡风民俗，各色人等的声容情貌，绚丽如画的自然风物，经过作家追踪蹑影的精确描绘，历历可辨地浮现于读者眼前。这种带着地区风情画与民俗画意味的乡土色彩，不仅使小说创造的艺术环境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典型性，而且为小说塑造的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注入一股鲜灵灵的泥土气息。这是《山魂》艺术魅力的来源之一。
朱春雨的创作对外来艺术多所师承，尤其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较为明显。不过，他并不赞成艺术借鉴的偏废，而主张“土洋并举”，兼收并蓄。他的《山魂》就是地道的“土特产”，体现了鲜明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魄。无论情节结构、人物刻画或文学语言，他都努力追求充分的民族化，使形式和内容谐调一致。特别是人物性格、人物关系的描写，常常渗透了民族性特征，如鲍廷发、战老大、悦来嫂、严母等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均能显出中国劳动群众素有的淳朴的民族气质；张天源、黑勒勒、宽记掌柜等俨然是小城镇里中式商贾的逼肖写照。以东北地区口语、方言为基础的文学语言，运用纯熟、流畅，叙事、状物、写人颇见神韵，也是小说在民族化追求上的一个成就。自然，小说的篇幅过长而又枝蔓庞杂，结构上不够匀称，时有笔墨恣肆放纵而失去控制之处，是美中不足。但是，作为一部表现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概括一个时期广阔的社会现实的作品，《山魂》的成就似乎应当得到较高估价。就朱春雨自己的创作来看，这部长篇也可以算得上他迄今为止的一部代表作。
朱春雨仍然兢兢业业地勤奋耕耘，最近又捧出有所追求的军事题材长篇《亚细亚瀑布》。或许他已经意识到，时间将是最有权威的批评家，如果一个作家不肯中止自己的创作追求，不畏惧攀登的艰难与寂寞的折磨，他的努力决不会被这位批评家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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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向世界文学》出版
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比较文学论著。
本书各篇文章作者大多是中青年研究工作者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思想敏锐，观点新颖，文笔活泼，充分显示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代新人的特点。
（曾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