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向警予
蔡畅
今年9月4日，是我党早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向警予烈士诞辰九十周年。
此时此刻，作为她的学生、战友、亲人的我，回忆起许多往事，当年她那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奔走呼号、不避艰险、英勇献身的高大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寻求和探索救国真理
警予同志是湖南溆浦人，生长在一个普通店员的家庭。1912年来到长沙，先后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和周南女校读书。在此期间，警予同志认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在同他们交往接触中，她逐步树立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15年冬，警予同志毕业后回到家乡，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学堂，亲自担任校长。她翻山越岭，走遍四乡，到处劝学，苦口婆心地向家长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动员女孩子上学。她向学生灌输新思想，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勇敢地向一切束缚妇女的陈规旧习挑战。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湖南是毛泽东等同志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马列主义很快在湖南广泛传播。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坚强的力量，于是，在1918年4月17日，在我的家里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而警予同志是其中最早的会员。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当这个消息传到溆浦时，警予同志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积极宣传救国道理，揭露段祺瑞政府腐败无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不久，我给警予同志写信，告诉她毛泽东和我哥哥蔡和森邀请她来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警予同志渴望赴法寻求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年底，我和我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以及警予等九人奔赴法国，在蒙达尼城学习。警予同志一面在树胶厂、纺纱厂做工，一面努力学习法文。她以极大的毅力，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接触了具有巴黎公社斗争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使她开始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她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在这期间，她还写信给国内有抱负的女青年，动员她们到法国勤工俭学，她希望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她参加了蔡和森领导的“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二·二八”斗争和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的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借款的“拒款”斗争、抗议里昂中法大学拒收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她总是自然而然地最先行动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她得到了每一个人的敬重。”
在法国蒙达尼城，警予同志与我的哥哥和森同志，由于志同道合，进而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结为革命伴侣。1921年秋，我的哥哥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警予同志也于这年冬天回到祖国。1922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唤起千千万万妇女群众
湖南地区封建思想影响颇深，而溆浦又比较闭塞、落后。她在所办的溆浦学堂里，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1919年11月，长沙发生了女学生赵五贞因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警予同志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战友们在周南女校召开了纪念赵五贞的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说，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她还和同学们开办平民女校，编写《解放与改造》的小册子，宣传反对封建婚姻，反蓄婢，提倡独立生活。
1922年警予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全力以赴地领导中国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她参加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党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文件，大多数都是她提议和起草的。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她还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对妇女解放运动，她有很卓越的见解。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整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推翻剥削阶级，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妇女运动必须与革命运动相结合，妇女运动必须唤起最受压迫的千百万女工、农妇和一切劳动妇女参加，而有组织、能战斗的新兴劳动妇女是妇女解放的先锋，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前卫。她很重视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相结合，提倡、鼓励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到女工、农妇中去工作、学习、锻炼，努力增进劳动妇女和知识妇女的团结。而她自己身体力行，最早深入到女工群众中去进行实际工作。在她的领导下，一批批知识妇女、学生深入工厂，帮助开展妇女运动。她客观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指出“中国女子参政运动，随着辛亥革命成功而发轫，其时颇有组织，有领导，有行动……”。肯定了它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性；同时又指出它的弱点，批评那种把妇女运动从革命运动中孤立起来、脱离政治以及排斥劳动妇女的错误倾向，认为这是女权运动的绝大损失。
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出现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热潮，她不失时机地把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和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联系起来，并为此撰写了十多篇文章。她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之下的旧中国，“非将人权民权首先争回，女权不能有存在的把握”，提出“妇女在国民运动中一面要能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政见；一面要能代表全体妇女的要求，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警予同志亲自发动上海二十一个妇女团体，联合成立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并通电全国各地妇女团体，倡议各地妇女力争加入当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上海女子国民会议促成会带动下，天津、北京、南京、广州等许多地区妇女也相继成立了促成会的组织，这些地区的妇女运动成了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中的一支“劲旅”。为了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经警予同志提议，并经党中央同意，组织了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这个组织很快在南方几个省发展起来，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妇女自身权利的一支重大力量。
领导上海女工大罢工
警予同志总结了中国当时的妇女运动，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往的女子参政运动“把大多数劳工妇女排斥在外”，“从客观上分析妇女界还只有新兴的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的精神。”她热情歌颂上海四十四家丝厂罢工，认为罢工虽失败，“然不失为吾国劳动妇女运动之空前大举。”1923年她在《告丝厂劳苦女同胞》一文中，鼓励女工坚持斗争，“只有团结奋斗是唯一的武器”，“只要有了团体有了团结”就能“万众一心，步伐不乱”，“达到最后的胜利”。她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宣传鼓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千千万万劳动妇女引向党所领导的洪流之中。她去得最多的是女工集中的浦东、杨树浦、小沙渡的纱厂、丝厂和烟厂，亲自参加各种会议，访问工人家庭。她还开办工人夜校、平民夜校，用马列主义武装工人，组织女工开展革命斗争。
1924年6月和9月，警予同志直接领导了著名的上海丝厂、烟厂女工罢工斗争。6月的闸北区十四家丝厂女工的罢工，总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并且得到上海各工厂工人的有力声援，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9月，南洋烟厂爆发了七千多人的大罢工。罢工工人发表公开宣言，揭露工厂苛虐工人，无故开除女工，并企图解散工会的真相，同资本家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上海各行业工人纷纷起来支持，全国学徒总会等三十七个公团决定成立南洋烟厂工人罢工后援会，并募捐支持。
这两次罢工斗争，打破了上海工人运动一度沉闷的状况，也大大提高了女工们的阶级觉悟。警予同志领导的这两次大罢工，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1925年底，警予同志受党中央派遣，离开上海，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7年初，警予同志从莫斯科回国，被分配在武汉工作，先后在武汉市总工会、汉口市委宣传部、湖北省委工作，并负责主编《长江》。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浪潮接连不断，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举起屠刀，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陈独秀却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以换取联合，使反革命气焰愈来愈嚣张。为此，党于1927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等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出了正确的主张。警予同志坚决站在正确路线一边，与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这次会后，仍由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他坚持错误路线，结果使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造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此时，党组织已由公开转入地下。警予同志是一个长期公开工作的著名共产党员和妇女领袖，在这样严峻的日子里，坚持秘密工作是十分危险而又艰苦的。但是为了革命利益，她临危不惧，不怕牺牲，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想尽一切办法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团结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顶住逆流，坚持斗争。当工人们得知她仍在坚持斗争时，受到了极大的鼓励。
1928年3月警予同志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对此，警予同志早有思想准备。她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经受了各种严刑拷打，但她毫不屈服。她严守党的机密，教育难友坚定革命必胜信心，组织绝食，坚持斗争。在最后一次审讯中，警予同志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对敌人说：“不要多讲废话，要杀就杀，至于我是不是向警予，没有多大关系，横竖你们都是人民刽子手，革命者不会在你们的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都丝毫动摇不了警予同志的信念，都不能从她口里捞到党的任何机密。为了镇压工人群众，敌人特意决定在“五一”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杀害警予同志。在走向刑场的路上，警予同志面不改色，仍然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她一边高唱《国际歌》，一边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节。她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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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身浩气留人间
——深切悼念刘俊秀同志
白栋材
俊秀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的心情格外悲痛。在他八十二年的生涯中，有整整四十年，我是和他在一起工作，一起相处的。这四十个春秋，有烽火漫天的艰难岁月，有生命攸关的严峻时刻，有胜利之后的欢欣喜悦，也有颠倒是非的人间动乱。但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他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忠心耿耿，铁骨铮铮，一身正气，肝胆照人，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每当想起他的这些优秀品德，便更加增添了我对他的无限思念。
我和俊秀同志开始在一起工作时是1945年。当时，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妄想侵吞全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调兵遣将，企图抢占东北这块战略要地。在这严峻的时刻，我们遵照党中央的命令，分别日夜兼程，赶赴吉林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当时吉林省委书记是张启龙，俊秀同志任民运部长，我任组织部长。由于日寇多年的残酷镇压和法西斯统治，我们党在吉林群众中的基础比较薄弱，加上土匪到处出没，汉奸势力猖獗，开展工作相当困难。但是，俊秀同志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哪里危险最大、困难最多，他就到那里去开展工作。他亲自带了一个工作队，到永吉县官马山乡抓点。在经常遭到土匪袭击的险恶环境里，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他带领同志们东奔西走，夜以继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把这里的局面打开后，接着又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在以后几十年的日子里，他都保持着这样一个特色：不管环境如何艰苦，任务多么繁重，他从不叫一个“难”字。在吉林工作是这样，到江西工作也是这样，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也总是那样信心百倍，那样生气勃勃。他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人，一个十分坚强的人。
俊秀同志之所以有如此坚强的性格和战胜困难的恢弘气概，是因为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从1927年入党的那一天起，就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这几个大字牢牢地记在心上。在瑞金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学里，他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更加“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人生观”。正因为他对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才屡屡履危难而弥坚，临大敌而愈勇，威武不屈，坚贞不渝。他曾亲口给我讲过他在西路军时的一段生死经历。那是1936年，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不死，私自命令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西征。西路军遇到马步芳、马步青等十几万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围追堵截，俊秀同志被派到一支三百五十多人的游击支队任副政委兼总支书记，钻进祁连山里打游击。这可是一次非常严峻的生死考验啊！敌人骑兵反复拉网追剿，冰天雪地，弹尽粮绝。有人悲观了，有人动摇了，也有的中途开了小差，当了叛徒，但俊秀同志坚信一条：革命一定成功。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由于敌人的多次追击，很多同志牺牲了，被打散了，最后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对革命发生丝毫的动摇，他沿路汇合了几名被打散的同志，一次又一次地与匪军、叛徒展开生死搏斗，一次又一次地征服了饥饿、疲乏、冰雪所带来的困难，冒雪宿草地，忍饥挨饿，昼伏夜行，整整三个月，靠两条腿走过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等五个省城，来回行程一万二千里，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这样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也难以经受住的生死考验面前，俊秀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胆忠心，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大智大勇。如果没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在支配着他，那是很难想象的。
俊秀同志刻苦好学、不断进取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他出身贫苦，学过裁缝，当过长工，放过木排，仅靠给村塾先生砍了四十五担柴火，读了四十五天的书。这样微薄的文化基础，给他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弥补了这一不足。在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时，别人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唯独他只有一个半月的学历，他硬是靠自己聚精会神的听讲，多识强记，孜孜不倦，顽强拚搏，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提前毕业。平时他阅读党的文件，都是熟读熟记，逐字领会，一丝不苟。我看过他读过的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画满了圈圈点点，写了许多眉批。党的十二大文件，他有的反复阅读了十多遍。他既注意向书本学习，也注意向实践学习，学而深思，学以致用，不唯上，不唯书。在江西工作的三十多年中，他大半时间主管农业，一年有半年左右在下面搞调查研究，全省每个县他都跑遍了，写下了八十二个县的调查材料。他熟悉农业，了解农村，与农民心心相印，对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下乡搞调查研究时，他看到农民挑大粪肥田，便要亲自看一看，闻一闻，检查大粪是浓了还是稀了？是否发酵了？各种水稻品种，一穗结多少谷粒？一斤不同品种的米，能出多少饭？一头牛一天能拉多少粪？他都调查得一清二楚，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大量调查，他写下了几十篇关于农业生产的总结、报告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独到的见解。由于他忘我的工作，几十年来，他对发展江西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发展江西的农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曾称赞他是“农业专家”。他谦虚地说：“专家不敢当，算个专行吧！”特别值得赞誉的是，俊秀同志到了古稀之年，仍不顾身体多病，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写革命回忆录，关心江西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在病重期间，他还亲自参加柘林水电站竣工典礼，密切关注全省的棉花生产和其它建设。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孺子牛”精神，十分令人钦佩。
俊秀同志的高贵品质还突出地表现在光明磊落，公道正派。他最厌恶的是搞阴谋诡计的人，他有话就讲，讲在明处，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不唯亲，不唯派，对同志披肝沥胆，以诚相待。当有的同志受到冤屈和打击时，他从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当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时，他从不疏远，而是怀着深厚的感情，更加诚挚待人，热情相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别人走运的时候，我不嫉妒，也不‘巴结’；别人倒霉了，我不但不会去踩一脚，还要去扶一把。”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是很多的。1947年在吉林省委工作时，因为一些问题在省委内部引起了争论，我是被错误批判的一个，省委决定要我到延吉县去担任一个相当于区委书记的职务，后来又要我带二十几位同志去桦甸县搞土改。当时俊秀同志是敦化地委书记，我路过敦化时，心情很沉重，俊秀同志不仅没有冷淡我，反而更加热情相待，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使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同志之间的温暖。到江西后，我们长期在一起工作，有时为了工作也会发生争执，但争执过后谁也不会计较。我和俊秀同志不仅可以谈心，而且可以交心，是难得的知己。别的同志受到委屈，遇到困难，俊秀同志伸出温暖的手；而当俊秀同志自己受到委屈、遭受打击时，他又能宽以待人。在江西工作时，五十年代初期，曾有一名地委负责同志受到错误处理，俊秀同志也受到牵连，但俊秀同志甘受委屈，坚信会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后来，问题查清了，证明俊秀同志是无辜的。有关同志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后，他们在工作中又一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俊秀同志就是这样，胸怀豁达，心底无私，不愧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对于错误路线、错误的领导，俊秀同志敢于申述己见，也敢于抵制，坚持独立思考，从不趋炎附势，搞政治投机。1936年7月，俊秀同志从红二方面军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张国焘派人送来分裂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文件，妄图进行欺骗宣传。俊秀同志看后，当时就把这两份文件撕碎点火烧掉了。这件事发生后，一连串的打击、迫害落到了俊秀同志头上，先是把他从政权科科长降到干事，然后又把他调到连队当兵，但俊秀同志不屈不挠。他说，就是把我调去当伙夫、马夫，我也要反对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俊秀同志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不畏强暴，坚持斗争。1966年秋，武斗风盛行，当时省委给毛主席、党中央发了电报，认为有人提出戴高帽、挂黑牌等非法行为“既不是文斗、也不是武斗的说法是不对的，是折中主义”。康生在电话里气势汹汹地质问俊秀同志，骂他“思想顽固”，俊秀同志据理相争。康生蛮横地说：“我不跟你讲了。”俊秀同志针锋相对地说：“不跟我讲就拉倒！”在“文革”期间，他虽然受到残酷迫害和严重摧残，但始终无私无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俊秀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浮现在我们眼前，他给后人留下了革命的榜样和宝贵的财富。昭昭英灵长相忆，一身浩气留人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宣传俊秀同志的优秀品质，以此作为对俊秀同志的最好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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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党委组织机关干部到雨花台凭吊革命先烈。他们表示：要以先烈为榜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自觉服从革命大局，做精简整编的促进派。 周描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