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烽火断忆
黄苗子
明清人笔记中，都提到老年人的特点之一是“记远不记近”。昨天什么人说办一件事，总是想不起来；三四十年前遇到过什么事，一提起就如在目前，这并不是老年人的怪癖，而是生理关系。
对于“血肉横飞”这个词，在我来说，体会得最早、印象最深——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是1938年夏天在广州，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中午同夏公（夏衍同志，那时他是广州《救亡日报》负责人）、林林、叶灵凤、高汾、郁风等几个人在长寿路一家人家吃中饭（主人似乎是当时在广东任省政府“咨议”的祝秀侠），正举箸间，突然响起了“警报”，当时也来不及吃完饭，就匆匆跑到附近一处简易“防空洞”（其实是堆起几个沙包）躲起来，跟着就听到了飞机低空飞过的“呜呜”声和机枪扫射声，接着是“轰隆”、“轰隆”的炸弹在附近爆炸声，好容易到了下午，警报解除，我们经过珠江北岸的长堤各自分手，他们赶紧回《救亡日报》写报道发稿，我回省府上班。但那天的长堤，现在想起来还是心酸：横七搭八的肢体，炸得完全变形的蜡黄尸首，马路边上，电灯杆上，乱挂着人的四肢五脏，马路被炸塌了的房子堵塞了，珠江两岸都弹痕累累。原来敌人的目的是炸毁海珠桥，但没有命中，结果长堤上的老百姓和蛋户（船艇上的水上人家）惨被无辜屠杀。“血肉横飞”这四个字多么残酷，没有亲身经历是想象不出的！但是残杀无辜并没有吓倒中国老百姓，记得第二天，由抗敌协会组织的浩荡的人海和震天的吼声，依旧进行了长达数里的示威游行，记得那一天，我同漫画家廖冰兄路过太平路，被这火一样的热潮所激动，也顾不得上班工作，手搀着手加入了这个激昂的队伍。
1938年10月，敌人占领广州，我随着机关撤退到粤北连县。有一天也遭到敌机的轰炸，记得那天下午我同那时的教育厅长许崇清先生从躲警报的燕喜洞（一座离乡镇较远的天然岩洞）出来，在回到驻地途中，同样看到一个中弹的林子里无辜百姓血肉淋漓的惨状，许老擦着眼镜，老泪纵横地走过，自言自语地说：“国家，民族，炎黄子孙，能够永远让它这样受摧残！”
1940年初夏，那时我已在重庆，因为一个人没有地方住，就在中一路名摄影家罗寄梅家借了一间房子。那时几乎天天“跑警报”，但文艺活动还是没有停顿。有一次，名画家赵望云要在重庆办展览会，已商定了在中三路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望云住在壁山县，到重庆要坐四小时长途车，他和我商量好，先把一百多幅画运进城，寄放在我家里一天，星期一就搬到会场去布置。我答应了。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门锁好，一早同特伟（漫画家，解放后长期任上海美术制片厂厂长）、宣文杰出门到赖家桥去。当天下午回到中一路，远处看到烟焰，房子已经被燃烧弹化为灰烬，当然连同赵望云的一百多幅精心作品。那天晚上，特伟带着我到中苏文化协会在会议桌上睡了一夜。当时我给香港的文艺界朋友写信说：“……但一转念，此仇此恨，原属于整个民族仇恨之一（根）纤维，总有一天，整个的仇恨得到解决，则一辈子可以无憾。……上海我失去一批书，广州失去书画不少，这是第三次了。……早六点钟，从桌子上爬起来，和特伟分手了，拖着唯一的浅予送的皮夹克和一条面巾，袋里挂一个牙刷，经过满是颓垣断瓦的枣子岚垭，想到不知今晚住到哪里去时，才真有点‘难民’的感觉……”这封信曾被发表在香港郁风主编的刊物《耕耘》上，所以现在还留下痕迹。赵望云已经在七十年代中病逝，每想起他这一次烟消云散的“展览会”，我总感到有些歉然。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朋友们在市区郊外，也不时传来一些笑话，例如名舞蹈家戴爱莲同志，那时刚从英国回来参加救亡工作，她当时还只会说英语，普通话说得勉勉强强，那时她住在北温泉，曾经因为邻居的狗的干扰而去找主人控诉，她结结巴巴地用普通话对邻居说：“你家的狗想在我腿上吃饭。”邻居果然明白她的意思，向她道了歉。乱世男女，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记得抗战前一位上海的女演员，在战争初期误嫁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军阀，我那时把这件事同阳翰笙同志说起，并即席凑成打油诗三句：“长沙市上女裙钗，扶摇直上老鹰崖（“老鹰崖”是当时权贵要人的住处），侯门一入深如海”，翰老立即接上一句：“何不回过脸儿来。”但翰老的愿望落了空，她还来不及“回过脸儿”，就以悲剧告终，送了命了。这件事，我想翰老至今还会记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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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池塘生春草
——读冯亦代《龙套集》
刘心武
我爱读散文。散文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比较常见的似乎是两种。一种是精雕细刻而成的，构思巧妙，字斟句酌，讲究藻饰，溢彩流光，读之如观一件独特的玉器或牙雕，使人在“难为他怎么写出来的！”这样的惊叹中，获得一种美感。另一种却似乎漫不经心，犹如一场春雨后，针针绿草自然而然地钻出地皮，那绿草或许并不匀净，“草色遥看近却无”，但“细雨湿流光”，看在眼里，注到心头，让人的感情溶溶漾漾地化开去，得到一种常常是意外的满足。
最近读到冯亦代同志的《龙套集》，这个集子里所收的五十多篇文章，或忆亲友，或记往事，或评影剧，或谈翻译，角度不同，内容各异，给我的总体印象，却是一致的。我以为他的散文，便属于上述的第二种，读毕掩卷，我心头竟不期然地浮出了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名句。你要问我为什么？我答不出，但倘若你也读读《龙套集》，或许便能共鸣于我的感受。
除了诗歌，文字构成的东西里，散文是最擅抒情的，散文固然也可以象诗歌那样直接了当地纯粹抒情，但散文之所以是散文，而不能由诗歌来取代，恐怕是在于它常常寓情于叙述性的文句之中；叙述中浸透情感了，那么逸出叙述本身的纯粹抒情竟可以一句不要，《龙套集》里的文章便大率如是。一塘清水，不刻意栽藕养荷，不求助于鹤舞鱼嬉，只任春草这里那里钻出来，朴朴素素、自自然然地把草尖指向湛蓝湛蓝的晴空。这大概便是风格吧。
集子里有一篇《纪念册带来的思念》，是回忆解放初周总理在作者纪念册上题字一事的，当年周总理不但在那纪念册上写下了“为建立人民文艺而努力！”的号召，而且，还意味深长地将作者的名字改写成了“一代”。双方并对此进行了一番有意义的谈话，而十多年以后，此事也还有令人感动的余波。这样的材料到了有的作者手里，怕可以织成一匹堆花铺绣的七彩锦缎，但冯亦代同志的文章却仅用了两千字，其特点还不仅是简约与含蓄，它仿佛是一块素淡的蜡染布，印下什么和省略什么，在无意之中却有无穷的意味。他用了不少的字数去描述那纪念册本身，“比三十二开本略小，封面是红色粒纹漆布的，上面用金色烫印着红旗和毛主席与鲁迅的侧面像……里面装的是白色轻磅道林纸，……如今已显得衰颓而非复有当年的光彩了。封面红色褪成暗红，烫金已剥落或呈黑色，书心的道林纸则已带上灰黄……”。这样一个当年寻常如今旧损的纪念册，为什么在冯亦代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和心中，成为了无价的瑰宝呢？答案不仅在这一篇文章当中，我注意到，作者在好几篇文章里非常自然地写到他生命途中的一个难忘的时刻：在上海的一幢楼房里，当天空泛鱼肚色的时候，透过楼窗看到了第一支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打头的是一面鲜艳的红旗，于是作者情不自禁地淌下了热泪。愿不仅是一般的读者，尤其是那些举足轻重的读者，能从这些质朴的的文字里，去认识、理解和尊重成千上万“历史复杂”或“思想复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冯亦代同志在《后记》中说，自他十八岁离开故乡杭州，“从此就浪迹江湖……我所处的正是中国的伟大历史时期，七十年内经历了军阀混战，大革命，国民党反动统治，日帝入侵，八年抗战，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运动，一直到拨乱反正，振兴中华，几乎没有一次历史的递遭没有我的身影，但我没能在中国人民革命的行列里做个勇士，却只会站在一旁当一个摇旗呐喊的跑龙套，这是应该惭愧的。”其实世界这个大舞台上，是生、旦、净、末、丑、副、外、杂、武、流这“十头网子”谁也不可或缺的。所谓“流行”即龙套，真要当得地道也大不易，就以京剧中龙套的“跑”来说，要跑得快而不乱、率而不飘，将“站门”、“圆场”、“一条边”、“扯四门”、“二龙出水”、“鹞儿头会阵”等几十种走法恰当自然地组合起来，起到陪衬主角、烘托气氛的作用，没有功力和经验都是难以胜任的。冯亦代同志把自己在中国进步文化界中的地位喻为龙套，未免过谦，但他确实是一幕幕中国现、当代文化史剧的直接参演者，因此读他的《龙套集》，在鳞爪的显现中，我们不难想见和体味到全龙的雄姿和风采。
愿池塘长青，春草长绿，“一生爱好是天然”的风格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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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郁达夫与鲁迅的《故乡》
陈子善
小说《故乡》是鲁迅最受日本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多次被选入日本的中学课本。但是，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知道，最早把小说《故乡》介绍给日本读者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的好友郁达夫。
1927年8月15日，与郭沫若和成仿吾产生思想分歧的郁达夫退出了创造社，但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不仅立即创办《民众》旬刊，发表了《＜民众＞发刊词》、《谁是我们的同伴者》等一系列光芒四射的战斗檄文，而且继续为中日文化交流而努力工作。当时，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准备为自己主编的《大调和》杂志编辑一期“亚细亚文化研究号”（以下简称研究号），集中刊登研究中国和印度的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方面的文章，同时邀请郁达夫帮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郁达夫欣然从命，他在8月29日高兴地对来访者说：已经“为日本新出版的《大调和》杂志编了一期支那号”（见张若谷：《创造社访问记》）。
可惜郁达夫把编定的稿子寄到日本时，研究号已经截稿，再加来不及翻译，无法全部刊出。值得庆幸的是，武者小路实笃从中选出四篇在10月1日出版的研究号上发表，其中一篇就是鲁迅的《故乡》（另三篇是胡适的《菩提达摩》、郭沫若的《革命文学》和余上沅的《中国演剧的现在及将来》）。在《故乡》译文文末还有一则“作者简介”：
鲁迅，本名周树人，浙江人。北京大学、广东中山大学教授。除《中国小说史略》外，还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等。是民国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家。年四十七。
这则简介虽只寥寥数十字，却言简意赅，对鲁迅作了高度评价。它很可能出自郁达夫的手笔，至少也是根据编选者郁达夫的介绍而写的吧。
也许因为《故乡》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作品中又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和追求变革的激情，郁达夫很喜爱这篇小说，他早就对郭沫若说过：“《故乡》很不坏”（见郭沫若：《眼中钉》），还有过专文评论《呐喊》（《故乡》即为其中之一篇）的打算。可见他为《大调和》研究号编选中国作品时，特意挑选这篇《故乡》，并不是偶然的。由于郁达夫的推荐，鲁迅的《故乡》得以首次与日本读者见面，而《故乡》的翻译又成为日本国内翻译鲁迅作品的滥觞，郁达夫之功实不可没。
后来，郁达夫把这期《大调和》研究号赠给鲁迅留作纪念，鲁迅还在1928年5月27日日记中专门记了一笔：“达夫来并赐《大调和》一本，去年十月号。”可是我们一直不清楚郁达夫与这期《大调和》的关系。直到最近，承日本研究郁达夫的著名学者铃木正夫先生的热心帮助，笔者才解开了这个谜。今年8月29日，是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失踪”，惨遭日本法西斯杀害四十周年，笔者把新发现的郁达夫与鲁迅及武者小路实笃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这段佳话发表出来，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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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张大眼睛看
人的眼睛是用于观察事物的。但是由于视角的不同或视力上的差异，所反映的事物就呈现出不同的情况。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是观察的角度不同所致。
比起观察自然的事物来，观察社会生活就复杂得多了。比如，对改革、开放怎么看？特别是出现问题后又怎么看？
这使人想起捷克著名记者伏契克写过的一篇通讯：《大张着眼睛》。它是作者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到苏联去实地考察的记录。伏契克列出了一系列“向前进展中的困难”，但忠实地报告读者：
“钉子不够。但是……工厂正在兴建”；
“火柴不够。但是……高炉燃起了火”。
我们今天的情况自然是大不同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但是伏契克这种对待困难（包括对待成绩）的实事求是态度，“大张着眼睛”看到事情的全体及其发展趋势，对于我们观察今天的新生活，坚持把改革进行下去，仍不失其启迪意义。 聂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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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官气和勇气
在一次建筑工程会议上，一位工程师对某位领导的外行话发表了不同意见，没想到，这位领导劈头就是一句：“你代表谁？”这位工程师竟哑口无言。
“权力即真理”，那是“四人帮”横行的产物。如今，兴的是实事求是，讲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党中央领导同志还请专家教授讲课呢，可这位领导还那样官气十足！
再则，那位工程师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敬：代表科学、代表真理。可他还缺乏勇气。
为了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愿我们的领导尽量地少点官气；愿我们的知识分子尽量地多些勇气。 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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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烟雨漓江〔版画〕
莫测