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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抗战初期的一段回忆
许德珩
四十年前的9月3日，中国人民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残酷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谨回忆抗日战争初期我个人经历的一些往事，以期有助于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省进犯，觊觎华北。1935年6月，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将整个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权奉送给日本。在平津，日本侵略军的坦克纵横街衢，军用飞机随意低空飞行，荷枪实弹的日军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日本浪人到处为非作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北平的爱国教授和学生不断地遭到各种威胁和迫害。
在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平津的学生再不能安心地读书了。在此严重时刻，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冲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北上抗日。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十项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党通过在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报》，把《八一宣言》邮寄给国内各阶层人士。我们读到《宣言》，犹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这时，徐冰同志在党的指示下，先后在北平、太原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统一战线组织，努力开展抗战救亡运动。北平高等院校的一些进步教授，如马叙伦、张友渔、黄松龄、劳君展、齐燕铭、寸树声等，也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冒着解聘和坐牢的风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思想。
1935年8月间，我和我爱人劳君展邀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教授，其中有陈豹隐、武新宇、张申府、刘清扬、徐冰、张晓梅、吴觉先等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如何加强各校爱国师生的联系，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彭道真等同志从天津赶来，和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抗日救亡问题。恰巧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同志，也为此事来找我。于是，我们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决定动员爱国教师参加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以警奸邪。不久，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揭开了全民救亡运动的序幕，推动了全面抗战的兴起。
“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当局仍然加紧迫害爱国师生。1936年2月初，仅北平一地被捕的师生就有二百多人，北大教授尚仲衣、清华教授张申府夫妇也在这时被捕。各地的学生自治会和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组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指派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批判“左”倾错误，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俞启威等同志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及时地向我们进行了传达，组织我们讨论救亡工作中肃清“左”倾关门主义残余的问题。这对于端正我们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和进一步广泛开展救亡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京大学当局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教授，也横加迫害。1936年暑假，蒋梦麟校长无理解聘许德珩、马叙伦、尚仲衣三教授。进步学生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生会发出通知，要求学校收回解聘三教授的成命。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方针缺乏认识，特别是对释放蒋介石，以及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再转为联蒋抗日，思想不通。因此，我们邀请各校一些进步人士座谈，由党的领导人、北方局的老高（即彭真同志）出面讲解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提高了大家对党的政策的认识，把大家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
1937年春节后，我与王又明（后改名王思华）、程希孟等同志应阎锡山之约，联袂赴晋讲学。我们晤见了薄一波同志，一波同志要我们共同作好阎锡山的工作。我们向阎锡山宣传了团结抗战的政策，并要他相信并依靠“牺盟会”，以壮大抗日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国民党当局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把军队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刘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他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纠正了这种“左”的做法，派人劝大家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这对争取二十九军官兵参加抗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当时驻守在平、津一带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共辖五个师另三个旅，总兵力不下十万。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使二十九军放弃对日本侵略军的抵抗。但是，二十九军大多数官兵是有爱国心的，特别是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经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多方做工作，他们不愿目睹祖国河山惨遭蹂躏而不抵抗。二十九军司令部终于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中国军民抗日的枪声，在卢沟桥畔打响了。
国共再次合作，全国人民团结御侮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终于接受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
“八一三”正式对日宣战时，我们全家都在天津。那时平汉、津浦线的火车均已不通，我和许多民先队员和学生乘轮船经烟台到了济南。先后到达的有张友渔、齐燕铭、黄松龄、程希孟等人。韩复榘当时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军司令，是冯玉祥的部下。通过十三路军政训处长余心清同志的安排，我们同韩复榘见过一面，给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日两国的国情，抗战的办法和前途等等。当时象韩复榘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又佩服，又害怕。大敌当前，形势危急，他们想向共产党学两手，可又怕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不愿意直接同共产党联系，更不敢任用共产党员，而想通过一些与共产党有来往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共产党保持一些联系，得到一些帮助。韩复榘把我和张友渔等当成了这种人。我在十三路军政训处作了一次讲演，着重讲了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意义。当时齐燕铭、张友渔、许德瑗、于毅夫等都在余心清主持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当教员，教育长是黄松龄，齐燕铭做黄的助手。
在济南住了十几天之后，我到了南京，下榻中央饭店。刚从日本国回来的郭沫若和叶挺（希夷），也住在这里。叶挺正准备把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境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我和沫若、叶挺自1927年武汉分手，一别十年，南京重逢，欢快之情，自不用说。
1937年11月上旬，大场失守，上海危急，南京方面要我去济南一行。到了济南一看，已不复当初情景。韩复榘本来就对抗战前途没有信心，与入侵日军一接触，他的军队就节节败退，使津浦北段控于敌手。我去济南住了一晚，次日即返回南京。此时上海已失陷，南京方面大为震动，国民党政府正准备撤退。12月13日，南京不战而沦陷，数十万居民，遭到灭绝人性的野蛮屠杀。
我是在敌人占领前两三个小时离开南京到武汉的。当时，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是国民党的党政军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大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武汉当时成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了。邹韬奋和柳湜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八路军已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同志等在那里。
国民党的军队这时又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同志和黄琪翔先生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三厅管宣传，厅长为郭沫若。沫若同志开初是不愿就任此职的，并曾为此出走长沙。后来沫若提出了约法三章，陈诚件件依从，这才就任。洪琛在三厅的第六处担任第一科科长，管戏剧音乐。
我在武汉事情不多，仍是挂名第六部的设计委员。一天，我去八路军办事处看望相别十年的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谈起了我们的工作问题。他指出：敌人占领了九江、湖口，武汉已处于危急之中，大家都聚集在武汉，不是个办法，每个人应当尽量回归原籍，参加抗战，保卫家乡。我深以恩来同志的意见为然，遂决定回江西工作。不久，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即派他的民政厅长王平秋（又庸）为代表迎接我和王造时、罗隆基等回江西。1938年3月，我们到达南昌。熊式辉请我们在政治讲习院讲课。讲习院负责人有中共党员夏征农同志。我讲《中日关系及其现状》，讲了三个月，以后改写成书，在重庆出版。
1938年7月上旬，国民党政府决定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我被推选为参政员，由南昌去汉口参加。大会于7月8日在汉口大戏院举行。汪精卫是国民参政会的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王世杰为秘书长，彭学沛为副秘书长。国民党政府聘请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林祖涵（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王明）、秦邦宪、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除毛泽东同志未出席外，其余六人都出席了大会。汪精卫企图把国民参政会作为他媚外投敌的工具，在会上作了种种表演：暗中主使和公开支持李圣五提出所谓“加强德意外交”的提案，企图得到经过德意向敌谈和的“法律根据”；尽力反对共产党员参政员所提出的各种提案，挑拨和破坏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暗中主使他的亲信进行所谓“倒阁运动”，企图取得行政院长的位置，以便与敌和谈。他还唆使少数亲信提出所谓感谢“德高望重”的汪议长的议案来抬高自己。
与此同时，全国妇女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庐山召开会议。劳君展应邀参加了这一会议。她回来讲，会上，邓颖超同志对加强妇女界的团结，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按照规定，国民参政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到了这一年的10月又要召开第二次大会。我于10月11日离开南昌。走后不久，南昌被日寇占领，我的秘书范觉匋同志竟被炸殉难。及至抵达武汉，武汉正在作撤退的准备，并决定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改在重庆召开。我和陶行知、于毅夫等同志，同船去重庆。船过宜昌时，听到了武汉沦陷的消息，我如迟行一步就有作俘虏的危险。
广州失陷，武汉撤退之后，正面战场上出现了相持局面，敌人对国民党停止了战略性的进攻，而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进行残酷的“扫荡”，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这时，汪精卫和他的亲信，就在报刊上散布所谓“和平”的空气。宣扬什么，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战争，战争结束即是和平。中国与日本作战也必须有结束的时候，日本如果完全撤兵，允许中国保全主权领土完整，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和平”？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及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资格，在重庆或隐或现地大放“和平”烟幕，一大篇一大篇的演讲词和谈话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就是在这样乌烟瘴气的气氛中，于1938年10月28日开幕的。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拍来了“电报提案”（陈先生也是国民参政员，当时因事未到），内容极简，而意义极大。这个提案的内容只是寥寥十一个大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这个“电报提案”一到，不到几分钟，会场上联署者已超出二十名，我也签了名。依惯例，议长将提案付诸讨论时，须将提案的题目向全会朗读一遍，这次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大会主席汪精卫只得向全会朗读：“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讨论开始，有几个汪精卫的亲信就起来反对，也有个别人起来为汪辩护。但是，我们在陈嘉庚“电报提案”上联合署名的和明白实际情形的参政员，则奋然而起，对鼓吹“和平”的汉奸言论给予痛斥。结果通过的提案加上了“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的字样。当汪精卫朗读到“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时，面色苍白。陈嘉庚的“电报提案”不啻给了汪精卫一记响亮的耳光。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陶希圣、周佛海、褚民谊、曾仲鸣等飞往河内。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当了汉奸。对这些民族败类，凡有血性的中国人莫不义愤填膺，切齿痛责。1939年9月初，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会上，绝大多数参政员联署提出声讨汪精卫的提案。我的提案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追拿汪逆诸汉奸归案法办。得到许多参政员的赞同，并签名联署提出。最后，大会通过决议，通电全国声讨汪逆兆铭及附逆诸汉奸，并否认其一切伪组织与行动，以彰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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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铮铮报国志 巍巍中华魂
——访平西游击队老战士阎铁
本报记者 金凤
在中关村科学院宿舍一间陈设简单的会客室里，我见到了当年威镇故都的平西抗日游击队老战士阎铁同志。他虽年过六旬，两鬓已见斑白，但精神很好，记忆力十分惊人。他的生动的谈话，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在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和蹂躏我国神圣领土的艰难岁月里，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争的壮丽画卷。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抗战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军民英勇抗战。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壮烈殉国。孤立无援的二十九军被迫南撤。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这时，在北平西部有一支二十多人的游击队，主要成员是流散在关内的东北义勇军，领导人有赵同、高鹏、纪亭榭等人。当时只有十八岁的北平中学生阎铁，奉地下党东北特委负责人张希尧派遣，也参加了这支队伍。半个多月，队伍扩大到六十多人。二十九军撤退时丢失的枪支陆续由群众转送到他们手里。白天，他们隐蔽在茂密的青纱帐里。晚上，他们摸到西直门、阜成门、德胜门附近进行武装宣传。环境异常艰苦。阎铁说，当时游击队员都很年青，有不少人象他一样是青年学生，穿的依然是学生装，群众亲热地称他们是“学生军”。
游击队一成立，就积极展开对敌斗争。8月22日，他们突然袭击了德胜门外河北省第二监狱，释放了一千多名被囚禁的人，其中有几十名带着脚镣手铐的政治犯。除年老体弱的以外，大部分人报名参加游击队。队伍一下子扩大到七、八百人，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人都有，正式定名为“国民抗日军”，使用红蓝两色袖标。由于京郊农民纷纷参加，不久，部队又扩大到三千多人。
游击队第一次抗击日军，是在黑山扈天满沟，日军一个中队向游击队进攻。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在战斗中，曾参加过东北义勇军的游击队大队长杜雄飞英勇牺牲了。这时，突然飞来一架日军侦察机。驾驶员欺负游击队没有高射武器，飞得很低。阎铁他们在山顶上，连驾驶员的身影都看见了。曾在二十九军当过机枪手的小队长苏家顺愤怒地喊了一声“打”，端起轻机枪，朝飞机就是一梭子子弹。游击队几百支步枪一齐开火。眼看耀武扬威的日军飞机抖动了几下，摇摇晃晃，一头栽到清河附近的农田中。战士们兴奋地高喊：“打下来了，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
伏击侵略军，解放昌平县
到了那年秋天，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对北平四郊的游击队进行“扫荡”。北平地下党及时送来情报，指示游击队迅速向昌平、宛平的山区转移。游击队冲破敌人的包围圈，顺利转移到妙峰山、阳坊和温泉一带活动。
11月，八路军总司令部派参谋吴威来和平西游击队联系。11月底，游击队踏着皑皑的白雪，冒着刺骨的寒风，急行军赶到阜平，和聂荣臻将军的队伍会合。聂荣臻将军亲切接见了游击队的指挥员，对这支队伍十分关心。不久，平西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在平西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4月，五支队迅速向平西开进，行至涞源县境，正逢日军又一次“扫荡”。军区命令五支队相机打击敌人。部队在二道河子地方选好伏击阵地。早晨九点钟，日军运输队二十几辆马车和一百多人的护送队进入伏击圈。信号枪一响，五支队突然开火，日军运输队前后乱窜，护送队仍然顽强抵抗。手榴弹不断在敌人头上爆炸，政治部主任林一民带领战士们勇猛冲锋。排长景庆云，班长王海龙和四个敌人拚刺刀，刺死两名日军，王海龙光荣牺牲。不到三小时，全歼敌人，还活捉了两名日军，击落一架日军侦察机。这次战斗，共缴获三八式步枪百余支、歪把子机枪四挺、手枪十余支和满载大米、罐头等食品的军车十余辆。这样干净、彻底的歼灭战，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了。
1938年4月，五支队回到平西地区。司令部经过研究，决定奇袭昌平城和阳坊镇。
一个漆黑的夜晚，部队按预定的路线出发，午夜零点到达昌平城下。阎铁担任指导员的六连被指派为登城先锋连。阎铁和连长带领战士顺着一处坍塌的地方爬上城墙，直奔西门城楼。刚巧，前一天驻昌平的日军小队调走了，城门楼只有伪军把守。他们听到脚步声，惊恐地喊“口令”。阎铁和战士们掷过去的手榴弹一下子把他们打朦了。四面城墙上同时开火，又响起我军的政治喊话：“我们是八路军，来解放昌平城。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你们缴枪不杀”。伪军势孤力单，又无日军监督，一个个缴枪投降。部队占领了昌平县政府，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囚禁的人。除缴获步枪、轻机枪、手枪、战马外，还俘虏一百多人，我军无一伤亡。
奇袭发电厂，潜回北平城
“七七”抗战一周年快到了。五支队决定袭击供应北平电力的石景山发电厂，给敌人一个有力的打击。
1938年7月6日，五支队主力三个营于拂晓前赶到石景山发电厂附近。凌晨发起攻击，敌人猝不及防。三营大部分从西面突入发电厂，一部份干脆从大门攻进。枪一响，留厂职工都隐藏起来，伪警备队和警察纷纷缴械投降。突击队进入锅炉房。这些来自农村的战士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钢铁家伙，怎样对付它呢？轻武器不顶用，当时又无工兵爆破器材，只好用集束手榴弹爆破几次，终于使发电机停止转动。输电中心瘫痪，北平城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引起日军极大惊慌。
八路军夜袭石景山发电厂的捷报，在北平城不胫而走，给在日军铁蹄下苦苦挣扎的北平老百姓带来无限的喜悦和希望。
五支队在平西坚持游击战争，和北平地下党常有联系，得到北平各界人士包括国际友人的热烈支援。阎铁说，1938年8月，他曾奉命潜回北平。他打扮成商人模样。地下交通员带他到敌人据点的阳坊镇。镇上有个棉布店，是我们的地下联络站，隔壁就是伪宪兵营地。阳坊，每天有长途汽车到北平。地下交通员帮阎铁买好车票，他就登车进城了。车到红山口，那里有日军卡口，汽车照例要停下接受检查。可是，日本宪兵怎能想到汽车内这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青年商人，竟是不久前袭击石景山发电厂的八路军营教导员呢？汽车一进西直门，有群众的汪洋大海作掩护，阎铁更放心大胆了。西直门有他父亲的朋友刘壁臣开设的一家汽车行，专跑西郊长途。就这样，阎铁平平安安地隐藏在刘壁臣家里。
当天晚上，阎铁打电话给海淀小学，找一位叫段清侠的先生。他是地下党员，阎铁对好暗号，约段清侠第二天见面，谈了为八路军筹措款子的问题。紧接着，阎铁来到协和医院，找到医院的社会部主任美国人费司小姐。按照预先约好的暗号，阎铁说：“黄先生（指黄秋萍，他是民运科长，负责和平、津地下党联系）向您问候，他叫我来取药”。一提“黄先生”，费司小姐马上知道面前这位打扮成商人模样的青年是游击队派来的。她的中国话说得很好，非常客气而又热情地对阎铁说：“早准备好一箱药品，都是你们最需用的。你现在带走不大方便。你留下地址，回头我们派人给你送去。”阎铁留下壁臣汽车行地址。当天下午，费司小姐果然派人坐了她的小汽车，送来一大箱部队急需的药品。
阎铁平安地返回平西根据地。不久，他到延安学习去了。五支队改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三团，在保卫阜平战役、大龙华歼灭战、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和百团大战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谈到这里，已是下午五点钟了。阎铁同志站起身来，在室内踱了几步，怀着深沉的感情说：“抗日战争尽管异常艰苦，但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赢得胜利。这说明，中华民族永不屈服于外来的侵略。我们民族的灵魂坚强伟大，巍巍如兀立的高山，如奔腾的大海。不屈的中国将雄踞东方和世界之林，为人类的和平、幸福和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