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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杠杆与计划管理
于光远
人们常说，运用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就不是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而是运用经济手段。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它是法律、行政与经济三种手段的结合。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对国家机关确定的价格、税收、工资、信贷、外汇管理等制度和数量大小，人们有必须遵守的义务。这是因为，国家机关具有使人们必须遵守的法律地位。因此，运用经济杠杆包括法律手段的因素。
第二，国家机关确定的价格、税收、工资、信贷、外汇管理等制度和数量大小，要能够实行，还必须依靠行政机构、依靠行政力量。不能设想不使用行政手段而能够运用经济杠杆管理经济。
第三，当然，国家机关运用价格、税收、工资、信贷、外汇管理等制度和数量大小来管理经济，是通过人们的经济利益发生作用的，因此它又是经济手段。
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我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不懂得计划管理要适合这个现实，用过多硬性的计划安排生产、供应消费品和调拨生产资料，不重视经济杠杆的运用。现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做法。但是对经济杠杆和计划管理的问题，我认为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在理论上作出说明。
（一）关于运用经济杠杆的普遍性问题。有一些同志认为，在实行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内，可以不运用经济杠杆。其实不然。因为价格、税收、工资、信贷、外汇管理等经济杠杆，会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影响企业的收入，影响企业对土地和固定资金的使用，从而对于国家对实行指令性计划的企业的计划管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是因为在实行指令性计划的条件下，企业计划中的这个指令性部分是国家决定的，因此尽管经济杠杆对于国家对企业的计划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却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对实行指令性计划的经济活动，经济杠杆尚且可以发生作用，对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国家不作计划的经济活动，经济杠杆的作用就更不必说了。
（二）在实行指导性计划中经济杠杆的作用。我认为实行指导性计划有这样几个要点：
第一点，国家对于实行这种计划的经济活动，还是要制定计划（通常是年度计划），有一套计划指标的。这一点同实行指令性计划没有区别。
第二点，国家不把计划指标分配给各有关企业，企业在制定计划时有完全的自主权。这是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不同的。
第三点，国家要在企业研究和制定自己的计划之前，对各种经济杠杆如何运用在所计划的经济活动上作出一套规定——匈牙利称之为调节制度。这种调节制度的作用是，它可以使得企业在从事某种活动（如生产这种或那种产品）时，事先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利益，以便根据这点来作出决策。
第四点，企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国家告诉他们的计划指标，尤其是调节制度，自行制定自己的计划。
第五点，国家制定计划指标，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的可能。而国家制定调节制度的方法和目的，则是通过实行这种调节制度来引导各企业制定符合国家指导性计划所要求达到的指标。
第六点，指导性计划的水平，表现在企业根据调节制度制定的计划汇总起来与国家制定的计划指标相符合的程度。
第七点，国家把企业所作的计划汇总起来，与国家计划进行对比，检查自己计划的水平。检查的目的不是为了修改计划和调节制度，而只是为了认识本年度实际上在执行的计划（即各企业计划的总和），和总结这一次制定计划指标和调节制度的经验。
第八点，把这种经验用于下一年的指导性计划包括计划指标与调节制度的制定上，提高制定指导性计划的水平。
从这八条中我们可以看到，实行指导性计划不是对经济杠杆的随便的一种运用，而是按照上面八条去做的一种特殊的运用。有不少同志认为实行指导性计划就是运用经济杠杆的计划。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在指令性计划中，经济杠杆对指令性计划不起直接的作用。但是这话又不确切，因为它没有表示出实行指导性计划中对经济杠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运用。从上述的八条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想用一句话来表示指导性计划中经济杠杆的运用，也许可以说：它是国家为了落实自己制定的计划，通过公布和贯彻调节制度的办法，引导有关企业在制定自己计划时事实上接受国家计划的那样一种对经济杠杆的运用。
（三）要善于运用经济杠杆。在实行指令性计划中，经济杠杆的运用虽然不直接影响指令性的计划，但是它会对国家、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发生很大的影响。这一点说明运用经济杠杆的重要作用，也说明运用经济杠杆必须慎重，说明经济杠杆的运用必须牢固地建立在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
在实行指导性计划中，对善于运用经济杠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在实行指导性计划时，调节制度一经公布就不能修改，因为企业的计划都是根据调节制度来制定的，如果调节制度改动了，所有企业计划都失去了依据，也就使整个指导性计划不复存在。不事先公布调节制度，固然事实上不可能存在指导性计划；有了调节制度，如果在年度计划内重新修改，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指导性计划。只有国家把对各种经济杠杆的规定在企业制定年度计划的几个月前告诉企业，而且以后不再更动，企业才能根据调节制度来制定计划，而国家才能运用经济杠杆引导企业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经济活动。在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情况下，国家对企业是承担这种义务的。
在国家不作计划而由企业自己接受市场调节来安排自己经济活动的领域中，在运用经济杠杆方面，不象实行指导性计划中那样，从计划体制来说，国家不对这样的经济活动承担不随便改变的义务。但是在这样的计划体制的领域中工作的人，也有理由要求自己有可能对市场情况进行预测，安排自己的活动，要求在这些方面有一种稳定性。
总之，善于运用经济杠杆是一门极其重要和复杂的学问。不但要在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问题，而且要在实际工作中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要完成这个任务，只靠少数经济学家是不能胜任的，一定要努力建立起强有力的智力机构。
同时也应该看到，提高人们运用经济杠杆的水平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并要求现有干部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学习。在这方面我们要作不懈的努力。但这并不是说目前我们可以不必重视这个问题。一定要善于运用经济杠杆，力戒滥用经济杠杆。要努力提高对运用经济杠杆的认识，懂得如果运用得当，可以发挥重大的好作用，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起不好的作用，从而使我们对运用经济杠杆采取更加慎重、更加认真的态度。有了这样一种态度，就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利益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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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下）
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山西新军，是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由我党倡议于1937年8月开始创建的。阎锡山早在1936年下半年就一再考虑过要扩军，并且想改用新的旗号。在当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董天知出面，提出建立一支以进步思想武装的抗日新军的建议，为阎首肯，但并未实行。抗战开始后，在日寇进攻面前，山西旧军一触即溃。这时，阎锡山急于扩充实力，应付危局。薄一波再次提出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阎同意试建一个团。1937年8月1日，以原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的两个团为基础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第九团各一部组成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正式宣告成立；9月间发展为四个总队（团）。
1937年9月，刘少奇同志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三个月内“扩红十万”，即把部队扩大到十万，周恩来同志完全赞成，并在具体部署时提出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同年10月初，薄一波进一步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五至十个旅新军的建议。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先给了五个旅的番号，授权当时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的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原来的四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四个纵队（旅），各纵队的政治委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是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时组成工人武装自卫队，不久即由团发展为纵队。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的正式番号，依次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第四旅和第二○七旅等。
至1939年夏，山西新军已有：（1）四个决死纵队，每个纵队各辖有三个总队和三个游击团，合计二十四个团；（2）一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辖三个团；（3）三个政治保卫旅，即二○九、二一二、二一三旅，每旅各辖三个团，合计九个团；在二一二、二一三旅的属下，还有三个游击支队（团）；（4）三个保安司令部，各辖两个团，合计六个团；（5）一个暂编第一师（由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的），辖四个团又一个游击支队（团）。
以上全部山西新军共计五十个团。其中四十六个正规团，四个游击支队（团），主力部队约五万多人。当时山西新军的实际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山西旧军。这支抗日武装，分别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地区。
山西新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壮大起来的。由薄一波担任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了山西新军的工作。委员会的成员由最初的五人到1937年增加为十六人，新增加的委员为：牛荫冠、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徐荣）、傅雨田、刘亚雄、谷景生。大多数委员都直接投身到组织和掌握武装这一中心工作中来，他们分别担任了部队中的主要领导职务。我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有一套政治工作制度，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新军各部队的政治委员，除二○七旅外，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各旅旅长、团长，以至营长、连长，最初大都是由旧军官担任。由薄一波拟订、经阎锡山同意的条例规定，政治委员是部队的最高首长，在部队中拥有最后决定权。实行这个条例，大大便利了约束、改造和撤换旧军官。后来各级军事指挥人员都改由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担任。团、营、连的各级主要政治工作人员，也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增强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在新军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八路军的巨大援助。八路军先后支援新军各部队的军事干部在四百名以上，同时还代培了大批干部。1938年夏，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沁县西林村为决死一纵队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亲自授课，对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重大作用，山西新军称之为“西林整军”。
山西新军和牺盟会当时作为由我党领导的山西新派力量，在按照我党确定的政治方向开展工作和进行战斗的过程中，同山西的顽固分子即旧派势力曾发生尖锐的矛盾和斗争。1939年冬首先在晋西发生的“十二月事变”，就是这种矛盾和斗争激化的一次总爆发。抗战开始，阎锡山在日寇进攻面前遇到重大困难时，希望牺盟会和新军帮助抵挡一阵；当新军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敌人，稳定了山西局势之后，阎看到新派愈加发展并形成独立的力量，看到新派的势力和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越了他所需要和允许的范围，看到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他转而积极支持旧派的力量和顽固的旧军官，压制、打击新军和牺盟会，以此来提高旧派，并且指使旧派来反对新派。1939年3月，在秋林镇召开的军政民高干会议上，阎锡山坚持要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实际上要取消共产党对新军的领导权，从而改变这支部队的性质，受到新军领导干部的坚决抵制。1939年12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命令山西旧军向新军发动进攻，新军各部队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顽强性，坚决予以反击，终于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山西新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锻炼得更坚强了，经过整军，名义上保留山西新军番号，实际上已加入了由贺龙、关向应领导的一二○师和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的八路军序列，集中活动于晋西北、晋东南地区。“十二月事变”之后，1940年2月15日，党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秋林镇，向阎锡山面述我党关于恢复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划分了驻防地区。在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保持了中立。这样，基本上保持了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住了山西的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强大支援和直接指挥下，胜利地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1937年秋至1938年春，主要是阻击日寇进攻；1938年4月至1939年，主要是进行反围攻战斗；1940年参加了百团大战，以后主要是反“扫荡”；1942年至1943年参加了著名的围困沁源的战斗。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山西新军的一些团队后来发展成为我军的主力部队。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积极配合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最终地破坏了山西的统一战线局面。这时，山西新军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奋起参加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在工作和战斗过程中，得到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等领导同志的很大帮助和许多指导。1943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取薄一波同志汇报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斗争情况时欣慰地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一个例证。同一年，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华北六年抗战经验时强调指出：“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末，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1页）这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历史评价。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极力歪曲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斗争历史，诬陷它们是“伪组织”、“伪军”，使大批干部和群众横遭迫害。但是，历史是不容歪曲的。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终于恢复了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它们所创造的业绩，作为伟大抗日战争史册的一页，又重现光辉。
（辛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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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不能关起门来建设精神文明
叶秋同志在《对外开放与精神文明》一文中指出：一提到对外开放，一些同志立即想到它给我们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不良影响，于是警惕地把守着精神文明的大门。似乎，对外开放带来的只能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对精神文明没有好处。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关起门来建设物质文明不行，关起门来建设精神文明同样不成。
作者说：在谈论外国精神文明的时候，至少必须搞清两点。第一，国外不等于资本主义。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并非只有我们中国。对外开放，自然也包括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第二，我们在精神文明方面有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能代替和包括一切精神文明，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我们一国、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国家在精神文明方面存在许多腐朽、肮脏的方面，这是需要我们在对外开放中警惕、识别和抵制的，但同样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国家在精神文明方面，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的精华。
作者举例说：如果我们把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男子汉大丈夫”作风革除一下，象世界许多国家那样，养成尊重妇女的社会风尚，又该是多好。斯大林所十分赞赏的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不也是美国的精神文明的一个方面吗？
作者最后指出：精神文明是全人类的文化结晶，我们没有理由在这方面继续闭关锁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有许多腐朽的东西，这是事实。但切不可在抵制这种腐朽东西侵入的时候，把一些良好的、健康的精神文明这个“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摘自《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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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搞活思想，就要树立平等学风
《还要搞活思想》是作者童车五发表在《群言》杂志的一篇文章。作者在论述了搞活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着重指出：搞活思想，还必须在思想领域里彻底打碎等级观念，树立真正平等相待的优良学风。平等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学术平等，就不会有学术自由；没有学术平等，也不会有真正的是非，真理更无从实现。
作者认为，要树立平等学风，在思想领域里绝不能搞“定于一尊”。思想领域，除了正确与错误的关系外，并不存在尊卑和贵贱的关系。思想领域搬用等级制度，是极不明智的。其所以错误，在于这样做既压制了自由思想，同时也窒息了真理本身。
要树立平等学风，必须严禁霸权作风。解决思想领域里矛盾的最好方法是和风细雨，相互说理，切磋琢磨。那种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作风，对于解决思想问题，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学术上，要提倡雅量。不要一见到特异的事物，就骂为异类；一见到与己不同的观点，就斥为异端。其实真理往往出于异端。以五十年代马寅初的人口学说为例，假使当时有雅量，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说理研讨，那末，马老人口学说中的真理，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发现。根据马老的人口学说制定人口政策，今天我们也不会背如此沉重的人口包袱了。（摘自《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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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评介
李侃 龚书铎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王庆成同志三十年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成果。书中涉及对太平天国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史事的考释和新资料的评介，以及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等，内容丰富充实，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论著。
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洪秀全的早期思想、金田起义的日期、定都南京等问题，较长时期来都有一种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然而作者没有囿于传统的成说，而是经过认真研读资料，缜密地加以分析，在审慎的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例如，关于洪秀全早期思想的评价，传统的观点认为，洪秀全在1837年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843年应试落第后，创立拜上帝会，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他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宣传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作者在本书的《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与此不同的新见解，认为洪秀全在青年时代追求功名，1843年后功名失败，信从《劝世良言》，希望通过拜上帝以改造世道人心、拯救社会；1847年后在现实阶级斗争推动下走向革命道路。他的著作中并没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它们不是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相反，他在决心反清后，修正了早期著作中宣传的不杀、忍让、安贫乐命等思想，转而采取了某些适合于农民战争利益和需要的观念，其纲领是平均主义的，也是专制主义的。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史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探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关系对洪秀全的评价，而且还涉及太平天国的性质等问题，对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有积极作用。
在开辟新的领域方面，本书最突出的是关于太平天国宗教问题的研究。建国以来，在批判了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宗教革命的错误观点后，都回避或否认宗教在这次运动中的作用。事实上宗教不仅存在于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而且始终都在起作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它，才会加深对太平天国的认识。作者在这方面认真探讨，做出了成绩。收入本书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十一篇，涉及的内容包括：拜上帝会的创建、宗教要旨及教义的中国化；洪秀全的上帝观念和对上帝称谓的来源；太平天国的天堂、地狱观和上帝执行赏罚方式的特点；太平天国“魔鬼”名词和观念的来源及其政治意义、伦理意义；“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洪秀全改“太平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时间、实际情况、意图和作用；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的理论及两种“上帝家庭”的互相交织和矛盾，等等。作者既着力于要弄清楚太平天国宗教本身的问题，诸如它的独特性，称谓、名词的来源和含义等，又不局限于宗教本身，而是把它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个历史过程结合起来考察，探究它对太平天国的兴亡所起的作用，从而使读者对太平天国有更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