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回忆与思考散记
李欣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已四十年过去了。八年抗战的艰苦历程，今天回忆起来，既振奋，又沉重！之所以振奋，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华民族涤雪了百年来反抗列强侵略屡战屡败的耻辱，实现了由不断失败到全面胜利的转折；我个人从一个青年学生，也在抗日革命部队熔炉中，锻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战士。之所以沉重，是由于中国各族人民，在半壁河山沦陷、敌我力量悬殊形势下，奋起进行殊死搏斗，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忍受了多么重大的牺牲！从革命人道主义出发，我当然反对“一瞬之间”夺去广岛二十几万人生命的原子弹轰炸，因为那不只是惩罚了战争制造者，而且也伤害了无数无辜的人民；但，我也坚决谴责南京“大屠杀”，华北“三光政策”，热河“无人区”，重庆“大轰炸”，历历可数的“万人坑”和遍及敌占区的野蛮侵略暴行。我还认为，即使那使无数无辜者遭受原子弹伤害的祸根，也还是日本侵略者种下的，这笔债首先应该记在东条英机等战犯的头上。抹杀这种种战争罪行，就不足以惩前毖后。不去谴责这些战犯，反而当神灵去朝拜、祭奠，不管是谁，都难逃公理谴责。人类需要和平，国际需要友好。应当据此教育青年和子孙后代，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决不许罪恶重演。
胜利与解放实是来之不易。当前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四化”，实现祖国统一，实现包括同日本人民在内的世世代代友好的世界和平。为了向前看，回顾并吸取无数生命鲜血换取来的历史经验，确属必要。
我自身体验到的某些小事，也能说明大问题。作为旧中国河南破产农村的农民子弟，上学并不容易，我真想读到大学毕业。可是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鲸吞蚕食，步步进逼，我终于不得不中途离开学校，投身抗日战场。其实，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以及上层的和中间的人士，都是日本侵略者把他们推向同仇敌忾的抗战烽火中去的。记得1938年春，日寇进攻晋西北，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岚县等地。我八路军贺龙师长率领一二○师，发起了晋西北战役，几次鏖战，相继收复七县。在战役过程中，我军绕道高峰峻岭冰天雪地的管涔山，直插五寨、神池两县间的义井，狠狠打击敌人。这时，我在山村里动员担架，痛心地看到穷乡僻野“与世无争”的憨朴人民，简直还象“桃花源”中人，并不知道亡国大祸临头和强盗已打到大门口，仍然抱着“谁来了我给谁纳粮”的传统“臣民”意识应付着眼前的现实生活，根本谈不上对别国的人有什么仇恨心理和成见。但是，就是这些人民，在日寇的炮火屠刀下不断受着反面教员的“启蒙”，逐步提高了民族觉悟，成为抗日根据地支援战争的坚强支柱。这自然由于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的深入发动和组织，但的的确确首先是敌人的残暴从反面作了这种发动。历史的进程证明着一个真理——“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侵略者最终要自食其果，烧死在自己煽燃起的烈火中。就一个中国人的体验来说，经历过这番以千万人生命和国家无数财富作代价的拚搏，没有比争取到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更可宝贵的了！这是我们祖国富强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振兴中华，必须发扬这种各族人民同心协力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主张解放全人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一致。就在上述晋西北战役义井战斗中，我见过充满武士道精神宁死不作俘虏的日本兵。但不久，1938年夏天，在山西五寨我军驻地，就有一个受到我们正确的俘虏政策感化而对中国人转变态度的日本军人。他的名字大概是大桥捌吧（记的不太准确），我们相处过几天，相当友好；临别时他在我的小本上写了几句充满诚挚热情作为留念的话。他现在是否活着，没有打听过，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安度晚年。抗战中后期，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宁肯自杀也不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并且接触过不少同我们一道作战的“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日本刚投降不久，我到了沈阳，在东北人民自治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接收了伪“满洲”和“中央”两个印刷厂并组织生产。这时，就有两位日籍职员，经动员后在我的管理指挥下，协助我们印刷宣传品和教材。这些切身琐事也足以证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是存在着共同利益，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应当从民族的历史灾难中吸取教训，平等互利，发扬自隋唐以来友好往来的优良传统情谊，一代又一代地友好下去。
“玫瑰花在此，来跳舞吧”！
1985年8月10日于北戴河
第8版()
专栏：
轰炸下的余生
冯亦代
一过重庆的雾季，每次离开我的居处，便提心吊胆，生怕不知什么时候街上行人会突然高喊一声“挂球了”，我不知该向何处奔赴可以躲避的防空洞。“挂球”是日帝空袭重庆的警报标帜，一个球是预行警报，三个球便是敌机已进入了市区。
我到重庆是在1941年春初，那时听友人谈起1940年日寇的大轰炸，还有余悸；至于我则漠然处之，因为我还不知轰炸的深浅。然而雾季终于消散了，于是有一天我也尝到了轰炸的滋味。那一天我有事去北碚，车到李子坝时就遇到“挂球”，司机把车的速度加快，想离开市区越早越好。可是那天紧急警报也来得快，我们不得不下车躲在路旁的树荫里，匍匐在地上。接着便听见天崩地裂的两声巨响，整个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我以为这次必死无疑，想不到敌机早已横空而过。我睁开眼睛一看，发觉我匍匐的地方已非原处，却趴在马路的另一边了。巨大的气浪把我震离了原来的位子，我连忙再躲进树荫里。这一次的空袭警报很快就解除，我们惊魂稍定，也不想再去北碚了，便汽车掉头，回到城里。
这一天的被炸区在通远门七星岗一带，我经过这处时，蓦地里看见在城墙壁上贴着一个四肢残缺不全的尸体，身上的血还在一滴一滴地滴下来。
七星岗的被炸，在我看来已是人间惨剧，但是许多重庆人却说这一年的轰炸，比前一年减少好多，造成的损失也比前一年轻，前一年几乎夷平了重庆市。从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看来，似乎轰炸也并不多，至少我在多次去北碚的道上，没有再碰上李子坝这样遭遇的重演。
但是日帝在轰炸重庆时变了手法，原来他的轰炸在白天，这一年却改成为黄昏与夜间了。大概日帝认为这是重庆市民最疏于防范的时候。一天晚间有人在都邮街广东酒家请客吃饭谈设立印刷厂的事情。为了应付可能的空袭，定在四时入席。四时快到，宾客尚未来齐时，街上人声鼎沸，高叫“挂球了”。主人说估计离紧急警报的时间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大家早点吃完散；即使吃到半中间拉起了紧急警报，下面就是大隧道防空洞，可以走避。有人认为可以，我和另一位朋友说要吃不要命的事情我们不干，坚持要回到小什子自己机关的防空洞去。主人似乎有些不愉，说我不肯赏光，我说情况不妙，下次再说吧。这样我便连奔带跑回到小什子。我到达机关的防空洞口时，正好挂起两个红球。
这一次的警报时间来得特别长，从下午四时一直延到清晨二时。我在防空洞里是又饿又困又焦急，好容易警报解除，满想出洞找东西吃，想不到又拉起了紧急警报，这样一解除一紧急就闹了三四次。到了最后警报解除，我一到宿舍纳头便睡，一直睡到第二天近午。我一进办公室便见同事们正在议论纷纷，说昨晚的警报虽然轰炸不太厉害，可因为时间太久，大隧道里竟憋死了一二万人。情况是第一次警报刚解除，隧道里的人还没有走散，又来了第二次警报，愚蠢的宪警为了所谓维持秩序，竟将洞口的木栅门下了锁。警报来了二三次之后，洞里的空气愈见稀薄，许多人口渴得厉害，又出不去，只能用舌尖舐着石壁，吸点水珠，还有人则把自己的尿撒湿了手巾捂在口鼻间。等到警报最后解除，大家一拥而出，便把洞口堵死了。
我在好睡的时候，街道上正在运大隧道里憋死的尸体。但是等我起身后，从窗口望到街道上还是一列列卡车的尸体。事后据说那天从死尸手上捋下来的金戒指便盛满了三四个大脸盆，从腕上摘下的手表，连数都数不过来。这便是有名的重庆大隧道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大隧道惨案后我就患了急性肝炎，为了避免跑警报的麻烦，一位好心朋友把我接到南岸黄桷垭去养病。那里是从来没有轰炸过的地方，达官贵人们住在别墅里视为乐土，歌舞彻夜不休。但是这唯一的一次轰炸，也为我所遇到了。南岸有个大溶洞可以容纳几千人，那天一挂球，主人便促我速进溶洞走避，可是我的病体竟没有丝毫力气使我走几百步路，因此我让主人家的妇孺先走，我再慢慢捱过去。不料刚走到大厅门口，敌机就扔下了炸弹，一阵气浪把天花板上的灰土连同一盏吊灯全落在我头上，我也摔倒在地。事后才知道有枚炸弹落在离我不过五十码的地方，幸而是个空心炸弹，所以落下地时除了震动外，爆炸不起来。这对我来说真如二世为人。
这之后重庆就没有再遭到轰炸，也许敌人正在作太平洋进军的准备。总之，在所谓陪都的雾季降临后，有钱人又过上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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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时的子恺漫画
蒋阆仙
1945年8月10日，举国腾欢，放鞭炮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我在川北南充近郊一座供疏散用的茅草房里，四周都是田野，屋前有房东种的瓜菜和大丽花。一住几月，这幽静的环境已经不觉得新鲜了。唯独对茅舍墙壁上张挂的一幅漫画，丰子恺先生画的“野花载得满船归”，有着浓厚的兴趣。1944年12月，我陪同丰先生到阆中，他在那里开了画展，回重庆时送了我这幅画，可以从中看出他对沦陷了的故乡江南的怀念。而我朝夕面对画中的光景，总是想到：何时才能恢复祖国半壁河山，自己一家也好结束躲避空袭的生活。
放火炮了，很象除夕。但炮声连续不断，越来越响亮，远非过年所能比拟。8月11日我进城去看看，从模范街到果山公园，放炮留下的纸屑填满了路面，象铺着无边无际的大红地毯。行人走过，无不喜形于色。我高兴地回到家里，再看墙上丰先生的画，好象湖山之间一下子新添了许多人，他们带着行李，在波光柳影中赶路，不正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情景么？
不几天，丰先生由重庆寄来了他的新作品，开封展读，爱不释手。画幅右上角写着六个刚劲有力的字：“8月10日之夜。”画面上一个人用小竹竿撑起鞭炮燃放着，火星四溅，照亮了夜空。另一人让穿着红色短褂的小孩骑在自己脖子上，观看这从未有过的热闹。人们的脸上泛着红光，无比兴奋。象这样用鲜明的色彩，形象地报道胜利的喜讯，多么新颖有力！它比文字更精炼，更能表达当时欢乐的心情。我们一家人见了这幅画，先是凝神细看，然后迸发出笑声，分享它带来的欢乐。
人们继续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欢乐里，同时也感到了新的忧虑。经过八年抗战，历尽艰辛，还未得到喘息，又要经受内战的考验了。大约是1945年9月，收到丰先生寄来的另一幅画，读了之后，更是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画了一个废炮弹壳，插上一枝红艳艳的荷花，题了十个大字：“炮弹作花瓶，永世乐太平。”这一善良的愿望，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但也包含着一种隐忧。当时的形势如何，看了报纸上东北各地战火纷飞的消息，听了天空中运兵的巨型飞机轰隆的响声，不是很清楚吗？
丰先生寄给我的这两幅漫画，以艺术家的敏感，运用丹青妙笔，表达了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民欢乐和忧虑的心情。“8月10日之夜”，画的是人们狂欢的神态，呼之欲出；“炮弹作花瓶”，在当时只能是一种愿望，足见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这样具有历史感的作品，是难得的佳作，我看了感受是很深的。
1945年冬天，我回到重庆，又和丰先生见面了。其后一段时间，我在商务日报社工作。同事夏宗禹同志也是丰先生的朋友，和我常去看望丰先生。1946年上半年，丰先生作一幅画，刊登在《商务日报》副刊《茶座》上，题目是“闻说邻家午饭香”。画图中半间小屋，主人正临窗伏案，构思写稿。旁边烧饭的炉灶已断烟火。一个瘦小的女孩子靠着墙壁，象是在跟埋头工作的父亲说话。纸糊的窗子向外撑开，正好看见邻家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这幅漫画，强烈地反映出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更加贫困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原稿，我也保存了许久。
经过十年动乱，上面提到的几幅画是不存在了。缅怀作者，回忆往事，仿佛又看见了和蔼可亲的丰先生，又看到了可爱的子恺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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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秋（外一首）
莫西芬
秋，挂一行行穗浪，
一层层欢喜，
整个秋都象一个丰字，
一横一直从天挂到地，
它通着夏天干渠的浪，
春天闪光的犁，
也通着腾飞的黄河，
泰山的骨气，
还通着太阳前进的轨迹，
我们冲向明天的锐气！
黄河干渠
黄河身长一万里，
干渠系在黄河的腰里，
干渠是一把开天的钥匙，
它摇着春天的霖夏天的雨，
也摇着春夏秋冬四季的甜蜜。
有这样的钥匙拿在手，
就不怕打不开丰盈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