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改革，时代的强音
——赞影片《代理市长》
章柏青
在当前影坛打斗片、侦破片风行，描写改革的现实题材之作甚缺之际，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代理市长》，十分兴奋。洋溢于影片中的讴歌改革、锐意进取、振兴中华的奋发精神，以及杨在葆以精湛的演技塑造的代理市长萧子云的动人形象，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是一部成功的影片。尽管人们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我们觉得，它比起那些与四化事业不沾边的某些作品来，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应该为改革而呐喊！要为反映改革的文艺作品的问世而欢呼！
《代理市长》反映的是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影片以一个城市为背景，以毫不掩饰的直率态度，揭示了改革起步后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影片涉及工业建设、农村建设、市政建设、体制改革、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诸多方面。创作者着眼于关系到千百万人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着眼于整个时代情绪、时代精神。它与表现个人命运、悲欢离合的影片不同，而是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人对正在进行中的改革事业有了新的认识。
影片主人公、代理市长萧子云与以前银幕上出现的改革者形象相比，有更为浓重的时代感。他原是归侨出身的工程师，虽经诸多磨难，但历史一下子把他推到“一市之长”的地位，使他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自己报效祖国的才能与抱负。在萧子云身上凝聚了当代改革者身上最可宝贵的品格。那就是时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行动准则的火一般的热情；为实现改革目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坚持与自信，那种不讲空话，只办实事，既有理想，又有魄力的可贵情操。影片中有几场戏是相当独特和有深意的。比如，影片开始，萧子云为了四万居民有一个生活区，去解决一个长期扯皮的问题。他说干就干，当即把有关单位负责人叫到现场，在协议书上盖了十几颗图章。如此快刀斩乱麻，足见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那竞选演说般的记者招待会，也别具一格。萧子云对改革的独特认识与深刻的见解，他相信人民、信任人民、把权力交给人民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长跪于地为华侨老父亲拜寿的情节，有人曾提出异议，我却认为此举与萧子云的出身、性格是相符合的。借此，创作者赋予这位背刻着祖国版图参加革命的归侨以浓重的情感色彩，使我们看到他那一颗舍家忘我、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
影片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没有那种虚情假意、欺世媚俗的东西。尤其是代理市长萧子云的对话，诸如，“如果人民过的还是那种缝缝补补，凑凑合合的日子，那不光彩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政府”，“就算以前那是铁饭碗吧，如果碗里是空的，那和讨饭碗有什么区别”，“要记住‘万事利国、万事利民’这条宗旨，这就是和中央保持了最大的一致，谁也攻不倒你们”，“宁犯天条，不触众怒”……这类来自人民大众的语言，一经概括、提炼，闪闪发光，落地作响，给影片增添了强烈的政论色彩与哲理味。是的，这样的语言有一点“刺”，但于人民有益，于四化有利，有点“刺”怕什么呢？群众对此是乐于接受的，难怪每映到这里就激起一片掌声。
《代理市长》的摄制过程也贯串着改革的尝试。这是北影厂首部探索摄制工作改革之作。摄制组采用贷款承包的方式，在创作上贯彻“三自一中心”（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主经营、导演中心）。主要演员杨在葆、许还山还兼作影片导演和制片主任。实践证明，改革是成功的。全片摄制费花了四十万左右（1984年北影厂每部影片的平均成本为七十一万），实际拍摄时间只有两个月零五天。《代理市长》在摄制工作上的改革尝试，为电影创作的改革积累了一些经验。
时代呼唤着改革，改革召唤着文艺，愿我们在银幕上听到更响亮的改革的时代强音！（附图片）
萧子云深入群众调查，提出由私人集资修建公路大桥，得到富裕起来的农民的大力支持。
第7版()
专栏：
希望出现更多“时代的鼓手”
——谈抗日战争中田间的诗
刘欣中
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田间同志以诗歌为武器，鼓舞人民，声讨敌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曾经赢得“时代的鼓手”的美誉。然而正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诗人却与世长辞了，这使我们感到惋惜和沉痛。
诗人的思想感情只有与人民合拍，才能激动人心。抗日战争中的田间，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凶残暴虐、祖国人民的艰危和汹涌澎湃的抗日热潮，他把自己的愤激、复仇和抗争的情绪都溶进了昂奋的诗篇；并且随着生活环境和艺术思想的变化，使自己的作品越来越适应时代的需要。
早在1935年，他写的《怒吼吧，中国！》、《北方不永远是黑的》等作品，就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罪恶行径，倾诉了中国人民所蒙受的灾难。1937年秋季，田间风尘仆仆从日本归来，立即投入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任务。他深深感到伟大的祖国无论如何不能灭亡，具有悠久历史和斗争传统的中华民族决不能做异族的奴隶，必须用战斗和鲜血去换取自由。《棕红的土地》、《自由，向我们来了》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这一思想。1937年12月，诗人在武昌的一家小酒馆里，一夕之间写成了抒情长诗《给战斗者》。这是抗战初期全国无数鼓动抗战的诗歌的代表作。它沉痛控诉了日寇的侵略罪行，号召人民群众立即投入反侵略战争；它反映了全国人民和爱国志士要求保卫祖国的迫切愿望和激动情绪，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勇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和献身精神。
1938年夏，田间作为一名战地记者，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诗人面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田间说：延安的“每一块土，就是一个诗句；它的口号和塔顶，引起多少诗人的灵感。延安，这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摇篮”。象许多初到延安的文学青年一样，田间在这里努力汲取思想营养。周围人物的精神风貌、生活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巨大变化，促使他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格调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延安，田间痛感过去作品的知识分子腔调太浓，只能在少数人中流布，这种局限必须突破。街头诗“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田间是街头诗运动的发起人和坚持者之一。他不仅在延安写了许多街头诗，而且在从延安辗转晋察冀的途中，还同邵子南、史轮等人用白粉笔、黑木炭在门窗边，在巨石上，在被轰炸过的墙壁上写了许多街头诗。他那些并非写向街头的案头诗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街头诗的影响。
在解放区，田间诗歌创作的内容相当丰富。它包括对解放区政治生活的由衷赞美，对伪军的劝戒和讽喻，帮助同志端正生活目的，以及对国际朋友援助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呼吁。其中压倒一切的，依然在于鼓舞人民群众的战斗情绪。《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名篇，都曾鼓舞人走向杀敌战场。在抗战开始时田间的政治鼓动诗中出现的人物，大量的是被惊醒、被召唤、被鼓舞的对象。那时他虽有表现抗战英雄人物的愿望，但因缺乏生活实感，写起来总嫌抽象。在解放区，诗人接触了子弟兵、干部和农民群众艰难困苦而又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和昂奋的战斗意志，为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一杆枪和一个张义》、《王良》、《敢死队员》等诗中战士的形象，《骡夫》、《大龙华》、《一百多个》中农民群众的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壁》一诗，则以一个面对敌人拷问的群众的语言，正告敌人：“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简洁有力地塑造了一个浩气凛然的英雄形象。
从1943年开始，田间先是在滹沱河边，后又到雁北地区，深入农村做了七年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他还带领民兵打过游击。诗人说：“这对我的一生来说，就好比是，从此一棵小树栽到泥土里。”此时，活跃在田间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创造着英雄史诗的人物。《名将录》以速写的形式，紧紧抓住一个战役或一个事件，以洗练、朴素、优美的笔触，为贺龙等将军立传。而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英雄谣》、《下盘》、《戎冠秀》等作品，则是解放区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光辉写照。
田间在进入解放区前后，作品的格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进入解放区以前，作品的调子愤怒而阴郁。甚至在《给战斗者》中，必胜的信念和灿烂的前途，也被弥漫全诗的悲痛、愤慨、激怒的感情，不可抑制的复仇欲望和义无返顾的献身精神遮蔽了起来。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使诗人对抗日前途充满信心。表现在作品中，光明朗畅成了基本格调。
由于街头诗等作品创作的成功，田间得到当时正在云南的伟大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的赞赏，把他誉为擂动战鼓、催人上阵的“时代的鼓手”，使他在抗战前期的中国诗坛上负有盛名。关于田间的街头诗，闻一多先生在《时代的鼓手》一文中写道：
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
……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田间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在抗日战争中留下的诗篇，则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一面镜子，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作为“时代的鼓手”所提供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在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多么希望有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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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扬序跋集》出版
《周扬序跋集》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扬同志作为我国新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对新文艺队伍的培养与壮大，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三十年代以来，周扬同志一直处于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为不少我国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的著作写过序跋；也曾发表一些具有序跋性质的对老一辈文学家、艺术家的纪念性讲话和文章。这些序跋与文章，实际上就是一篇篇具有真知灼见的“作家论”。它们的特点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把作家作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品评，给以应有的历史估价；并善于准确地、深刻地抓住文学家、艺术家个人思想和艺术上的特征，大胆而热情地揭示这些特征，肯定其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并诚恳地论述其不足之处。这些序跋和文章，大都写得情真意切，充满真挚深沉的感情，读来令人感到亲切和鼓舞。
（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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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意识与开掘历史
——谈《黄河东流去》与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
孙荪
李準的《黄河东流去》，不是那种能够一下子引起轰动的书，但它的生活容量、艺术分量和力度，却使之有可能产生久远的影响。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必定是一座多角多棱蕴含丰富的艺术大厦，因而必定具有多层次的内涵和多侧面的特色，给读者以多方面的启迪。作为一部宏篇巨制，《黄河东流去》创造了一片瑰丽多姿的艺术天地。
首先，它为一场历史大浩劫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和悲惨的面影。1938年，蒋介石以一千多万人民的生命和四十多个县的土地财产为代价，扒开黄河花园口“以水代兵”的罪恶行径；黄河决口后，从灭顶的黄水中暂时幸存的泛区灾民，在继之而来的水、旱、蝗、汤（国民党军队驻河南的汤恩伯部）灾祸的打击下造成的难民大军，在河南、陕西两省，在陇海铁路沿线，在黄土路上，在城市街头，在破庙烂窑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惨象，构成了小说催人泪下的篇章。作家在这里表现出史家的严谨风范，对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而从艺术上来说，作家机智地利用了这场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大迁徙所涉及的从乡村到城市十分广阔的地域，让笔墨驰骋于黄河流域中国腹地，极大地开拓了人物活动的艺术空间。
其次，《黄河东流去》成功地塑造了一组农民群像。小说中的赤杨岗是个有相当代表性的中原农村黄河岸边的小社会。其中七户农民家庭构成了一个农村家庭序列，三四十个人物组成了具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特长、不同个性特征的农民系列形象。在这里，小说显示出作者对中原农村社会的整体把握能力和立体的表现能力，在人物塑造上摒弃造神画鬼的一套公式，改变那种提纯净化的陋习，力求写出人物在生活中固有的本色来。这种本色，既是个体的，即写出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生活所造就的独特个性特征；也是群体的，即在共同的地域环境和生活条件下的农民群体具有性格特征上的某种共同性，即所谓中原农民的“侉子性格”。徐秋斋的机智，李麦的刚强，海志清的倔犟，长松的厚重，王跑的狡黠，凤英的聪明，春义的固执等等，既是把他们各个人之间互相区别开来的各自特殊的个性；又是中原农民式的，与具有类似性格特征的燕赵农民、关东大汉、南方村民区别了开来，在表情、心理和行为的方式上鲜明地区别了开来。这里，表现出作家对中原地区的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环境，以及世世代代植根于这种环境中的人物性格上的个别性和普遍性，外在性和内在性的准确把握，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经过长期积累的生活功底和艺术工力。
其三，《黄河东流去》绘制了能够显示深远文化传统的风俗画卷。黄河流域的中原城乡，从风物到风俗，以至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处处保留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如同随处可见的秦砖汉瓦，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已经渗透进农民的潜意识层了，以至成为不知不觉的习惯，而这些习惯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李準十分看重这一份文学的宝藏。不仅赤杨岗人在黄水到来前的农家日常生活习俗，如小孩起名、待客饭菜、街头小吃、夜晚露宿、磨镰割麦、邻里交往、婚丧嫁娶、相面算命、文化趣味等静态写生表现了大量的风俗细节；尤其在从赤杨岗到洛阳、西安、咸阳一路上顺手信笔交代了多少风物知识，描绘了多少风俗画幅，写出了农民及其他五行八作的生活方式，好象是展开了黄河流域民族流动的风俗画卷。在徐秋斋这个乡村落魄知识分子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声口上，生动真切地反映出儒家思想和其他传统观念的长期积淀。如他的相面算卦以及善用计谋，如他主持的水上婚礼的礼仪，如他在西安和梁晴、嫦娥相依为命的方式与责任观念，如帮助蓝五、雪梅见面并安排后事的乡亲情谊，都显示出一种有深远渊源的文化背景历史感，透露出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中独特而又深邃的内涵。
当然，《黄河东流去》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并不仅仅以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生活的图画为最高宗旨，尽管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原则。作者还有更高的追求，这就是把现实主义往深处推进一步，即力求探索、发现和表现出历史和人生更多的哲理奥秘。
文学艺术中的新东西，并不永远都是生活里的新东西，但永远必须是对生活新的认识和发现。《黄河东流去》写的是历史题材，但李準的困难不在于生活素材。他先于四十年代初期亲自同难民一起到过西安，解放初期又到黄泛区进行过社会调查，十年动乱中又被贬到泛区四年，直接的观察体验和间接的调查了解，造成了丰厚的生活库存。以他的艺术工力，表现也不成问题。但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光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代，属于当代的精神产品，反映和代表当代思想水平的精神产品。可以说，《黄河东流去》的命运和价值就取决于作家解决这一困难的程度。这实际上是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多数同行遇到的共同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是作家必须具有代表时代先进水平，能够俯瞰历史、穿透历史、剖开生活表层、揭示历史深部奥秘的现代意识。《黄河东流去》的创作经验可贵之处就在于此。
《黄河东流去》标志着李準在创作上的一个历史性转变，这就是他“把配合政治运动的写作，转到研究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个性和文化传统上”。小说对黄水浩劫的描写，其中有深义在焉。如他自己所说，他并不想通过这部作品过多地评判造成黄水浩劫的肇事者的责任，也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既不单是想让读者掉几滴同情的眼泪，也不单是用幽默的情节让大家掩卷而笑；他“更希望的是能引起同志们的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民族的命运。小说通过黄泛区难民的苦难和苦斗，找到了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和潜在的伟大生命力。在灭顶之灾下，在死亡线上，在衣衫褴褛的老百姓中，表现出强烈的生的信念，活的欲望，卓绝的吃苦耐劳精神，高尚的同情心，舍己为人的团聚力，这正是我们伟大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正是赖于此，黄泛区难民历尽艰辛坎坷，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并且重返家园，开辟了新的生活天地。这样，小说就由黄泛区难民的故事往历史的深处掘进，把难民的遭遇放在中华民族流动的历史中间，作为一段曲折来表现。它揭示出黄水浩劫不只带给人们痛苦和牺牲，同时也给予了人们坚强、勇敢、智慧和信心。同时，显示出一种历史趋势，这正是“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巨大的思想深度”在创作上的表现。
小说在塑造中原农民的群像中同样有更深一层的追求。作者要用新的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农民，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称量一下。从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定地域的自然气候、精神气候，封闭的小生产方式影响下形成的农民心理素质和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他发现了并且表现了农民道德、精神、品质的闪光，作家把这看作“扛不动”的文学矿藏，称其不仅有煤，有金、银、铜、铁、锡，还有铀。同时他也发现了农民的因袭重担，艺术地描写了落后愚昧的封建意识和狭隘保守的农民意识的表现。作家以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来“揭露”农民兄弟身上由于背着这些沉重包袱而显出的可笑和可悲。在小说中，作家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传统观念中的历史负担，以满腔热情来赞扬任何那怕是细小的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思想和行为。愈是到下卷，在这方面愈是自觉，表现也愈深刻。李麦的光彩就在于她比一般农民更“开通”，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如乡土观念、农本观念、贞操观念、亲疏观念等，尽管往往是在生活的逼迫下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自发产生的，但迈出这一步却十分艰难。正是有了八十年代的商品经营，特别是竞争的新观念，精明的凤英才能够跃然纸上；也正由于对小生产者的心理和观念的深刻把握，才精细入微地写出了春义厚重而又狭隘的“红头牛”性格。
这一切，是现代意识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闪光。它表明《黄河东流去》作为历史小说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性。李準对中国农民的新认识，既显示了他的历史意识所达到的新高度，也显示了他的现实意识所达到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