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反帝反封建的警世之作
——读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王行之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未能和国内读者见面。从1979年开始它时来运转，四家出版社的不同版本先后出版，很受读者欢迎。今年，二十八集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又成为千家万户准时收看的最佳节目之一。诞生在四十年前的这部文学名著，如今终于重现光彩了。
在我所听到的一片赞扬声中，仿佛觉得，大家爱说《四世同堂》表现了什么，歌颂了什么，较少提到它那发人深思的历史沉痛感。大约这是出于对已故作家的尊敬，或许也和多年来流行的文学评论框框有关，好象一部作品只有“歌颂”了什么，才配称为优秀或伟大。事情常常不是这样简单。如果我们只强调《四世同堂》适合习惯口味的一面，回避或者冲淡它那令人感到心情沉痛的悲剧气氛，也许，有负老舍先生用五年的时间撰写这部宏构巨制的拳拳苦心。
不是说《四世同堂》没有歌颂人民的力量，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打开这部小说，一眼便可看到书中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描绘中国平民百姓身上平凡而又可贵的尊严与不屈。小羊圈胡同的十几户人家，除去大赤包之流少数汉奸败类之外，男女老幼几十口子，几乎人人都守卫住心灵深处的“国门”，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不甘屈服的民族气节。爱国老人钱默吟和热血青年钱仲石、祁瑞全们，以身许国，誓死抗日，他们的悲壮行为自是小说中的动人篇什；不是连最温和不过的“小顺儿妈”，在儿子受到日本娃娃欺侮的时候，也朦胧地感到这是民族屈辱，于是怒发冲冠地上前助战吗？沦陷期间的北平人，亡了城，亡了国，独独同仇敌忾的爱国之心没有死亡殆尽。说《四世同堂》赞美了中华民族固有的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说它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当然没错儿。它当之无愧。不过，最好别说《四世同堂》的感人之处全部体现在这里，不要把“沉痛”与“鼓舞”截然对立起来，只爱听作家述说我们如何英勇斗争的“过五关”，而不喜欢看作家笔下的“败走麦城”。事实上，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斗争，是和整个民族所蒙受的灾难、屈辱紧密相联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之花，开放在国土沦丧、人民受难的历史背景上。尽管最后胜利属于我们，说到底，八年抗战仍是我们国家挨打受欺的一页痛史！充溢于《四世同堂》字里行间的一派亡城惨象，不是作家“看不见人民力量”的败笔，正是他的刻意追求。老舍先生要用撕肝裂肺的亡国之痛，唤醒同胞的爱国意识，奋发有为，洗雪耻辱。在《四世同堂》里，“沉痛”与“鼓舞”是合二而一的一回事。不愿正视它的沉痛感，恰恰减弱了它的深沉有力的鼓舞作用。
是的，如实记录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北平人民的灾难与痛苦，是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一项自我要求。他要用一桩桩悲惨事实，告诉人们：不论你甘心还是不甘心，一旦作了侵略者的顺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不信请看，在这条又窄又小的小羊圈胡同里，多少没有逃出亡城的良善之人，都在手无寸铁、猝不及防的情势下被侵略者无辜杀死、逼死了。钱孟石、钱太太之死，小崔之死，祁天佑之死，常二爷之死，文若霞、小文、尤桐芳之死，孙七之死，李四大爷之死，小妞妞之死……接连不断的死亡悲剧一再激起人们的沉痛之感。惨死者的血迹几乎连成了片，暂时幸存者们只能在惶惶不安的痛苦中，苟且偷生，度日如年。老舍说，“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死亡命运或种种折磨，使小羊圈的“顺民”们“意味到全个北平就也是一口‘棺材’”。老舍先生不用单一的“光明”安慰苦难的灵魂，敢于大量地描写苦难，把浓重的悲剧意识传递给读者，因为，他相信绝大多数读者的正常理解能力，相信饱经忧患的同胞会在苦难面前挺起腰杆，和他一起把满腔的憎恨之火烧向苦难的制造者——掠夺、屠杀和平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者。
如果老舍的笔触仅仅写到这里，《四世同堂》也够算是一部激励爱国主义的作品了。抗战初期的不少小说和报告文学，就是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发读者的爱国抗日热情的。《四世同堂》的高出一筹处，恰恰在于作家的笔触不是到此为止。在我看来，老舍当年创作《四世同堂》的那番苦心，不是单单为着给小羊圈胡同的生者与死者立传；不是单单为着通过一场民族灾难的描绘，判明国难期间何为美丑、孰是善恶；甚至，不是单单为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老舍的思考和追求，既包括上述这些方面，又从这些方面再深入一步，他在探求：最沉痛的悲剧究竟在哪里？因此，他不愿就事论事地只写一场侵略战争给被侵略的国家、人民带来了多么惨重的不幸和灾难，而是努力站到历史的高处，象思想家那样苦苦思索：为什么近百年来中国老是被侵略？为什么号称人口众多的中国居然被日本侵占去半壁河山？为什么广大沦陷地区的中国人可以忍受长达八年的蹂躏之苦？这一切，都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都已确凿发生了。那么，中国内部的悲剧原因是什么？中国必须结束一直被侵略的历史，真正巨人一样挺立在世界舞台上，又应该从哪里奋起？
尽管《四世同堂》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展开全面、准确的思辨和论述。但是，作家毕竟在四十年代就写出了他的思考和答案。《四世同堂》独到深刻的思想深度，主要体现在令人扼腕叹息的沉痛历史反思中。
大家早已熟知，生于“戊戌变法”那一年的老舍先生，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整整度过了半个世纪，国仇家恨集于他一身了。他极度反感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不断地反躬自问，为什么中国老是挨打受欺侮。在他对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之后，他用五年的时间到国外边工作边考察。在英国，他发现那里的爱国主义尽管是偏狭的，狂妄的，但是人家那求进取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毕竟和中国的因循守旧、敷衍塞责大不相同。于是，他用两种民族文化心理相互比较的笔法，写出了以揭露“老式中国人”为鲜明特色的长篇小说《二马》。自此为始，如果说《猫城记》是老舍对落后中国的全面批判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系列小说、戏剧创作中，他都把揭示封建礼教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作为一以贯之的大主题。老舍的文学天地是北京的下层社会，他写普通百姓的悲苦和烦恼，他写一个个被无边的痛苦所麻木了的灵魂，但老舍哪里只是个小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知道中国之外的世界已变成什么样子，他在用力地摇撼着昏睡中的中国。他很象母亲病榻前的痛苦孩子，连声呼唤着：醒来吧，妈妈！吃药吧，妈妈！此时，如果子女讳言母亲的病症，无异于变相的杀害。《四世同堂》的创作，还是老舍强烈的反封建呐喊的继续和发展，他在控诉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障碍中国强大、进步的封建思想禁锢。他以悲愤的笔调写出了积淀在普通中国人（数以亿计啊）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把封闭、愚昧、妥协、敷衍、无聊、自私等种种社会心理中的陈腐部分，放在一场民族灾难的背景下加以观照，以期引起同胞的警觉，挣脱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束缚，打碎宗法社会所特有的种种有形无形的精神枷锁。中国人应当抛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老皇历！
老舍把这部皇皇百万字的小说，定名为《四世同堂》——纯碎东方式的宗法堡垒和人生理想。四世同堂的祁家和并非四世同堂的邻居们，几乎每个家庭都以长慈幼孝、阖家团圆为礼教楷模。结果如何呢？“国破了，家也必亡啊！”
沉重的礼教重荷，使多少个有文化、有正义、有抱负、有气节的祁瑞宣，在国难到来的时候，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而又时刻觉得不能那么做。他有着过多的自责与向往，矛盾与痛苦，偏偏缺少的是付诸行动的“狠劲”与毅力。虽然他最终开始行动了，但那时，“四世同堂”的小船已近乎被战争的风雨所摧毁。作为一个四世同堂的中坚环节，他的悲剧只是说明了：“没有四世同堂的锁镣，他必会把他那一点点血洒在最伟大的时代中，够多么体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产物，骨肉之情是最无情的锁链，把大家紧紧地穿在同一命运上。”这命运，就是“四世同堂，四世都一齐作奴隶”！
沉重的礼教重荷，使多少个体魄强健、年轻力壮的小崔和长顺，在国难到来的时候不能立即扛起杀敌的枪支，他们被无形的礼教绳索捆绑在亡城里，空有爱国之心而无报国之力。可怜的小崔，骤然间被侵略者无故砍了头，脑袋被挂在前门五牌楼上示众！而那杀死日本大官的勇士，似乎应该是他，可惜的确不是他！
沉重的礼教重荷，使多少个好家长、好老人近似麻木、僵死了，他们的肉体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魂仍然沉睡在古老的封建王国里。四世同堂祁家的老祖宗祁老人，听说日本人打进了北平城，他以老家长的身份告诉家里人：只要家里存上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便足以消灾避难。他的家训成果是：“祁家的文化与好莱坞的恰恰相反：好莱坞的以打了人为英雄，祁家以挨了打为贤孝。”他的四世同堂已经残破不全了，维系宗法关系的迷梦仍然没有被惊醒，面对幼小的重孙小顺儿，他希望：“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这种精神枷锁，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马老寡妇和李四大妈，是小羊圈胡同两位饱经患难的老太太，中国式的老牌作人标准，形成了她们坚信不移的“忍”字经。马老寡妇说：“日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李四大妈的老头子被日本兵打死了，悲恸中听说邻家新生了婴儿，她的祝愿竟是：“好，你们杀人吧，我们会生娃娃！”天哪，多变、高效、争强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就这样拉开了触目惊心的距离！
沉重的礼教重荷，还造就了一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以无聊为本事的人中蛆虫呢！
难怪老舍先生在运用他那杰出的语言艺术，塑造这些生动丰满、带有历史纵深感的人物形象时，他的内心痛苦再也抑制不住了。他一边通过人物形象创造说明“凭着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民气是绝对可用的”，一边在书中发表整段整段的议论，抨击以八百年帝王之都北平为代表的、熟透了的封建文化传统中的落后部分。他说：“中国确是有深远的文化，可惜它已有点发霉发烂了”，“当一个文化熟到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魂夺魄的事与刺激放在一旁”。这些极富哲理意味的作者议论，不是与小说的整体艺术创造无关的赘疣，是作品思想深度所要求的有机组成部分。小羊圈胡同里那些昏睡、半昏睡状态的普通中国人，暂时还不能有此觉醒啊，不然，就不会有长达八年的“惶惑”、“偷生”、“饥荒”的悲剧了。
原来，《四世同堂》是一部把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警世之作！
原来，老舍先生从鲁迅先生那里接过了改造落后国民性的战旗，也是一位呼唤中国必须彻底铲除封建残余的思想家！
原来，四十年前开始问世的这部作品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拥有广大读者，既因为这是一部真正的艺术品，还因为作家传递给读者的“落后必然挨打”的忧虑，和今天响遍神州的“振兴中华”要求有相通之处。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认为表现旧中国人们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就是“丑化、歪曲人民”；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的今天，在老舍先生本人也被一场封建旋风夺去了生命的今天，我只想说：非常遗憾，当初没有重视鲁迅、老舍先后提出的改造国民性问题的真知灼见，以致后来有那么多的苦果需要我们去吞吃，以致中国亟待腾飞的时候才发现翅膀竟是那么沉重！
不要再把忧国的沉痛视为“悲观”的逆耳之言了。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俄罗斯民族为“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读到这段“悲观”的言词时写道：“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但愿我们今天在阅读、评价《四世同堂》的时候，也能够这样看待它那震聋发聩的忧国情思，或者叫作“沉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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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边缘”样式的电视剧
蔡骧
第五届电视剧“飞天奖”评奖剧目中，有一批“边缘”样式的电视剧引起评委注意。这批电视剧的编导不受传统戏剧观念束缚，从选材开始，便进行独立不羁的思考，在结构情节和处理人物时大胆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电视剧播映时，大都受到好评，但当进一步分析时，却又产生疑义。问题出在评价标准上。赞赏者认为这些作品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艺术处理极具功力，不落凡俗。批评者则认为，它们的创新虽可接受，却有许多不足。或谓“假、浅、露”，或谓“性格刻画不深”。也有人说“这不是电视剧发展的方向”。
究竟应如何看待这批剧目呢？恐怕要认真研究。不过，研究之前，首先应该注意到下述事实：1983年，这类剧作只有一部参加评奖，1984年便有四部（实际拍摄不止此数），由此可见，电视剧多样化是一种趋势。
《新闻启示录》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戏？用编导者的话说：“这是一部政论式电视剧”。换句话说，就是以新闻为支点，用戏剧化手段进行思辨的电视剧。作者充分发挥电视剧的优势，把许多互不相干，甚至互相矛盾的内容及表现手法揉在一起。新闻、评论、纪录片、文字报道；演员的表演、作者的阐述；影视艺术的纪实性手法、戏剧化的情节结构；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女排三连冠、某大学教育革命、记者采访、工作午餐、人物命运、家庭总统招待会、道德法庭、国家利益、世界潮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中还多次插入现代科技成果报道。总而言之，作者搜集了一切与观念革命有关的信息，用超常速度向观众喷射，形成一股强大的“意识流”，用以冲击观众。使观众感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场颇为痛苦、甚至要有所牺牲的观念革命！
《强行起飞》的编导也是大胆的。他们抓住建国三十五周年空军健儿在恶劣气象条件下强行起飞，完成受阅任务的英雄行为，用纪录片形式表现人民空军部队的群体性格，获得成功，这出戏有相当严谨的戏剧结构。然而，以“群体”为主角的尝试是空前的。
《小木屋》又是一种样式，作者以献身于四化的激情拥抱题材，在电视剧中就象在她的报告文学中一样，把自己也放了进去。让观众和她一起观察女科学家的事迹。这出戏拍得相当成功，可惜因为牵扯到同类节目的归属，被推荐到“电视报告文学”中去评奖了。
以上剧目，再加上1984年传统样式电视剧获得的突出成就，说明了电视剧的实践，已经进入新阶段，给电视艺术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研究课题：
一、“边缘”样式电视剧大量出现，体现了电视剧的特性。
今天，地球上一切领域都已被电子科学渗透。电视剧既然是“电视文化”的一部分，它就一定不安于传统，而要“入侵”到别的领域，或对传统的戏剧形式进行改造，就一定会诱使它扩大题材范围，不断进行创新。
电视剧的这种“侵入式”的进取性格，就是电视剧的特性之一，而且是最主要的特性。编导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便可运用他所拥有的专业知识，进入电视剧创作的自由王国。
二、电视剧的创作理论，需要在传统文艺理论基础上进行再思考。
传统文艺理论，是人类从事艺术实践的经验总结。理论本身包含着辩证发展的因素。但在某些时刻，它们仿佛是“停顿的”。直到被新的艺术实践诱导，获得新的活力。电视剧正在经历这个阶段。
按照传统的说法，文学戏剧的最高任务是塑造典型人物。人们常常据此评价作品的优劣。《新闻启示录》和《强行起飞》似乎违背了这一传统思想，前者让“类型”人物唱主角，后者让“群众”唱主角。我们对电视艺术家的这种尝试应该如何评价？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或者写“类型”，写“群体”，都应当受到尊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这将促进文艺创作的普遍繁荣，而对传统艺术来说，也将得到有力的促进和富于生机的发展。
三、即使象《今夜有暴风雪》和《走向远方》这类传统样式电视剧，也为理论工作者带来很多课题。
《今夜有暴风雪》的改编及导演很有特色。不少评委认为这出戏的改编保存了原作精华，某些方面超过了原作。导演在整体把握和两极镜头的运用上，获得很大成功。
《走向远方》在反映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方面有突出成就，对改革题材做了很深的挖掘。
这次并列单本剧一等奖的两部戏《新闻启示录》和《走向远方》，一个从宏观上写改革，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正中要害；一个从微观上写改革，着眼于生活底层，对发生在街道工厂中的改革浪潮做了剖析，楔入生活之深，使多少局内人叹服。这些戏，特别是《走向远方》，使电视剧能在保持艺术作品个性的同时，做到及时地表现生活，因而，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总结。
“电视剧的生命力是强大的”，这就是我们从第五届“飞天奖”评奖工作中获得的一个突出感受。但是，这种强大的生命力至今尚未被人充分理解。因此，现在是理论工作者耕耘的大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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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勇要变成千百万”
张学新
抗日战争中，革命歌曲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在战火纷飞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歌声响遍每一条山沟，每一个村庄。战士唱，干部唱，妇女儿童唱，老人也唱，革命歌曲成为人民群众战斗生活、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歌曲迅速反映现实斗争，成为组织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的精神武器。
几首关于爆炸英雄李勇的歌曲，至今还在我的心中激荡，每当唱起它，好象又回到那艰苦斗争的火红的年代。
1943年春季，日本侵略者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5月11日，经过五丈湾村。该村民兵在李勇领导下，大摆地雷阵，炸死炸伤不少日军官兵。聂荣臻司令员通令嘉奖，号召全边区民兵学习李勇，猛烈开展爆炸运动。陈陇、劫夫立即创作了《李勇对口唱》：“什么人家住阜平五丈湾？什么人是个爆炸英雄？通令嘉奖的哪一个？什么样的称号最光荣？依呀依呀嘿。……”用问答形式唱出了李勇的英雄事迹。歌曲明快流畅，富于民歌风味，很快在群众中流行开来。从此，李勇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广大民兵学习的榜样。
接着又出现了群众歌曲《李勇要变成千百万》（邵子南作词、周巍峙作曲）。千百个游击小组，一边练习爆炸技术，一边唱着这支歌：“……李勇要变成千百万，千百万的民兵要象李勇。敌人要碰上千百万个李勇的地雷阵，管教他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送终！”不久，秋季反扫荡开始了。日本侵略者对晋察冀进行了三个月空前残酷的大扫荡，边区民兵配合八路军英勇作战，到处开展爆炸运动，地雷战越打越活，有了许多新的创造。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和边区军民一起，投入反扫荡斗争，许多人参加游击组，与民兵一块儿打游击、埋地雷，也带着真实的生活感受和强烈的战斗激情，创作着战斗的艺术。反扫荡开始不久，民兵们又唱起了一支《让地雷活起来》（红羽词、张非曲）新的歌，开枪射击，拉响地雷，歌声和雷声一起，打击着敌人，鼓舞着群众。“李勇要变成千百万”的号召成为现实。这时，边区各地又唱起了一首鼓舞人心的欢乐的《李勇已变成千百万》（邵子南词、周巍峙曲）。歌曲生动地反映了地雷战的神奇战术，和敌人的狼狈情景，表达了广大群众的战斗豪情与胜利信念。
四十年过去了，回想起那火红的年代，战斗的歌声，仍然使人心情激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音乐艺术和伟大的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唱出时代的强音，鼓舞人民的斗志。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这该是多么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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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昆仑》推出一组文学作品
大型文学刊物《昆仑》，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将在今年第五期推出一组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
青年女作家何晓鲁的历史报告文学《当年他们多年轻》，以翔实的史料，优美的笔触，记述了一九三七年底太原失陷前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满足流亡青年学生投奔抗日战场的要求，为全民族的抗战培养干部，在山西临汾一带创办“八路军学兵大队”的史实。作品一方面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从延安到华北指导工作的中央代表胡服（刘少奇）、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等在华北前线的战斗风貌；另一方面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学兵大队中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的抗日青年的多姿多彩的形象。
长篇小说选载《东西南北行》，是作者任干以自己当年参加“新安旅行团”，从江南长途跋涉到西北地区宣传抗战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纪实性小说。作品中有对当时马鸿逵等人物的维妙维肖的刻画，也有对西北地区风俗民情以及全国抗日救亡热流的生动素描。
这一期《昆仑》还发表了魏传统的诗作《石狮的沉默与愤怒》，以及胡可一九四三年在游击区体验生活时的日记摘录《沟里日记》等。
（孔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