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王秀鑫
今年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打破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推动全世界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儿女在这次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全民族抗敌御侮，使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中国沈阳，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日本的武装入侵，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红军愿意和国民党任何部队订立合作抗日的协定。
1935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加紧侵略中国，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全中国的紧急任务是抗日御侮。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基本策略。会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共产党以民族存亡为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调整了对内政策，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走合作抗日的道路，于1936年5月5日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要求南京政府派出代表同红军磋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诚意。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周恩来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向他说明了中共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得以实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
为了进一步实现国共合作抗战，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保证实行五项国策，共产党则实行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十三人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呼吁国共合作。会议决议将武装“剿共”方针改为“和平统一”的方针，确定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实际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从此，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接着，国共两党代表于1937年2月至9月间进行了六次谈判，讨论国共两党的关系、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改制等问题。
正值国共两党谈判第二次合作期间，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军的新进攻。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7月31日，国民党释放了上海爱国运动七个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8月22日，国民政府同意将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独立指挥机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至此，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开辟了全中国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关系比较融洽。国民党召集了国民参政会，聘请毛泽东等人为参政员。它的军事政治机构也作了某些调整，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任命周恩来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10月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主要负责人逐渐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于1939年冬至1941年初制造了山西十二月事变、皖南事变等一系列反共流血事件。对此，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确定了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口号、方针、原则的实行，是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抗日战争自始至终是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从而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调动了各个阶级、阶层抗日御侮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二
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迅速吞并中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1937年7月底，日军占领了北平和天津。随即集中了三十万人的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大举进犯冀、察、晋、绥、豫、鲁各省。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先后投入兵力二十二万余人，国民党统治中心上海、南京受到严重威胁。
中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针对这个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于1937年8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上提出，中国抗战应该实行全民族人民战争，战略上采取持久战的方针。
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在军事上如何分工对日作战，国共两党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国民党政府军队担负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负责侧击日军的任务。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当作主要的作战对象，国民党抗日也比较积极。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有步兵一百八十二个师、四十六个旅，连同海、空军和特种兵，共约二百余万人。国民党正面战场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消灭日军一万余人。战争开始时，由于敌强我弱，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掠夺了中国半壁河山，战局非常不利，但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战场，它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配合下，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日本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国内财政经济困难和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被迫将侵华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持久战，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这时，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逐渐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敌后战场。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一些规模较小的进攻战役，如第一、第二次长沙战役、豫南战役、枣宜战役、上高战役、南昌战役、桂南战役、中条山战役等，并进行了汕头、钦州湾的登陆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发动过第三次长沙战役、浙赣战役、常德战役等等。在上述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些抵抗，日军没有取得大规模的推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牵制了一部分进攻敌后战场的日军，和敌后战场的战斗相配合。1942年春，国民党政府为保卫滇缅公路，组成中国远征军，支援了反法西斯同盟国作战。1944年4月，日本为了援救其入侵南洋的孤军，又开始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即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没有抵挡住日军的进攻，在短短的八个月中，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片国土。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暴露了国民党由于推行错误的指导路线，致使它的军队丧失了战斗力。但这时国民党军队仍然是抗日的，在缅甸孟拱河谷、密支那等军事要地，还打了胜仗，对打通中印公路和抗击日军起了一定作用。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作出了一份功绩。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官兵，在抗日战场上进行了英勇战斗，也遭到了大量牺牲。那些为争取国家民族生存而阵亡的国民党官兵，是民族英雄，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后，先后开赴前线。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首战告捷，歼灭日军一千多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胜利。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进行保卫忻口、太原作战。接着，中共中央指挥部队挺进敌后，配合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深入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战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向游击军和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表面上看是一个“倒退”，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中国全民族抗战中的创举。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1937年9月至1940年是第一阶段，主要是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1938年10月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前，敌后军民通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给日军的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日军日益加强对解放区战场的进攻，敌后军民在与日军苦战中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力地箝制了敌人，积聚和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1941年至1943年秋是第二阶段，主要是保卫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敌后抗战的最困难阶段。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反复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企图毁灭敌后抗日力量生存的条件。敌后军民发扬了英勇献身精神，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敌后武工队等作战形式，用自制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敌后抗日力量，并支持了国民党战场继续抗战。1943年秋至抗战胜利是第三阶段，主要是恢复和再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后军民开展拔除逼退日伪军据点、破坏日伪军交通的斗争。从1944年起，敌后军民对日军发起了局部反攻，并逐步将抗日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这时敌后战场不仅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而且继续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总之，敌后解放区战场，最初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后来逐渐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它经过持久作战，转变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到1945年春，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部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还有二百二十万民兵，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到十九个，面积九十五万多平方公里，它包围了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和大部分海岸线，为对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在解放区战场上，敌后军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实践表明，敌后解放区战场是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场，在中国全民族抗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近百年来，中华儿女不甘屈服于外敌及其走狗的统治和剥削，为着保卫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反对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使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其中，太平天国起义军建立了农民政权，坚持了十四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北伐战争在中国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严重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然而，这些斗争都被帝国主义所绞杀，最终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为什么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斗争总是遭到失败呢？原因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强；第二，中国的力量太弱。但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的斗争，锻炼了中华民族，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外敌入侵的极大仇恨，促进了中国人民高度的民族觉醒，造成了中国人民空前的团结一致。中华儿女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积百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深知要取得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的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进行的决死的战争。虽然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然而时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已不是兴旺的国家，由于它发动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失道寡助，使其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中华儿女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坚决抵抗，唤起了国际人士的尊敬和同情。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特别是苏联和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这是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这种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有利的因素：第一，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第二，全国各个阶级、阶层都参加了战斗，不仅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一部分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也参加了联合战线，共同反抗日军入侵；第三，全国各个党派，包括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和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共产党，都以民族存亡为重，结束了分裂对抗的局面，求同存异，在抗日的基础上，团结一致，集中力量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第四，全国军队，包括主力军和游击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战斗的部队，为着一个目的，互相配合，浴血奋战，共同御侮；第五，共产党努力发动和组织了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把亿万农民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使抗日战争有了极大的力量源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有利因素，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的一个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阶段，并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把日本侵略军全部赶出了中国国土，并使日本于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掠夺的中国台湾省和澎湖列岛等地，回归了祖国。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一百年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一举洗雪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中国全民族是能够实现大团结的，只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任何外来的侵略者都是可以打败的。中华民族将永远独立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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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龙的传人》想到的
李侃
人民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名叫《龙的传人》的书。这本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百个故事。从四五十万年以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一直写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本书，本书的序言说得很清楚，就是想通过中华民族在创造祖国历史过程中的伟大业绩和伟大贡献，向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书的编者和作者们，在故事的选择、全书的结构以及编写的形式等方面，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和周密的设计。
在悠久而丰富的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旋转乾坤的重大事件，顶天立地、名垂千古的杰出人物，殚精竭虑、智慧灵巧的发明创造，瑰丽宏伟、蔚为奇观的文物古迹，真是成千上万，不可胜数。要在如此漫长久远、浩瀚广袤的历史时空中间，选出一百个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龙的传人》却把这个问题处理得相当得体，相当妥善。它大体上表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和基本线索，展示了丰富多采、绚丽壮观的历史画面。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要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有文化的一代新人。这样的人不可能从天而降、凭空产生，而要来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来自多方面、多种途径、多种方式的教育和培养，就中也要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吸取精神营养，从前人的业绩和创造中受到精神感染和思想启迪，从而充实精神生活，增强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历史学的作用和功能问题，或者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而且展开了不少有益的讨论和探索。有的同志出于良好的愿望，主张把历史学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前者着重于史学理论和历史科学本身的学术性研究；后者则着眼于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服务。在探求历史学怎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途径，如何体现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历史学的时代特点这样的重大课题上，这无疑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见解。不过我总觉得，这样的划分和区别，在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有可能产生某种误解和某种偏颇。历史学本身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它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历史知识和历史的科学理论。尽管历史学工作者由于种种条件的差异，他们的史学知识、史学理论有高低深浅之分，精粗广狭之别，但是，历史学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基本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则应该是相同的；基础和应用应该是统一的。只是限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它不可能象某些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那样，分别特定的门类和学科，解决特定的问题，而且直接收到物质经济效益。历史学所生产的是精神产品、精神财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文化教养的提高，一般说来，多是无形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而由于研究课题、表现形式和接受对象的种种不同，它又必然是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地起着多种的功能。就以《龙的传人》这本比较通俗的历史读物为例，它所选择的故事和人物，都可以成为读者的良好精神滋养，但是恐怕也不能说它就是属于“应用史学”之列。因为它毕竟不是针对某些现实问题的宣传鼓动材料，当然也不会期待它能够对某些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后人从历史中得到启迪、获得经验教训，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文化教养。一个人如果对现实生活没有比较深切的认识和理解，对社会问题没有一定的观察、思考、分析、判断能力，对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难吸收和总结的。而作为人们的知识构成、认识能力和理论素养所不可缺少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素养，又正是锻炼和提高人们认识现实生活，增强对问题的观察、思考、分析、判断能力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也正是普及历史知识、加强历史教育的目的所在。简单地提出历史有什么用处，或者简单地回答学习和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处，恐怕未必能够说清楚历史学的作用、价值和功能。而这样提出问题或解答问题，正是表现了对历史和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一种表面地、简单化的理解。
近几年来，历史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人们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活实践中，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际需要中，逐渐认识到历史知识和历史科学的重要，多种多样的历史学著作和历史知识读物，层出不穷，百花齐放，这不仅标志着学术空气的浓郁和学术的繁荣，而且为人们特别是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
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过程中，外国资产阶级的腐败、没落的东西，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商品渗透进来，明里暗里传播泛滥，毒害着青年一代的身心。这是关系到青年和子孙后代精神生活、思想状态、社会风气的大事，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心。对于那些见利忘义、伤天害理的经济犯罪和文化犯罪，当然要严加取缔甚至绳之以法。但是，仅有这一方面的措施还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办法，就是要给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以丰富有益的精神食粮，增强他们思想上精神上的免疫力。
精神的满足，不能代替物质的贫困，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力，不承认这个原理，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然而，物质的满足，同样不能代替精神的贫乏和空虚。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并举，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在这个广阔的天地中，历史学工作者是大有可为、大有用武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