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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编者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的第一个教师节就要到了。最近，读者纷纷来信来稿，祝贺教师们节日快乐，并怀着真挚的感情，表达他们对教师的尊敬、感激和怀念。《教育》专页从本期起，将陆续刊载一部分读者来稿，作为对教师节的庆贺。
尊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为四化造就人才大军的伟大事业中，这一传统更应发扬光大。教师被人们誉为灵魂的工程师。读一读发表在这里的几篇文章，从这些对教师充满感激之情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教师工作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永恒的激励
——献给育才中学的老师们
中国赴西柏林访问学者 冯培恩
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除了想家之外，工作学习之余最多的是生活经历的回忆。其中最美好的片段是学生时代，最难忘的是教过我的老师们。
我六年小学生活在著名教育家方明任校长的上海市华辉小学度过，那时我年纪还小，所以已印象淡薄。
我十一至十六岁，在老教育家段力佩先生主持的上海市育才中学度过。
中学里教过我的所有老师，至今我都能举出他们的姓名，并回忆起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这里只记下其中几位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陈怡庭先生是我初二、初三时的班主任，教我们文学，当时已五十多岁。他讲文学，除了给我们以语文知识外，还十分注意利用课文教育我们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陈先生十分重视作文教学。有一个学期文学的第一课是“论语和孟子五章”，主要论及学习态度与方法。他出的作文题目是写一篇读后感。我在作文中着重谈了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意志、刻苦学习的必要性，他十分欣赏，在我的习作中作了多处鼓励性的批语，还写了一大段评语。大意是：“当前有些同学不懂得在困难的条件下发愤学习的重要性，作者却论述了这个问题，实获我心。我建议将这篇文章作为本学期班级黑板报的开场白。这对其他同学也有帮助。”
进入初三，我的学习成绩已在班上拔尖，在老师们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中，我的骄傲情绪滋长起来。一次上地理课时，老师让我们作课内练习。她说出一处城市、河流或山脉的名字，我们就在空白地图上把它写到所在的位置上。她为了给同学们一定思考和填写时间，说得较慢，中间停顿时间较长。我不耐烦了，冒出一句怪话，污辱了这位老师。事后班主任陈先生把我叫去。我知道自己闯了祸，准备接受他的训斥。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沉重，但没有发怒。他沉默良久，仿佛自己也犯了错误一般，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这对我是无声的鞭笞。他终于开口了，是要我想想我学到的一点知识和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从哪儿来的？而我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给我知识的老师有多错！他尽管没有多说什么，我已经很后悔，感到我污辱的不只是某个老师，而是所有对我有所期望的老师。学期结束时，我准备拿成绩报告单回家挨父母的骂了。陈先生果然在我的操行评语中写上了这件事，但同时也写上了我事后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而操行评定成绩则出我意外，还是给了我5分。他这样处理，既不姑息我的错误，又照顾了我的自尊心，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期望，懂得自己应该如何对待老师。
1957年9月，我进入高中第一学期，班主任老师是三十来岁的赵婴婴先生。当时我已有相当的学习自觉性，成绩拔尖，但对内容比较空洞的政治活动不大感兴趣。到学期末，因为忙于温课迎考，没有在考试前按时交上思想小结，我挨了赵先生的批评。我心里感到很委屈，在补交的思想小结后面写了一段为自己辩护的话，并准备她再次批评我。没想到她再也不提此事。从第二学期开始，她不再当我们的班主任了。可是在进入高中最后一年时，她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我很担心，在关键时刻遭到她的报复。事有凑巧，就在1960年临高中毕业时，我竟然成了全校唯一通过选拔飞行员体检的一个，而接着进行的政审调查，发现我父亲从1959年2月开始变成了一个“补”上去的“右派分子”。我自己却不知道，结果只能由老师来启发我“交代”。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差一点把我击垮。刚知道父亲情况的那几天，我就象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离开学校就在街上来回走。同学们在复习功课，我却先得忙于“划清界限”。不要说当飞行员已成泡影，就是高考也别指望了。班主任只要给我写上一句“界限不清”或“隐瞒”之类的话，我就会有口难辩。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当然不敢沾军事专业的边，就是学校也只能降格以求。但当我把志愿表交给赵先生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不知她会对我说出什么话来。没有想到她竟然建议我第一志愿报上海交通大学。我呆住了，马上说，我填这个学校已经鼓起很大勇气了。她很理解我是在背着多重的思想包袱的情况下准备高考的，没有勉强我。但是她的建议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示，促使我安下心来复习迎考。
后来我果然考上了第一志愿学校，对赵先生的“信不过”被事实证明是错了。上大学后不久我主动和她联系，组织了一次同学返校活动，赵先生让我们向紧跟上来的毕业班同学介绍大学里的学习生活。
在十年动乱期间，我因父亲问题受审查时，意外地看到调查我的人从我的档案中抄下的赵先生给我写的高中毕业生内部鉴定。她对我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情况作了相当客观和全面的评价。也就在此期间，我得知她自己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遭到了巨大冲击，甚至人身污辱。
教我们代数的谢武衡先生当时已年过六十，他批改作业或试卷时连书写格式不符合要求都要扣分，遗漏一个标点符号也必给予纠正。在数学学习中不少同学原谅自己的粗心，在谢先生那里，粗心造成的错误与指导错误或方法错误一样不可原谅。课堂提问时要求对概念精确掌握，只要回答没有击中要点，模棱两可，即使对了一部分或更多也不及格。他的严格几乎使人误以为是刻板或者吹毛求疵，很多同学感到受不了。
就在谢先生的手下，我第一学期的头三个平时成绩，竟然都以不及格的记录留在了我的学生手册上。他的严格迫使我不得不下大的决心来认真对付。果然见效，连续又来了三个5分。那么平时的总成绩该是几分呢？没有想到，谢先生给了我5分。2、2、2，5、5、5，→5。这是谢先生的辩证法。他用三个2分警告我：不管大错，小错，不管何种性质的错误都会导致全错，因而每一个错误都不可原谅。而最后那个5分又表明他对一个学生的态度是在学习开始阶段允许犯错误，只要以后确实改正，不再重犯，那么他主张既往不咎。
谢先生和他的代数课不仅给予我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严谨的态度和作风。
顾佩芝先生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教俄语。“课堂问答多”是外语教学的一个特点。顾先生一般不指名答问，而是让大家自动举手。我当时反应较慢，开始举手落后于他人，渐渐我干脆就不举手了。顾先生注意到我的情绪不对，在一次课上特别对我的学习情况当众作了分析。她说我的特点是记住生词的过程较慢，但一记住就不易忘，这不见得全是缺点。她安慰我不要着急，但也不要放弃练习的机会。她的分析鼓励了我，使我既看到自己的长处，又看到自己的短处。
1981年出国前的一个下午，我回到离开整整二十年的母校，希望能见到我还认识的老师。瞧！这不是赵先生吗？但是她根本记不得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平凡的学生了。我想，老师忘了学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忘不了老师，老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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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名师指路
——记杨石先老师对我的教诲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胡孚琛
路，对我这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来说，早有“金光大道”在眼前，所以我从迈出第一步起，一直到六十年代，没有“行路难”的体会。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迷路了，我对走过的路开始迷惑、怀疑、反省，不知道以后该怎样迈步。我常常在南开大学校园的大路上徘徊。我将心里话告诉老校长杨石先教授。那时，“四人帮”诬陷的脏水也泼到杨老师身上，杨老师也搬到我们学生宿舍，和我们同住，同开会学习。当人们出去奔忙时，杨老师常常在宿舍里和我长谈。我从这个比我年长半个世纪的老人那里懂得，眼前的混乱只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小插曲，是暂时的。杨老师劝我要利用时间，观察社会，增长知识和经验，千万不要丢掉业务，不然以后需要的时候，就拿不出来了。杨老师的话给我印象很深。
离开母校后，我就到某地一个荒僻的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在那里，我不断收到杨老师的信，他还将一部身边珍藏多年的善本《战国策》和郑板桥的《范县诗抄》寄赠我作为纪念。农场劳动结束后，我被留在当地工作。那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视同儿戏，大学毕业生普遍用非所学。我不时把地方的情况和自己的苦恼写信告诉杨老师，杨老师每次都很快回信。离校十五年多，年迈的老人给我写过四十多封信。1973年，杨老师给我寄来几本英语广播讲座的小册子，叮嘱我不要丢掉外语。1974年，一个曾在我校工作过的老同志去津，顺便探望杨老师，杨老师听他谈了我在地方的表现很满意，捎信来要我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初，杨老师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是他老人家去北京出席了四届人大，周恩来总理作为天津的代表，在会堂的休息室里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那一年，各行各业开始了整顿，工作也有了起色。这时，我见到杨老，向他抱怨“文革”中断了我的学业，问他还能否让我回校再学习一段时间。杨老师询问了我自学的情况，严肃地说：“大学生嘛，要紧的是懂得怎么学。你在大学阶段受过基本训练，掌握一些学习方法，就应把老师没教过的自学完。”杨老的话，给我敲了警钟。正是由于听了杨老的话，我不但自学完了大学的化学教材，还自学了文科几个系的教材。
1977年，杨老师给我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在写作《国外农药进展》一书时的工作照，另一张是他在黄山参加全国农药会议时在迎客松前的留影。看到老人那慈祥的面孔，我心情很激动。
全国恢复招考研究生的制度后，我想报考本校导师的研究生，但杨老师分析了我的特长和实际情况，不主张我匆忙报考母校化学系，建议我投考自然科学史、科学方法论、科学管理学方面的专业。按照他的意见，我于1979年考取了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老教育家黄友谋教授的研究生。后来，当我在科研上迈出自己的步伐时，才深深体会到杨老师的这个建议的远见卓识。
1981年初，我到天津一见到杨老师，就滔滔不绝地把自己的收获向他汇报。我谈得高兴，杨老却不以为然。老人根据我的具体情况，语重心长地说：“你现在是研究生了，应该在科研上出成果。研究生先要学会怎样研究，学会导师研究的方法，培养创造性。作学问要有扎实的功力。”杨老师的话打开我心灵的窗户，我回校后在导师们的指导下，注意培养自己的创造思维，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领域大胆探索。写毕业论文时，由于杨老师和黄老师的关怀和帮助，我得到了本专业几乎所有知名专家的热心指导。当杨老师得知我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肯定和鼓励时，特意来信祝贺。我知道，自己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迈出的幼稚的一步，包含着杨老师和其他导师们多少心血呵！
1984年5月13日，我来到杨老师家中。老人正坐在书桌旁忙碌着。那天老人很高兴。我告诉他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招考博士研究生，规定须两个专家推荐才能报名，过两个月就考试。杨老师笑着说：“那你就再考一次，攻取博士学位。”他随手从抽屉里拿出纸和信封，给我写了推荐书。望着老师那慈祥的面孔，想起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教诲，我心情很难平静。当迎着傍晚的夕阳同老师握手告别的时候，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和我的恩师的永诀。
当我含着泪水写完自己的回忆，我深深地感到“老师”这个词儿有多么重大的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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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我爱我的彭老师
北京大兴县崔指挥营大队 王占芳
我爱我的启蒙老师彭英。每当我一想起她，小时候的一件事便浮现在眼前：放学后，我拿个气球嘬着玩，当我正嘬得起劲的时候，就听“叭”的一声响，气球破了，我顿时觉得嗓子象是被什么东西封住似的，出气不顺畅。噢，原来，是一小片气球皮贴在了喉咙上。我急得哭了起来。彭老师连忙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边哭边指嘴巴，告诉她我嗓子上有一小片气球皮。她听后一震，忙抱起我向医生家跑去。
到了医生家，她向医生说明了情况后，就叫我坐好，张开嘴。可是一看到医生手中的镊子，我就吓哭了，嘴张得也不大，连挟了几次也没有挟出来。老师鼓励我说：“别怕，鼓起勇气，坚强些。”我听后点了点头，把嘴张大了，嘿，这回可挟出来了！我顿时觉得出气通畅了。老师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彭老师把我背回来，让我躺在她床上，拿出桔子、苹果给我吃，又熬来米汤，一勺一勺地喂我，我感动极了。
不久，彭老师要回城了。她在车上探出头来和我们挥手告别。她的眼里充满了晶莹的泪花，我的视线也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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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花献给我的老师
四川荣县正紫中学教师 蔡电光
解放初期，我在四川荣县中学念初中，两位老师，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我家四口人，母亲、一个残疾的哥哥、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劳力奇缺，家境贫寒。学校每月评给助学金四元五角，自己补几角钱就解决了伙食问题，但穿的甚为短缺。进校第一年的冬天到了，我身上还穿着两件破旧的单衣。一天下课后，语文教师林月书来到了我面前，她慈祥地问我：
“天气冷了，为什么还穿这么薄呢？”
我低下头，眼泪滚了出来。上课钟声响了，她十分同情地看我一眼之后，默默地走了。
隔了两天，我正在球场上打球，一个同学跑来叫我去林老师宿舍。我去时，她已站在房门前凝望着我了。坐定后，她深情地对我说：“穿这点儿衣服身体会受冻的，我在班上将你的情况讲了，同学们捐了点旧衣服。”说着，她拿过一叠整齐、干净的衣服递给我，说：“穿上吧，身子暖和了才能安心学习。”
我双手托着衣服，不知怎么说好，眼泪情不自禁地又掉了下来。
回到寝室打开一看，三件单衣、两条裤子，一件衣服上的两个补钉，可断定是刚缝补好的，因为补钉是没下过水的新布。林老师啊，您这样地关怀爱护我，真象妈妈一样！我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象林老师那样爱护学生的教师！
我初中阶段的代数教师刘素云，三十来岁，衣着整洁，讲课语言洗炼，声音清楚明白，特别是她工整流利的板书，使同学们赞叹不已。
我那时写字潦草马虎，有的字缺这少那，有的字过了几天连自己也不认识。代数下课后，我常常呆呆地坐在座位上观察刘老师写的板书，暗中提醒自己：注意学习，将来当教师时就那样在黑板上写。
1955年，我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地区重点师范学校——内江师范。
中师三年里，有一件事使我至今没有忘记。
有一个学期，已开学一个多月了，运动场上仍是杂草丛生，农民常赶牛羊来放牧，体育活动无法开展，同学们意见很大。我写了一篇稿子，反映这一问题，在报上登了出来。我在兴奋之余，心中也顿生疑团：学校领导和体育老师会满意此事吗？因此，我路上一看见老师就绕开。
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体育教师钟琴仙也走过来。我心里忐忑不安，加快了脚步。
“蔡电光同学。”身后传来了钟老师的声音。
我站住了，回转身去。钟老师走近我，右手搭在我左肩上，笑眯眯地说：“你写的那篇稿我看到了，写得好。”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我们今晚就要同校领导研究解决。以后你对体育活动有什么意见，多找我谈吧。”我低着的头抬了起来，这位身材高大的体育老师，显得十分亲切。
1958年9月，我也当老师了。一次，我去内江出席会议，地区党政军领导为我们戴上大红花，我激动万分。仪式刚结束，我就将大红花从胸前摘下了。我想到，林老师、刘老师、钟老师，他们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有一点点成绩，是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取得的，这大红花应该献给他们。现在，趁“教师节”来临之际，就让我将这朵已珍藏多年的大红花，公开献给我的老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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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北京西城区大翔风小学有三十多年教龄的朱红霞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
董建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