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徐帅谈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
新华社记者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进入了新的阶段。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向着敌人后方挺进，在华北地区，在白山黑水之间，在长江两岸，在五指山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陷日本侵略军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和陈毅元帅率部分别挺进晋东南、晋西北、晋察冀和苏南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同时，徐向前元帅来到山东，统一指挥我党领导的山东各抗日武装，为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丰功伟绩。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徐帅接受记者访问，专门谈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情形。回想起四十多年前齐鲁大地如火如荼的抗日烽火，徐帅侃侃而谈。他说，山东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纽带，可以由此南下华中，北逼平津，与晋察冀和太行根据地成鼎足之势，对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那里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抗战初期，中央多次派干部去山东，同山东地方党的同志一起，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与创建根据地，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黎玉和张经武等同志领导的山东纵队有两万五千多人，开辟了沂蒙山区和胶东等地的根据地。罗荣桓和陈光同志率领的一一五师一部，创建了泰西根据地，后又进入新（泰）宁（阳）费（县）泗（水）边一带，接着向抱犊崮山区发展。还有肖华同志的挺进纵队在冀鲁边一带活动。这些根据地和游击区，是山东人民和我党领导的山东境内各部队进行抗日战争的主要依托。
年过八旬的徐帅，文思敏捷，谈起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山东敌后斗争，对峥嵘岁月充满着激情。他说，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我和朱瑞同志是1939年6月从冀南进到山东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战争，统一指挥我党领导的驻鲁和苏北各部队，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到山东以后，我们始终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一方面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主动和国民党军队及各种地方力量疏通关系，配合作战，共同抗日；另一方面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
徐帅说，发展与扩大我党领导的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一位的重要任务。当时的情况是：汪精卫已经投降日寇，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磨擦事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如不迅速发展扩大，就不能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地也不能发展和巩固。因此，必须抓紧一切时机，迅速扩大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
徐帅给我们分析了当时山东部队的情况：一一五师是从红军改编过来的，虽然经过战争消耗，新成份以及新单位增加，骨干力量相对减少，但在部队中老红军的战斗作风、政治工作、行政管理等一套好的传统还保留着。山东纵队是抗日战争初期从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徂徕山、泰西等地，以山东省委和地方党发动的武装起义队伍中组建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那么短的时间，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担负起那么繁重的任务，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成绩必须肯定。然而，也正是由于这几个因素，它在战斗作风等方面，没能很快达到适应抗战需要的水平。党的基层领导——党支部的工作很薄弱，政治工作部门组织上还不健全，各项工作制度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军事、政治干部的政治军事理论都很贫乏，实际工作经验也很少，军事行动不能保证按计划去完成。这些都是质量上的问题。数量上也要发展扩大。
徐帅说，我们抓部队的发展与扩大，首先是抓质量上的提高。质量提高了，是不发展的发展，不扩大的扩大。提高质量主要是抓干部的教育与培养。我们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集训队。在团和支队中办干部轮训班，学习政治，学习军事。此外，还送一些干部到抗大山东分校去培养。我们要求团以上干部在政治方面，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军事方面，学习苏联野战条令、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一二九师抗战经验等。下级干部在政治上学习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常识、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上学习步兵战斗条令典范、游击战争，还要了解日本的战术。经过有计划地整顿与训练，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也有所增强。
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是没有列入计划的整顿与训练。那时，部队不断转移，战斗频繁，是很实际的锻炼。部队每打一仗都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让指战员明白胜仗是怎么打胜的，失利是如何造成的。象孙祖战斗，一个支队多一点的兵力，打败四百多日伪军的进攻与“扫荡”，毙敌二百多人，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战斗结束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大家认为，这次战斗前的侦察与判断敌情，兵力部署与地形的选择，以及战斗打响的时机，都是比较适当的。但由于部队的战斗素质差，使作战计划没有完全实现，没能达到预期的胜利。主要问题是下级指挥员不机动，没有适时的协同动作，通信联络也不好，记号规定不确，错过了三面包围夹击的机会。而在敌人退却时，追击部队又没能适时出动，给了敌人逃窜的机会。这样的总结，对部队是很实际的教育，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极为有益。
其次是数量上的发展。我们积极完成总部交给的扩军任务，根据需要开辟新的建制，扩充工兵、侦察、通信、骑兵等配属单位；及时补充战斗减员，保持部队满员；凡我们足迹所至，都普遍建立武装自卫团、游击队，作为正规部队的助手与补充。
再就是解决军需供给问题。兵员的发展与扩大，需要相当的物资装备，战斗的消耗也需要及时补充。可是，当时得不到大后方的一点补充，加之经常处在战斗环境中，克服物资困难是我们最严重的课题。主要是靠自力更生。
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由于各部队的积极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山东我军的发展与扩大是比较迅速的。山东纵队1939年六七月间部队的数量是两万五千多人，到1940年我离开时，主力和地方基干部队达到了五万一千多人，还不包括拨给兄弟部队的三万二千多人。一一五师在山东的部队1940年初是五万八千多人，到9月就发展到七万多人。军队的发展与扩大，成了保卫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强有力的支柱。
徐帅说，积我们党的经验，在进行武装斗争时，一定要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因此，我们把巩固与扩大根据地，作为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一环。从我到山东时的情况看，那时山东还不能算是巩固的或较好的抗日根据地。就鲁南来说，还只是一个游击区。主要是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没有政权，就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都不好解决。没有政权也不好发动群众，你在时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你一走就都散了，象流水一样过去了。当时，在山东除了伪政权之外，还有国民党的政权，县长、区长、乡长都是国民党的人，有的是很坏的。他们不给我们粮，也不给我们款，弄得我们有时吃饭都成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人民自己的抗日政权。党中央曾明确指示我们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有的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第一纵队和一一五师、山东纵队，从上到下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建立政权，粉碎日寇的进攻与“扫荡”。我们建立政权注意团结中间分子，把一些开明士绅吸收到政权中来。
徐帅接着向我们介绍了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特点，建立政权工作采取的三种不同形式：
一是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迅速建立人民自己的、完全民选的政权。1939年七八月间敌人大“扫荡”时，国民党的政权都垮掉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长清、泰安等县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1940年3月间，全山东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已有四十多个。到年底，建立了九十多个县政府，一个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了山东省参议会。我们还成立了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同志任主任委员，实际是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
二是在敌占区及敌“巩固区”和中心城市，建立两面政权，以秘密方式进行抗战工作。例如在鲁南、胶东以及胶济铁路沿线上，有一些名为伪政权，实际是我们的人。象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我们过铁路时，他喊“平安无事哟”，送我们过铁路。我们临走时，把他绑在树上。敌人来了骂他为什么不报告！他就说：“你看，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我怎么去报告呀。”就蒙混过去了。
三是促使国民党控制的政权实行民主化。
徐帅强调说，普遍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是巩固根据地和政权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1939年六七月间，敌人对鲁南大“扫荡”以前，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把所有的人民抗战组织都解散了，以包而不办的无群众基础的官办“群众团体”，代替真正群众自己的组织。然而，这些“群众团体”经不起敌人的大“扫荡”，形势一严重即销声匿迹，逃得不见踪影。这使山东人民认识到，自己不组织起来，是不能生存的。从此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山东人民群众又自己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山东全省宪政促进会、鲁南妇女救国总会等群众团体。同时，各县、区、乡也都有了群众组织，并且武装了起来，经常做动员群众参战、配合部队作战的工作。如山东工人支队，在胶济路上经常破坏铁路，打击敌人。泰山自卫团在马家庙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泰山区人民的组织严密，经常实行戒严，敌探汉奸很难打入那个区域。这些群众组织，对于打击敌人，保卫政权，巩固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徐帅说，1940年6月，中央要我赶回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我便离开了山东。我在山东虽然只工作了一年，山东敌后军民的抗日热情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想起来还深为感动。天福山揭竿而起的抗日游击队，冒着大风雪长途奔袭牟平县城，俘虏伪县长以下一百七十余人；当天下午又在城外雷神庙伏击，毙伤赶来反扑的日军五十余名，并击落敌机一架。1939年6月至12月，仅仅半年时间，山东纵队就同日寇、伪军作战二百多次，歼敌四千五百多人，本身伤亡仅一千二百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导和山东人民坚决支持下，作战二万六千余次，歼灭日伪军五十余万人。到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山东除几个重要城市外，已经全部获得解放，八路军发展到二十七万人，民兵五十万人。
徐帅话锋一转，把我们的思路从山东根据地带到了全国整个敌后战场。他说，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互相配合，坚持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是一场不同于一般的游击战争，它遍及整个敌后地区，敌后的百姓广泛投入了战斗，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其规模之大，动员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地位之重要，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在八年抗战中，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包括山东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英勇的牺牲和卓越的贡献。他们无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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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
黄鼎臣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四十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十年代，我在日本留学和侨居时，就亲眼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甚一日。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在日的留学生和华侨群情激愤，纷纷奋起和日本军国主义作斗争。我参加了反日大同盟的工作，因而被无理拘捕，旋即强行押送出境。回国后，眼见各界民众反抗侵略的情绪高涨，抗日救国的宣传如火如荼。这使我感到，中国并不象日本军国主义狂人想象的那么虚弱，是“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三个月就可以灭亡它。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年底，中共中央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全国人民和一切进步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的热烈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就是民族大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是极为英明的政策。这一政策，团结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一政策，动员了广大群众投入抗战洪流。海外侨胞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出钱出力，为祖国的神圣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
抗战期间，我国在外华侨近一千万人，80％在东南亚一带。“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每年汇回国内的捐款即达七亿多元。美洲华侨人数虽然较少，但抗战一开始，便迅速组织了“华侨筹饷会”、“抗敌后援会”、“华侨救国会”等救亡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每年汇回国也有二、三亿元。
1941年，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华侨参政员，经香港辗转来到重庆。司徒美堂热爱祖国，痛恨日寇侵略，满怀抗日的激情，但在重庆看到的现状，使他对国民党感到非常失望。正在这时，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邓颖超同志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接见了司徒美堂，赞扬了司徒美堂先生的爱国精神，鼓励他在美洲华侨中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对司徒美堂先生的关怀和信任，使司徒美堂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日的信心。
司徒美堂先生是美洲致公堂的老前辈，中国致公党的元老之一。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号召“各地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战争”。司徒美堂来重庆时，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其尤也在重庆。陈其尤是我留日前后的同学，也是同乡。我俩常在一起谈论时事，分析时局。我同他商量，要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点事情，就要充分发挥司徒美堂的作用，通过他推动美洲华侨支援抗日战争。陈其尤赞同我的意见。我们就请司徒美堂到我家来吃饭。席间，司徒美堂介绍了美洲华侨的情况。他说，华侨非常关心祖国的抗战，愿意为抗战出钱出力，然而重庆的现状却使人感到忧虑。政治上不民主，民族不能团结，这是最可忧的。他又说，日本并不可怕，就怕我们自己一盘散沙。他还谈到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了解到共产党全力抗日。国民党散布共产党“游而不击”，完全是谎言。我们和他讨论了抗日救国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发扬政治民主，维护民族团结。我们谈得十分融洽，此后交往更加密切。司徒美堂返回美国后，果然不负众望，除了在美国宣传抗战外，还先后到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加拿大等国，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并为抗战募集资金。当冯玉祥、杨虎城、蔡廷锴三位抗日爱国将领和陶行知先生去美国时，司徒美堂和其他华侨人士尽力组织接待和保护。抗日的烽火，使司徒美堂投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同海外致公党人及华侨人士一起，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马来亚华侨官文森，1938年联合马来亚惠州侨胞，筹集人力、物力支援以曾生同志为首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独资组织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国参加东江游击队。他还捐款支持加影前卫剧社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官文森的爱国行动，对马来亚华侨支援祖国抗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马来亚雪兰莪州侨团联合召开“华侨抗日动员大会”，官文森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会上号召各界侨胞团结一致，共同抗击侵略者，随即组织华侨去新加坡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华侨武装队伍在柔佛一带与日军激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官文森稍后成了中国致公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海外一些致公党（堂）组织和爱国团体，还为国内抗日战场输送人力。如菲律宾洪门总会主办的“洪光学校”输送了不少青年骨干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日军南进后，又成立菲律宾华侨洪门青年团，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菲律宾的华侨拿起武器，组织了著名的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菲律宾的洪门进步人士以及华侨教员、店员、青年学生和商贩组织了“抗日锄奸义勇军”和各抗日团体并肩作战，直到日本军国主义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为止。
海外致公党（堂）一些组织在抗战期间，先后创立报刊或运用华侨洪门原有报刊，大力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组织一支支以洪门团体中爱好文艺的青年为主的文艺宣传队，上街举行抗日募捐演出活动；还有的组成回国服务团，回国后到各战区服务。
广州沦陷后，海岸被封锁，国际运输线只靠一条滇缅公路。在这条公路上开车运输的司机，大部分是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开车跑这条崎岖之路是十分辛苦的，司机得病的很多，疟疾、伤寒、回归热等折磨着他们。为了抗日，许多司机带病坚持开车，常常有人晕倒在驾驶室里。我当时在昆明行医，深深为他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因此，便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治疗各种疾病。有的司机对我说，缅甸那边物资堆积如山，运不过来，你要快点把我治好，好为抗战尽力啊！我理解他们的心情，运输线也是抗日的战场，一切为了抗日！他们抛妻别子，离开家园，日夜奔驰在这条高原之路上，为抗日默默地流汗、流血。他们的功绩是永久不会被人们遗忘的。
军国主义者都是一些唯武器论者，他们总是低估人民的力量。他们不懂得，一个不屈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是不会被征服的。从1874年对台湾的入侵开始，到1945年战败为止，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武装侵略从未间断过，而我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从未停止过。从台湾人民的武装反抗到全民族抗日战争，千百万海外赤子也同祖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同仇敌忾，反抗侵略，这样的民族永远不会灭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仅八年抗战中，除兵员伤亡外，我国普通民众的死伤达一千七百多万人，财产损失高达六百多亿美元。日本军国主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战争使每个日本家庭，几乎都有孤儿寡妇！这场浩劫，中、日两国人民都应牢牢记住，永远不应忘记！
回忆这些往事，我深感二十世纪的中国，再也不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了，中国人民找到了自己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是指引抗战胜利的灯塔，起了动员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海外侨胞一齐奋起，组成了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显示了中国人民蓬勃兴起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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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
英雄小姐妹王福华王福红被追认为模范共青团员优秀少先队员
新华社哈尔滨8月25日电 （通讯员王瑞光）共青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8月16日做出决定：追认抢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的英雄小姐妹王福华为模范共青团员、王福红为优秀少先队员，号召全市广大共青团员、青少年学习王福华姐妹舍己救人的精神，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王福华，今年十八岁，是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胡吉吐莫镇蒙古族中学应届毕业生，家住敖包村。7月28日中午，她和妹妹王福红一起到村东养鱼池洗衣服。她俩走到池边，听到一阵呼救声，发现池中有两名女孩在挣扎呼救。王福华没有顾得脱衣服和鞋，就跳入水中。她先将离岸较近的徐庆霞救出来，接着向深水中的另一个女孩张艳秋奔去。她两次将张艳秋托出水面，但由于体力不支，不幸和张艳秋一起沉入水中。年仅十四岁的王福红见此情景，就跳入水中，去救张艳秋和姐姐，不幸也沉入水中。
近日来，杜尔伯特草原的各族共青团员、青少年都缅怀英雄小姐妹，广泛开展向王福华姐妹学习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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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青年在京参加联欢游艺晚会
本报讯 记者徐宝康报道：8月25日晚上，朝鲜青年友好参观团在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参加盛大联欢游艺晚会。当晚，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洋溢着中朝友好的热烈气氛。朝鲜朋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少年儿童演出的文艺节目。中国小朋友们演唱的朝鲜歌曲《红领巾》、《春之歌》博得了朝鲜青年朋友的欢迎。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联欢游艺晚会丰富多彩。在舞场上，中朝两国青年在悠扬的朝鲜乐曲声中翩翩起舞。
朝鲜青年友好参观团团长李英洙兴奋地说，同孩子们在一起，我们是最高兴不过了。
25日，朝鲜朋友还冒雨参观了长城和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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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大连8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今晚在大连棒棰岛宾馆会见了由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率领的日本访华团一行十五人。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邓颖超同冈崎嘉平太进行了无拘束的谈话。
今年八十八岁的冈崎嘉平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十八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到中国进行过五十多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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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军用飞机迷航紧急降落南朝鲜
希望南朝鲜方面将飞机和全部人员尽快交还我国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8月24日下午，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在青岛东南海域上空进行训练时，因迷航失踪。
据南朝鲜方面宣布，这架飞机在缺油的情况下，已在南朝鲜全罗北道紧急降落。
中国方面希望南朝鲜方面将机上全部人员和飞机尽快交还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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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总统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马耳他总统阿加塔·巴巴拉今晚应邀出席由文化部举办的专场文艺晚会，观看了首都文艺工作者表演的音乐、舞蹈等节目。
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文化部顾问陈辛仁陪同观看了演出。
今天上午，巴巴拉总统一行冒雨游览了长城和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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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委召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交流会
本报讯 8月19日至23日，山西省委在全省第一个实现了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盂县，召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交流会。省委副书记王建功作了题为《全党动员，为争取明年实现我省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而努力》的报告。会议重点介绍了盂县由县委牵头，建立纵横承包综合治理治安责任网的成功经验，并组织与会代表实地参观学习。会议还就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继续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王冀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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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世恩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国务委员康世恩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秘鲁共和国最高权力移交仪式并对智利进行友好访问后今晚回到北京。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务委员宋平，石油工业部部长王涛，及秘鲁驻华大使阿莱萨和智利驻华大使奥帕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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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界人士祭扫郝梦龄将军墓
新华社武汉8月24日电 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界人士四十多人今天前往武昌卓刀泉祭扫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郝梦龄将军墓。郝梦龄将军是当年国民党第九军军长，于1 937年率部由贵州北上抗日，10月16日在山西以身殉国，时年三十九岁。1938年安葬于武昌卓刀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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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李仁会见西班牙共产党客人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钱李仁今天在这里会见并宴请了来华度假的西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安·弗朗西斯科·帕拉及其夫人和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科尔多瓦省委政治书记埃内斯托·卡瓦列罗·卡斯蒂略及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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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华侨周锐先生捐赠一件珍贵文物
林则徐的一封亲笔信将首次展出
本报讯 在纪念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前夕，旅美华侨周锐先生向中国革命博物馆捐赠他保存的林则徐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林则徐1846年7月从新疆放归出任陕西巡抚前夕于兰州至西安途中写给他的友人刘闻石的，对于研究林则徐的生平和思想具有一定价值。
这件珍贵文物是今年5月由中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馆有关人员带回来的，将在8月28日开幕的“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文物资料展览”会上首次公开展出。 （钱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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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贸易部部长抵京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应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的邀请，澳大利亚贸易部部长约翰·道金斯今天下午到达北京。郑拓彬和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艾大伟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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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和才追悼会在昆明举行
新华社昆明8月24日电 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和才（哈尼族）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下午在昆明举行。
李和才因病医治无效，于1985年7月29日在昆明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中共云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等送了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等同志也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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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将于1985年9月3日发行《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共二枚。第一枚：《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抗日》，面值8分；第二枚：《八路军和民兵战斗在长城内外》，面值80分。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