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抗日战争中国际工人的援华运动
朱学范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坚持斗争、相互支援所取得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对此，我深有体会。因为从1936年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我一直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奔波于欧美各国之间，做着国际宣传和联络工作。
国际工人阶级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视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的主要战场，为打败国际法西斯的侵略势力作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6月，我以坚持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劳工代表的身份，出席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当我进入会场（新建的国际联盟大礼堂）时，出席大会的五十个国家的代表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大会期间，我与国际联盟中国常驻代表胡世泽联合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劳工代表和各国新闻记者，放映从国内带去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录影片，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世界各国劳工代表对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深表同情，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暴行，极为愤怒。以后又在国际图书馆馆长胡天石的支持下，在该馆举行中国抗战摄影展览会，其中一部分作品系卢穀荪所供给的，展出三星期，观众踊跃，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十分钦佩。随后，我又把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录影片带到法国和英国，在工会的基层组织放映给广大工人观看。他们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援中国的抗战。
1939年7月，我在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工会联合会第八届代表大会。那一年，阿尔巴尼亚被意大利侵占，整个巴尔干半岛处于德、意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气氛包围之中。出席大会的十九个国家的工会代表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法西斯整个侵略行动中的一环。全世界的工人不但应予中国工人道义上的同情，而且应给予切实的援助。
1941年4月，希特勒进犯南斯拉夫和希腊，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领导下开展武装抵抗运动。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条约，突然进犯苏联。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奋起迎击德国法西斯。我国抗日战争也处于艰苦阶段。世界东西方法西斯势力很猖獗。这时，国际劳工大会在纽约召开非常会议。重庆《新华日报》为这次会议发表社论，希望这次大会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的大会，成为一个促进建立工人统一组织的大会，以便国际工人集中力量，统一行动，有效地打击法西斯，积极援助中、苏、英三国的抗战。我代表中国工人出席了这次大会，提出敦促世界自由民族对中、英、苏及其友邦供给军械，以加强抗战力量的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在会外，我联络美国工会，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援华制日。举行招待会，宣传我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并且以绣有“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击溃法西斯侵略”词句的锦旗，赠送给国际工会联合会。这些活动受到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工人的重视和支持。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偷袭珍珠港，8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宣战。那时，我正在美国，应劳工部长柏金斯的邀请，向美国全国劳工部会议作演讲，介绍中国工人和人民不怕牺牲、坚持抗战的真实情况，来激励劳工部所属各州官员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决心。让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在美国政府的会议上作演说，在美国是罕见的。
正是由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日益壮大和巩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我当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协会在1939年已经成为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联合的统一团结的组织，中国工人阶级的广泛团结的强有力的阶级力量出现在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阵营之中，大大增强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国际工人阶级和盟邦政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日益重视。
国际工人阶级的援华抗战运动
中国实行全面抗战后，首先动员国际工人援华抗战的是共产国际。1937年8月21日，英国工人阶级在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的活动。英国的铁路工人要求抵制从英国运往日本的原料，码头工人开会决议，不替日船装卸并抵制从英国运往日本的军用原料和货物。1938年7月，我在巴黎出席世界反侵略大会后，到了伦敦，经过英国援华委员会的马丁·劳伦斯的介绍，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会晤。我对波立特介绍中国工人抗战的情况，感谢英国工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波立特表示，中国抗战对反对国际法西斯有着重大意义。并说，英国把中国当作殖民地，中国抗战胜利后应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国。美国和法国的码头工人和海员开展拒运废铁和石油到日本和抵制日货的运动。苏联、朝鲜、印度和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工人和人民纷纷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进一步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及一切拥护民主与和平人士，从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中国以援助，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援华运动。各国进步报纸也努力反映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中华民族为自由而战斗的英勇行动。组织并扩大对日本侵略者的群众制裁，如抵制日货，拒绝装卸日货，拒绝装运军用品和军用物资至日本等等。募捐援助中国，派遣医疗救护队来华，帮助日本劳动群众克服一切困难，开展反法西斯战争的工作。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国际的具体号召，对推动各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华抗战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际工会运动方面，由于赤色工会国际在我国全面抗战之初，已经停止活动。1938年5月，我参加拥有一千九百万会员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理事会议，英国工会代表提出邀请苏联工会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案，我认为中国与苏联站在同一的反侵略战线，投了赞成票，但由于多数国家的反对，未能通过，致使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形成。中国劳动协会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后，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共同开展国际活动，促进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那时国际工会联合会虽然拒绝与苏联工会合作，但是对动员国际工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了不少工作。早在1936年，我在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时，在劳工组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建立了友谊。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国劳动协会致电国际工会联合会，吁请国际工人申张正义。9月，国际工会联合会通过决议：一、建议国联制裁日本；二、通过会员国抵制日货；三、发起募捐援助中国受害的工友；四、成立小组研究援助中国的办法。1939年7月，国际工会联合会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八届代表大会通过我提出的《加紧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案，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募捐一项，各国工人捐款共得五十五万六千法郎，汇交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代为散发。
在国际上，比较广泛动员工人援华抗战的，还有国际运输总工会，1938年有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铁路、海员、码头工会参加，拥有一百九十九万多会员。1937年10月，国际运输总工会通告各国运输工会，禁止运载军火到日本。1938年该会在卢森堡召开代表大会，有二十个国家的铁路、海员、码头等四十二个工会的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我提出的援华制日提案，决定国际运输工人即日停止装运军火、汽油物资到日本。国际运输工人对中国海员反抗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深为钦佩。1939年8月，我代表中国海员接受该会所赠的表扬中国海员的锦旗。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法西斯侵略的战火燃烧到美国领土，美国工人阶级深感中国的抗日战争同他们休戚相关。1942年，我正在哈佛大学进修，美国工会邀我到华盛顿商谈美国工人捐款援助中国工人抗战问题。我代表中国劳动协会接受美国工会的委托，利用美国工人的捐款，于1944年救济从敌占区内迁的技工达九千五百多人；在重庆举办了四十九所工人文化技术补习学校；在重庆、成都、兰州、西安、宝鸡、洛阳、桂林等地设立了工人福利社、工人托儿所、诊疗所；还拨出一部分捐款交给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举办工人福利事业。
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扩大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早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来了。苏联为制止法西斯侵略扩张，曾多次向英法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英国、法国工人阶级积极要求同苏联联合行动。当时英国民意测验表明，92％的各阶层人民要求同苏联结盟。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全面爆发后，希特勒在短短的一年多时期里占领了欧洲包括法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或流亡国外，或向希特勒投降，成为法西斯的附庸。可是各国工人阶级没有屈服，不断掀起反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迫切需要国际工人的支援。1941年9月，苏联卫国战争已进行了三个月，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邀请英国工会总理事会代表团到莫斯科，商定了英国工会和苏联工会团结合作，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组织互助，为建立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时的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形式，是由世界各国不同派别的工会之间和各国工会与国际工会组织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的联合形成的。如中国劳动协会（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与国际工会联合会联合，苏联工会与英国工会联合，英国工会与美国劳联联合，苏联工会与法国工会联合等等。1945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会议，有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三十六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参加，它显示了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空前壮大。会议讨论加强联合国劳工抗战力量，世界劳工对未来的和约应取的态度，建立新的工会国际组织的基础，战后重建和平等问题，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建立国际工人广泛团结的统一战线组织奠定了基础。会议接受了我的建议：“所有对法西斯作战的联合国家，在击溃德国后，仍将尽全部作战力量对付日本”。为此作出了必须以在欧洲作战相同的英勇精神对日本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的决议。各国工会代表还赞同我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对于将来和约的态度：一、日本从中国强占去的全部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应归还中国；二、必须剥夺日本用于战争的工业，它摧毁了中国战前工业的百分之九十，必须作出赔偿；三、彻底改革日本教育和日本人民的社会面貌，以保证它不再发动战争；四、当日本受到这种限制时，必须注意保证日本普通人民的自由权利，日本的劳工运动必须恢复起来。伦敦会议对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支持，表现了全世界五千万工人援华抗战的决心，也是国际工人对中国抗战的最有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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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上吕梁山
本报记者 纪希晨
我们《晋绥日报》访问团的十八位老同志，象久别母亲的孩子，从晋北长城要隘阳方口，登上吕梁山，投入了阔别三十五六年的革命故乡。
战斗的岁月
阳方口，雄关险道，晋绥边区根据地的抗日烽火，最早就是从这里燃烧起来的。
1937年9月25日，日军板垣等三个师团五万余人，在晋东北平型关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沉重打击后，进入雁门关、阳方口一线。为配合正面国民党卫立煌将军指挥的忻口保卫战，一二九师一个营袭击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二十四架；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一二○师主力，在敌后怀仁、神池、宁武、崞县、雁门关、阳方口等地连续英勇作战。
国共合作进行的忻口保卫战，打了二十一天。接着，一二○师尾随日军，一直打到太原外围，袭击敌机场。1938年3月，大同日军二十六师团万余人，大举进攻晋西北，连陷偏关、保德七县城。这时，正在忻州附近作战的一二○师，立即回师晋西北，两天急行军三百余里，经过二十天的激烈战斗，收复了岢岚等七个县，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与此同时，贺龙、关向应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平绥路以北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甚为重要”的指示，派李井泉同志率一个支队挺进大青山，在绥远（今内蒙古）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使平绥路两侧、同蒲路以西、黄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联成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我们一行，翻过摩天岭，望着熟悉的村镇，崇峻的高山，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大家激情地缅怀起战斗的岁月。那著名的田家会，甄家庄、米峪镇等歼灭战，那“把敌人挤出去”的战斗召唤……八年抗战，晋绥军民粉碎日军数十次“扫荡”，大小战斗一万多次，消灭敌伪军十二万人。为着保卫这里的每寸土地，独二旅旅长魏大光、女英雄李林等无数先烈献出了生命。
沿着柏油公路，从神池到达五寨。在那座古老的石牌坊前，傅真同志忆起了一段往事。一次，日军深夜奔袭五寨。当时在前线采访的傅真同志，同地方干部一起突出重围，五寨第一任县长梁学岸同志英勇牺牲。今日重返战地，感慨万千。战争年代，报道战争的每篇新闻都凝结着指战员的鲜血，其中也有战地新闻记者的鲜血。《战斗报》记者丁基就是同一个班的战士一道英勇战斗时牺牲的。
永恒的怀念
傍晚，到达当时晋绥边区首府兴县。我们穿过县城，爬上山头，漫步蔚汾河边，寻觅昔日的脚步。
我们年青的时候，这里的人民，象母亲一样，用小米、酸菜、山药蛋，养育过我们；我们也给她砍过柴，挑过水，送过药品。在艰苦英勇的斗争岁月里，她流过血，流过泪；她还脸带微笑谛听着我们报纸传播的战斗的声音。
在城关河滩那片广场上，军民多次举行大会，愤怒控诉敌人的暴行，欢呼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那燃着火把的长龙，曾把山城照得满天通红。
“吕梁苍苍，汾水洋洋，先烈伟绩，山高水长。”
我们登上贺龙同志题词的烈士陵园烈士塔。围绕着它，轻轻地抚摸着它，想起漫漫的长夜，在血和火的斗争里，勇士们冲进硝烟弥漫的战场，用步枪、刺刀、红缨枪、手榴弹同敌人拚杀——他们倒下了，创造了宏伟的历史业绩。今日，战士们用鲜血播下的幸福种子，还在开花。在树荫浓密的河岸上，建起了新的厂矿、新的建筑。
我们来到蔡家崖。方石砌成的大院，整齐的窑洞。贺龙同志曾在这里指挥千军万马，抡起镢头开荒，摇动手车纺棉花，吸着大烟斗，朗声大笑。他亲手栽下的六棵柳树，已经成了老树。
我们坐在“六柳亭”的浓荫下，想起了他在干部会上的一次讲话：我们这一代青年，生活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创业、打天下的时代。这是前人不知、后人无法经历的时代，我们要无愧于这个时代。
1945年冬，我随军攻打包头城。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贺龙冲过漫卷风雪，沿着石拐沟，突然跃马奔来。他挥着马鞭问我：前边的人为什么跑呀？一见贺龙到来，顿时，混乱消失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在他身后跟进着。无畏的元帅呵，十年动乱，您竟死于非命，怎不令人怆然泪下！
我们走进当年由干部战士自己动手修建的军区礼堂。1948年4月1日，毛主席在这里举行的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总路线的讲话，第二天，就在大院西侧的平房里，毛主席亲切接见我们一群新闻工作者，谈了两个多小时。这就是著名的《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那时我临窗偎坐在主席左边，激动地端详着主席的一举一动，奋笔疾书，记录着他的谈话。可惜那时没照相机，没留下这历史场面。
希望的火焰
7月16日，怀着狂喜的心情，我们回到《晋绥日报》的老家高家村。那石窑、大槐树、老戏台、石盘磨、桃树园，都还奇迹似地存在着。我们的到来，竟成了全村的节日。几百男女老少涌上街头，热情相迎。老房东、老爷爷，同我们手拉手，走进屋里，坐上炕头，诉不尽的深情呵……
我们走遍当年编辑部作为办公室用的石窑洞。记得四十年前的8月10日夜半，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从电波传来时，译电员来不及翻译，熟悉电码的要闻编辑杨效农同志，立即抢过电稿，激动地颤抖着双手，高声朗读起来。在场的编辑记者，蹦跳着狂呼：我们胜利了！
被惊醒的村民和7月剧社的同志，同我们一起敲锣打鼓，通宵不眠。天不亮，记者四出采访。
这一夜，朱德总司令从延安总部向解放区军民连下六道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
这不是侯二子吗？我们青年时代的好友，勇敢的民兵。当年他有三眼窑洞，两眼正窑给编辑部住，一家几口挤在小窑里。我记起来了，就是他听到日本投降，从炕上一跃而起，手提着裤子，在月光下，边跑边喊，把喜讯传遍全村。
我们到了临县、离石、柳林。许多干部和老人说，对革命和战争作过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对党怀着坚定的信念，经历了多次严峻的考验。他们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探讨着前进中的问题和困难。吕梁的绝大多数地区，还没有从贫穷里解放出来。许多地方仍是“四不通”。开会还要靠“鸡毛信”，运输靠人背，农民家底还很单薄，“吃的有了，花钱没着落”。说起“万元户”，他们说，在咱山区一万户中还没有一个呢。乡亲们担心 ：“可别再折腾呵！”
我想起1947年1月，贺龙同志在晋绥财经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嘱咐说：“你们要关心老百姓窑洞里的形势……”这话说的多好呵！今日“窑洞里的形势”到底如何？为此，记者特地钻进山沟，到了临县郭家岔。三十六年前，我在这里进行过经济调查。按照保存的新闻剪报，逐项核对，发现全村除添些新的窑洞，其他生产实力几乎没有增加。八十一岁的老房东高存华，仍然住着土改时分的两眼窑，没有猪牛羊。建设山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啊！
今年6月，胡耀邦同志视察晋、陕黄河两岸，到了偏关、保德、离石，提出了改变吕梁山区贫困面貌的战略目标，号召干部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多办实事，治穷致富！总书记的号召传遍了每一个乡村，正在变成动员群众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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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血战光华门
——江苏省政协常委陈颐鼎忆南京守城战斗
本报记者 朱维群
“1937年南京守城战斗，由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在战略上判断和指挥错误，遭到惨重失败。但是，广大士兵和中下层军官，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为保卫国土进行了殊死战斗，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的爱国热忱，是可歌可泣的。”曾参加过守卫南京战斗的陈颐鼎回首往事，依然壮怀激烈。
今年七十九岁的陈颐鼎，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曾获中将军衔。1949年他参加人民解放军，任南京军事学校教员，现在是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地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在淞沪会战中，陈颐鼎任国民党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当部队撤到镇江时，受命调防苏北，但是官兵们都认为军人不能保卫首都是莫大耻辱，要求参加南京守城战，终于获准，在光华门到中山门一线城外布防。
“当时，最高军事领导对南京战事举棋不定。”陈颐鼎说：“有人提出南京不宜固守。有人却提出南京是首都，又是中山先生陵寝所在，必须死守。后来采纳了死守的主张，但是指挥上并未作周密部署，部队编制十分混乱，师以上司令部全都设在城内，城外战斗全靠各旅旅长自己指挥协调。”
陈颐鼎回忆道：12月9日，日军首先以密集的炮火猛轰我阵地，同时以飞机轮番轰炸，继而大批步兵冲击。扼守阵地的官兵在没有炮火支援，伤员无法后撤的处境下，寸土不让，连连打退日军冲锋。12月10日午后，日军猛轰二五九旅守卫的光华门，在城墙上轰坍两处缺口，步兵突破光华门阵地，进入城内二百米，情况甚为严重。“我和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联系，决心协同作战，恢复阵地，由他围歼突入的日军，由我抄敌人后路，阻击增援。我集中营以上军官讲明形势，大家都决心以死报效国家。反击自午后二时许开始，日军以马路两侧民房为依托据守，我军官兵展开了肉搏，逐房争夺，战斗十分激烈，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光华门内外烟火弥漫，满地是尸体、伤员。血战一天一夜，我们终于将进入城内的日军全歼，堵住了城墙缺口，仅遗留在城内的日军尸体就有一二百具之多。”说到这里，陈颐鼎痛心地说：“在这一次战斗中，我的参谋主任、一位团长和好几位营、连长都阵亡了。同我共事多年的易安华旅长也阵亡了。他先负了一次伤，还同我通了电话，说：‘打得很好，我们要坚持下去，守住南京。’不料又再次中弹，壮烈牺牲，后来连遗体也未找到。”
南京失守后，陈颐鼎部散失殆尽，大批官兵被日军屠杀，包括不能行走的伤兵也都未能幸免。陈颐鼎凫水渡江，死里逃生，在徐州汇集残部，只得二三百人。但是大家抗日决心不减，重振旗鼓，继续与日军周旋，相继参加了徐州、豫东、武汉、浙赣等会战。到抗战胜利，陈颐鼎作为国民党七十军军长，率四个师渡过台湾海峡，参与光复台湾的大业。
当年与陈颐鼎并肩战斗过的许多同僚、部下、好友，目前散居于台湾、美国。回顾四十八年前这场血战，陈颐鼎感慨地说：“每一位对民族生存有过贡献的人，国家和人民都永远不会忘记的。当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每一项战绩，如今都受到隆重纪念。前几年，易安华旅长被家乡政府追认为烈士，家属受到烈士遗属待遇。我愿以此奉告台湾和海外同僚，大家共同缅怀当年为民族生存捐躯的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