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弦歌不辍 坚韧不拔
——影片《流亡大学》观后
张骏祥
1939年冬天，我从国外回来，绕道海防到四川国立剧专去教书。经过昆明时，住在西南联大教师原清华大学同事的院子里，看到马约翰教授自己在院子里生煤炉子，为生病的儿子煮粥，吴雨僧教授用一叠肥皂箱堆放自己的古典文学名著。当晚又听到同事讲他们从长沙长途跋涉步行到昆明的艰苦，看到同学们在茶馆里的油灯下自修，我几次落下了眼泪。当时就想，为了抗战，教师学生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仍坚持弦歌不辍，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真该好好地写上一笔。两年后，我确是写过一个这题材的话剧，在重庆上演过。解放后，我也几次想把它改编了拍成电影，但终于因为调了搞行政工作，未能着手。当时还有个偏见束缚了自己，就是以为写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写教授，就得写闻一多拍案而起。结果是闻一多既没写成，也没有写出个江炜成或古湘平来。今天在银幕上看到了《流亡大学》，真是无比的高兴，既好象感到宿愿已偿，更深感影片要比我所能写得出的高明多了。
总之，这段历史是值得写的，这段历史是应该写的。
老实说，最初听到吴贻弓同志拍《流亡大学》，还多少有些担心。用贻弓同志自己的话说，抗战时期他还是个娃娃。在摄制组里，在演员队伍里，除了高博同志等极少几个人之外，好象也都没有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之苦。他们能把当时颠沛流离的情景和心情体现出来吗？看到影片之后，这种顾虑就完全消除了。应该说他们是非常真实地画出了这幅流亡师生的长卷。钱江大学师生忍饥挨冻，高举风吹雨打的校旗翻山越岭的气概，他们在一无桌二无椅的空屋里站着上课的情景，他们在敌机轰炸下，在国民党政府无理措施下的愤懑和反抗，使人们看了不能不激动。正是这些不屈不挠的教授们，在万分艰苦中还能幽默地谈论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正是他们在路末途穷的时候，还坚信“办法总是有的”。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可敬可爱的中国知识分子！而钱江大学只是当时在流亡中的多少大学中的一个！
有些同志担心西迁沿途的景色是否太美了，会和人物的心理经历不协调。我说这也恰恰是真实的。也许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嘲弄吧，祖国的山河就是这样丰饶壮丽，可是她的儿女当年过的却是无尽无了的颠沛流离的日子。不，也许更应该说，正是这壮丽的山河象征着流亡师生们胸中扑不灭的勇气和毅力。
一切的苦难是谁造成的呢？当然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再就是置国家教育事业于不顾，直至别有用心地想解散钱大的腐败的政府。但是编导对这二者都没有正面去写，没有让它们占据多少篇幅。除了几个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之外，影片里没有出现一个日本兵。而腐败的政府只用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训导长作代表。这就更适合于吴贻弓同志的导演风格，使他能更集中力量纪录钱大师生一迁再迁的颠沛，抒写江炜成与妻子田畹以及与教授们、同学们之间的深厚感情。正是在这些极易陷于重复的一再后撤的场面，和极易于落套的妻死子亡的场次中，显出了导演的功力。
总之，这段历史是应该写的，影片写这段历史是写得好的。假如问我有什么不满足的话，就是从整个影片看，似乎抗战时期的“社会众生相”还可以更丰富一些，也就是说，现在的影片中流亡师生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色调还嫌单薄了些。想到这部影片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意义，想到为了使他们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过去这段历史，是否设法在流亡的过程中带出一些那个特定时代的各种人物形象，可能会有好处。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人，一想起那些日子，大概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当时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流离失所的孤儿寡妇，有靠吃平价米维持生活的公务员，有为团结救亡奔走呼吁的爱国志士，又有囤积居奇的米蛀虫，跑公路发国难财的“英雄”……在学校里也有忍受不了清贫弃学而仕去做高官的，当然更有大彻大悟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和投奔革命阵营的青年……我以为，能适当地在后景中多少看到这样一些不同的形象，会使这幅画卷更增加些立体感。不知当否？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钱江大学师生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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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抗战时期的群众歌咏活动
孙慎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作为当时的一个音乐工作者，想到抗战时期的群众歌咏活动对于鼓舞爱国热情的巨大作用，真值得我们回忆。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侵占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空前紧迫。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一个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与这一运动相配合，1935年起在上海掀起了一个以宣传抗日救亡为目的的群众歌咏运动，并且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广大的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儿童参加了这一活动，各种歌咏团队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有如雨后春笋，他们以激越的歌声唱出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
上海的许多歌咏团队不单纯是学唱救亡歌曲的团体，他们还同时组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等活动，引导大家阅读进步书刊和关心时事。歌咏团常常又是“救国会”发动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中，总是伴随着他们嘹亮的救亡歌声，鼓舞着群众的斗志。很多同志是唱着救亡歌曲走向革命道路的。
歌咏团也争取各种机会用音乐会进行救亡宣传。如1936年为捐款援助绥远抗战，借上海总商会礼堂举行的“援绥音乐会”。这次音乐会也邀请了当时已有声望的郎毓秀、蔡绍亭等歌唱家参加演出，争取了更多的音乐家支持救亡歌咏活动。又如同年“民众歌咏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的突击式的千人大齐唱，由刘良模指挥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这样规模的齐唱，在当时是空前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公共演唱并不都能实现，常常受到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的阻挠和禁止。
歌咏团也争取机会到电台播唱。有一次我随业余合唱团到南京路沙逊大厦的一个电台去播唱，电台临时接到通知不让唱《救亡进行曲》，原因是歌词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字句。我们研究后决定仍然照唱，但把“日本”二字按照当时报纸的办法改为“××”，即把这一句歌词唱成“打倒××帝国主义”播出，挫败了反动派的无理阻挠。
救亡歌咏运动在当时之所以能够迅速开展，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一批能够深刻反映群众心声、富有感染力而又易为群众学唱的具有新的风貌的群众歌曲已经产生，从而为歌咏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这就是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作曲家们创作的歌曲作品。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聂耳在歌曲创作上的重要贡献，他认为歌曲应该“为大众而呐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聂耳创造性地运用群众歌曲这一体裁并赋予强烈的民族的气质。他的歌曲不但写出了人民的苦难，也写出了人民对光明的渴望。由于聂耳的歌曲是代表群众的要求的，因之，他的作品一出现，就立即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和喜爱。聂耳不但为我国的群众歌曲这一体裁奠立了基础，开了一代乐风，而且也为救亡歌咏运动提供了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歌唱材料，推动了歌咏运动的开展。
在聂耳创作的影响和带动下，新的群众歌曲如《自由神》、《保卫马德里》、《中华民族不会亡》、《打回老家去》、《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国土》、《心头恨》、《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上起刺刀来》、《救亡进行曲》等等一大批作品相继出现。当时社会上正充斥着《毛毛雨》、《桃花江》一类靡靡之音，客观上起着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和麻醉人民斗志的作用，聂耳等的歌曲出现后，这些靡靡之音随之销声匿迹。对于庸俗和不健康的作品，要用高尚健康的作品加以取代，这是实践得出来的结论。救亡歌咏运动也得到许多进步刊物的支持，他们为发展群众歌曲提供园地。如《生活知识》月刊（沙千里、徐步主编）就在1936年出了《国防音乐特辑》，刊载了关于国防音乐的理论文章和一批新的群众歌曲，大家熟悉的《五月的鲜花》也是在《生活知识》上首先加以介绍的。
为了创作更多的救亡歌曲满足群众的需要，吕骥、孙师毅在1936年发起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也称歌曲作者协会），促进词曲作者的合作。许多著名的诗人和作曲家加入了联谊会。联谊会也曾邀请黄自参加，黄自表示不出面参加，但如有什么事要他做，他是愿意尽心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实际上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
另一个歌曲创作的团体就是“歌曲研究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作曲者，《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等歌曲就是在“歌曲研究会”的组织下创作出来的。
当时许多歌曲之所以一出来就得到普遍传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作者本人就是群众救亡运动中的一员，能够在作品中亲切地反映群众的思想感情，想群众之所想。
群众歌曲创作和群众歌咏运动是两个相互联系着的环节。表达人民心声的歌曲作品推动了歌咏运动的发展，而歌咏运动又使优秀歌曲得以推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今天，如何在具体的条件下吸取抗战时期音乐工作的经验，使音乐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为进行“四有”教育作出新的贡献，这是音乐工作者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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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寻求生活的“反射和回声”
——评长篇小说《天堂之门》
陈美兰
年轻的作者王力雄给自己的长篇小说起了一个带“空灵”色彩的名字：《天堂之门》。可书中所展现的却是我们身边最贴近的生活：八十年代的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为使生产迅速赶上现代化的步伐，正在开展计算机企业管理的试验，由此而引起生活的层层波澜，卷起形形色色的纠葛和斗争。它具有当前改革题材作品所具有的许多共同点，但为何却能在同类作品中显出一种特殊的魅力？产生一种如此搏动人心的艺术感应？看来，它的创作实践确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问题。
跨进八十年代，长篇创作在反映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方面，正逐渐发挥着自己特有的职能。近年来，一些作品转向于对人的精神领域和心理世界的开掘，探索道德的主题，这当然也是一种积极的艺术追求。但在创作中我们常会发现这样的缺陷：某些作品似乎为免于重陷写具体矛盾、见事不见人的泥潭，而有意尽量将故事的背景、事件的进程淡化。可是由于具体生活斗争的过分虚设，精神道德的探索失去深厚的现实根基，导致作品道德化的思考缺乏生活的切近感。
《天堂之门》恰恰在这方面作出了颇有胆略的实践。它的创作的审美形态也注重于人们灵魂的碰撞和精神道德领域的掘进，小说充满着对生活真谛、人生价值、崇高与卑下、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问题的激动人心的思考。然而，在艺术表现中，它却不是抛开“现实的尘世关系”去追寻那超脱的“理论王国”，而是在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历史行程中来寻求它的“反射和回声”。《天堂之门》有一个十分明亮的生活“聚焦”，这就是计算机向工业管理领域的引进。作者紧紧地把握住这个事件并艺术地展现其斗争的来龙去脉及其现实波及面，这是很有思想见地的。因为电子计算机进入我们生活中，其意义不在于一种工具有数量的递增，而是“意味着一个实现脑力劳动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新时代的开始”，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就必然要对整个社会，包括它的生产结构、人际关系产生猛烈的冲击，由此而展开的斗争，也就不仅是某个具体方案的分歧或某种权力的争夺，而是关系到社会文明进步的一次力的较量。作者把握住时代发展趋向和社会进步的支配力的角度，来作为构筑作品艺术殿堂的生活支柱，这使他对当前伟大的改革现实的反映，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同时也使他对人们道德面貌、精神境界的检验，有了一把最权威性的标尺。在这样的艺术光照板中来透视生活里形形色色的灵魂，展现历史的必然主宰者和历史的必然淘汰者的命运，就有一种鲜明的现实切近感，作品进行的道德化思考，就不是那种曾经重复过千百次的抽象教义的再重复，而是带着强烈的现实生活音响和崭新的历史意蕴，它能以一种无法抗拒的震弦直逼当代读者心灵，给正在从今天走向未来的人们以新的警觉力量。《天堂之门》的实践，对当前小说创作道德化的追求，是有启迪意义的。
这部小说在艺术形象塑造方面，就其典型深度来说，当然要推徐振廷和曹焕清。前者是一个混迹于第三梯队中而尚未被识破的狡黠善变的新型野心家，后者则是凭借“左”的权势，在政治角逐中阴险奸诈的弄权老手，作者对他们灵魂剖析之深确实令人叹服。但在创作上给我们以新意的，我认为是年轻主人公苏炬形象的塑造。这是一个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都是崭露头角的“知识型”、“开拓型”的当代英雄，一个从本质意义到个性特征都富有新意的社会主义新人。在生活历程中，他也曾有过累累的伤痕和沉重的负载，但作者在这位年轻的计算机企业管理研究小组负责人身上所着重刻画的，则是他那在社会主义土壤中孕育、在人类科学文明氛围熏陶下萌发起来的作为现代人的精神气质。在他身上，昔日的伤痕凝结为今天对落后腐朽事物的深明洞察，沉重的负载激起他对自我更新的清醒自觉。而更为动人的则是他那富有魅力的、特殊而又丰富的个性：对运动和速度的痴迷，对宇宙万物的博闻与兴趣，对高技术任务的适应力和多面才能，还有那对生活诗一般的浓郁情感和对朦胧的、遥远的未来召唤的敏锐感应。这一切，都带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所投下的鲜明色彩。我想，这恐怕也是我们许多青年读者喜爱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在这里终于看到了一位文学中的能够激励他们共同走向美好未来的新的亲近朋友，一位为他们所“熟悉的陌生人”，看到了一种新的美学理想。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一直是我们的作家所热切关注的严肃课题。新时期以来，我们在研究和体现新人性格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层次结构方面，无论在理论探讨和艺术实践中都取得了明显的突破和进展。然而，社会主义新人的素质，又总会随着现代社会的进程而不断增添新的生命基因，因此，新人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中，始终是一个新的命题。现在，《天堂之门》中的苏炬，正以一种新的力和美，把我们对新人质的认识推上更高层次，它必将吸引我们去探索一个更新的创作课题。
《天堂之门》在艺术上采用以写实为主，又融会兼蓄了象征、意识流等多种表现手法。作品设置了两条相互交错的情节线索：苏炬领导的计算机企业管理研究小组探索大型企业改革之路和考古工作人员凌海燕为寻找磐魔山下的古代佛窟所作的探险。两条线索显示了两种不同的艺术色彩，前者体现了写实主义的逼真感、立体感，体现了生活进程严格的逻辑性；而后者则以象征的笔触使其艺术画面充满着浪漫、神秘的氛围和扑朔迷离的奇异色彩。但这二者又被作者有机地揉合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组成一个真实的生活画图，这在艺术上是极费功力的。
当然，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看成一个开放的体系，把多种艺术手法融会于一体，这不是王力雄之首创，在《天堂之门》之前也有不少成功的实践。但作为长篇小说，能在对比度如此鲜明的两个艺术部分中获得这样的和谐感、整体感，是不多见的。因为这样多种艺术手法的融汇，并不是都能导致强化现实主义精神的效果的。倘若我们只求艺术色彩的丰富而忽略了创作主导原则的把握，那么，不同艺术手法之间有时反而会产生“相克”的现象，破坏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感，这种创作教训不是没有出现过的。《天堂之门》却正是在这点上体现了它的成功。作品穿插的考古探险的故事，就其情节、环境以至人物的身影，都带有明显的抽象性、朦胧性，但它与大型汽车企业改革的进程扭结在一起时，不仅没有损害其生活实感，相反却使现实的描写得到了诗意的升华，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宽广的延伸。这是因为作者在采用多种表现手法时，注意到使它们服从于作品现实主义创作的总原则。他运用的象征手法，不是建立在主观幻觉而是建立在生活真实的摇篮中，虽然奇特怪异，令人神摇晃荡，却又总离不开现实的根基。另方面，他又注意在真实生活的客观描写中腾越起高度的诗意，并寻找出写实与象征的思想契合点，使象征成为写实的升华，从而形成作品高昂、激越的主旋律：要建设人间天堂，先要有下地狱的勇气，“五百颗头不重要，合起来看到一个天女”，传奇的象征寓意与生活中的诗意终于在这个契合点上获得了高度的融合。
《天堂之门》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宝贵的经验，它的出现使我们对当前的长篇创作更增加了厚望与信心。瑰丽的艺术之门是可以闯开的，因为我们有一大批敢于下“地狱”的文学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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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文艺报》编辑部召开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李彤报道：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来自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四十多名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会聚北京，在《文艺报》召开的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上畅所欲言，共同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创新发展问题。
近年来，在文艺创作十分活跃的同时，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工作也日益深入而广泛。在文坛上，一批三十岁左右的文艺理论批评新人敢于探索，锐意创新，对许多新的理论课题和创作现象作了有益的评介和探讨，颇为引人注目。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和书记处以及一些老一辈文艺评论家对此十分重视，象这样专门召集的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的会议，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会上，同志们对当前文艺创作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用一些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在新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并试图加以理论的说明。很多同志认为，在当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形势下，面对日新月异、百花齐放的创作实践，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也必须不断地加以发展和丰富，应当借鉴那些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新的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使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能够跟上、阐发并推动新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会上还就文学研究要不要或怎样借用自然科学方法、如何理解一些青年作家提出的“寻根”问题、如何评价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方法和观念的借鉴等问题，进行了争鸣探讨。会议还邀请了十多位中年文艺评论家，与青年同志一起切磋交流，互相启发。
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冯牧、王蒙、唐达成、鲍昌、谢永旺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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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首届“黄河笔会”在山西召开
“黄河笔会”是在第四次作家会员代表大会上，由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八省区的作协分会共同发起的文学年会。目的是总结和探讨黄河流域文学创作的特色、优势及不足，促进这一地域各省区文学创作的共同繁荣。
首届“黄河笔会”由作协山西分会主办。8月14日在太原开幕，24日在大同闭幕。八省区的作家代表团和来自北京的评论家和报刊编辑共一百三十多人参加了这次笔会。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会见了与会的作家和评论家。
大家认为，黄河流域各省区的文学创作，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学传统，也有基本相似的缺欠。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发扬优秀的文学传统，如何克服我们创作中的缺欠，是摆在八省区作家面前的共同任务。
会上通过了题为《黄河文学的展望》的笔会纪要。纪要指出，众多兄弟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将有助于黄河流域文学在题材、风格、流派上呈现多样化的、多层次的自由竞赛的绚烂景观，并将与其它地域、流派的文学一起，促进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八省区作协分会商定，第二届“黄河笔会”将由作协河南分会主办。 （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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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来函照登编辑同志：
读了7月29日贵报《文艺评论》版的《抗战文学一朵花》一文后，很同意对赵树理编辑的《中国人》周刊上的文艺副刊加以肯定。但对文中有些提法，我觉得须加以补正。
《中国人》周刊是由华北新华日报社二部八科编辑的，科长是孙剑秋。《中国人》四个版，第一版要闻，由王春负责编辑，第二版抗日根据地新闻，由金沙负责编辑，第三版国内新闻，先后由杜展潮、章容负责编辑，第四版副刊，由赵树理负责编辑。先由孙剑秋负总，后由王春负总。我是1941年6月调到这个科工作的，直到《中国人》停刊调走。事实并不象文中所讲的：“全部四个版，均由赵树理一人主编”。赵树理也不曾兼管校对和画版等，版样是由各个负责编辑画的，校对是由校对科校的。 金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