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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于光远
在今天，我们纪念伟大革命导师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两年半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强调地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现在纪念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强调地提出这样的任务，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的方向。
现在我国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这个目的，正在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方面实行重大的改革。我们勇敢而且坚定地这么做了。看到这种历史的变化，国外不少人说，中国实际上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认为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马克思写的和现在我们正在纪念的恩格斯写的）能够解决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要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重要问题，九十年乃至一百多年前写的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然是不够用的。但是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积极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这一点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写的，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而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迫切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有力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指导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生活，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建设。这种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做，别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在做，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需要把这个任务提得更加明确。
应该承认，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得有充分论据、有雄辩的逻辑力量、能够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能够掌握广大群众变成强大物质力量的科学成果，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此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用最大的力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希望大家充分重视在我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从各方面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去从事这种创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事这种创造提供有利的条件，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事这种创造以最大的鼓励。
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研究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探讨历史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吸收历史发展中提供的新的科学的文化的新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的结论的基础上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既包括形成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的古典作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形成的观点，也包括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早已阐明的原理的创造性的运用，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当前的具体实际。
关于马克思主义古典著作中对于当前实际完全适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没有根据这个原理来选择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造成了人所共知的不好的后果；而当这样的原理被运用来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威力就立即显示了出来。
当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当前实际时，我们要做的决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典著作中说过的话，而是要运用它去研究当前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当前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要做的事集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去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也属于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范围之内。
我们还应该看到，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内容何等丰富、何等深刻，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教益是多方面的。这些著作中至今还有不少论述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十分有用而未被充分重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有许多这样的内容。不久前好几位同志和我重新译编的《自然辩证法》出版发行了。我们愿意把这个新译本作为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的纪念品奉献给我国广大的读者。
（在纪念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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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学
胡绩伟
“新闻是不是一门学问？”去年发生了一场比较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很有意义。一是肯定了新闻是一门学问；二是看到了当前新闻学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
事实表明，主张“新闻无学”的一方，自然是在新闻方面没有什么研究，没有什么学问，如果有，怎么硬说新闻没有学问呢？主张“新闻有学”的一方，看来学问也很不够。我是主张“有学”的，老实说，我自己忝列新闻学会的主持人，对新闻学的研究就很差，就没有多大学问。我想，如果我们在新闻学的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水平高、影响大的作品和著作很多，你说“新闻无学”，“那好，请看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争论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所以，我虽然主张“新闻有学”，赞成同“新闻无学”的观点进行争辩，但是我想，更需要提倡踏踏实实地研究新闻学，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中国新闻学会决定出版《新闻学刊》，它的宗旨就是促进新闻学的研究，提供新闻学研究的一个学术园地。并希望在新闻学研究确有发展的条件下，再出版一些新闻学专著。
我们当然要研究一般的新闻学，当前要特别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学。
应该承认，对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闻学，我们是有一些研究的。我们的革命导师给我们留下的很多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也大多见于他们在革命时期所作的著作中。当然，这些论述有的在建设时期也适用，也是很宝贵的；有的就不适用了。还有一些在革命时期就不那么正确，在建设时期被实践证明也不适用，当然就更不能沿用了。
新闻学既然是对新闻事业客观规律的研究，当然有它的共性，有它规律性的原理、原则。但是，不同的社会总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何况，就是对共同的规律，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去表达、去阐明、去运用，也不能不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性，不能不有不同的特性。比如：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中，以革命的主要任务来分，又可以分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闻学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学。
本来，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以后，在我国剥削阶级基本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已经从阶级斗争转入经济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根本性的转变。可惜，我们很快就在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继续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走了一段很大的弯路，使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新闻事业虽然也有很大发展，作出了很宝贵的贡献，但是，报纸宣传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加以推波助澜的教训，也有过多次。在总结“大跃进”的沉痛教训时，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到了十年浩劫时期，中央新闻机关掌握在几个反革命野心家手里，它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更是达到十分恶劣的地步。这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办报的惨重恶果。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路线；十一届六中全会又作了一个划时代的决议，认真总结了错误路线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实际上也从原则上指出了我们在这一时期新闻工作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可惜，在新闻工作方面，我们并没有乘这股强劲的东风，没有领导进行切实的研究，认真总结这一时期在新闻实践和理论上的经验教训。因而，过去革命时期的一些理论观点仍然照搬照套，有些观点即使在革命时期也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我们也没有分清是非，仍然沿袭下来。这种指导思想的错误给我们新闻事业带来的危害是不小的。
粉碎“四人帮”以前，我们的主要错误就是坚持和发展了革命战争时期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套理论和实践。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经转为经济建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制订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创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的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也应该相应地进行战略性的大转变。在这方面，我们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也有比较显著的成效。但是，做得很不够。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实践和理论方面，显得尤其不够。在这方面我们要急起直追，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学，这就是我们新闻学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学，当然要研究革命时期的新闻学，分辨哪些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应当分析和抛弃的；要很好地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分清理论是非；要研究吸取历史上各种宝贵的新闻学成果，为我所用；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决我们建设时期的新闻原理、原则，创建、丰富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学。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任务。
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学，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首先是强调百花能开，百家能鸣，提倡新闻战线的和关心新闻工作的同志们都来参加新闻学的研究工作。新闻研究的专业人员是需要的，但毕竟是很少数，只有逐步形成群众性的研究队伍，新闻学的研究才能产生优秀的成果。其次，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有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别，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互相学习，互相竞争，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再次，百家能鸣才能百家争鸣，才能各抒高见，争个是是非非，或者争个各是各非，或者在争辩中形成某些大家一致承认的原理原则。
研究学问，既要个人奋斗，踏踏实实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学习、调查、研究和写作，也要集体努力。要创造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个人研究的成果能够有比较良好的发表机会（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或者学术刊物上，或者其它会议和出版物上）；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同志能够各抒己见，能够进行同志式的平等的讨论，能够展开以理服人的批评和反批评。坚决纠正长期形成的那种扣帽子、打棍子和以势压人、专横独断的恶劣学风。
我们这个刊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希望真正发扬学术自由的优良学风。我们的刊物当然不能办成“大杂烩”，一定要讲究质量；但绝不能办成“一言堂”，只登一个观点的文章。我们提倡探索、讨论、辩论，真正百家争鸣。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究竟做得如何，既要靠刊物编委会的努力，也要靠全体学会会员的努力，更要靠广大读者的支持、监督和鞭策。
（《新闻学刊》创刊号代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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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闻学刊》创刊号出版
研究新闻学理论的《新闻学刊》（双月刊）创刊号已于七月底出版。这是目前全国第一种偏重理论性学术性的新闻刊物，由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
创刊号上的代发刊词《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学》（胡绩伟）和《中国新闻学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钱辛波），都强调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特别要注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学。
这期《新闻学刊》发表了关于真实性的两篇论文：《报刊的“内在规律”和新闻的真实性》（夏鼎铭）和《“本质真实性”剖析》（孙旭培）；还发表了《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经验》（童兵）和《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和言论批评自由》（文彦仁）两篇关于革命导师办报思想的文章。一篇介绍了恩格斯关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报刊的关系方面的基本思想，一篇介绍了列宁关于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以及利用报刊开展讨论等问题的精辟论述。
《新闻学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希望真正发扬学术自由的优良学风。本期介绍了在新闻和宣传的异同和关于广告新闻方面的不同意见，还简单介绍了近来新闻学术上的一些观点。
本期还开辟了“新闻史料”、“外国新闻研究”、“新闻摄影”、“新闻学会活动与新闻界动态”、“会员来信”等专栏。（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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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一些同志撰写、总参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的《现代外国经济思潮评论讲座》已由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本书介绍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以及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当代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和苏联、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同时编辑的《现代外国哲学思潮评论讲座》也将出版。该书介绍了当代西方哲学发展概况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主要流派，以及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当代哲学情况。
（聂兆洪 朱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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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淡化“当官心理”
——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
邓伟志
官，在一些人心里一直是颇有吸引力的。近年来，当官、谋官之心是强化了还是淡化了？这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可是，如果不要求定量分析，还是可以讲清楚的，那就是：强化了。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一批栋梁之材来管理。为人民而当官，当为人民之官，是官民的共同心愿。但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想当官的人增多，是不利于全社会的知识化的。从全社会看，想当官的人多了，做学问的人就少了；从个人看，做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二者是成反比例的。
正因为当官与做学问有冲突，所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众多文人不当官。如东汉的郑玄，入太学，后专门著述、教书。袁绍想称帝河北，派军队押郑玄出来当官，郑玄不肯，竟以布衣相见。如明代的李贽，当过三年知府，主动辞官，住在庙里，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写出了《焚书》《藏书》等名著。也有本人并非不想当官，只因被罢了官，便因祸得福，有时间做学问。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当过许多官儿，但晚年遭到贬谪，他却留下许多豪放的诗篇。又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被罢官后，并不通路子复官，专心作画吟诗，成为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更有一类人仕途曲折，时而为官，时而为学。为官时一般不学，为学时一般无官。象宋代的朱熹，三上三下，每次下台时都有著作。尤其是晚年，他闭门著书，成为宋代理学的著名代表。
几种情况从不同侧面说明，当官与做学问是相斥的。
文科如此，理工科更不用说了。在搞文的知识分子中，之所以还有少数人当了官以后仍有学术成就，那是因为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当官也是观察社会的窗口之一。但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以自然界为实验室。自然科学家固然也离不开社会，但是大可不必弄个官儿当当。文理相通，是指理论和方法上相通，无论如何不是指把自己通向官场；文理一体是指综合研究，而决不是去交官运。
古代中国如此，当代外国又如何？在美国，许多学者认为，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高位是学术的坟墓。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同古代封建地主之官，同美国的资产阶级之官，在性质上、在职能上都是有根本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但是做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一样的。为了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提倡干部要知识化、专业化是正确的，选拔知识分子当领导，也是必要的。但是，让一些治学有方、做官无术的学者当领导是很可惜的。在知识分子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想当官的人增多，不是好事。
不过，这不能只责怪个人，更要从社会上找原因。现在有些做法是助长人们的当官心理的。比方说，学者工资的上限低于干部工资的上限，一当上某个级别的官便有种种优厚待遇而学者无份焉，都促使一些人走升官之道。再比方说，社会上还客观存在做官容易做学问难的问题。做官，只要有人提拔，就可以平步青云。搞科研，即使是倾毕生精力，也未必有成。这也是助长“做官心理”的原因。再比方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情况：不当官，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论文再好往往找不到地方发表；当了官，论文即使不怎么样也有人抢，也有人捧。还有，我们科研的课题选择权、人事安排权、资金支配权，并不在科学家手里，而在一些不搞科研的干部手里，以致科学家为了科学，为了使科研工作可以进行得顺利一点，也不得不去当个一官半职。
为了转变人们的做官心理，除了端正认识外，还必须掀掉助长做官心理的外因，为此我建议：
一、官的产生应从“点将型”变为民主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各类干部应尽可能多的由选举产生。把选举权交给群众，而不是交给个人。现在不少单位的“群众推荐”只是一种“摆设”，对此群众是有意见的。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开后门当官的现象，同时也会使官欲缓解。
二、官的职能应从家长型变为服务型。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削弱集权。官没有了特权，人们的当官心理就淡了。现在有些地方是前后方脱节。学者们要搞的课题，他不批；要交流的人，他不给，致使身在前线的学者不得不回头光顾后方。如果干部真正做学者的后勤，学者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就不必更不想当后勤之“官”了。
三、官的条件应从政治型变为知识型。现在任用干部，见海外关系就扔的情况少了，但是凭死档案用人的情况还是有的，“将门多虎子”的心理也是有的。今后选干部，在知识化专业化方面，不能光看知识总量，还要看其知识结构。业务上内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其是否懂得管理科学、领导科学、组织心理学。这几门不及格，不能当官。把这些条件一摆，保险会有些人自惭形秽，不敢应试。
四、学者的科研工作应从被动型变为自主型。只有当学者们在从事学术研究中，不必仰仗行政部门“划圈”时，只有当学者有了课题选择权、人才交流权时，学者才不会弃学当官。
知识分子应做领导的“外脑”，做“思想库”，不必统统去做官。做了官，就失去了学者的特色。我相信，在党中央关于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号召落实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后，人们的“当官心理”是会转变的，会淡化的。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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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政党问题学术讨论会举行
由《世界政党辞典》编委会发起的世界政党问题讨论会，7月10日至15日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
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一类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另一个是我国的政党问题，主要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性质和地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会上宣读了二十多篇论文。
很多同志提出，过去我们对世界政党问题的研究较少，开拓的方面和领域较窄，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今后，理论界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联部、统战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六十多名代表参加了讨论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八个民主党派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并就有关问题发了言。
（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