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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化之谜》序
王元化
最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重新恢复了中断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化研究。本书就是填补这一长期空白点的成果之一。本书所探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文化的一些史实的说明。研究中国文化当然首先要掌握充分的材料，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大量史料加以识别、考订和诠释。本书的着眼点即在此。不必讳言，它并没有通过我国文化史的现象考查去探索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上升到理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我并没有求全责备的意思。每部书都有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针对性，因此同时也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不能要求它面面俱到。我只是想趁此机会谈谈我对我国文化传统的一些感想。
最近几年来，中外学者都十分关注中国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很少被涉及，给予应有的注意。我认为民族文化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它在各历史阶段呈现了不同形态，这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同中有异的方面，也就是变的方面。但是从这些在各历史阶段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态中，又可以发现其异中有同的方面，也就是常的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仿照马克思剖析人性问题时的做法，把民族性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族的一般本性，另方面则是这一般本性在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形态。倘作更进一步分析，那就是这一般本性虽然较之后者具有更牢固的稳定性和更恒久的持续性，但它也有自己合逻辑的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它的内在结构将会改变原有的组合，增加新成份，淘汰旧成份。我并不认为民族文化传统只包括这个民族具有进步意义的精神要素，它也有落后的方面，甚至不好的方面。因此，到了一定时期，革新派就会出来突破传统，改造传统。最近几年来，我们重新讨论了鲁迅对民族性或国民性的研究，这很有助于我们从事民族文化传统的探索。我认为每一民族文化的特征并不简单地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四十年代初我国进行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那些看法多半有些片面。因为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凝聚着这一民族的创造力的特性，蕴含着这一民族的心理素质及其由于长期习惯所形成的抒情与思维的特定方式。上世纪西方一些著名思想家曾认为东方哲学只承认自在的本体是真实的，和本体对立的个体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和本体合一时才有真正的价值；因此东方哲学大抵强调同一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特殊性。他们又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重实际的民族，因此从古代起，中国的军事学就很发达。诸如此类说法我未深究，但我觉得倘要探讨我国的民族性，及其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就有仔细研究的必要。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泰纳、勃兰兑斯、谢莱尔为代表的文化历史派受到孔德实证主义影响，把力学、生物学、社会学混在一起，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个最根本的因素，并且断言种族因素中的天赋、情欲、本能、直观等是决定一切的永恒冲动。虽然，迄今仍有人在重复类似观点，需要我们重新加以评价。但我认为，我们不必为它所拘囿，我们应该摆脱依傍，总结前人经验，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解决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构成及其依据的问题。
最近有几位我所尊敬的学者以儒学作为我国文化传统的内容。他们也论述了儒学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并且影响深远的儒学，渗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成为其中的构成要素，这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倘仅仅以儒学来涵盖我国民族文化传统，那未免太偏颇。且不说在民俗学方面的神话、格言、传说、口头文学等，就以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来说，凡传世而影响较大者莫不渗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而且它们之间经过了既排斥又吸取既冲突又调和的长期过程，相互交融在一起。这样，就不能在谈到中国文化传统时独标儒学。这无异把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因素简化为单因素。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来思潮移植中土，经过吸收融化之后，也渗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在中世纪明显的例子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当时佛法东来，儒学寝微，玄佛并用之风日炽。这一现象怎样来解释？能说这三百多年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突然中断了么？至于五四时期则更说明问题，这时移植进来的西方思潮，从进化论直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皆备于儒，为我国传统文化所固有。它们是中国文化中占有优势的新因素，而且已经渗入到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去，使它形成了一种新的组合。
在探讨上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总结我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或文化移植的经验。看样子，移植文化倘要渗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要和固有文化有一个融化过程。融化的结果使原来的民族文化传统有所改变，也使移植过来的文化有所改变。从汉季开始输入的佛学就是一个例子。经过长期融化过程之后，一方面我国民族文化传统增加了佛学的新成份，出现了影响巨大的新宗教（佛教）。学术上越来越不能超脱佛学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读隋唐以后的文学如果眜于佛学就如读西欧文学不懂基督教义一样难以胜任，甚至就在今天我国通用的语言中也可以发现佛学留下来的痕迹。另方面传入中国的佛学本身也形成了汉化趋势。佛典的传译经初期的汉化到后来的忠实移译渐趋完善，而讲解经论的经师论师理解日精，于是融会印度的学说，自立门户，形成了各个宗派。这些宗派，带有中国的特点，学人曾称其中影响巨大的天台宗和禅宗为“纯粹之中国佛教”。汉化佛教与佛教本来面目已发生了差距，如至今尚在民间流行的杂有鬼魂信仰的轮回观念就与印度佛教的轮回说有较大的分歧。总之，经过中外文化交流的融化过程，移植文化和固有文化都会发生一定变化，更进一步去探讨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带来怎样的后果？我觉得都是饶有兴趣的问题。这也是以阐释中国文化史实为己任的本书今后几辑可以去做的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用教条主义的办法把外国文化生搬硬套地移植到我们固有的文化土壤上来，固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为了富国强兵，被动地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在引进西学时所强调的中体西用的原则，却给我们带来了足够的教训。鲁迅先生早就指出中体西用的实质不过是“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从这里总结经验教训，如果我们不能由此更认真更深入地去探讨如何吸收融化移植文化并形成中国的特色，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也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让我们勇敢地拾起这个挑战所丢下的手套吧。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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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上）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其骨干力量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先后成立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1936年10月和抗日烽火熊熊燃起的1937年8月。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产物。它们在名义上是当时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组织和部队，而实际上是由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组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
1935年8月，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在全国得到广泛响应和普遍拥护。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我国，策动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并胁迫阎锡山带头实行。阎感到他在山西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同时，蒋介石在暗中策划河东道独立，指令其当初增援山西的五个师在东征红军撤回陕北后继续驻扎在晋南不走，企图分裂和控制山西，阎蒋矛盾日趋尖锐化。红军的东征极大地扩展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各地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势不可当。阎锡山以及他的旧军和各种组织在山西广大群众的心目中更加声名扫地。阎锡山正处在重重矛盾之中，想极力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1936年5月，毛泽东主席捎信给阎锡山，倡议联合抗日。不久，阎要求我党派代表前去面谈，党中央遂相继派彭雪枫、周小舟到太原向阎锡山阐述我党的主张。阎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在我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连阎锡山核心组织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也发生了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分化。这时，阎锡山构思了一个“新”策略，即：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语言”；用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他们要以山西的抗日进步分子面目、而不是以共产党代表或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又要打着山西的旗号。他企图用这种办法扩充实力，以应付时局危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1936年秋，他成立新的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并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山西，当薄一波拒绝之后，阎又打电报再次敦请“共策保晋大业”。为了促进山西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在动摇中的阎锡山真正走向进步，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五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专作公开工作，不与中共山西省临时工委发生横的联系，对外不公开）。他们于1936年10月抵晋后，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三条具体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最初是由当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倡议，经阎锡山批准，于1936年9月组织的。但甫经成立，即告停顿。经薄一波等接手后，重组领导机构，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反对关门主义，谨慎地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使牺盟会的工作顺利展开。抗战开始后，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进入山西，当形势发展有利于我们大胆前进时，则强调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打破阎锡山的某些框框的束缚，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因而取得了重大成绩。
牺盟工作一开始就着眼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1936年12月，开办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一千六百多名学员经集训后，派到全省各县，向各阶层群众广泛宣传国难当头，抗日救亡刻不容缓。当时正值绥东抗战胜利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群情高涨，同仇敌忾，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展了六十多万名牺盟会员，并动员一万六千多名知识青年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同时，加强了城市群众的发动工作，组织了以青年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抗日救亡先锋队，并且在太原市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有力地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1937年6月，向全省各县派出了一百八十多名牺盟特派员，通过他们由上而下地建立起各县牺盟领导机关和牺盟组织。这些特派员还运用合法权力，进行监督政府、参加政府和组织人民武装的活动。1937年9月，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在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工、农、青、妇等救亡团体，作为牺盟总会的团体会员。至1939年夏，农救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七十万人，工会会员发展到二十万人，妇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这时，不包括这些团体会员，牺盟会会员已经发展到近百万人。在较短时间内发动和组织起来如此广大的群众骨干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为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挺进山西和坚持华北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吸收各地抗日青年，培养军政干部，始终是牺盟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干部缺乏，而山西当地的和来自外省的大批知识青年，强烈要求参加训练，组织起来抗日救亡。牺盟会从1936年冬开始，先后主办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十三个干部训练机构，吸收两万多名知识青年接受训练。其中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是两个主要训练机构，在这里学习的四千多名学员中，除山西青年外，还有从二十二个省市来的青年和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以东北流亡青年和来自北平、天津、上海、河南的青年为最多。刘少奇同志曾多次来作过报告，并对加强干部培训工作进行指导。在训练过程中，大量发展牺盟会员，并接受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牺盟会不失时机地抓紧了参加政权和掌握政权的工作。在敌人进攻下，山西腐败的旧政权大都瘫痪和瓦解。当时担任五个行政主任公署主任职务的牺盟领导干部，运用合法权力把那些旧官吏撤换下来，委任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担任新县长和其他官员。在那些旧县长弃城逃跑或公开投敌的地方，牺盟会特派员就主动担任“游击县长”，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牺盟会还以各种方式瓦解敌伪的傀儡政权，代之以抗日民主政权。至1938年初，在山西全省的一百零五个县中，已有六十二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和抗日救亡的知名人士。
在武装群众方面，七七事变后，牺盟总会即发出号召，动员五万名志愿兵上前线。雁北沦陷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提出建议，经阎锡山同意，于1937年9月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武装民众。牺盟会积极促成了这个组织的建立，并代表山西各救亡团体参加了它的工作。“战动会”的主任是续范亭，下属各部负责人有程子华、南汉宸等。1938年8月牺盟会在太原组织起少年先锋队，由共产党员李力果、王逢源负责；太原失守后，抓紧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在组织和扩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过程中，牺盟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山西新军的五十个团中，有四十个团就是由各地牺盟游击队合编组成的。
在协助建党方面，牺盟会在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起过特殊作用。1936年冬，中共山西临时工委（后改称省委）已经恢复，但绝大多数县还没有党的组织。经薄一波和山西临时工委书记张友清商定，由公开工作委员会负责挑选进步青年参加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这个合法组织形式，由山西临时工委负责，先将牺盟特派员发展成为党员，然后派往各县，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积极协助建党，很快就使全省各县的党组织恢复和建立起来。不少县的牺盟会领导机关，同时就是党的县委机关，一些牺盟特派员就是党的县委书记或县委委员。在党组织领导下，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党的力量迅速增强。
阎锡山于1939年冬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新军，摧残牺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民主政权。当时牺盟总会同阎锡山进行了坚决斗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事变发生前，即将大批牺盟干部和进步青年从阎锡山总部所在地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撤出，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民族革命大学师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五百余人被送往延安。事变发生后，担负牺盟总会领导工作的吕调元，把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干部继续分批送往陕甘宁边区。当他完成这项任务即将撤离时，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去延安”的“罪名”逮捕，监禁多年，坚贞不屈，1946年惨遭杀害。
在阎锡山的进攻基本上被打退之后，根据北方局的提议，于1939年12月17日到26日，在晋东南地区召开了有全省各地代表参加的牺盟会代表大会。这是牺盟会举行的最后一次具有全省规模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三年斗争的成就和经验，并确定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这次大会，实际上标志着牺盟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会决定在我所属地区内，牺盟会的牌子还是要挂，机构可以撤销，工作人员由各地党委分配工作；在遭到严重损失的晋西等地区，牺盟会和其他救亡团体尽量争取坚持下去。后来由于敌顽的摧残，晋西等地区的牺盟会都未能坚持下来，按当时实际情况也是坚持不下来的。
牺盟会成立三年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和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的强大支援下，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培养干部，为建立政权、掌握政权、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为建立武装、掌握武装，为推动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党的建设，为稳定和发展山西抗战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对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指出：“这一组织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入到政府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结构的改革，创立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辛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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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书讯
《国民参政会纪实》在重庆出版
由重庆市政协文史研委会、市委党校合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已经出版。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产物，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书系统、真实地介绍了国民参政会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衰落的过程。全书分上下两卷，许德珩作了序言。（陈初蓉）
《生产力经济学简明教程》出版
吉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蔡钤所著《生产力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运用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新问题，对生产力经济学这门新的学科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理论阐述。全书共有十二章，分别讨论了构成生产力的各种因素与生产力各因素的形成、诸因素如何互相结合成生产力体系以及生产力体系运动中各方面关系的发展变化等问题，同时还对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经济科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古月）
《一切为了强国富民》即将出版
一九八四年是整党的第一年，又是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一年，围绕整党和改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传达和阐释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一切为了强国富民》就是从这些评论中精选编辑而成的。本书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评）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出版
一套选录明清两代孔府档案史料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最近由山东齐鲁出版社出版。该选编共约五百多万字，分为四编二十三册。（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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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量守庐学记（国学大师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介绍
曹月堂
黄侃（季刚）先生是我国近代颇负盛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早年受业于章太炎，后来在学术上又有所超越。被人誉为“集乾嘉汉学之大成”的“章黄之学”，在近代语言学的发展上，承前启后，影响很大。当今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多出自黄侃门下。
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教学呈现迟滞，“章黄之学”也几成“绝学”。一般中青年文史工作者，对之很感生疏，就是以语言文字学为专业的人，不少也是仅知其名，或“望而生畏”因此却步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当然不是要恢复“乾嘉汉学”，更不是崇古薄今，而是说，这门学问要有继承，有人懂，还要予以新的发展。对此，一些学者、专家已经发出过强烈的呼吁。且不说古文献的整理、文化遗产的研究，就是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能够离开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根基吗？语言学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各学科不能脱离的一门科学，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今年我国语言学界为纪念黄侃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将在武汉、南京举行学术讨论会。这将起到表彰先哲、激励后进、促进我国语言文字学发展的作用。
由程千帆、唐文两位学者编定的介绍黄侃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的《量守庐学记》，近日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全书精选了三十几篇文章。其中三十年代发表过的十几篇，虽多是悼念之辞，然知人论事，文雅情笃，见实见义。师友的痛惜，学生的感念，反映了黄侃在学术上的重大影响和极高的造诣。这是很值得今天不甚了解黄侃其人的中青年读一读的，当然也是一份有价值的近代学术史料。其中有太炎先生的三篇文稿。近几年专家学者们写成的十几篇，有的侧重忆叙和发扬黄氏的治学精神与方法，有的侧重论述他的学术成就，有的重在辨析学术源流或阐发语言学的重要意义。撰文者多是他的门生或再传弟子。这本书为人们了解和学习黄侃先生的“为学务精”、“宏通严谨”的学风，初窥“章黄之学”的奥旨，提供了方便。
黄侃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的革命事迹，过去疏于记载而少为人知，此书做了确切的载录。他早在1905年参加了同盟会，与章太炎、宋教仁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经常为《民报》撰文。他的文笔锋利，热情奔放。1910年，他由日本回国，在武汉参加了共进会与文学社的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前，《大江报》上发表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篇使清政府震惊的文章，就出自他的手笔。武昌起义后，他为了增强革命力量，回到蕲春老家，联络“孝义会”，组织起义。袁世凯窃位以后，他坚决反对恢复帝制，保持了革命家的立场和人格。后来，他虽然潜心于学术与教育事业，然而爱国之情更笃。“九·一八”事变后，黄氏目睹民族危难日重，忧伤至深。1935年10月8日临终之时，还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叹息“难道国事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
“量守庐”是他生前在南京九华村的居室，名取陶渊明“量力守故辙，岂不饥与寒”诗义，以显鄙薄名利而潜心学术之志。《学记》一书，记载了“量守庐居士”的学术、师道与人格，具体地再现了一代宗师的风貌，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章黄之学”的师承佳话，也可由此对我国传统的师生之道有所了解。这本书也可称为一本学术性的教育史话。时值我国第一个教师节，也算是献给节日的一份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