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经济体制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过渡问题
王积业
目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交替时期。在这个体制模式的转换过程中，涉及一系列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讨的重大问题。这里想着重谈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双重体制并存
在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过渡中，旧体制不可能再以它完整的形态发挥作用，新体制也不可能把旧体制全部抛开，而只能在旧体制解体的过程中，按照改革的总方向和总要求，一步一步地去充实和丰富自己。在这新旧双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需要研究和处理的问题很多，比较重要的是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框架。旧体制的框架是由集中型的部门管理来支撑的。企业基本上没有决策权，生产由国家计划安排，产品由国家包销，价格由国家制订，致使企业不关心市场，不关心产品的命运，不关心经济效益，造成企业缺乏活力，整个经济缺乏弹性和生机。但是，打破以部门管理为支柱的旧体制框架，以及逐步削弱部门管理的职能，决不意味着取消经济的纵向联系。在体制改革进程中，要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努力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纵向经济管理的新制度和新形式。当前，强调发展经济的横向联系是必要和正确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经济纵向管理的研究。至于新旧体制在纵向经济联系上的衔接，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要削弱部门管理的职能，一方面又要有相应的新的管理制度来接替。如果只强调前者而不重视后者，就会形成宏观纵向控制和管理上的漏洞，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行业发展的盲目性，给产业结构的规划和合理调整带来困难。
二是宏观控制功能。新旧两种体制都有各自宏观控制的功能。在双重体制下，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宏观大体平衡，是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旧体制进行宏观控制是以生产为起点的，首先确定若干重要产品的生产指标，进而规划原材料和能源生产，顺次安排消费品生产和外贸。这实际上是使社会需要服从社会生产。新体制进行宏观控制，则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推动作用，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起点，合理安排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实行新的宏观控制，切忌一刀切。对于不影响全局的经济活动不必纳入宏观控制范围；对于影响全局而又有能力控制的，要继续加强控制，同时改善控制办法；对于应当控制眼下又控制不住的，可以暂用行政办法控制，但要逐步过渡到以经济办法为主。从旧体制的宏观控制转上新体制的宏观控制，需要有个摸索和实践的过程，操之过急是不行的。如果旧体制宏观控制功能逐步被削弱，新体制的宏观控制办法又跟不上，后果往往会是：微观经济开始活了，宏观经济却出现困难；宏观经济的困难反过来又影响微观经济的进一步放开放活。
三是调节机制。旧体制的调节机制主要是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新体制的调节机制主要是经济手段，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手段的运用又必须通过市场，表现为有计划地运用市场机制。在新旧体制交替中，调节机制的更迭异常复杂。市场机制要起作用，但又不完全具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条件，特别是难以开展有效的竞争。这里主要存在着三个约束因素：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如何把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的得失同他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他既获得竞争的好处，又必须承担竞争的风险，承担竞争中受到的损失。如果只享受竞争中得到的好处，把竞争中蒙受的损失推给国家，是同市场机制的要求相违背的。二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不能根据市场价格行情自由选择生产方向和买主，因而市场机制在整体上还难以灵活地调节经济活动。三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要求有买方市场，在我国，社会总需求显著地超过社会总供给的情况短期内很难改变。在整体上没有出现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尤其是开展有效的竞争，势必受到限制。因此，在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如果只考虑市场机制的要求而不顾及上述种种因素的存在，过早地削弱旧体制的调节机制，在经济管理中势必出现“空档”，宏观经济某些方面的失控也就在所难免。
从旧模式转上新模式，不仅是体制总体的转换，而且涉及局部的或子模式的改变。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计划体制、市场开放和经济杠杆问题。新旧体制交替的矛盾在这里显得特别突出。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
计划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体制改革是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过渡的关键所在。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以间接计划为主，将成为新的计划体制的显著特点。而在双重计划体制下，在自上而下的纵向经济联系方面，计划调节的功能将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向，市场调节的功能将出现逐渐增强的趋向；在经济的横向联系方面，市场调节的功能将大于计划调节，而在生产力地区布局和产业结构的部署上，计划调节的功能又会大于市场调节。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计划体制驾驭市场的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国家驾驭整个市场的能力。
计划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把搞活微观和控制宏观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加强宏观控制的条件下，要把计划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搞活微观上。这是因为，在从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中，计划管理的对象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商品的运动中，货币起着商品交换的媒介作用，对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产品的运动中，特别是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实现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首先取决于国家计划调拨和分配，货币只起结算的作用。货币本来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起不到商品交换的媒介作用，价格就发挥不了调节作用，也就谈不上搞活企业。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化的过程中，应该把搞活企业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适应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化，调节手段也要有相应的改变。在旧模式下，宏观和微观的衔接主要靠指令性计划，靠行政手段。现在应当转向主要靠经济杠杆，但不能排除行政手段。问题是它们的结合点在哪里？看来，强调以经济杠杆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调节，可能是条出路。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运用经济杠杆不应当是自发的，而必须是有计划的，在多数场合要以政策的形式出现。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的运用，总是离不开相应的政策。运用以政策调节为中心的调节体系，有可能使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活动得到妥善衔接。这里，减少指令性计划，调整生产资料价格，主要依靠政策调节以搞活大中型企业，是个重要环节。
在计划体制改革进程中，要认真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关系。应当努力做到改革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建设的发展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避免出现经济计划安排和改革“两张皮”的不协调状况。为此，宏观计划安排要同改革的实施步骤统一考虑，在中长期计划中应当把改革列为重要内容，并认真研究和妥善安排经济增长和改革的关系：经济增长能为改革提供多少财力和物力，改革能带来多大经济效益，能促进经济有多大幅度的增长，等等。同时，还要把改革的步伐同保持宏观控制能力衔接起来。关于市场开放
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过渡，是同经济结构从封闭型的产品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转化交织在一起的。形成对内对外都开放的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市场，才能真正有开放型经济结构。为了促进开放型社会主义市场的形成，在经济体制上应当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一是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调整产业结构。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中心城市本身就是市场，而且是具有一定辐射能力、多功能的开放型市场。开放型市场是供给和需求的汇合点，是经济效益的检验场。它首先是商品市场。当前，重点要开放生产资料市场，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贸易中心，使更多的生产资料直接进入市场，产需直接见面，自由购销，以提高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效果。其次是开放资金市场，改变资金只有纵向流动而无横向流动的偏向，有计划地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投资，使有限的资金有效地周转起来，发挥更大的效益。开放技术市场，推动科学技术在更大范围内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高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但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各种有偿劳务的市场是存在的。要使中心城市真正起到开放型市场的作用，必须打破旧体制的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各搞一套的封闭局面。为此，需要逐步削弱部门管理的职能，赋予中心城市管理经济的更大权限，以利于形成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开放型市场。同时，要搞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形成专业化协作的城市网络，这样，大企业就能带动周围中小企业的发展。我们国家幅员广大，发展中小城市和中小企业要考虑市场、交通和通讯能力，而以大城市为依托搞城市群，交通和通讯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有利于形成开放型市场。随着交通、通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群市场的辐射能力会越来越强，以至形成范围更加广阔的市场网络，进而形成连结各经济区的开放型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
开放型市场是以开放型经济结构为基础的。旧体制下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及其结构的变化，更不适应扩大对外交流的要求。因此，要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使之面向市场，面向世界，以满足市场需要和增加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但是，在新旧体制交替作用的条件下，一方面，市场需求结构变化较快，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很难跟上，而且由于价格不合理，还会给产业结构的调整传递不真实的信息；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受到旧体制条块分割的限制。所以，调整产业结构的时间可能会拉长，过于短促是不行的。但是，调整的方向应该明确：打破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只有这样，新体制才能以现代化的开放型经济结构作为自己的牢固基础。
关于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
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运用好经济杠杆。难点是经济杠杆要配套，以便综合运用，既能搞活微观，又能实行有效的宏观控制和管理。那末，应当围绕哪个经济杠杆来配套呢？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规律借以发挥调节作用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形式。与其他经济杠杆相比，价格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能传递信息，又能调节生产和消费，还能调节收入分配。而且价格又同经济效益有着紧密的联系。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势必影响对投入价值和产出价值的准确评价，往往造成微观经济效益的部分失真。因此，要真正把企业搞活，使它的经济效益真正提高，必须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使价格大体符合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分辨清楚哪些问题是由于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哪些问题是因为宏观上未能给企业创造正常经济环境产生的。前者主要靠企业进一步挖掘潜力，推进技术进步，健全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后者要靠经济杠杆的完善和配套，特别是要通过价格改革把矛盾暴露出来，以便为财政和金融的改革指明具体方向，确定哪些问题应该由财政改革来解决，哪些问题要由金融改革来处理。如果不是这样，价格、财政、金融各自独立地进行改革，分头并进，那么，它们的调节作用就会互不衔接，甚至互相矛盾，形不成有机联系的经济杠杆调节体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管理遇到不可避免的困难。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价格改革必须走在前面，发挥它在全部经济杠杆中的带头调节作用。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和有目的地完善各种经济杠杆，真正配起套来。价格改革相当复杂，影响面大，因此要稳步前进，在实践中努力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新模式。
我国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要求有相应的物资分配和商品流通的多种渠道和多种价格。现在采取的生产资料价格计划内小调、计划外放开的办法，使价格总水平徐徐上升、价格逐渐接近价值并反映供求关系，这既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又有利于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降低物质消耗，改善经营管理，堵塞靠廉价原材料混日子的漏洞。这种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并存的双重价格体制，是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过渡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它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利用价差从事投机倒把），但是总的来说利大于弊，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搞活生产资料流通，有利于缓和当前物资供应紧张的状况，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资料使用的效果。当然，在双重价格体制下，必须加强宏观控制，防止价格暴涨。为此，国营经济特别是国营商业部门要有效地参与市场调节，切实地肩负起领导市场、左右市场的重担。
价格改革对于搞好金融改革意义十分重大。价格不合理，就把握不准信贷方向，对资金效果也会失去正确评价的准绳。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扩大，要努力办好银行，搞活金融，调节资金流向，提高资金使用效果。为此，就要运用好利率这个杠杆。在资金紧缺、投资规模偏大的情况下，可提高利率以吸收资金，控制投资规模；在资金充裕、需要对某些行业扩大投资的时候，可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的增长。通过利率的升降来融通资金，进行宏观控制和调节，就能鼓励经济效益好的新项目上马，偿还能力强的在建项目继续进行建设，迫使效益差的新项目和在建项目下马。但是，这样的办法能否奏效，主要看企业及有关的负责人对利率能不能做出灵敏的反应。如果权责利不挂钩，即使提高利率，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及其负责人也敢于接受贷款而受不到必要的惩罚，结果就仍然控制不住投资规模。如果正确地解决了投资承担风险的问题，那么，运用利率调节投资，不仅比单靠行政办法进行控制效果要好得多，而且有利于把计划内资金和计划外资金统一起来。这自然就会涉及到财政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模式的选择。到目前为止，我国基本建设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投资渠道：一种是通过财政集中资金搞建设，一种是通过银行贷款搞建设。双重投资渠道，容易产生许多漏洞，比如财政拨款不足找银行，银行贷款不够找财政，造成资金使用的不少浪费。看来，凡是盈利性企业和项目的投资，要由靠财政拨款转向主要靠银行贷款，银行则主要靠利率进行调节和控制。同时，专业银行本身也要变成自负盈亏的企业。完成上述过渡，同样需要摸索经验，逐步创造条件，如果搞得过急，往往事与愿违，带来投资管理的松弛和混乱。
总之，价格、金融、财政等方面的改革应当统筹考虑，使之相互衔接，配套完善，为逐步形成新的宏观经济控制和调节体系创造条件，以促进整个经济由旧的模式顺畅地过渡到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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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激发企业对技术市场的迫切需求
陈铨峻
技术市场的开拓，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买方的需求。因此，激发作为买方的企业对技术商品的迫切需求，是形成繁荣稳定的技术市场的首要前提。
加快技术进步，是顺利进行四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但是这种客观要求，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的主观需求。不少企业乐于给请来的科技人员以“小费”，却不肯花钱正式向科技单位购买技术成果，不愿投资进行攻关协作。近年各省市举办的技术交易会中，较高级的技术和较大的项目，往往无人问津；购买技术成果的，绝大部分是国营小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每年有三四千项重大科技成果，获得较好推广应用的，一般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
这些事例突出地反映了我们的产业部门和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缺乏应用新技术的迫切感，或者缺乏技术开发的资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激励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开发的经济实力，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起码要采取三条措施：
第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原则一定要真正落实到企业。大中型企业应成为技术贸易的大宗买主，它们有效地应用新技术，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大中型企业，大都被置于一些行政性、半行政性公司的管辖之下。这些公司因袭过去的一套行政管理办法，国家对企业的扩权大都只滞留在公司一级，而没有扩到企业的头上，它们的手脚仍然被捆得死死的。因此，应该及早整治当前的“公司病”。公司只应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互有需要的基础上建立的联合经济组织。它必须成为企业性经济实体，而不是代表国家对企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机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务院给予企业的十个方面自主权真正落实到大中型国营企业，使之获得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法人地位，可以运用自身技术进步的决策权和财权，直接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充满活力地投向技术市场。
第二，把依靠技术进步增加经济效益，作为考核企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要正确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制定适当的办法和具体指标（如：新产品率、优质产品率、新技术新产品的新增利税率、资金利税率等），付诸实施，进行考核，以鼓励企业购买采用新技术。对那些技术落后、生产物耗大、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要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不应总是用财政补贴和企业平调来保护落后。对那些品种质量长期一般化而不升级换代的商品，可酌情运用税收杠杆提高税率，以消除某些企业凭借市场供求关系上暂时的有利条件，不求技术进步而安于现状的惰性。对应用新技术开发出先进的新产品，可给予适当的物质鼓励。值得注意的是，把依靠技术进步新增税利如数计入下年基数的考核办法，属于“鞭打快牛”的做法之一。这种环比递增的计划考核现象，国外称之为有害的“棘轮效应”。如果我们在经济管理中，不切实改变“鞭打快牛”为“鞭打慢牛”，将永远无法清除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存在的“技术旧—质量差—效益低”的痼疾，加速技术进步便是一句空话。
第三，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有计划地适当预分给企业一定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资金，以增强企业在技术市场上的经济承受能力，使企业能够积极利用有偿付酬的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协作和科研生产联合体等技术贸易形式，及时地采用新技术，发展生产力。对企业利润留成中的生产发展基金部分，要规定足够的比例，用于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或将这部分开发基金项目单列，专款专用，同时建立企业的开发基金使用责任制。允许企业在一定的条件下将技术和产品开发费用打入成本；并可按一定比例，从投产后新增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作技术开发基金。这些都需在进一步完善利改税办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切实兑现。
总之，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企业在采用新技术上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和活力。这样，企业必然主动找科技单位“攀亲”，自觉地积极地利用技术市场，发展生产；科技成果就会获得拥有支付能力的广阔市场。那些鄙薄知识和技术的陈腐观念，也必将在新体制的威力面前日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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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于7月1日——7日在上海举行。
大多数代表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提供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总的来看，日益发展的生产国际化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客观条件，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会带来相对稳定的世界政治局势，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振兴。
与会代表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还是农（副）、轻（纺）、重。从近期看，我们必须保持和扩大这些传统商品已经占有的市场。从长远看，我们的出口产品应当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当前，应当从体制、政策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机电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同时，要及时研究世界市场上商品价格和需求的变化，多生产出口有前途的产品，削减乃至停止出口没有前途的产品，防止过多生产和出口世界上竞争激烈的产品和出口对象国配额限制过严的商品。
当前，我国进出口贸易集中在香港、日本，这种过分集中的市场结构削弱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因此，在对外贸易中，我国应当实行多元化的政策，除努力开拓发达国家的市场外，还应努力扩大同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在发达国家中，应尽快把对西欧的出口搞上去。此外，还应加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
与会代表认为，外贸体制的改革必须认真解决“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痼疾。既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又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把宏观集中管理和微观放开搞活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从应急的角度可以采取一些行政措施，但问题的根本解决要依靠建立和健全有关立法，完善税收、补贴、奖励汇率、外汇管理等各种经济杠杆，通过经济手段使宏观集中管理真正能够对微观搞活发挥指导、促进和制约作用。
一些代表指出，我国利用外资中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重视贷款条件，而不太重视有效地使用外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借到优惠的贷款，也不会产生效益。国家应当设立统一的外资管理机构，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外资引进情况。对借入的资金，应根据贷款项目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轻重缓急，确定不同的利息率。借助利息率这个杠杆，把外资运用到国家经济建设最需要和经济效益最好的项目上。
与会代表认为，引进技术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避免盲目、重复引进。引进技术的重点应当摆到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服务上。在技术进口中，应当注意把先进性和适用性结合起来。我们应当进口一些最尖端的技术。但是，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大力引进那些急需的适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