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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南桐矿务局党委发挥监督保证作用
为局长排忧解难 为改革鸣锣开道
四川省重庆市南桐矿务局去年7月实行局（矿）长负责制以来，党、政、工各司其事，各负其责，局党委发挥监督保证作用，为局长鼓劲壮胆，排忧解难，为改革消除障碍，鸣锣开道，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改革有了难处，不袖手旁观，认真做好协调工作。去年8月，该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后，局长根据局级领导班子年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提出免去两位五十岁以上同志的职务，另选拔两位年富力强的同志充实领导班子。有一位退下来的老同志思想不通，认为局长排斥他，产生了对立情绪。针对这个情况，局党委的两位书记多次找这位同志促膝谈心，充分肯定他的工作成绩，讲明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要形成梯形结构的重要性，勉励他从党的事业出发，要顾全大局，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同时，局党委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对退下来的老同志在阅文件、住房、用车等方面给予照顾和方便。这位同志提高了认识，逐步消除了怨气，积极协助局长搞好工作。今年7月，该局东林煤矿整顿劳动组织，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动当好参谋，促进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局党委积极参与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工作的全过程，帮助局长实现了“快、稳、好”的要求。调整后的局级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五个矿级领导班子的成员中具有大中专文化程度和技术职称的占70％以上。
改革有了阻力，不回避矛盾，努力排除干扰。去年，南桐矿务局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在利润留存中有资金保证，按上级有关规定，允许给20％的职工实行浮动升级。局长鉴于该局知识分子工资偏低，为了稳定队伍，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决定给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技术员以上职称的同志浮动一级工资。对此，一部分干部和工人有意见。局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认定局长的作法是正确的。党委首先在党员干部中统一认识，利用大会小会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两位书记多次深入矿井，针对群众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党委还编写了宣讲提纲，阐明给知识分子浮动工资的重要意义，发动各级、各部门负责人大张旗鼓地进行宣讲。在党委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保证了局长的决策得以贯彻，使这次浮动升级收到良好的效果。
改革遇到风险，不畏难退却，敢于为局长撑腰壮胆。从今年起，国家煤炭部决定实行煤炭投入产出承包方案，并要求南桐矿务局在去年实际亏损七百万元的情况下，今年盈利三百五十万元。为了完成部里下达的任务，局长及时拟定了承包合同。但是，一部分矿长感到要一年内实现扭亏为盈，压力太大，因而缺乏信心，迟迟不愿接受承包任务，或找业务部门“算帐”，要求降低承包基数。由于阻力大，局长拟定的承包合同一时难以贯彻。局党委通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煤矿实行承包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同全局的长远发展紧密相联，与广大职工的利益息息相关，必须全力支持局长把工作抓紧抓好。他们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书记和局长亲自到基层听取意见，具体指导，帮助解决问题，促使各单位负责人接受了承包任务。二是召开各矿（厂）党委书记会，纠正了少数书记带头讨价还价的错误作法，强调发挥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保证局长的政令畅通。同时，在职工中广泛开展教育活动，使职工明确承包的意义、作用和实行承包的有利条件、具体任务和措施，以及自己在承包中的责任。三是调查研究，及时推广典型经验，让大家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看到潜力，增强信心。在此基础上，全局举行了承包签字仪式，把各项承包任务全落实到实处。这样一来，使广大职工树立了顾全大局，为国家分忧，勇挑重担，多作贡献的思想，全局上下团结一心，顽强奋战，今年上半年煤炭产量和质量比去年同期有明显提高，成本大幅度下降，仅第二季度就获利一百三十九万元。
重庆《支部生活》记者 王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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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为何这里有那么多党员干部卷进歪风？
从去年下半年起，河北省深泽县粮食系统一批党员干部在半年时间内搞各种名目的“平（价粮）转议（价粮）”、“议（价粮）转超（购粮）”、“转圈粮”共一千三百多万斤，骗取国家加价款五十多万元。1984年粮食局机关滥发奖金、补贴一万六千多元，人均五百多元。粮食局三名正副局长，除每人在局里领到七百元“奖金”外，三人还先后共收受下属粮站“赠款”七千三百元。深泽县粮食系统，这次犯严重错误的十四人全部是党员，其中股长级以上干部十三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40％。
现在，深泽县委、县政府、县纪委已对粮食系统的问题作了查处。人们不禁要问：当新的不正之风刮来时，深泽县粮食系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党员干部被卷了进去，甚至带头搞歪风？
放松世界观改造，走入泥潭
原党组书记、局长李敬海，1952年参加工作，1955年入党，当了十几年的公社党委书记，曾出席过地区级的先进人物代表会。可是，当发觉下级违反党的粮食政策，大搞买空卖空的“转圈粮”，直接挖国家财政的时候，他却默认了。后来，有人一下子送来上千元“赠金”，他虽然心里也感到不踏实，却一次又一次的收受了。李敬海在事后的检查中说：“我在深泽工作十几年了，已近退休年龄，又不打算回原籍，为了老婆，为了孩子，还是给个人留个后路吧。”因而他产生了三怕：一怕粮食局的利润上不去，显得自己没能耐；二怕奖金发得少，职工有意见；三怕个人捞不上钱。
（编者按：当新的不正之风袭来时，当大把大把的钞票突如其来地摆到面前时，某些老党员、老干部思想上很脆弱的防线崩溃了，而思想深处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膨胀起来，把党的宗旨、党的利益统统淹没，很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私利。李敬海的教训告诉人们，老党员、老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并不会自然的和时间、年龄成正比，也有一个不断改造思想，不断学习提高的问题。）
原副局长许怀彬，1949年参加工作，1957年反右时曾受到错误处理，之后由于他家庭出身不好而处处受到冷落。1979年他被平反，1981年入党，1983年担任粮食局副局长。然而，他却从反面吸取了经验教训。当下属单位内勾外联，冒假名，弄假账，挖国家财政的时候，他扮演了一个包庇、怂恿的角色。当下边送来不义之财二千九百元时，他欣然接收了。他在检查中说：“上级来电报要纠正‘议转超’，而我只是念一念，讲上几句套话。实际上对上级政策阳奉阴违，以此获得‘利润’，捞取奖金。”（编者按：曾经长期处于逆境的同志，如果以“受压自然正确”而自负，就会使自己的思想在怎样对待党和人民、怎样对待自己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向党和人民进行无所顾忌的索取，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二十九岁的副局长王彦民，懂专业，有文凭，是个尚未转正的预备党员。他在检查中说：当了局长后，想到自己有业务知识，又年轻，要是入了党，“官”位就会更加保险。他就带着这种动机入了党。入了党认为捞到政治资本，又是副局长，名利地位都有了。所以，他对自己的缺点不以为然，结果犯了错误。
深泽粮食系统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尽管经历不同，错误情节有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缺乏一种为党、为人民多付出而少索取的思想。用犯错误的一位干部、议购议销公司经理刘书宣的话说：“那时，明知不对还干，都是钱催的”。
置党的纪律于不顾，难以自拔
去年9月，省、地粮食局发出传真电报，紧急纠正粮食系统“平转议”、“议转超”的问题，县粮食局也进行了“传达”，而实际上是千方百计地搞对策。当时，羊村粮站把本粮站准备清理的“议转超”粮食一百九十万斤报到局里，主管这一工作的业务股长和会计股长对粮站的同志说：“你们站全部冲回了，以后上级不再查，你们就吃亏了。要是查，你们报的数这么大，要抓你们的典型，别的站也要受牵挂。”之后，又介绍了其它站化整为零、化大为小的改账“经验”。于是，羊村粮站“议转超”的数量一下子降到了几万斤，“利润”由原来的四万元降到二千多元。留村粮站的指标数字也走了同样的“路子”。
由于粮食局领导干部带头违纪所产生的这种“连锁反应”，自去年9月一直延续到今年3月，非法活动愈演愈烈。省、地粮食局一再指示，如果12月份以前对各种违纪事件再不纠正，就要追究那里的领导责任。但深泽县粮食系统的一些领导人仍置若罔闻。县议价公司听说1985年度（4月份）不再下达食品销售指标，便乘机于2月15日作假销售五万二千五百四十斤，骗取国家利润六千六百九十四元。
党组织名存实亡，迷途难返
深泽县粮食局机关的一名党支部委员说：“我自当上支部成员以来，历来不起作用。”另一位支委说：“我当了五年支委，没有参加也没有听说过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支部生活会。”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许怀彬说：“我不知道纪检工作任务是什么，也根本没有抓过纪检工作。”党组书记李敬海说：“我1982年调粮食局工作至整党前，只开过两次生活会，内容更记不清了。”一位老党员说：“我们局的党组，就两个人，一个书记也是局长，一个成员是副局长，什么党组不党组，有事俩局长一合计就定了。”
深泽县粮食系统共有党员一百零三名，占干部职工总数的35.2％。由于这里党的组织软弱涣散，把广大党员引向了见小利而忘大义的狭隘小圈子里，引向丢弃党性、追逐金钱的死胡同。县议价公司经理在一次会上说：“给小伙计们搞点福利”，于是，便把议价从外县购进的十六万四千斤玉米，造假以超购价卖给县粮库，得利四千八百九十二元，每人分了四百二十七元。这正如许怀彬在后来的检查时说的：“以钱管人，以钱管事，怎能不把广大党员引向邪路？”（编者按：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党的方针、政策，要靠基层组织去贯彻执行。然而，深泽县粮食系统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却带头违法乱纪，包庇、怂恿下属单位肆无忌惮地骗国家、坑人民，这里的党组织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个教训，应该引起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警觉！）
裙带关系盘根错节，丧失原则
粮食局的群众说：“粮食系统的队伍是父子兵、母女兵、夫妻兵。”全系统共有干部八十三人，在职工中干部子女、亲属就有八十五人，其中属于本系统干部子女、亲属有四十三人。在这些子女、亲属中，有四十一名是股长以上干部的子女和亲属。他们不但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且有二十五人把持着会计、统计等要职。粮食局一名原局长，其子是羊村站会计，其女是县粮库出纳，儿媳是城关粮站销售会计，外甥是大直要粮站保管。群众说：“这哪里还象一支国营企业队伍，实际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封建宗法式的裙带关系网。”
这种裙带关系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原一名副局长的女婿在一个乡当乡管员，有错误，无人敢追查。群众气愤地说：“一些干部子女，不是横行霸道，就是撒娇耍赖，领导管不了。”有人写信揭发留村粮站问题严重，县里派工作组驻了一个多月，查不清问题。什么原因？那里的干部职工说：公公当主任，儿媳当会计，怎能查清问题！
（河北省联合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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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先锋谱
“最后一班岗，我要站好”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武装部副部长胡海荣被确定转业后，依然勤勤恳恳，办事认真负责，不谋私利，今年“七·一”被西宁军分区党委评为优秀党员。
去年5月以来，胡海荣负责西宁市民兵训练基地工程的建设。今年初，组织上确定他转业后，胡海荣对他经手的财、物、帐做到了“三清”、“三相符”。参加施工的几个工程队中，有人想乘他转业之机，用请客吃饭、做家具等手段，求他在检查工程质量、付款等问题上作些让步，但他一律谢绝。有个工程队的负责人甚至提出每月给胡海荣二百元辛苦费，他当即严肃地说：“不义之财一分一厘我也不要！”
建四间仓库平房时，包工队偷工减料，胡海荣发现后，让他们重来，直到质量合格为止。为此有人讥讽他是一把“打不开的锈锁”。胡海荣说：“我要转业了，但最后一班岗我要站好，要问心无愧地把一个好工程交给后来人。”（李敏杰 崔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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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俺弟兄多亏了老郗哥！”
河南省濮阳市郊区五星乡油坊村是有名的“粉皮村”，老党员郗富仲是旋粉皮的能手。1983年春天，油坊村的大多数农民搞商品生产，村里的温家兄弟却因有些呆傻，仍然坐吃山空。看着村里给他们兄弟俩盖的三间住房已拆掉两间变卖了，老郗着了急：光靠国家救济、乡亲怜悯终非长久之计。他决定背起这个“包袱”，让他们和自己一块儿干……
温家兄弟着实呆得够呛，懒得出奇，每天不叫三、五遍不起床。老郗不厌其烦，每当鸡叫三遍，他把绿豆泡好后，就喊他们起来拉粉磨。久而久之，这兄弟俩改掉了懒毛病。然而，呆傻却难改，让他们赶集卖粉皮，一不会算帐，二不懂秤；把他们留在家里，又干不成活计。于是，老郗就手把手教他们旋粉皮，不知费了多少功夫，用了多少时间，老大终于成了旋粉皮匠。
辛勤的汗水，浇出了甜蜜的果实。两年来，温家兄弟分红三千二百多元。去年春天，经老郗精心安排，温家兄弟院子里建起了三间新晒棚。如今，老郗送给他们的一头小母猪，眼看就要下崽了。温家兄弟吃住有了保障，口袋里还装着零花钱，整天乐呵呵地，逢人就笑着说：“俺弟兄多亏了老郗哥！”
（增建 竹岭 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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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我村有张“联络图”
甄平
我村有一张“联络图”，打开一看，是本村在全国各地的干部分布图，姓名、职务、单位、住址标得十分清楚。只怪我迂腐，开始不明白要这图干什么。支部书记告诉我：“傻小子，你看看，咱村的乡镇企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这办公大楼、电影院怎么盖起来的？还不是靠这张‘联络图’吗！”我才恍然大悟。
然而细想起来，又觉得不以为然。靠“联络图”的“关系”，四处“化缘”，挖他人之肉，补自身之疮，虽然富了，但不能说是真本事。在外当“官”的乡亲希望家乡父老富裕，这可以理解，但如果利用手中职权乱批条子，给家乡“吃偏饭”，也不可取，因为这是一种不正之风。
据说有的学校、工厂利用校庆、厂庆之机也在拼凑这样的“联络图”，说这样办事方便。我倒希望这种歪点子还是少点为好。有职有权的“官儿”，看到“化缘”的“和尚”，也不应丢掉原则，随意“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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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裁掉“安慰官”事情才好办
某些地方的机构改革，为什么会越改越膨胀？最近我们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采访，对这个问题略有所悟。
这个市过去有个轻化局，内设十一个科级机构，编制八十三人，统管全市轻工、纺织、化工、医药等四个行业。1978年以来，这个局经过四次机构改革，竟然象细胞分裂一样，迅速变成了轻工局和纺织、化工、医药总公司等四个局级单位，内设的科级机构一共增加到七十多个，二百七十一人！这还不包括各单位下设的“子”公司。
短短六七年时间，原轻化局所辖的企业并没有增加几户，掌管的人、财、物、产、供、销大权还下放了不少，而机构却膨胀了好几倍。原因何在？据了解，除了强调“对口”外，主要是“安慰官”设得太多了：科员当长了，要升科长；科长做久了，应安排个处长；年轻干部要提上来，但不能伤老同志的心；有些老同志快过提拔年限了，不抓紧提拔一下，似乎有点不近人情……这要“照顾”，那要“安慰”，因人设事，现有的“座次”就不够用了。于是，便自然要想办法乘改革之机，扩大机构，增加编制。据统计，如今在原轻化局演变过来的四个局级单位中，由于“安慰官”过多，担任科长以上职务的“官员”人数，已经超过了科员人数。
机构改革的宗旨是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设“安慰官”的做法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安慰官”充斥机关，必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文山”越垒越高，“会海”越填越深，企业难以招架，经费开支也降不下来。由原轻化局变过来的三个总公司，现在人均经费开支已由过去的二千元猛增到四千元左右，严重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被企业职工称为“扒皮公司”。人们忧愤地说，不裁掉这些“安慰官”，事情就不好办，共产党就要被官僚吞没了！
这个市的有关部门建议，裁掉“安慰官”，首先必须从党风抓起，下面不伸手要“官”，上面不拿“官”做人情，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层层审定编制，毫不留情地实行“精‘官’简政”。同时，建议国家在组织人事制度上加强法制，严格规定各级领导只有因编选贤的义务，而绝无因人设事的权力。对那些擅自扩大编制、随意增设机构的人，一定要给予党纪、政纪乃至法律处分。
谢金虎 顾洪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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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提倡现场拍板
领导深入第一线，当场解决和处理紧迫的、棘手的问题，谓之现场拍板。现在出现了许多现场办公的好形式，象“生活日”制度，“现场办公会议”等都是。在改革的今天，提倡现场拍板。
摘自《江西日报》
“收发式”何谈落实
有些同志一看上面有什么机构，也忙着成立个对应的机构；上面布置了一项工作，他照猫画虎，或发个文件传达，或开个会布置一下，就急忙向上汇报，至于实际成效如何，则不去顾及了。这种“收发”式的落实，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最后只会“落空”，应当切实加以纠正。
摘自《内蒙古日报》
精兵好办事
事情办得好，要靠人的质量优势，不能单靠人的数量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多好办事”应当变成“精兵好办事”。这个“精”，即机构中的人要精，业务精、素质强，办事效率高。
载自《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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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毕业归来
北京《支部生活》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