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努力攀登舞蹈艺术的高峰
吴晓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舞蹈艺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多种形式、多种风格的社会主义舞蹈，迈出了第一步。但后来走了一大段弯曲的道路。在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上，第一个十年（1956—1966），“双百”方针提出来了，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在舞蹈领域里，把在艺术上和学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品和作家，甚至一些研究和探索，都当成“政治”问题和“方向”问题来大加批判。第二个十年（1966—1976），那就更不用说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了这个方针，在创作方面，强制一个几分钟的舞蹈都必须表现“阶级斗争”；尤其是把我国各民族的舞蹈一概当作“四旧”来扫荡，因而舞蹈艺术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对文艺进行了调整。“双百”方针才重新得到了承认和贯彻，但是也还不断遭到干扰，所以要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倾向。
舞蹈创作在较长的时间里，采取简单划一的错误做法。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是照搬西方，还是因袭传统，或是以政治代替艺术，都使我们尝尽了苦头。创作思想僵化了，艺术生命力失掉了，人们的创造性被窒息了。所以社会主义舞蹈的多样化，是针对单一化的做法提出来的。有了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才能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出现竞争和淘汰。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指出：“围绕着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近几年来，舞蹈和舞剧创作正是沿着这个道路，又开始迈出了一大步，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下，这几年出现了许多题材、形式、风格都比较新颖的舞蹈，如《刑场上的婚礼》、《无声的歌》、《再见吧！妈妈》、《小萝卜头》等，表现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共产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的崇高思想感情。突破了过去那种只表现英雄人物的外部行动，不从内心情感真实的人物形象出发的情况，在艺术手法上打破旧形式的束缚，采取新的表现方法，塑造出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又如表现古代历史题材的《金山战鼓》，既吸取了中国传统舞蹈中的精华，又打破了戏曲中的程式化，从生活出发，创造了一个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巾帼英雄形象。再如一些表现今天新的生活情趣的舞蹈，以及儿童舞蹈等等，大都运用和发展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表现生活的传统手法，摄取了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片断，描绘了新时期人民生活的情趣，给人清新悦目、优美动人之感。也有借鉴现代舞蹈中象征、隐喻、暗示的艺术手法，运用人体运动的表现力，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哲理的舞蹈，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能发人深思，因而博得了观众的喜爱。同时舞剧的创作和演出出现了一个新的活跃局面。不仅有表现中国历史题材的，根据中国文学名著改编的，以及中国古代神话为题材的舞剧，也出现了许多以鲜明的民族色彩，展现了各民族的特定生活、风俗习惯和民族的斗争历史的少数民族舞剧，以及一批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芭蕾等多幕和独幕舞剧。
五年来，舞蹈和舞剧创作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还有许多一般化的作品。有的选材很好，但缺乏艺术上的感染力量；有的偏重于形式上的所谓“出新”，内容比较空洞，风格上也较混杂等等，因而提高舞蹈和舞剧的创作和表演质量，是舞蹈艺术争取更广大的观众的重要环节。
我们中国的舞蹈和舞剧应当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每一个作品应当有作者的独创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我以为这不仅是个形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生活基础，无论是直接或间接从生活中吸取题材，都体现了编导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和概括的能力。同时需要更新舞蹈和舞剧的结构，选择精炼准确的舞蹈语言，恰如其分地从创造舞蹈形象方面多下功夫。舞蹈和舞剧创作质量的提高，还应当加强对于舞蹈音乐的重视。至于在形式、风格上出现的一些混杂现象，实际上已经影响了舞蹈和舞剧艺术的完整性。单纯从形式上争论，恐怕不易解决问题。我希望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加强民族风格，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对于保护和发展我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作为专业团体的舞蹈工作者，应当与群众业余舞蹈活动结合起来，重视它的发展和提高；发扬各民族舞蹈的特色，反映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民间舞蹈的演出也需要提高质量，突出民间舞蹈生动活泼的生活气息和表演上的民族个性。今天，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极需要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这些小型多样的舞蹈和歌舞节目，便于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所以除了舞台演出之外，象乌兰牧骑式的演出队是十分需要的，是值得提倡的。
如果孤立的来看，即使上面提到的一些优秀作品，也还很难说已经出现了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很完整、成熟的杰作。但把它们联系起来，汇合起来，可以看出一种前程远大的趋势，那就是已经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形式、多种风格的社会主义舞蹈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舞蹈和舞剧，这是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情趣不高、东贩西抄的作品，在表演上也很庸俗。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把这些庸俗低级的东西，渗入到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中，严重地破坏了民族民间舞蹈健康纯朴的优美风格。这股风至今还在蔓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舞蹈工作者，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我们应当给予人民鼓舞的力量，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不能单纯为了“票房价值”而去迎合一部分观众的趣味。趣味有高尚和低级之分，舞蹈作品的演出应当引导和提高观众的欣赏趣味。我以为一切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四化建设，包括在人们紧张工作之余的娱乐性的舞蹈都是需要的，但是要警惕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残余渗入到舞蹈作品中来。
我们希望舞蹈家要加强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生活的天地无比广阔，生活的内容无比丰富。只有深入到生活中去，创作思想才能获得勃勃的生机和真正的解放，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感情从狭隘走向开阔，从个人的小天地走向辽阔的大自然。心胸开阔起来，思想飞腾起来，想象力和情感才能丰富起来。古人说：“神与物游”，就是说人的精神活动与外界事物接触，才能思接千载，神通万里。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也是题材多样化的源泉。今天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希望舞蹈家与时代同步，努力去反映、去表现、去讴歌、去赞美时代的新思想、新风貌、新生活，创作出更新、更美、更好的作品来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
舞蹈是综合艺术，离不开编导、作曲家、美术家、演员、领导者的集体合作，应当建立起忧患同当、欢乐与共的协作关系。老中青几代舞蹈家之间还要互相学习，精诚合作，取长补短，共勉共进。我们要在整个舞蹈战线开展一场创新的竞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努力攀登社会主义舞蹈艺术的高峰。
第7版()
专栏：
执着的信念与“中国灵魂”
——长篇小说《悬崖百合》法文版序言
苏姗纳·贝尔纳
象通常所说，文学作品一经翻译，适成“反逆”，更何况是把中文换易成法文，因为文化背景和表达方式在两种语言里是压根儿不同的。沈大力和我为法语读者直接用法文写本中国作品，这种做法，据我所知，在中国尚无先例。
自1978年以来，我一直在北京的《中国文学》社工作。时值1983年6月，这份刊物想发一篇文章，报道瓦莱斯的剧本《巴黎公社》——中国上演时称《樱桃时节》——的演出情况。因缘时会，才见到该剧的中译改编者沈大力。我们起先谈这出戏，后来，我请他谈谈他自己。沈大力告诉我，他生于延安，父母参加革命上了前线，他是在延安保育小学长大的；1946年为躲避国民党敌军，辗转进入解放区，他参加了儿童的长征，两年半时间里纵横行程几千里……看我挺感兴趣的，他又讲了长途跋涉中的几件惊险事情。我听得津津有味，不禁问道：“沈大力，中国革命的这段插曲，法国人还茫无所知。这些材料写出书来，就够激动人心的了！你想过没有？”他答道：“想是想过，只好等有时间再说……”彼此莞尔而笑，9月底，我们开始动笔，《悬崖百合》就此诞生。……
1934年的长征，为世所共知，而延安保小的历险记，却知者寥寥。三百个孩子被迫撤离延安，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跋山涉水，两年半里走了几千里路……四十年代的延安生活，有许多事世人尚不知晓。《延安，我的摇篮！》和《盘陀路上》这两部分，一开始动笔，便欲罢不能。
身为作者，我们两人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不断进行比较，亦饶有兴味，因为每种文化各有其文学传统，美学准则，感受方式，而这种种都贯串于探索与创作过程之中！每次与沈大力见面，都使我对中国解放前的生活，中国的农村和前线，有着更深一层的了解。同时，我也很高兴得以一窥“中国灵魂”的内涵，千百年来一直存留的“中国灵魂”，可谓美妙无穷！
当然，这本书首先应该是本“中国书”：人是中国人，情节是发生在中国的情节，发生在中国历史最动荡的时刻。但既是文学作品，而非平淡的记实，为什么在表现形式上不可以运用西方，特别是法国文学的某些手法？这类作品，中国习惯用单线条方式平铺直叙，光靠趣闻逸事，曲折离奇的情节取胜。为什么不能采用内心独白，作一点诗意的，抒情的，哲理的或政事的思索？描写一下地点或风景，总之，用多侧面相交叉的手法丰富情节，给作品以立体感，通过多种渠道，打开新的视野？这种写法，对沈大力非但不成其为问题，反觉得顺理成章，合乎本意，因为无论中国文化或法国语言文学，他都造诣深湛！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写法，除丰富情节外，还便于多方面深入中国文化领域，介入古诗和先秦哲学，同时也楔入民间文艺。我认为这就是本书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准此而论，这本“历史小说”，如果说跟时下中国小说很不一样，——事实上，毫无相同之处，——那么，与中国古典小说倒颇有些亲缘关系，书中所用某些传统手法已为中国当代文学弃置不顾。比如，每章开头或中间引用诗文这一点，过去的作品常用以创造高雅的气氛或美感的效果，提示某一事件，阐明某种景况。同样，也引用民间的谚语、格言和唱词，采用形象的语言，引证中国古代哲理，尤其是佛教和道教思想，重视梦境——沈大力小时做梦到了“涵碧宫”，看到跟他做朋友的小女孩，有的变成鲜花，有的变成仙女，这就是直接上承伟大的古典传统——，行文简练，场景处理，想象与幻影，荒诞与神奇……神奇的想象，突然出现于苦难重重、灾祸连连之中，令人想起孩子的一大本领：不管生活如何艰苦，想象力总特别丰富。
西方的影响，除上文提到的多侧面结构外，还表现在用笔的舒卷自如，叙事的开放形式——各章自成一统——，尤其是修辞手段与中国的很不同：一个想法，反复出现，接连提到，一再引发；以及对话的动态和节奏，说话的口吻等等。这些在第二部分里尤其显著，叙事采用一种“动”的语言，与行军的步调相一致。总之，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文学的双重影响，决定了这本书的特质和“色彩”。
我承认，我喜欢这部小说，甚于我单独写的那几本作品。这部小说，象长轴画卷，横着慢慢拉开来，展示一连串的景致人物，时隐时现，引人遐想无穷。这类绘画，与客体保持一定距离，形成某种“目光”：人物按一定比例摄入画面；空间，自然，有生之物，全都囊括进来，人只占相对的地位。个人，跟我们西方浪漫派文艺的想法不同，不再是世界的中坚，作品的核心；个人，隶属于人类集体，其生其死，说到底，只能是次要而又次要的事……这种目光，是典型东方式的。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导价值及其千百年来对思想感情的影响，形成这部小说的哲学气质，使这种目光更加清明而深邃。但这种目光，也完全是现代的，社会主义的，那是为了共同事业的胜利，个人自觉自愿汇合于大众之间。
《悬崖百合》里所述主要事实，都是确凿有据的。解放战争的历史形势和战局进展，力求忠于史实。孩子们的行军路线和颠沛困顿——返回后方，迂回前进，兼程赶路——，全是据实写来的。人物也多半是真实的。延安风貌的回顾，孩子生活的状况，都是实实在在的……是的，国民党军队曾派飞机扫射孩子，一旦落入兵痞的魔掌，这些孩子都有性命之忧，因为他们是红军的后代。是的，空袭时教员扑在孩子身上，以自己的身体来掩护他们！……书中的景色描写和趣事逸闻，有时显得不同寻常，却同样是真实的。最后，可为浩叹的，是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人，数目之多，绝非想入非非的夸张。苏姗的男友肖芒死了，向阳子死了，吴大爷死了，反映了令人怆痛欲绝的现实。就我个人而言，愿有情人终于相逢，一再恳求沈大力饶肖芒一命，但沈大力说，他们这一对代表千千万万男女，为了历史的真实，只好让他们牺牲，我好歹算给说服了。
叙述者，也即沈大力，在书中无疑起了“启动”作用。他需要回忆童年，体验幼时感受，但也需要隔开一段距离看过去，隔开一个成年人的时间距离，一个在人生中，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大风浪里历经考验的成年人的时间距离。从童年到壮年，从过去到现在，他要重温当年的新鲜感受，道出昔日的悲与欢，而且凭今日的识见，阐述这段过去的意义，指明历史的现实价值。法国目前流行的大量著作，都程度不等地想说明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危机，所以这本书事实上具有反潮流性质。何以见得？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阶段，特别是可憎的“文化大革命”，沈大力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深受其苦，并且，允许我说的话，那么，就象世界上大多数相信“文化大革命”的人一样，我也曾受骗上当，想起来不胜惨痛！——假如是可以批评的话，那么伟大的延安时期无疑代表中国革命和所有革命中最壮丽的一页。在过去的斗争中曾支持我们的价值观念，目前正面临严峻的重新评价，但即使在今天，谁能“攻击”延安时期？谁能否认中国革命和伟大的解放斗争的必要性？不管经过多少波折，沈大力依然不改其共产主义信念。当年的延安，是民主的圣地！他还象延安时期一样，依然执着于自由、平等、公理和正义的概念。他所捍卫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民主的原则上，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主义。他这本书使我们想起中国革命的民主基础，这却是今天好多人唯恐不能忘掉的。
〔罗新璋译〕
（该小说法文版名为《延安的孩子们》，将于今年9月由巴黎“斯多葛出版社”出版。本报对此序略有删节。）
第7版()
专栏：文学评论
赞李铜钟走上屏幕
钟艺兵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得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迄今已经四年多了。四年来，与它同时获得一等奖的另外四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天云山传奇》和《蝴蝶》，都已相继被拍成电影，同亿万观众见了面，唯独《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却音信渺茫。
是艺术家们忘记了这部作品？是这部小说只能阅读而不适于见观众？看来都不是。据闻，有个电影厂曾打算将它改编为电影，可惜这计划未及实行就夭折了；还有个省的话剧团已经将它搬上了舞台，可是只在内部演了一场就“刹车”。原因无非是一条：在某些同志看来，这部作品揭露的阴暗面太重，有损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至于从小说变成视觉形象，那将要引起的社会效果就更成问题了。
然而，北京电视制片厂的同志们并不受上述舆论的影响，他们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现在，他们终于把这位受冷遇的李铜钟请到电视屏幕上来！我以为，这种很有胆识的艺术实践，值得赞扬。
电视剧《犯人李铜钟》（师伟编剧，孙宗潞导演，冯恩鹤主演）虽然写的是“大跃进”、“反右倾”年代浮夸所造成的社会悲剧，但它在深沉的反思中，却满怀激情地塑造了李铜钟这个反对弄虚作假、坚持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感人至深！因而，这部电视剧既是对二十多年前那一段沉痛的历史教训的清醒回顾，又是对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的由衷歌颂。可以说，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不可能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诞生；没有对今天仍然存在着的“左”的思潮余波的抵制，编导者也不可能把这部电视剧献给观众。
我喜欢这部电视剧编、导、演的质朴、真实、凝重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他们没有把李铜钟“拔”成一个超越历史、高不可攀的救世主。李铜钟的权力和地位都是有限的。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李家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个普普通通的复员战士、残废军人。面对着从鼓励虚报产量到强征种子、口粮，到弄得家家断粮这样一股声势浩大的错误潮流，他是无力加以阻止和纠正的，何况他也不可能看到这股潮流的全貌和实质。但可贵的是，李铜钟没有因此就消沉悲观、随波逐流，而是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就应该把解救人民的疾苦、团结千百万群众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可贵！当李家寨大队连续第七天用清水煮萝卜当饭，四百九十多口人濒临死亡之际，李铜钟也弄清了地、县、公社层层领导宣传“大搞代食品”的好处，只不过是欺骗饥饿的群众的一句谎言。于是，他当机立断，只能去说服在粮站工作的战友，并由自己写下血书承担一切后果，从而“借”走五万斤玉米。群众得救了，李铜钟却作为“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而被逮捕，继而因饥饿病累集于一身，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当然，李铜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是违法的，但为了抢救群众的生命，挽回党的威信，在那个特殊的境遇下，他从实际出发，用自己的生命作了迫不得已的最后的一搏。他是问心无愧的。使我禁不住落泪的地方，正是李铜钟临终前的这场戏。他在朝鲜战场时的老上级、县委书记田振山赶来看望他，他已经昏迷三天了。他的妻子抽泣着对田振山说：“三天了，他在等你，叫你。他不叫爹，不叫娘，叫你，田政委……”啊！在此弥留之际，他所关切的，还是党的事业！他有多少心里的话，想对而没有能够对县委书记说啊！
不错，这是一出曾经发生在新中国土地上的悲剧。然而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对我们民族的今天和未来是怀有深情和热望的，所以屏幕上便释放出这出悲剧足以令人震撼、发人深思、引人向上的力量！我想，我们党的伟大，也在于敢于正视我们生活里曾经出现过的悲剧，从而努力去消除可能再次发生这种悲剧的条件。
李铜钟今天走上屏幕，自然还有它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发生伟大历史转折的时代。新的成就与新的问题往往是相互交错，同时出现。而新的不正之风，恰恰包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假公济私、坑害国家。党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正有待于我们在各个领域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至于这部电视剧的不足，我觉得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思想还不够解放。编导者既想写悲剧，又怕担风险，左右为难，顾虑重重，以致不敢理直气壮、放开手脚地去挖掘人物感情最丰富的部分。这部电视剧，不仅不能回避“饥荒”的事实，而且应该比原小说表现得更形象、更感人。小说在李铜钟决定“借”粮之前，还描写他“看见四百多双饿得发黄的眼睛”，电视剧完全可以就此发挥一番，现在却放过了，反而不如小说之动情。二是艺术上还比较粗糙。“大跃进”年代的“热烈”与饿肚子年头的“严峻”，在环境氛围上都缺乏艺术的精心制作，因而也就谈不上前后两种情景的更加鲜明的对比。在剧本结构上，是很尊重原作的，但也多少拘泥于原小说的框架，限制了本应根据电视剧这一视觉艺术的特点而进行的再创造。与此相连的，便是节奏、镜头的运用显得呆板而缺乏新意。
第7版()
专栏：
首届纳兰性德学术讨论会在承德召开
今年，是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由有关学者发起并经国内二十家学术单位共同举办，我国首届纳兰性德学术讨论会，7月15日至19日，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正黄旗人，是我国清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撰有《通志堂集》二十卷传世。其艺术造诣突出地表现在词作方面，《侧帽词》和《饮水词》，在当时及其后的文学读者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评价他在我国词学发展史上的位置时，曾誉之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然而，在多年以来的文学研究中，纳兰性德及其作品却远未得到相应的重视。
来自国内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各民族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活动，对纳兰性德及其作品进行了较充分的探讨。所论课题，涉及到纳兰性德在满族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以及他的生平经历、思想情操、民族素质、艺术道路、作品格调、审美追求诸方面。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认为，纳兰性德是我国古典词作史上最后一颗明亮的星，曾经发挥了“词起金、元、明三代之衰”的重要作用。他的作品，既继承了传统的婉约派词作格调，又有着雄浑阔大的境界，呈现着豪放派的词风，因而成为清代词坛上最富成就的作家之一。
一些同志指出，纳兰性德生活在满族入关伊始的清代初年，是较早运用汉族传统文学形式进行创作的满族优秀文学家。在他的创作个性中，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满族素质。他的作品，既展示了满族特有的生活题材和人物形象，又呈现出北方渔猎民族所一向崇尚的天然清新的艺术风格，并以此为我国文学宝库提供了独到的贡献。
与会者一致呼吁国内学术界更加关注这一研究项目，并倡议有关方面加强对纳兰性德文物的保护与发掘工作。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还参观了纪念纳兰性德文物书画展览。
（关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